“原文”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瑀曰[1]：“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2]，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3]！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4]，虽有愆违[5]，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6]，不尽己意。”
“注释”
[1]上：即唐太宗。[2]日昃（zè）：日头偏西。[3]中理：符合道理。[4]取决受成：接受既定的旨意。[5]愆（qiān）违：错谬。[6]阿从：阿谀顺从。
“译文”
乙丑（初二），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或许要到日头偏西的时候，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每天的事千头万绪，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件事均处理得合适！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接受既定的旨意，即使主上出现错谬，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点评”
隋文帝励精图治，不可谓不勤政；可是，他刚愎自用，巨细不分，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李世民从隋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历史上虽然多有荒淫误国的例子，但也有勤奋图治而难免亡国的例子。明末的崇祯，不可谓不勤政，但十七年的挣扎，终于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像一幕悲喜交加的戏剧，终于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