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运送漕粮的船只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内河即运河运送漕粮的船只，即河船，又称为浅船；一种是通过海路运输漕粮的船只，即海船，明朝海船主要是官府制造的遮洋船，清朝海船主要是雇募来的商船，这些商船根据其形状有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像船。
明朝前期，河船、海船都没有固定的式样，也没有固定的数量，“每年会议粮运合用船只，临时派造，以为增减”。天顺以后，海船与河船有了定数，据《漕船志·卷之三·船纪》记载，嘉靖年间漕船总“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这些船只分隶属于漕运十三总，“合用官军十二万一千五百余员，名‘领驾’”。一般来说，各总所领驾船只数量比较固定，但有时也会有变化，如江南总的广洋卫原一百一十四只，后增至一百五十八只；江阴卫原八十一只，后增至一百一十九只；水军左卫原一百五十四只，后增至二百四十只。这些船只都由官府出资分别由清江提举司和卫河提举司制造（起初山东总浅船和遮洋总海船由卫河提举司制造，嘉靖年间与其他漕运总所领驾船只一样都并入清江提举司制造）。关于船只的式样，《漕船志》记载浅船每只“底长五丈二尺；头长九尺五寸；稍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头阔六尺；底稍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稍伏狮阔七尺。梁头十四座；底栈每一尺四钉；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两厂敢共阔七尺六寸；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遮洋海船每只“底长六丈；头长一丈一尺；稍长一丈一尺；底阔一丈一尺；底头阔七尺八寸；底稍阔六尺；梁头十六座；头伏狮阔一丈；稍伏狮阔七尺五寸；使风梁阔一丈五尺、深四尺八寸；龙口梁阔一丈二尺、深四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五寸、深六尺；两厂敢每边阔四尺五寸；底栈每一尺四钉”。另外，浅船和遮洋船一样，每只船上都配有众多什物，如“大桅一根，头桅一根，大篷一扇，头篷一扇”以及其他什物。
清朝初期实行海禁，所以专门致力于河运，用于内河运输的船只仍然是类似于明朝的浅船。但是由于运道阻塞，道光年间，清政府在实行河运的同时也进行海运，这一时期用于海运的船只即海船都是雇募来的商船，这些商船根据其形状有平底沙船或浙江蛋船、三不像船。
明清时期，由于以河运为主，所以河船即浅船是官府用于运输漕粮的主要船只，因此本章所述漕船是指用于河运的浅船。
一、趱运漕船的官员
为了保证漕船能按时抵达京通仓，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船在途中逗留滋生弊端，明清两朝设置了催赶漕船前进的官员。根据派遣部门的不同，可以将催漕官员分为中央趱运官员和地方趱运官员，中央趱运官是由中央派出催趱漕船的官员，地方趱运官是由沿运河地区府州县派出催趱漕船的官员，而天津地区催趱漕船官员的设置也分为这两种情况。
（一）中央官
明朝趱运漕船中央官员的设置沿革，万历《大明会典》中有详细地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令沿河坝闸每三处差御史一员趱运；十七年，令侍郎、都御史并武职大臣各一员催督粮运，各部郎中、员外分头整理。宣德二年（1427年），差侍郎五员，都御史一员催督浙直等府军民粮运；四年，题准差侍郎、都御史、少卿、郎中等官趱运。成化八年（1472年），议准差在京各衙门堂上官一员催趱粮储。弘治二年（1489年），议准每岁于户部郎中、员外郎、主事内推选一员领勑催趱运船；十五年，题准天津等处管粮部官，但遇粮船到彼，即各照地方接连严限催趱。正德六年（1511年），题准照例于左右侍郎内差一员趱运。隆庆五年（1571年），题准差御史趱运；六年，又题准给趱运郎中关防。万历六年（1578年），停止差遣郎中趱运。
从上面之史料记载可以得知明朝催趱漕船之官员的设置情况：明朝前期，中央趱运漕船的官员或派御史，或侍郎，或郎中等，没有定制。弘治二年（1489年），议准每年差遣户部官员趱运漕船，其中差遣户部郎中较多。隆庆五年（1571年），又题准差御史趱运漕船。此后户部郎中与御史共同趱运漕船。万历六年（1578年），停止差遣户部郎中趱运，趱运职责由御史独任。万历《大明会典》中的另外一条记载也印证了万历年间由御史独任趱运官这一事实，“旧用户部郎中一员，三月奏差，今改差御史”。
清朝，承袭明朝旧制，派御史巡视漕河，并催趱漕船。清初设南北巡漕御史各一员。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南北巡漕御史各设满汉二员。乾隆二年（1737年），题准设巡漕御史四员，“一员驻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起至山东交界止；一员驻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至德州止；一员驻天津，巡察天津至山东交界止；一员驻通州，巡察通州至天津止。南漕御史催过台庄回京，东漕御史催过德州之柘园回京，天津御史通漕尾帮全过天津关回京，通州御史各省漕粮兑竣回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派巡漕御史一员驻扎杨村，而天津巡漕御史停止派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将杨村巡漕御史停止派遣，“津关以南至德州统归东漕御史办理，俟船粮转津后统归通州巡漕御史轮流办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奏准“于通州巡漕御史二员内酌派一员仍驻天津，巡察至直隶、山东交界之柘园地方止”。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天津地区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从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始，就由御史承担，到了清朝，御史催趱漕船的分工更加明确，经过发展变化，最终形成在天津南运河上，漕船由天津巡漕御史催趱，在天津北运河上，由通州巡漕御史催趱的局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同漕船北上之官员，如漕运总督、参将、参政、领运把总与千总、押运同知与通判等官员，在漕船由南至北，而后由北返南的过程中，对整个漕运全面负责，理所当然，督催漕船加紧前进也在其职责范围之内。
（二）地方官
明清天津地区趱运漕船的官员除了中央委派的御史外，当漕船经过时，天津地方官对其也有催趱之责。
正德十五年（1520年），题准“天津兵备副使带管白河漕运”。崇祯十三年（1640年），漕船迟至，直至入秋以后，天津以南还未见有一只漕船到来，于是崇祯帝下令将总河、漕储及管河分司、州、县正印把总等官俱先降一级，并责令其“仍各戴罪尽赴河干催儹，依限早抵京通，不得延玩致干重谴”。这条史料从侧面反映了明朝除了总河、漕储官员外，管理天津地区漕河的分司、州、县正印、把总等文武官员都有催趱漕船之责。由于史料限制，关于明朝漕船在天津地区境内的催趱找不到更多的记载，但从以上仅有的两条史料可以得知其大概情况，即在明朝，漕船行至天津地区，天津兵备、天津地区管理河道之官员都对其有催趱之责。
清朝，催趱天津地区漕船的地方官主要是天津总兵官，其督率兵丁对漕船进行催趱，这一点可以从清实录中找到大量史料来印证。
雍正元年（1723年），为使漕船能及早抵达通州，于是“知会天津总兵官，用心催赶（漕船）”。
雍正四年（1726年），由于漕船在运河上往来行走，而兵丁在河岸上催赶，难免呼应不灵，于是户部议准“于蔡村上下，建造船只，令兵丁坐船催押，来则催重，回则催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令漕船经过天津时，“一切照料催趱，俱系该（天津）总兵之责”。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高宗皇帝在其谕旨中言及“回空漕船，催趱出（天津）境，固系该（天津）镇（总兵）专责”。
道光五年（1825年），令在北仓截卸之帮船，卸完一帮，即押开一帮，“并责成天津镇总兵克什德，添派卸署河间协副将袁宽，往来南运河一带，督同沿河印委文武，节节迎提催趱，务期全数赶出直境”。
从以上清实录中的数条记载可以得知：清朝，在天津地区负责催趱重运漕船北上以及回空漕船南下的地方官员主要是天津总兵官，其督率沿河兵丁对漕船进行督催。另外，附近地区的其他武职官员有时也协助催趱漕船。
二、趱运漕船的弊端
明清时期，趱运漕船的官员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弊端。
第一，一味地追求漕船前进速度，而置其安危于不顾。明万历四年（1576年），户部尚书殷正茂等言漕运事宜，其一条为“慎委催以节军力”，言在漕运途中，负责催攒漕船的官员为了催促漕船前进，“不问汹涌波涛，风雨黑夜，一概催赶，或致失所”，危害甚大。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户部议覆御史欧阳正焕条奏漕运事宜，其一条言及催漕弁丁在对漕船催趱时，“有时任其淹留，亦有时不容暂泊，迨浪急船伤”。这种一味追求前进速度的催趱方法，往往会使漕船和漕粮遭到巨大损失。因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通饬各催漕员弁，令其在催趱漕船时，“务宜留心察看，设见风色不利，不妨暂令停泊，以昭慎重”。
第二，催漕弁丁借催粮之名对漕运旗丁百般需索。这一弊端在清朝尤甚。清实录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下面列举数例加以说明。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壬寅条记载，“沿河大小官员催趱挽运，其家丁书役人等，向帮船索取使费，以致各帮皆有走差之人，沿途包揽，科敛分肥，大为旗丁之累”。是年九月丁未条记载提督多隆武的参奏，言“山东寿张营游击周开第，收受南粮各帮船馈送米酒等物”，此事虽然发生在山东境内，但正如谕旨所言“沿河员弁，随在皆是，今周开第一人如此，则其他可知”。另外，多隆武在其奏疏中还言及催漕官弁对漕船进行需索的种种危害，“是该旗丁等帮船开运之时，即须先将应送米酒等物豫为备办，无怪受兑则浮收漕粮，抵坝则短缺米石，且各帮因装载土宜过多，行走亦皆濡滞，粮船弊窦，恐不免由此丛生”。
道光十八年（1838年），御史蔡琼奏称，运河沿岸催漕人员自备弁以至总兵、副将，“靡不需索帮丁”，而总兵、副将尤甚。当重运漕船从其所辖地区经过时，他们以催趱船只、查验水手为名，向“每帮索制钱三四十千至五六十千不等，得钱者免其查验，否则故为刁难”，以致军船脱帮迟滞，帮丁资用匮乏，难免偷漏米石，亏短漕额。
道光十九年（1839年），鸿胪寺卿金应麟上奏疏言，各省粮道有向沿途催漕文武官员送礼之陋规，“以官之大小，为礼之轻重，一有所缺，即多方掣肘”。
第三，沿途州县填注印花不实。为了催促漕船按时北上，清朝实行粘贴印花制度，即漕船每到一地，地方官要将漕船入境日期和出境日期填写在印花上，但由于各州县署距离河干自三四里至二三十里不等，重运船又难以随时随处停泊，如果等漕船入境后再赴署衙黏贴印花，必耽误漕船前进，所以运弁往往先期赴署衙黏帖印花，“该州县查照上站出境印花日时，即为下站入境日时，一面计本境应行之限，豫（预）填出境日时”。可见，各地方官并不是根据漕船实际入境和出境的时间填注印花，而是预先估摸填写，这样就造成漕船实际行程与印花上所填写日期不符，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天津巡漕御史张光宪奏称江淮头帮船只四月十六日已经到达天津，而静海县官员却在印花上填写该帮船只于四月十八日才从其境内行出。这种估摸填写漕船行程的做法就使印花制度失去了“原以稽查违限”的作用。
第四，沿途官弁催漕不力，以致漕船迟滞。道光十九年（1839年），宣宗皇帝在谕旨中言及重运漕船总是不能如期抵坝，以致归次受兑，节节耽延的原因是“总缘各该督抚不肯破除情面，一味见好属员，每年重运过竣，必为催漕员弁乞恩，而于催趱不力各员，并不严行参办，以致各该员等毫无畏惮，任意迟延”。即督抚官员为了讨好属员，不论其催漕是否卖力，都一味的为其乞求皇帝的恩赏，这样就导致催漕员弁对催漕一事产生懈怠心理，并不实力催漕。这应该也是每年漕船不能按时抵达京通仓的原因之一。
由于史料限制，以上关于明清时期之催漕弊端，有的是就整个漕运过程中漕船催趱情况而言的，但天津地区的漕船催趱是整个漕运过程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弊端在天津地区也难免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