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梁漱溟问答录》这篇长文，自1986年《人物》杂志第一期开始连载以来，受到读者欢迎。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
汪东林是位中年同志，现在是《人民政协报》记者，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并一直在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小组秘书多年。二十多年来，我自己在学习中不免发表了不少言论，也断断续续地多次讲过自己历史上经历过的若干人和事。不过我自己只是讲，并没有记录，时过境迁，也就记不得那么多、那么细了。但汪东林同志是小组记录，他当时作了笔记，而且有心保存下来。从1980年开始，他就着手撰写并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团结报》、《东西南北》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有关我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梁漱溟先生》为海内外好多家报刊转载，文中许多内容都是汪东林同志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我于1974年间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若干次发言，以及当时受到批判斗争的情况均在内。
正因为汪东林同志并不是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新闻记者，而是多年相识的晚辈朋友，他对我的情况较为熟悉，并且掌握了若干资料。所以，在他于两年前着手撰写《梁漱溟问答录》这篇长文时，一方面找我采访，补充内容，一方面搜集、整理已有的资料（包括由我提供的旧作《我的自学小史》、《我的努力和反省》等），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他大致写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开始在《人物》杂志上连载发表了。
但是，由于我出生于1893年，从晚清就先后上过几个学校，辛亥年前即加入了京津同盟会，算起来已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探索并奔波了八十个年头了。如此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人和事，要细细叙述并撰写出来，数量将相当可观。《梁漱溟问答录》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着重于政治社会活动，对我的哲学思想、学术研究等方面，则记述得较少。另外，由于时间漫长，我的记忆自然有不确切之处，而汪东林同志的年龄又只有我的一半，解放前的事他并无亲身经历，因此文中就难免会出现某些时间或空间上的差错。这方面，自然希望各个时期的知情者和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和补充。
1987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