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就跟外祖母一起睡。睡觉之前，外祖母喜欢向上帝祈祷。她什么事都对上帝说，让上帝保佑家里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格里高里。对于外祖母，有一点令我很奇怪。她什么都不怕，不怕鬼，也不怕外祖父或者什么邪恶的人，可就是特别怕黑蟑螂。蟑螂离她很远，她就能听见它爬的声音。
她常常半夜把我叫醒，说：“亲爱的阿廖沙，有一只蟑螂在爬，快去把它碾死吧！”
我迷迷糊糊地点上蜡烛，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找蟑螂。她的听觉太神奇了，我在离床很远的地方找到了那只蟑螂。我想，如果我找不到那只小虫子，她肯定再也睡不着了。
“你为什么那么怕蟑螂？”我问她。她就会讲出一套理论来：“上帝给每一种小虫子以特定的任务：土鳖出现，说明屋子里潮湿了；跳蚤咬谁，谁就会生病……只有这些黑乎乎的小东西，爬来爬去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日子就这么继续向前过着。一天晚上，外祖母正跪在那里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外祖父闯了进来，吼道：“老婆子，染坊着火了！”
外祖母“腾”地一下跳了起来，飞奔而去。
“叶芙格妮娅，把圣像取下来！娜塔莉娅，快给孩子们穿上衣服！”
外祖母大声地指挥着。我跑到厨房里，抓了一件笨重的短皮大衣，把脚伸进了不知道是谁的靴子里，赶忙走了出去。门外的景象实在太让人震惊了：火蛇乱窜，啪啪的爆裂声和外祖父、舅舅、格里高里的叫喊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头顶一条空口袋，身披马被，飞速冲进了火海。她大叫着：“混蛋们，硫酸盐要爆炸了！”过了一会儿，她从火海中钻了出来，两手端着一大桶硫酸盐，浑身上下都在冒烟。
格里高里用铁锹铲起大块大块的雪往染坊里扔着。舅舅们拿着斧头在他身边乱蹦乱跳。外祖父在忙着往外祖母身上撒雪。
外祖母把那个桶塞到雪堆里之后，打开了大门，向跑进来的人们鞠着躬：“各位街坊邻居，快救救这大火吧！我们家被火烧光，你们也会遭殃的！各位行行好吧，上帝保佑！来吧，把仓库的顶子扒掉，把干草都扔出去！”她东奔西跑，指挥着所有的人。
大家用铁锹铲了雪往染房里扔，几口大染锅疯狂地沸腾着，院子里充斥着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熏得人直流眼泪。我跑到厨房，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火渐渐被压下去，熄灭了。
外祖母走进了厨房，坐在我身旁，身子不停地晃悠。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过了一会儿，外祖父也走了进来，他划了根火柴，亮起一点青光，照亮了他那满是烟灰的黄鼠狼似的脸。他点上蜡烛，挨着外祖母坐了下来。“上帝大发慈悲，赐给了你智慧，否则……”外祖父叹了一口气说。
他抚摸着外祖母的肩膀，笑了一声：“上帝保佑！”然后脸陡然一变：“哼，都是格里高里这个王八蛋，粗心大意的，他算是干够了，活到头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米哈伊尔舅舅因为外祖父不肯分家，就放火烧了染坊。
失火以后，半盲的格里高里完全变成了瞎子。他跟了外祖父近40年，可是现在外祖父只给了他很少的一些钱，就硬要他离开这里。自从茨冈死后，我从没有那样的辛酸过。望着格里高里的背影，我心想，不知道他出去以后将怎样生活？为什么好人的结局都那样悲惨？
冬去春来，舅舅们分家了：雅科夫舅舅分在了城里，米哈伊尔舅舅分到了河对岸。外祖父在田野街买了一所很漂亮的大宅子。每天一大早，他就到两个儿子的染坊去转转，打个帮手。晚上回来，他总是一脸倦容，看起来闷闷不乐。外祖母在家做饭、缝衣服、在菜园里种地，她像一个大陀螺似的，被一条看不见的鞭子抽得整天高速运转个不停。
一个寂静的夜晚，我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屋子里喝茶。外祖父身体不好，斜坐在床上，没穿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手巾，不时地擦着头上的汗。他声音沙哑，呼吸急促，面孔涨成了紫红色。当他伸手去拿茶杯的时候，手一个劲儿地哆嗦。这时候他人也变得温顺多了。
“怎么不给我加糖啊？”他这口气简直像个撒娇的孩子。外祖母温和而又坚决地告诉他：“这是蜜茶，你喝了会有好处！”
外祖父喘着气，一边“哧溜哧溜”地喝着热茶一边说：“好好看着我啊，可别让我死了！”
“行啦，我小心着呢！”
“唉，千万不能现在就死，我感觉就好像还从来没有活过呢！”
“好啦，好好躺着吧，别胡思乱想了。”
外祖父闭上眼睛，舔着发暗的嘴唇，沉默了。
一天，外祖父突然兴致勃勃地要教我认字。他倚在枕头上，一只胳膊勾着我的脖子，把书放在我的面前，另一只手点着书上的字母。
我认字认得很快，外祖父对我也越来越关心，很少打我了。不久，我就能读圣诗了。每天晚上喝过晚茶以后，外祖父就会让我读圣诗。我用小木棒指着圣诗一边移动，一面念，感觉很是乏味，就问外祖父：“圣人就是雅科夫舅舅吧？”
“我给你一耳光，让你明白谁是圣人！”外祖父气呼呼地说。我已经习惯他这副吹胡子瞪眼的样子了，觉得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我的感觉确实没有错，过了一小会儿，他就把我给忘了，嘟嘟嚷嚷地说：“唱歌的时候他简直是大卫王[6]，可干起事儿来却像恶毒的押沙龙[7]！唉，这些人啊，能有什么前途呢？”
我停止了读诗，静静地注视着外祖父那阴郁的面孔，听他自言自语。他的两眼眯成一条缝，闪烁着哀伤的、温和的光。
“外祖父，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央求道。
“赶快念书，别想着偷懒！”他揉了揉眼睛，好像刚刚醒过来。我反复央求他，他终于做出了让步，对我讲起了陈年旧事：
“1812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刚12岁。巴拉赫纳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他们都很矮小，穿得破破烂烂的，连要饭的也不如，全都冻坏了。老百姓围上去，要打死他们，押送的士兵不让，把老百姓赶回了家。后来，从尼日尼来了一大群老爷，他们都是坐着三套马车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打骂法国人，态度很不好，有些人则和蔼地用法国话和他们交谈，送给他们衣服，还给他们钱……”
沉默了一会儿，外祖父用手摸了一下头，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
“冬天里肆虐的暴风雪横扫着城市，酷冷严寒，简直要冻死人！很多法国人就这么冻死了，他们不习惯这样冷的天气。我们菜园里有间浴室，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叫米朗。军官奇瘦无比，穿着一件只到他膝盖的女外套。他为人很和气，可嗜酒如命。我母亲偷着酿造啤酒卖，他总是买了去大喝一通，喝完了就唱歌……勤务兵米朗特别喜欢马，他经常去各户的院子里，打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开始大家还怕他打坏主意，可后来老百姓们都主动去找他洗马。他是个红头发、大鼻子的家伙，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给马治病也是一绝。后来，他在尼日尼做了个马医，不久他疯了，被人活活打死。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尼古拉纪念日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着，把头伸到了外面，就这样死了……唉，宝贝儿，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你没有赶上，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外祖父的声音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射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他讲自己的故事时就是这样。我问他：“那么，是法国人好还是俄国人好呢？”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有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
“法国人为什么进攻我们？”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怎么会知道。”
“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的人过上一样的日子，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和外祖父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们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她坐在角落里，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可是她偶尔也会突然轻轻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在霍乱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洛涅茨人那一年吧？”
外祖母又问：“老爷子，你还记得生瓦留莎的那年春天吧？”
“噢，那是1848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那年把教父吉洪拉了壮丁去打仗……他以后就再无消息……”外祖母叹了一声。
“唉，瓦留莎……”外祖父也跟着叹息了一声。
“行啦，老爷子！”外祖母劝慰道。
外祖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行什么行啦？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咱们想把他们放在篮框里，可上帝偏偏给了我们一个坏筛子……”他嚎叫了起来，跑到圣像跟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上帝啊，我的罪孽就如此深重吗？为什么？”
外祖母画着十字，低声安慰着他：“你别这样了！老爷子，谁家都是这样，吵啊闹啊，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不只是你一个人啊……”
这些话似乎稳定了外祖父的情绪，他往床上一躺，好像睡着了。外祖母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谁知外祖父猛地一翻身，抡起拳头“啪”地一声打在了她的脸上。
外祖母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她用手按住了嘴唇上流血的伤口，低声说：“你这个傻瓜！”然后，她不慌不忙地向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去，她随手一带门，门扇差点砸在他的脸上。“臭老婆子！”外祖父用手扶住门框，用力地挠着。
我简直有点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切，外祖父竟然当着我的面打外祖母，我感到奇耻大辱，赶紧去看外祖母。外祖母正在顶楼上漱着口。
“疼吗？”我难过地问。
她把水吐到了脏水桶里，安静地说：“没事儿，只是嘴唇破了！”
“他为什么这样？”
外祖母看了看窗外，说：“他总是感到事事不如意，老发脾气……你不要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错儿……我去看看他！”
她亲了亲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