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给你们念一下一个荷兰汉学对中国文学了解的译文，他的名字叫伊维德，他原来在荷兰的莱顿大学（Univertiteit Leiden），现在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教书，是中国杂剧和传奇的专家，很可惜他只能叙述但并不能思考什么问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入门》）Wilt L. Idema and Le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一书，好像已经印了三版了。这本书的学术性不强，因为伊维德只是予以描述，相当于一本手册：某位作家在哪里出生，写了什么书就完了。玛利亚·洛勒尔用她的一个观点想说明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跟真理是不可分离的，这好像跟欧洲文学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她是这样认为的：“If literature is to reliably express the Way that is present in all that exists， the events it describes must truly have happened. Truth is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The best of all texts are the classics.”（“如果文学表达‘道’的话，一种无论是什么东西存在‘道’的话，那么文学描写的所有东西肯定会跟它描写的事件一样发生。真理也可以算是文学的本质。所有文本中最好的就是经典。”）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能够把“道”翻译成道理、真实、真理吗？我怀疑。因为伊维德这样做，洛勒尔也效仿，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再谈一下。此外，为了说明中国文学和真实是分不开的，洛勒尔也提到《论语》一句有名的话：“The Master said， The object of the superior man is truth. Food is not his object...”，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她也把“道”翻译成truth，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一百多年，可能已经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后，还有汉学家或译者把“道”等于真理或真实吗？通过翻译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原文里一些本质的问题，比方说，洛勒尔介绍陆机（261—303）的《文赋》时，她认为“诗缘情”一句，可以翻译成：“诗来源于情趣或者感情。”但是“情”不一定是感情，如果我记得对的话，至唐朝以前，“情”是情况的意思，表示“外在的世界”。所以，如果这里的“情”不是“感情”的意思，那我们也可以把“诗缘情”翻译成：一种形式的来源跟外在世界的关系。
洛勒尔想说明中国文学主张真理，而欧洲文学主张模仿，我们欧洲人写作的时候模仿外在的世界，但是中国文学的来源不一样，中国诗人比方说他们没有模仿外在的世界，他们反映外在的世界。如果我们从陆机来看的话，那么诗人因为看外在的世界发现四季一直在变化，所以他的心理反映到外在世界。比方说，秋天的时候他会感觉悲哀，所以唐朝前后秋天和悲哀是分不开的，会有专门一个词“悲秋”来说明这一感受。这是我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唐朝来看，最重要的是意象，意象就不是一个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东西。
此外，洛勒尔的文章说明中国从南北朝已经开始把情与景联系起来。有的时候是这样，肯定有这种情形，但是并不多见。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南北朝只有一个诗人会这样做，那就是谢朓（464—499）。但是谢朓这样做——亦即将情和景结合起来——完全是意外，只是到了唐朝以后，诗人才会有意识地去这样做。洛勒尔的理论是，因为外部世界异常丰富，所以诗人谈论外部，比方说四季的变化，它只能够反映外部发生的情况，所以外部完全决定诗人在写什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诗应该非常无聊。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如果只能够反映外在的东西，不能够创造什么的话，那么这位诗人的创作就不会重要。但是洛勒尔这么说也有道理，比如西晋的左思（约250—305），他看过方志以后就完全按方志来写诗，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研究过南北朝的不少诗和赋。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有意思的，但是从诗学来看不一定。再说诗人反映外部世界，他想描写外部真实发生的历史上的大事，因此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中国学者会从作品看作者，因为他们相信“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我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对我们这些外国汉学家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将作家留下来的作品跟他个人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我们把所有发表的作品看成是作家的自传的话，那作家根本没有创作的自由了。
我想给你们举一个我自己的非常简单的例子。我最喜欢的自己的一首诗，翻译成中文的名字是《每次之后》每次之后
每次之后你把我从你身上洗掉，/你淋浴下的皮肤/因单独而独特。/每次之后你说：/你应爱少一点/而恨多一点。/每次之后我保留/我身上你的水迹/并哀求，别推进/那似乎堕落的……/每次之后我们也/不是永恒的一体，/永久的只是床位与床/的分别，你独自一人/而我与陌生气味交往，/而再次没有伸手/从门到门，/去坚持，那正在倒下的……
而今早晨我是谁，/裹在陌生的睡眠里颤悚？/我再说不出，/这是我的身体，/拿着吃，我自身一次成了的事。/谁将与谁进入白日，/没有我的你是谁？
每次之后的一再提醒/“你多保重！”/我将在自己里面看见谁/每次之后？/我披戴你度过白日，/以便你晚间也在家，/太多消失/在我们浴室与办公室之间/的路上。/如果每次之后留下的是空无/那是无我们居留的最后之所它说/这曾一次是你和我/每次之后
见《白女神、黑女神》，顾彬/张依，台北：酿出版，2011年版，第80—81页。，好像只在台湾发表过，在大陆还没有发表。这首诗看起来是爱情诗，所以有人说你这个老头子还写爱情诗吗？我说，你根本不了解我在写什么。这首诗是特别写鲁迅、尼采与哲学的关系。尼采说过，“倒下来的东西就让他倒下去吧”，这个意思是说欧洲衰亡就让它更衰亡去吧。鲁迅说过，“倒下来的东西要帮助它倒下去”，在“文革”期间，红卫兵用这个说法把他的家长、老师打倒。我认为，鲁迅的这么一个说法完全是错的，所以这首诗专门谈倒下来的问题，人可以倒下来，东西也可以倒下来。另外呢，你们也都知道中国诗人从屈原开始写美人，根本不去写什么皇帝、国君，欧洲神学家们写上帝的时候，用处女来代替，真的是这样。所以《每次之后》这首诗其实是跟我的思想有关系的，而跟我的生活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个中国人用德文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让我头疼。北京师范大学有个教授叫方维规（1957—），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德国读的博士，也在德国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他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学者回到中国，对中国的学术生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需要高水平的学者。方维规的德文很好，他说德文比我说中文要好得多。方维规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重要性在于敢提出一些特别麻烦而人家一般想避免的问题。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用德文在德国发表的。这是一篇关于谈抱怨问题的文章，英文、德文、法文我们都说ressentiment（无名怨忿），它很难翻译，意思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过了一百年以后我还会抱怨。比方说你们去圆明园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词“国耻”，快过了两百年，还会有人来抱怨，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德国人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跟法国人根本没办法和解，因为他们以前经常来占领德国，占领过包括波恩在内的不少地方（波恩一段时间属于法国）。
方维规的这篇文章专门谈“民族”问题，但是又碰到了很多麻烦。英文、德文、法语都说Nation，但是如果我们把Nation翻译成“民族”的话，就会有问题；翻译成“国家”，也有同样成问题。方维规希望翻译成“国族”，你们现在还用“国族”这个词吗？当然不用了。Nation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拉丁文，有一个动词nation，是“生”、“出生”的意思，Nation是生出来以后组成的东西。方维规说，第一次我们能够在中国文献中查到使用“民族”一词是在1837年。为什么那时候有人用这个词呢？因为这个词是用来反抗外国人的。通过这篇文章，方维规想说明，中国人比我们外国汉学家们早几十年就知道Nation是什么了。他说得很对，我们外国汉学家们都认为到了清末，亦即梁启超（1873—1929）以后，中国人才会有Nation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方维规问那时候中国没有Nation吗？它不是一个国家吗？是的，它不是Nation，不是国家。比方说德国哲学家谢林在《中国——神话哲学》中便认为，中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Volk），而是人类（Menschheit）。Andrian Hsia， Deutsche Denker über China. Frankfurt a.M.： Insel Verlag， 1985. S. 190.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中国那时候不是国家而是天下。所以我觉得梁启超说得很对，中国清末不只要变，要从“天下”变为“国家”。
我比较熟悉的一位瑞士女作家洛特内葛，她写过一部发生在中国的小说《大陆》Gertrud Leutenegger， Kontinen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5.，她也来过中国。她有一次告诉我说，中国太大太古老，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她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无论如何，方维规想说明中国比我们想的早六七十年就有Nation的意识。但是如果我们从欧洲哲学、政治学来看的话，Nation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晚才出现的概念，我们可以问什么时候在德国才有Nation的意识呢？可以很明确地说，1871年。1871年以前我们根本不是一个Nation，而是由许多小国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此外，奥地利皇帝原来也是德国皇帝，奥地利和德国原本是一个国家，那奥地利人什么时候觉得他们是一个Nation呢？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都还说他们是德国人而不说是奥地利人，到了60年代以后才有这样的身份认同出现。所以，他们的奥地利身份意识很晚才有，这当然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因此，我觉得如果中国也是比较晚才会有Nation意识的一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方维规好像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会缺少点什么，他自己说从1870年在欧洲才会有Nationality，但是这个Nationality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比方说原来的南斯拉夫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全新的历史。欧洲跟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原来是一个帝国，从历史上来看，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比较慢、比较晚才有的现象。那为什么中国到了梁启超前后就会有人要求中国也要作为一个国家呢？因为当时有不少人说得很对，Nation能够帮助我们反抗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等等。
下面我给你们看一篇英文文章，这是方维规提到的一位美国汉学家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应该承认这个美国汉学家的观点也同样是我的观点。如果方维规是对的话，那我就是错的，不过我是不怕犯错误的。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elfimage has generally been defined as， culturalism， based on a common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acceptance of shared beliefs， not as nationalism， based on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nationstate. ... the primary Chinese identity was cultural， with no perception of a Chinese state or nation apart from the cultural heritage.
传统的中国自我形象一般被界定为一种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前者的基础是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广为接受的共有信念，后者则建立在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概念上。……原初的中国身份是文化性的，并不存在一种脱离文化遗产的中国国家或民族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