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老兵造桥搞剪彩
共产党书记筑路结怨愤
马冲村的支部书记齐长德的点子就是多一些，他这个村里有一个台湾的老兵回来了，他硬是动员这个老汉拿出八万元，给村里修了一座便民桥。为了庆祝这座小桥的落成，他写了大红请帖，请我去给这个小桥剪彩。一般说来，建一座便民小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乡镇也算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一个台湾老兵捐建的？从统战角度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作为乡镇党委书记，除了一些娶妇嫁女的私事可以择人而参加以外，应当参加一些公益的庆典活动。如东关回族群众过开斋节，就要到场，与远从甘肃省请来的阿訇拉拉话，吃一顿斋饭，体现民族关系的融洽，体现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到了以后，年轻的阿訇非常盛情，村干部和回族群众也十分盛情，筵席就因书记参加而搞得比较丰盛。谁知到吃开斋饭时，他们才发现我不吃羊肉，也真难为了那些回族老表，想方设法让党委书记能吃东西，结果没有一种食品不膻，坐在首席上受第一等的罪。说没有吃的也不准确，终于发现他们用香油炸的焦叶子不膻，于是，一个中午下来，吃了一嘴血泡。
齐长德的小桥落成典礼搞得有模有样，把镇里第一小学的鼓号队、腰鼓队也请去了，就那么“咚咚”地敲着，“呜啦呜啦”地吹着，我们在和煦的春风里春风满面地剪了彩。这台湾老汉与他的哥哥，虽然没有奉行独身主义，也都没有讨到老婆，拿出这么多钱修一座便民小桥，真是难能可贵，他们不愧为马冲村的英雄。两个老汉见到镇里最大的官来给他们剪彩，自是十分荣光，只可惜口才木讷，说不出什么道道，只是连连道谢。镇委书记据说，这个姓刘的国民党老兵第一次回来，下了火车，由于人不出众，接他的人不认得他。他呢，也因为“刘”字已经简化，不认得接他的人老远举起来的牌子。于是，见到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拉着人家点头哈腰地连声问：“共匪先生，请问你见没见到一个接姓刘的牌子？”那个小“共匪先生”觉得可笑，把他带到马冲村接他的人身边。他见到亲人后，放声大哭，说四十八年了，想死人了！一圈子人围住他掉泪。
出了车站，他要请来接他的哥哥、乡亲们吃饭。到了一个炸油条的跟前，一张口就让人家“炸八十块钱的油条”，炸油条的说，炸不及呀，老先生。原来，这些钱在台湾只够买一二十根油条，在大陆，却能够买百十斤。他一看，大陆的物价这么低，于是打定主意，要回来定居。
在家里住了一段，亲戚们原以为他衣锦还乡，肯定美元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给，谁知他在台湾依然是“君子固穷”，就慢慢地不恭敬他了。只有齐长德对他一直很好，使他非常感激。
齐长德说：“二表伯呀，你回来定居吧，给你找个老伴。”
老汉说：“不行了，我在战场上让枪子打飞了一个蛋子，剩下的这个也不管用了。要不是一直想家，这把老骨头早就成灰了。”
他第一次回台湾时，给他老哥留了七八千块钱，他哥有了这笔巨款，倒是张罗着给自己娶了个老伴，上了年纪身上的本钱肯定不济，那个较他年轻的老婆整天和他生气，只知道向他伸手要钱，就是不给他一点疼热。于是，一生中才有的春光很快消散，没有多久，劳燕分飞。等他弟弟第二次回来探家时，兄弟俩还是“一双筷子，光棍两条”。再后来，国民党给这些荣民发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老刘思乡情结更浓，每年回来一次就不想再走。可是，尽管他的腰包鼓了起来，心里却对那些亲戚已经凉了。所以，在齐长德的动员下，他情愿把钱拿出来修桥补路积阴功，也不给那些虎狼亲戚。
齐长德在村部开了几桌酒席，我们说话间就要入席了，刘春亭镇长派人骑摩托来叫我，说县交通局屈应先局长带一班子人来了，有要事相商。这屈局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心里已经把修路放上了位置，正好比“瞌睡时送上来枕头”，我非常高兴这么一个客人来访，自己必须回去热情接待。于是，弄得齐长德好没面子，只好由我走了。
回到镇里，已经将近下午两点。坐在酒桌上，这老兄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先喝酒，坚持要把事情敲定再吃饭。他的来意是，县城南边的三个乡镇的县乡道路，还没有一处是硬化路面，县委、县政府责成交通局研究一下，拿出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们首先想到了灌河。
应先说，从县城到红庙乡七公里，这应当由红庙乡修，红庙乡书记、乡长对此没有异议。出红庙的十七公里山沟，虽然属于红庙乡的地界，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村庄，路实际上是你们红庙、灌河和孟坪三个乡镇的公共道路，到时候你们三个乡镇共同修。到了分水岭向东南方向这九公里是你们灌河的。过分水岭后，再从小桐河村岔出的道路是通向孟坪乡的，虽然在你们境内也有两公里，实际上应该由孟坪乡来修，你们应当承担点民工建勤任务。
应先又说，咱们是老同学，我知道你干事情干脆，这路迟早要修，早修早主动，也是你到灌河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老哥我就是想让你早出政绩嘛。我打算给你最大幅度的优惠政策，让你开这头一炮，你这里一行动，一下子就能把他们那两个乡轰起来。至于资金，按现在的最低造价，每公里需要投入十五万元，交通局给灌河拿四万元，其余由镇里自己筹备。
我边听边算，也就是说，镇里需要筹资九十九万元，这怎么行？应当向他多要一点。于是，就开腔说，应先哥，多谢你对兄弟工作的支持。可惜，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刚刚搞了教育集资，再拿这么多钱说什么也办不到了。
屈应先原以为我会很爽快地答应的，听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显出着急相来。我猜他的本意是要我带头，好去将红庙乡和孟坪乡的军。春亭也知道我心里有修路的打算，见我竟然这么表态，也摸不着头脑，只盯着我看。
屈局长说，你不要卖关子，我知道你想修这路，你要是嫌给你的钱少，还可以再商量。不过，按国家规定标准，一公里只给补贴三万元，我可是已经大大破例了。
我说，你要是真想让我干，咱们对半出资。就这样搞来搞去，最后，应先说，交通局每公里只能出六万，镇上投入九万，再不干可别说我对老同学不够意思，算我们今天没有来，你这酒我也不喝啦。我说，事办不办，酒得喝！于是，我和春亭相视一笑，我说：“刘镇长，这押你得画，你说吧，干，还是不干？”春亭说：“听书记的。”就这样，算是拍了板。
我从党政办公室调来全镇的经济报表，上面写着社会存款余额八千多万元。这一个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六万多口人中，存在着这样的资金规模，拿出一小部分，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不成问题。在办学集资时，全镇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感到，修一条致富路，仍然是一件群众满意、高兴的大好事，也许这份热情不低于那份热情。至于如何运作，我想开一个扩大党委会，让大家认真酝酿一番。
扩大党委会上，我讲，我们修这条黑色路面，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这是灌河镇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灌河镇应该从我们这一届党委、政府开始，彻底结束没有硬化路面的历史。县委、县政府关注我们，主管部门支援我们，灌河镇的群众看着我们。只要我们打响了这头一炮，不要说孟坪乡会起来仿效，至少把北边紧挨县城的红庙乡能够轰起来。从灌河到县城这三十三公里，我们九公里，红庙乡七公里，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十六公里，我们进城的交通条件就会大大改善，请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开始，同志们的情绪十分活跃，大家本来就正在为办学集资成功而兴奋着，说起修路，更显得特别高兴。人都是想多干点事情的，过去曲广远书记只抓乡镇企业，只有主要领导整天奔忙，许多机关干部却没有用武之地。大家有时就闲得发慌。今年赶上这集资办学和修路两项大动作，都需要全体动员，全体动作，人人都使得上劲儿，所以大家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感。
可是，到了研究集资的办法时，大家就有些沉闷，发言不再热烈。副镇长华秋实说：“你猜，贺书记，我不是打摆这件事情，实在是老百姓太穷，一年集一次资还差不多，一口气整两回，叫大母你也受不了哇！”
大家哄地笑了，因为他说的是个小典故：解放前当地有一个小财主娶了两个老婆，一开始一轮一个月睡觉，两个女人都嫌时间长，于是改成半个月，仍然嫌时间长，后来改来改去，怎么都不如意，一直改到与一个女人睡了前半夜，与另一个女人就在后半夜睡。一天晚上，这小财主与小老婆睡到三更天，被大老婆从这个热被窝叫到另一个热被窝，没有多久，就大哭大闹起来，直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成觉。邻居大娘来劝他们，这大老婆哭诉说：“他和那个小妖精干了半夜，也不留点劲给我，那玩意儿成了小软虫，干抿也抿不里边，叫人都快急死了，大母啊，叫你你也不愿意呀！”那大娘扭头就走，再也不来劝架。
我哪里有心情听什么笑话，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要闹了，你说说集资的困难在哪里？”
华秋实有点尴尬地说：“贺书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咱灌河镇是山区，群众的底子很薄，集一次资时，大家还能承受，不出一个春上，摊派两次钱，恐怕群众不会接受。”几个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
我说，我已经查了社会存款余额，全镇八千多万元，拿出七八十万元，只不过是其中的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几个当地的同志说：“贺书记，那个数字不能反映问题，灌河镇的人贫富差距很大，你看这些钱其实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手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闲钱。”
我想想，大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又让春亭说说用些什么办法。春亭说：“我和郑富贵秘书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里矿山多，全镇大车就有八十多辆，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当场估算了全镇大小车辆数目，做出决定：每辆大车出两千元，每辆小车出一千元，每辆拖拉机出五百元，每辆自行车出二十元。也就是说，凡是带轱辘的都拿钱来，只有走路的不用拿钱，因为从用脚走路的人的角度看来，修不修柏油路面没有关系，两只脚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够上树呢。
大家对这种方法没有太大的异议，我就让两个办公室以党委、政府的文件起草下来，准备动员会议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