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们走了一天两夜，在汗、屁、汽油的混合空气中，在又渴又饿，又颠又挤，坐卧不是的环境中生存，可把罪受大了。好在诚友给车主讲过我是一个官员，又有甄诚旗、诚星两个弟兄送我们，人多势众，车主很够客气，让我始终挤在车子的前边，多多少少有一点活动空间。看看有几个出去打工的年轻女孩子，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鲜嫩饱满的胸脯与男子汉们的前胸后背不停地争夺生存空间，把后天赋予的那点廉耻之心都挤没有了，才想起“蚁民”这个词来，心里真为芸芸如蚁般的黎民哀叹。又忽然想起老画家方成的一幅漫画：一个戴纱帽的人从轿子里伸出头来，摇着扇子对抬轿的人说：“不要叫我老爷，叫我公仆！”在这种人生体验下，更能够品味出讽刺的辛辣来。
到了广州，朋友们早已恭候。洗去浑身脏臭和疲劳，一边办理出国的手续，一边让朋友们饯行。“喝吧喝吧，书记远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到了马来西亚，可别让洋妞们留下，弟兄们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劝酒的热诚，弄晕了整天麻木的神经。
诚友这位老兄办事真的得力，他与周守信一道在几天内很快办齐了签证、机票、货运单。也许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许当时人们对于出国还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只组织了六个人，除周守信、甄诚友我们三个外，一个是鸭阳市用指头写字的“书法家”，一个是福陵县的玉器商人，一个是一心要做国际粮食贸易的老太太。到广州聚齐后，因为周守信说，马来西亚人顶多知道中国有个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还有什么鸭阳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镇”在外地打不响一样，我们鸭阳市虽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市，在外国人的头脑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这个临时的省级机构，我们自己申报，自己批准，没有上税，没有稽查。同时，我们在广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致的胸牌和旗帜，无非是到了对方机场时有利于辨认。虽然牵头人是周守信，我因为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官员，就荣幸地当选为“团长”，名头十分响亮，一下子由穷乡僻壤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大员”，很壮我们这次友好出访的行色。
腊月十二下午，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准时起飞。在这里只给予了例行的安全检查。本该“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却不料一飞冲天，背道而驰，又向东飞行到厦门机场，落地后又走出飞机，在那里的登机大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
出了机场，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联系好的当地华人，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走上前来，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槿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寒暄一番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
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仅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
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二百七十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不低于30摄氏度，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漆漆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我在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周的祖先在陕西岐山，所以这座祠堂被命名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来了一份《槟州日报》，报纸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们的照片以及“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今日到达槟城的消息，扎扎实实地让我们几个人激动了一阵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在住室外边的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铺上一张油纸，饭菜一股脑儿倒在上边，没有筷子，只发给你一只勺子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大家喝自来水。
两餐下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什么“商贸文化考察团”？狗屁，无非就是些旅游观光客嘛，那些机场迎送、登报纸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安排，让我们宾至如归，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罢了。
我和诚友老兄商量，这里的一切不必去考虑它，我们的目的是销售香菇。只要能够赚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谓：团长不要紧，出国才是真。
只为卖香菇，书记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务文化考察”活动的地点，是在离这儿还有几站路一个叶姓的祠堂里，名称为“安南会馆”，负责人叫叶宗盛。一切要靠钱开路，这个地方虽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费用并不算贵。
我们的国际贸易经过一天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这里确实具有很好的商业氛围和商业信用，没有什么国内常见的欺诈行为。人家真的希望我们这一行人能够赚钱，不虚此行。由于安排我们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几天我们一伙人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粮食开发商老太太原来也带的是玉器，她和那个卖玉器的两个人摆开展品，实行强强联手，展销挂钩；书法家运指如飞，在带去的中国宣纸上，把来访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顺口溜里写上去，无非是一些祝福贺喜的淡话，润笔费让马来西亚同胞们随心布施，十个马币到一百马币不等，居然比我们还要吃香。这样看来，他们四个更加不算什么“商贸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头杂耍的艺人而已。
我和诚友卖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贸的气息。两天里就卖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价格也不错，一千克最高卖到一百一十五马币。一个马来西亚货币抵人民币的两元，而我们在家的收购价只是每千克在五十元左右人民币，可想而知，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盘成肉价钱”的车马运输费用，仍是多么赚钱。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人，有了与梦想相近的收入，心中莫名兴奋，吃饭休息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一心多捞他们几个马币才是目的，同时对在灌河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支柱产业更加庆幸。
因为在这里安营扎寨，就有一些华侨前来探望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赠送他们一两袋香菇作为礼品，他们就要买走几千克，作为对我们的回报，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也不敢因为人家请了吃饭就降低价格，反而使他们更加觉得这东西的珍贵。
到访的车马一天比一天地稀少，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基本没有人上门问津了，我和诚友急得嗓子冒火。我们请教叶宗盛先生，可否到外边摆摊，叶先生说，不行，这里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在这里只能是展品性质，销出去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摆出去，让政府查出来，那可不得了。他想办法给我们请来了两个小商小贩，压低价格才又推销出去了二三十千克。
叶宗盛、周丙南和天天都要过来看望我们一下的许岳金、周参同等几位先生，着实替我们想了不少办法，他们又请来《槟州日报》的记者樊秋玲女士，采访拍照，为我们再次登报——这次费用当然由我们自理。炒作一番，果然又引起一点效应，几百公里外来了几个华侨，专程看我们。
在远路客人中，有一个是做丝绸生意的。我以为我们这丝绸之路的发源地竟然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接上了头，非常高兴，正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挖掘整理，谁知人家说，现在中国的丝绸没有做头，质次价高，他们主要是做印度的生意。一席话，在大热天用冷水浇灭了我的念头。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请我们吃饭后，他们还以每千克一百二十马币的天价买走二十千克香菇，我们心里非常感激，觉得人家来看我们可能是有意照顾。
余下来，就真正不行了。虽说是“紧张的庄稼，消停的买卖”，可我们在那里“消停”不得，签证很快就要到期，这香菇如果卖不出去，只好倒在海里去了。我和诚友盘算，再不能零售了，赔钱也得抓紧把它们兑出去。
于是，我俩就开始跑大型商场，找到人家的销售部一打听，不行，我们不要说没有包装，连产品质量认证的资格都没有。看看人家柜台内，这种香菇，除了价格确实比我们的略高以外，没有什么两样，但人家的产地明确、商品属性介绍清晰、包装精美，一看就让我们汗颜，觉得无话可说。然后又去跑商行，在几个大批发商那里，人家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儿，连说不要。这些商人主要是做福建生产的一种质量较差，但很整齐并且价格低廉的、饭店一年四季常用的大路货。
“货到地头死”。这句老话让我们得到了彻底的体验。我们两个再也不做什么发财梦了，再别说买什么小轿车，能够保着本钱就万幸了。
又有一句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发愁得头发要白之时，忽然遇到了一个救星。
正是：国外绝非福地洞天，英雄也有穷途末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