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年）学者、图书版本学家。福建长乐人。建国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有《郑振铎文集》。
郑振铎在文化学术界是很著名的。读现代中国文学史不可不知郑振铎；读中国图书版本史，不可不知郑振铎；读现代文化史不可不知郑振铎；以至20世纪所诞生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也离不开他的开拓和培植。
郑振铎好学深思，在世纪学人行列中，读书之多名列前茅。他也爱收藏书，尤其是明清以来传统戏曲、文学方面的书。有个说法，20世纪有四位以搜集现代书刊著称的藏书家，即阿英、瞿光熙、唐弢和郑振铎。这话也许有理，但对郑振铎不甚恰切，因为他涉及面更广些。他爱书成癖，读书、藏书、著书贯串了他的一生。
为求知而读书
郑振铎幼年丧父，家庭经济拮据，母亲宁愿自己饿肚子，熬夜做工，也要让儿子得到求学的机会。有一次郑振铎坐在桌上读《前赤壁赋》，母亲在旁为商店做香袋。他看到母亲如此辛劳，把头伏在母亲膝上哭了。母亲给了他读书动力，培养了他喜欢读书的良好习惯。他在《童年》中自述，从小爱读中国旧小说。像20世纪初很多家庭的孩子那样，他最初接触的闲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章回小说的精彩情节，常常为之废寝忘食。旧小说的魅力，使他对其中的绣像也十分喜爱，有时即模仿彩色画片，把绣像涂得红红绿绿。喜欢人物画像，几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若干年后他阅读、收藏图书，往往就很注意它有否插图、插图是否精致。
郑振铎在浙江第十中学求学时爱读课外书，却无钱买书，就常到同学家里去看书、借书。每借到一本好书，都要做详细的笔记，甚至把整本书抄录下来。成年后他回忆说：“余素喜治流图之学。童稚时，即手录《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时自省览。”
郑振铎十三、四岁时，始读《聊斋志异》。多读《聊斋志异》，使他对笔记中的精彩故事浮想联翩，还曾一度练习写狐鬼故事。在此期间还随老师们作诗词，喜欢赋咏物小词。这时还注意学习古代文学理论，他向同学借《文心雕龙》，在暑假里抄录了一遍，字数在六万字以上，实在是一种刻苦的学习。他对卷帙浩繁的《古今文综》，也做过大量抄录。1957年郑振铎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在北京旧书店见到这部书，当即买下，回家后激动地写下跋识，叙述过去尽录此书中论文之作，且集为两册，题为《论文集要》。这是他从事编纂工作之始。
郑振铎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关心国家时事，小学时怀着好奇心，偷看祖父的《新民丛刊》等宣传民族革命的书刊。上中学后，老师家收藏的梁启超的书，也都仔细读过。若干年后提到此事时，他说少年时候便以读《黄帝魂》、《浙江潮》一类禁书为乐。读《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觉得比梁启超的文章更耐读。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觉得新鲜和兴奋。
1917年郑振铎考取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校内的专业技术书，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常到外交部和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去借书。后者收藏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国文豪的名著，使他读后流连忘返，以至在20年代曾一度热衷于俄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也是在青年会图书馆里，他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并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
为研究而读书
1927年5月，郑振铎被迫出国，远走西欧。在那里，他最有兴趣的就是法、英两国的图书馆，可阅读到国内罕见的书籍。到了巴黎，首先去的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当借阅到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他悲喜交集，因为这是当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骗走的，现在行程万里来到法国，就是为了完成查阅和研究这一批文献的宿愿。
郑振铎在图书馆，日以继夜，花了整整一个多月时间，把馆藏的中国小说、戏曲浏览了一遍，并撰成《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传统小说与戏曲》研究报告。报告质朴无华地介绍了四十多种书籍，对每种书籍译记其版本、目录、内容和自己的研究心得。这篇报告发表于《小说月报》，受到读者的重视，连日本学者也常引用此文。此种读书方法及其最后形成的研究课题，对后人读书、治学很有借鉴功能，后来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就是这种模式的嬗化。
同年9月，郑振铎赴伦敦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查阅被斯坦因劫走的敦煌变文等古中国讲唱文学史料。变文对后代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讲唱文学，对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图书馆收藏的变文只准看，不准抄录。他只好默默地背熟一段，走到外面吸烟时记下来。一个人干太慢了，他又动员在英国留学的朋友老舍、朱光潜等帮忙，轮流背诵默写。
在伦敦旧书店里，郑振铎买到弗雷泽译注的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集》，书中的注释颇有启发作用，他根据注释提供的线索，在图书馆里借阅一本又一本古希腊文学书。弗雷泽的治学方法和理论对他大有启迪，后来为中国古史研究所写的《汤祷篇》、《玄鸟篇》等一系列“古史新辨”论文都受其影响。
为了让广大读者读到好书
郑振铎花费四年多时间写成的《文学大纲》，中国部分约占四分之一，冲击了学术界长期界定的“欧洲中心论”。历时十多年写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他一生中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崭新的，难怪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
1933年初鲁迅提议重印《百华诗笺谱》，更名为《北平笺谱》。年底一大册笺谱基本印好，郑振铎将样书送到鲁迅家里，并按照商定的办法，分寄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的国家图书馆和国内外友人。初版一百部很快销完，又再版一百部。接着又向鲁迅提议重刻《十竹斋笺谱》，这是中国古代木刻的珍贵典籍，鲁迅撰写了《十竹斋笺谱翻刻说明》。这两部书可称之为“版刻的丰碑”。
1935年初郑振铎回沪，得到鲁迅、茅盾的支持，着手主编《世界文库》。该文库一半选载经整理标点的中国古典文学精品和罕见的孤本，另一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名著。每月出版一册，约四十万字，创造性地采取了刊物和丛书结合的方式。他邀请了国内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一百多人担任编译委员，被称为“全国作家的总动员”。
书林是个最可逛、最该逛的地方
有人说，“郑振铎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此话并非过誉。仅就读书治学而言，他呕尽一生心血，开创了自己宏伟的文化出版系统工程，有益当代，启迪后代。
郑振铎爱读书，对读书持有朴实、明洁的文化思维。1957年他在《谈读书》一文中说，死读书便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所以善读书者，必须深入社会生活里，深入斗争生活里，取得活知识，使自己成为博古通今的有用、有益的人。但单凭经验办事，也有危险之处，容易流于故步自封，容易陷于主观主义。多读书，常读书，总有好处。不必“手不释卷”，但不可“目不窥书”。
由此，郑振铎又注意读书方法。纵观他一生的读书治学方法，可归纳为四个结合：一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用传统方法读古籍，用现代方法读外国和当代的学术著作；二是采用浏览和精读方法，做到博专结合，于古籍书无不读，但重点放在明清小说、戏曲方面；三是文学和图画结合，力求图文并茂，幼时他读描绣像小说，后来着力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是读、用结合，如读《神话集》专注于希腊神话研究，还洋为中用，写下了一系列“古史新辨”论文。
郑振铎一生围着书转，访书——买书——藏书——整书——读书——写书，成为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在实践中形成的读书治学系统工程堪称是别开生面的。他以买书、访书为生平最大乐事，常说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该逛的地方，所谓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他自述志老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寝，耿耿于怀者数月数年。郑振铎读书也爱藏书，学生时代即热衷于买书，到抗战时已积至二万余册。“孤岛”时期他在上海抢救和保护了大批文献，为防止古籍外流作出了贡献。
郑振铎读书的一个记录，就是写“书话”，记述他访、买、藏、读书的过程和经验。例如《谈整书》，呼吁图书馆要尽快整理积压图书，认为“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谈分书》呼吁图书馆要把复本书调拨出去，认为合理分配图书，对于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他在50年代提出的这些主张，包含着今天图书资源共建共享的思路，我们不能不为他的睿智卓识所折服。
浦保清上海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