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本来就是由许多不确定因素所确定的。很多人开始走的是正确的路，但走着走着就走歪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世上无难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这句诗词一直对世人有重大激励作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国产故事片《第二个春天》，里面于洋饰演的那个海军首长也说过一句挺激动人心的话：“困难时期又怎么样？没有困难要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据说世界上最难的是两件事：一是将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当然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二是将自己脑袋里的想法变成别人的想法。
通俗说来，第一件难事就是赚钱难。第二件事是诱导（不一定是误导）他人难。相比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难。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工人运动自身不可能产生革命理论，而需要通过外部“灌输”，亦即诱导。
市场营销学也有一个定理：大部分商品属于引导型消费。也就是说，除了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不需引导，人们也会消费外，大部分商品都需要教育引导消费者，才会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这也属于诱导。
本人对上述所说的两件“难事”还有一点小小的修正，我常说的两件难事是：赚钱难，写文章难。这第二件难事与“诱导他人难”也不矛盾，因为诱导他人的最有效率途径之一就是写文章，而真正的诱导大师都是写文章高手。至于那些只会东拼西凑的“写手”，不能说是写文章高手，只能称作文抄公。
当然，还有一种人是擅长“化小为大”，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了他的眼里、嘴里，都成了天大的事情。确实，很多事情不是因为很难我们才没有去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所以感觉很难。
“攻坚不怕难”，只要敢攻坚，尤其是像华为老板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几年、几十年持续向某处“城墙”发起连续攻击，自然是“世上无难事”！
勿忘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底召开的党校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2016年1月份的贴吧事件、4月份的魏则西事件后，感觉到了百度经历的空前危机。他于5月10日发出的内部信标题就是：《勿忘初心，不负梦想》。
初心，又称“初衷”，应是最初的心愿。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党内秀才”龚育之，在经济学家于光远85岁华诞的献词是“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并解释说，“初衷”就是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
一个人的初心，最早应是与儿时所受的启蒙教育有关。本人小时候，老外婆教导说“长大要做一个好人，能帮助别人的人”；父母的要求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小学教育则灌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实际上，那么多大小贪官，其初心就算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起码也不是蓄意贪赃枉法。我也不同意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说，虽然他们白手起家时不会想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但绝大多数也是以良好的愿望开始创业的。
人生之路本来就是由许多不确定因素所确定的。很多人开始走的是正确的路，但走着走着就走歪了。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这是对目标问题的警醒，提示人们任何时候都别忘了是为什么而出发的。因此，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勿忘初心！
不尽长江滚滚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滚滚而来。我们不应随波逐流，但要顺应潮流。
当然，不肯与时俱进的人也不少。比如，在电脑写作风行的今天，用笔和纸写作的作家还大有人在，如梁晓声、陈忠实、贾平凹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文思如涌，佳作迭出。
放眼今日之世界，风云变幻，云谲波诡。使人不禁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还有著名歌手崔健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不仅是国内名牌高校应届高才生就业难，就连海归硕士、博士也不容易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过去开矿山、办石场肯定赚钱，“炸药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矿老板、石老板比比皆是。过去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现在是公务员下海潮正在掀起。
当然，时代毕竟在发展，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合理定位，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发展？这是比“个人职业生涯设计”更为复杂的问题。
虽说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行业之间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同样是“玩泥巴”，学做紫砂壶与学做砖头肯定不一样。行业内也还是有差距的，同样是学做砖头，学做故宫保和殿里的黑砖（名曰“金砖”）与做普通农舍的红砖肯定不一样。
选准目标、方向，就要有恒心与耐心坚持走下去。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也要坚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往前走，机会永远有。这样，才能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一往无前，从旧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不怕没办法 就怕没想法
江苏卫视的王牌节目《一站到底》有一句主广告语：“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想想也确有道理，很多事情不是因为很难我们才没有去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所以很难。
其实，千难万难，动脑去想就不难。办法是想出来的，不想自然是没办法。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大的，这不是唯心论。因为我说的不是个案，而是整体；不是排除物质的，而是兼容物质的。
毛泽东一贯倡导“多思”“敢想敢干”“心之官则思”。尤其是敢想敢干，敢想在前，想都不敢去想，还能干什么呢？！
领导者尤其是决策者，不要老琢磨人，但要老琢磨事。老琢磨人，会让部属不寒而栗，曲意逢迎；老琢磨事，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与思辨能力。
过去说要有理想，不要空想、梦想，现在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马云）。过去说办企业的三要素是人、财、物，缺一不可，现在只需要有好的创意、想法，就可以白手起家，“无中生有”。因为无数的风投资金、创投资金都需要寻找好项目。
深圳大疆无人机公司，当初只是几个海归小伙子拿着37页的创业说明书南下深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
电视连续剧《芈月传》热播前的一年多亦即2014年6月，郑州一位80后的小伙子王超就为自己开的蛋糕店抢注了“芈月”商标。他是偶然读了蒋胜男著的历史传记小说《芈月传》，发现“芈”字的读音与“米”同，而“芈月”二字听和看都像是一种很精致很特别的月饼糕点，应会很受消费者关注。于是，他就花了几百元抢注了“芈月”的食品类商标。
当电视连续剧《芈月传》播出尚未过半，向他提出转让“芈月”商标的客户已络绎不绝，一个上海老板甚至开出60万元的高价。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只要你能做到勤思敢想，就算是一无所有，也能白手起家。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也是竞争激烈的舞台。在深圳，最要命的是比你更聪明的人比你还勤奋。形势迫使你要不断思考“明天怎样才能够还活着”的问题。不过，我喜欢这种氛围，因为它让你没时间老去。
沉默并非都是金
什么是“沉默”？中国古代成语有“沉默寡言”，现代汉语有“沉默不语”，所以，简而言之，沉默就是不说话，不作声。
古来圣哲们都主张少说话，甚至不说话。其一是认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二是认为“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少说为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王小波的名著《沉默的大多数》、第64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沉默的羔羊》等优秀作品面世，越来越多的人将“沉默是金”视为金科玉律，放在桌上、挂在墙上，下决心“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依我愚见，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场合中，沉默是需要的。比如去欣赏音乐会，或者听演讲，如果旁若无人大声喧哗肯定令人生厌；参加会议，“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更是为领导不容。
在工作中，对不了解情况且不属于自己职责的事情不表态、不发声，也是正常的状态；而对于上级的某些不符合事实的批评责难，保持沉默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言的抗争。
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会“沉默是金”。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鲁迅先生就曾深刻指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说过：“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在波士顿的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镌刻着德国著名神学家、信义宗牧师马丁·尼莫拉的一段话：“当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只是新教的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而这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刘亚洲上将在《精神》一书中说到，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国民党军队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全部成了“沉默的羔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人人都知道带头抗争者很可能会先死，所以都选择沉默，希望别人去带头反抗。《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的作者泽鲁巴维尔指出，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是如此，忍让是需要的，但如果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选择沉默，对任何不公正待遇都逆来顺受，而不表示你适当的愤怒，人家会认为你软弱可欺，只会变本加厉地欺凌你。
因此，还是要记住这句格言：“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沉默，并非都是金。
2017年3月
刍议“越是艰险越向前”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一句铿锵激越、振奋人心的唱腔。
从精神力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遇风险就躲，见困难就闪，绝对是懦夫庸人所为。
但从方法论角度看，这就值得商榷了。我们不是与“艰险”斗气，而是要达到某种目的，那就没必要“越是艰险越向前”。可以绕过它、避开它。
大家知道，西岳华山有“自古华山一条路”之说，其中的“千尺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然而，故事片《智取华山》中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就是从后山开辟了另一条小路，出奇制胜，歼灭守敌，夺取华山天险的。这不是杜撰的神剧，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创作的。
长征路上，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这从战略上看是错误的。但让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的是，从战术上，为什么要和川军在百丈镇（今四川雅安市名山区境内）的百丈关“死磕”？那次战役历时18个昼夜，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但始终未能闯过百丈关。虽然歼敌4万余人，但红四方面军也由8万人锐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宣告失败。
按理说，“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险，尚可在咫尺之地找到另一条路，想必在广袤的川北大地上，用18个昼夜应能找到其他绕道南下的办法……
人生道路上充满艰险，除了必须完成的使命和任务，还有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作出权衡取舍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没有必要“一条路走到黑”。
企业也是一样，风险管理的原则之一是“避险”。能规避的风险就尽可能规避，而不是与其较量。因为，“高风险带来高收益”已是“明日黄花”、过去时。“保存自己”，生存第一，这个军事第一守则更适合企业经营管理。不应该冒的风险就一概回避为好，确实，“有桥，何必摸着石头过河？！”
2016年10月
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没有国界的。可是，科学家有祖国。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但那是就整个阶级而言，是为了与全书最末尾那句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相呼应。实际上，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祖国。
近日，一篇热帖在朋友圈中频频被转发，题目叫《应被国人永远感恩的23人 因为他们中国将永不再担心被侵略》。
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当时对他们的英雄事迹宣传并不多，而当今南海风波、韩国“萨德”事件以及“台独”分子猖獗，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些为我国国防建设建立殊勋的杰出人物。因而，他们的许多感人事迹才逐步得到披露。
—钱学森，中将军衔，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方关进监狱。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可是，钱学森绝对不止抵5个师，由于他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说钱学森抵100个师都不为过。
—邓稼先，核物理学家。他和杨振宁是发小，在中学时两人曾相约一定要学好知识，将来报效国家。后来，在美国学有所成的邓稼先选择了回国，然后成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在一次失败的核试验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未引爆的核武器，导致辐射过量患上癌症。在病床上杨振宁问他，国家给了多少奖金能让你把命丢掉。邓稼先说，二十块，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
—孙家栋，被称为“中国卫星之父”，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媒体对他的评论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这位从苏联学成归国的航天专家，出生于1929年4月，至今还在为中国航天事业殚精竭虑。他的口头语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郭永怀，国家授予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他在回国前，已经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工作和生活的待遇都非常优越。他和夫人李佩带着女儿于1956年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他和家人放弃了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了最后一个为他们送行的朋友。
回国后，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恒武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8年10月5日凌晨，一架从兰州飞往北京的飞机在降落时失事起火。事故现场，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当将他们分开，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是一个皮质的公文包。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死者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走后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郭永怀走后不到两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严寒，最低温度零下四十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飞沙走石。数百名顶尖科学家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核弹研制工作。
毫无疑问，支撑他们的正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信念。他们无愧于“民族脊梁”的光荣称号，也理应成为当代人学习的楷模！
2016年10月
不忘初心 知易行难
任何一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因此就有不同的“初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初心应该是在党旗下宣誓过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现在有人说这句话翻译有误，但再有误也不会是“私有制万岁”吧。
这样的宏伟目标，伟人毛泽东的表述只用了诗意的六个字：“环球同此凉热”！三民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更是只用四个字就概括了：“天下为公”！当然，这四个字最早出自秦汉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
说白了，就是心里要装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不忘初心”上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他任北大教授的月薪是200块大洋，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块至300块大洋。算是非常高薪了，因为当时一辆进口小轿车的售价才1000块大洋。在他手下当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只有8块大洋，已是逢人就说“收入极高”。
而在李大钊壮烈牺牲后，遗体却无法安葬。因为其家中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李大钊的遗体由亲友们迁至宣武门外的浙寺停厝。这一停，就是6年。直到1933年4月，才由北大老同事们帮助安葬。
那么，李大钊的钱到哪去了呢？原来，他省下的钱除了资助贫困学生外，其余都作为党费交给了中共北京支部成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另一位是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蔡协民烈士。他在1932年初中共厦门市委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与夫人曾志同志毅然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小铁牛卖给了一位叫叶延环的医生，他结婚多年无子，很想领养个孩子。
蔡协民夫妇把用儿子换来的100块大洋如数交给了组织，使中共厦门市委渡过了难关，各项工作又相继开展了起来。不幸的是，小铁牛到了叶家不长时日，厦门天花麻疹流行，小铁牛不幸被传染，不久就夭折了。
而现在的党员干部，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敢说是心里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又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在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亲友、弱势群体？更不必说那些贪官们了。
不忘初心，知易行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知”并非真的知，最多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完整阐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全过程的，不要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说专门从事党务、宣传工作的领导，能有几人读过？再简单点，毛泽东逝世前要求大家读的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恩格斯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著），又有多少党员干部真的通读完？
所以，“知”其实也不“易”；行，就更难了。多想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比多抄几遍党章更有实际意义。
2017年3月
吾将上下而求索
过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要弘扬的是爱国主义精神。但本人认为，屈原还有一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这就是探索精神。
屈原著名的长篇楚辞《离骚》中有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专家们对这句诗有不同的解读，但表露其勇于探索的心迹应是没错的。
屈原还有另一篇与《离骚》齐名的楚辞体长诗《天问》，从中更是可以窥见诗人的探索精神。这首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共373句1560字。在既是诗歌又是文言的文学体裁中，可说是相当大的体量了。须知诸葛亮的《隆中对》全文才294个字，而内容已非常丰富：它是当时的相邻各国形势分析报告，又是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可行性报告，还是一个关于新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建议报告。
《天问》从“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到“应龙何画？河海何历？”……一口气向老天爷问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茫茫苍穹给人们带来了太多难解的谜。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带有片面性。因为虽然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是否想到要去探究，这是有区别的。就如同登山者之所以登山的理由是“山在那里”，事实上不去登山的人也知道“山在那里”，只不过他没想到去征服它而已。
再说，《天问》中提出的一些疑问，现代人仍在探索。比如宇宙的起源，“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尚未成形前，是怎么产生的？）生命的延续，“延年不死，寿何所止？”（怎样才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还有在社会政治领域令人困惑的现象：“何恶辅弼，谗谄是服？”（为何厌恶辅佐的忠良，而听信小人谗谄？）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已在探索这些难题。探索精神，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动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我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我们应该努力秉承和发扬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探索、创新、奋进！
201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