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R[1]，一个朋友。他知道：“两辈子好过一生。”
给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一个姐妹，他们不知道这事。
——埃弗利娜·皮西埃
给你，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友谊。
——卡洛琳娜·洛朗
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女疯子，一个动不动就激动的人，一个讨厌的狂人，一个脆弱的女孩。他们老是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做”“这简直闻所未闻”，或者声音不安地问：“你能肯定吗？”当然不能，我不肯定。我怎么可能肯定呢？一切都过去得那么快。我什么都把握不了。更确切地说，我什么都不想把握。有埃弗利娜，这就足矣！
2016年9月16日。这应该是一场工作约会，简单的约会，就像我常有的那样。跟一个作者约会，我想出他的书，急着想出。我想跟他分享我的这种急切而美好的心情，然后，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这里要松，那里要紧；结构要重来，要具体，要深，要纯。
有的编辑深思熟虑，手指又细又长，石膏般光滑，思想平静，就像是禅园和微型的耙。我属于另一类编辑，修车工那样的编辑，喜欢把自己的手伸进发动机里面，抽出来时满手机油和油污，然后又提着工具箱回去。但这不是随便什么书稿，更不是随便什么作者。
在我堆满了资料和钢笔的书桌上，放着一部书稿，上面标满了记号。这次，吸引我的不再是文体，也不是结构，而是我所看见的书稿后面的女人。合上书稿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它从我的心中升到头上，又从头上回到心中。一团蓝色的火焰。也许是预感到马上要见她了。我鼓足勇气，给她打电话：“喂？”我屏住呼吸，“您好，是皮西埃夫人吗？”
她沙哑的声音很迷人。我越跟她说话，心里越不感到害怕，心情放松了，正如一块绷得过紧的布，松开了；它成了肾上腺素。她的故事打动了我。她很惊讶，不相信是真的：“啊，是吗？啊，是吗？”我好像看见她的疑惑在我面前变成了现实，奇怪的是，她的每个疑惑都坚定了我的决心：必须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我们约好下周五见面。在挂断电话之前，我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笑了。
风夹着雨，这个夏末竟然冷得很。塞纳河边朦朦胧胧，变得一片深蓝。巴黎圣母院淹没在浓雾之中。我没有带伞，脚上穿着轻便凉鞋，袋子里放着沉甸甸的书稿。时间到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一个身材瘦小的仙女。我看到她出现在门口时，觉得她像鸟一样精美。我马上就喜欢上了她的眼睛，它像普罗旺斯的天空一样明亮。眼睛四周，皱纹形成了微笑。她问候了我，我喜欢她从嘴里说出我的名字，不是很清晰，因为抽烟，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走进了她的单身公寓，在一楼，前面是一个种满树木的花园。“你好像很冷！要毛衣吗？”我拒绝了，由于害羞。几个月之后，我寄给她一条皮毛长围巾，但她没来得及用。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面前放着一杯滚烫的咖啡，是刚从浓缩咖啡机里压出来的。我不得不帮她。“等等，这是胶囊咖啡……好啦。”通常，这是她丈夫的事。“奥利维埃不在的时候，我不吃不喝。我无所谓。”我一定是露出了吃惊的样子，因为她连忙补充说：“我不会做饭。我母亲一直禁止我下厨房。就是这样的，这您知道。”她抬了抬下巴，指着放在桌上的书稿。我笑了，喝光了咖啡。
雨水敲打着半圆形窗户。屋内很舒服，光线温暖，色彩柔和。埃弗利娜点着一支香烟。“您不介意吧？”但这个“您”马上就变成“你”了。“我不介意。我不抽烟，但我喜欢抽烟的人。”她笑了，双手翻起我记在书稿上的标记，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下了功夫。”
我发现她手指上有褐色的斑痕，那是时间不知不觉留下的印记。她把年龄当作一件宽松的衣服，它不会妨碍她。过去的75年，她的头发一直是金黄色的，皮肤像阳光下的白雪；一副淘气顽皮的样子——青春永在的迹象。
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从她的书稿谈到她母亲，谈到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宗教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谈到男人、性别和文学。她的微笑中掠过一道阴影，目光黯淡了瞬间，然后又朝我看来。我觉得她很漂亮。我们默契地省去了开场白，也许我们都觉得时间不多，也许是一种神秘而美好的承认：还是分享重要的东西吧；也可能是不得不这么做。某些相遇早就发生，但在生命过程中中断了。这种相遇——我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字写出来，因为我和她都已经不信上帝——被“刻”在了某个地方。现在到时候了，该继续了。想起这事总让我那么高兴；一种短暂而巨大、完整的友谊，它毫不在乎我们之间隔着47年。
埃弗利娜想讲讲她母亲的故事，并通过她母亲，也讲讲她自己的故事。一个迷人的故事，包含了60年的政治生活、战斗、爱情和悲剧——也是某个时期法国的反映，殖民、革命和妇女解放时期的法国。她写的东西仍徘徊于纪实与自传之间。我们俩一致同意，必须把它写成一本小说。不寻求传记那样的准确，而是写一本真实的小说。可以改名换姓，充分发挥想象力，探索深刻的情感，创作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埃弗利娜鼓起掌来。我们将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几乎每天都写信。她住在法国南部，但不是太远。当她来巴黎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蜗居里见面，在酒瓶和烟灰缸之间埋头工作。我听她说话，笑她的笑，愤怒她的愤怒，有时和她一起大笑——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就去餐馆，在那里继续聊天，并常常停下来喝酒、抽烟。我很高兴。
一切都停在了二月的那个星期四。她已经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情况令人担心——再次对她进行考验，虽然她已经经受了那么多考验。“你是最强大的。”这是我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真的。当我看见电话机的屏幕上出现奥利维埃的名字时，我就明白了。灾难发生了。我哭着挂上了电话。
在我四周，在我位于意大利广场的办公室里，生活在继续，粗鲁成这个样子真让人愤怒。我不想看见这些人在马路上匆忙行走，汽车拼命地按着喇叭，邮件挤满了我的邮箱。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作家朋友的话：“死神，这无能的荡妇。”没有比这说得更好的了。愤怒涌入我头脑，就像一股红色的巨浪。回想过去，但愿一切重来。
剩下的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悲伤，双手乱动，空虚，同事和老板的好意，甚至老板也激动了。我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家里没有一个人，我的同居男友出差了，母亲在外省。我在音响设备里放了巴赫的大合唱，旧曲子。旧曲子有时让人感到安慰。我点燃一支蜡烛，茶杯里流淌着满满的回忆，它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相遇，我们的谈话，我们一起进餐以及其他的一切。属于她的回忆，由于一种既让人不安又很美好的行为，它成了我的回忆：她家庭的故事，她的生平，她选择了虚构这一形式，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大合唱陷入了沉默。我把CD唱片放好，关了音响。某个沉重而十分平静的东西刚刚落到我身上。我打开电脑，打开书稿文档，写了起来。
埃弗利娜最后的话，在我身上燃烧，那是奥利维埃作为宝贝告诉我的，“不管我发生了什么，答应我，和卡洛琳娜一起写完这本书。”圣诞节前，她把什么都给了我：线索、所缺的信息、逸事、重要的插曲。只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可以了。我们会一起写的。会有欢笑，会有温和的白葡萄酒，会有没完没了的问题。要不要讲述那个场景？这个细节没有什么意思？你觉得它会让人感兴趣吗？会有一些疯狂的温柔和温柔的疯狂。我们打算夏天大大地庆贺一番。
在开始笼罩巴黎的夜色中，我看到了她蓝色的眼睛和她的微笑。她用手指着我，好像在对我说：“轮到你了。”我朝她眨眨眼。我是她的编辑，她28岁的朋友。她是我最疯狂的故事。我答应了。
我会写完这本书。
吕茜在笑。孩子们在阳光下闻到糖果和节日的味道时，就是这样笑的。厨房里，刀叉碗碟和各种大小的铁锅堆在一起，她独自面对这一大堆炊具和餐具，等待保姆回来。她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
这是西贡的一个星期天，生活似乎还是那么甜蜜。从黎明开始，公寓里就鲜花怒放。炎热的风从装着铁栅栏的窗户渗透进来，带来外面的新奇。人们答应了她几个月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它将改变一切：独自淋浴，在衣柜里选择自己的衣服，学习看书写字。她成了“大人”了。这两个字包含着许多诺言，具有神秘的魅力。在她周围，童年的圈子扩大了。她准备好了。那天上午，当神甫说“我给你们和平，我把我的和平给你们！在基督的爱中，给我们一个和平之吻”时，她走在父母前面，伸出她的右手——弥撒的吻已经不符合她的年龄了。“基督的和平。”她轻轻地说。成年人也这样说，模仿他们就行了。
厨房的门嘎吱一声，提巴伊出现了。吕茜喜欢她没有皱纹的皮肤、疲惫的杏仁眼、比铅笔画的线条还要细的嘴唇。保姆擦去自己脚上从院子里带来的灰尘，把一盘盖着布的盘子放在桌上。
“是给我的礼物？”
保姆点点头。
吕茜激动地拍起手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想掀开布，但提巴伊动作迅速地拦住了她：“你要答应我，不告诉先生……也不告诉夫人。好吗？”吕茜答应了。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12下。大家都以为是在法国，确实是在法国。
突然，那个“女魔术师”一把揭开了盘子。
吕茜先是惊讶地噘了一下嘴。是一块黄色的东西，有的地方是白的，像蜜糖一样香。提巴伊闻了闻那个盘子，闭上了眼睛，然后把手伸了进去：“尝尝。”吕茜也把手伸了进去。咬上去咔嚓咔嚓响，多汁，又甜又咸。很好吃。她贪婪地吃起来，不用叉子，糖浆沾满了她的手指，她一一吮干净。很快，盘子就空了。
保姆倒在椅子上，吕茜跪坐着，问：“提巴伊，这是什么？”
“你猜不到？”她笑了。
“胡蜂的幼虫！”
吕茜扑哧一下，连忙用手捂住嘴。她这是第一次吃昆虫，父母绝对不会允许的，哪怕是在节日里。保姆执着地问：“你不会说的，对吗？”然后，她把盘子从桌上撤下，用海绵抹了一下，去装已经很熟的木瓜。木瓜黑籽很像是弹子。“如果把它洗干净，你可以用来玩。”提巴伊说。她把这水果切成一片片，拿出糖和香草，在锅里融化黄油。一只蜂鸟停在窗前。“那我们就来玩玩！”吕茜说。保姆没有回答，而是把她长长的黑发往后捋了捋。
“可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已经把籽扔掉了，吕茜。”
“不是玩这个，而是玩警察与小偷。”
“谁扮警察，谁扮小偷？”
“跟以前一样，你扮小偷。”
橙色的水果片开始变焦黄，提巴伊不断地搅动锅里的东西。房间里充满了香味，跟桂皮的味道不一样。吕茜一直保持警惕，保姆还是那样，若无其事地忙自己的事，最后一刻才会发起进攻。吕茜盯着她的后背，一言不发。待会儿还是现在？提巴伊转过身来时，还是被吓了一跳。
一缕金色的头发划破长空。她的头发在打架，裙子在飞舞。几个小时前她就已经7岁了。“抓小偷！”她笑着大喊。走廊里，尖叫声和赤着脚慌张地跑来跑去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提巴伊必须追上她。“你抓不到我的！”客厅的门砰一声关上了。
“吕茜！”一个严肃的声音吓了她一跳。“爸爸……别出声！”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报纸放在圆桌上。“你们在那里干什么？”提巴伊低下头，嗫嚅着说对不起，后退着走掉了。吕茜想追上去：“等一等。”但又长又细的手指抓住了她的脖子。“蒙娜？”父亲朝房间里喊。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他：“亲爱的，什么事？”安德烈耸耸肩，说：“看看你女儿！”
蒙娜的指甲红得像贝壳，细心地涂了油彩，在中午的阳光下亮晶晶的。她蓝色的眼睛盯着女儿，看到吕茜完整地站在那里，亭亭玉立。几个月来，吕茜的身体和思想就属于自己了，蒙娜不禁暗中感到惊讶，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血缘的延续。总之，她一直不明白这么奇妙的事情怎么也会发生在她身上。
她坐在丈夫旁边，听着。自从认识他以后，她就一直听他的。他穿着三件套的制服，有一种庄严的美，穿制服的军官呈现出来的美。安德烈以前没有这样正式过，他伸出食指：“必须这样。”蒙娜笑了，男人就应该这样说话——带着威严。
“吕茜，你必须明白……”他指着桌子、高级桌布、兰花、中国的瓷器、水晶酒杯和银器。吕茜站得笔直，像个小军人，可爱又严肃。
“今天……”
“我知道，”她打断父亲的话，“今天，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他差点喘不过气来，连忙靠在椅子上，转过头去。蒙娜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丈夫的眼睛里，颤抖着巴黎冬日的天空那样的颜色。8年前，11月的一个夜晚，这片灰色的天空吸引了她。
当时，印度支那银行在罗浮宫旁边举办鸡尾酒会，大家喝着香槟和杜松子酒。她父亲冯·马加拉已经当了多年行长，这天，邀请了德福雷-亨利一家。亨利是她父亲喜欢的一个同事。大家很快就作了自我介绍。鸡尾酒会还有这方面的用途：嫁女，给儿子找对象。当那个比她大的年轻小伙子向她走来时，蒙娜这个18岁的少女首先看到的，是他朦胧的大眼睛。
“懂事的年龄……”安德烈重复道。
他不知道，几个星期前，妻子就已经在给吕茜准备一件大事了：7岁，7岁，宝贝！穿花边裙子、慢慢地懂事了的年龄。女儿天天都在说10月21日那一天。
“懂事的年龄？那你还到处跑，像个野孩子一样？还有，你的鞋子哪儿去了？”他抓住女儿粉嫩的胳膊，“你表现得还不如保姆！”
蒙娜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安德烈很快就会发火，太阳穴上的青筋会暴突起来，然后会粘在一起——就像紫色的小鳗鱼。
“你听到了吧，吕茜？比农民还不如！”
她抓住丈夫的手：“安德烈，请不要……”
“闭嘴，现在是我说话！”他严厉得脸都变尖了，目光黯淡，嘴唇的线条也更明显了。蒙娜喜欢这种暴怒的时刻，因为只有她知道怎样用一个微笑或皱一下眉头让安德烈平静下来。她重新寻找他的目光，并伸出自己赤裸的腿，碰了碰他的腿。一次，两次。徒劳。丈夫的心全放在女儿身上。她心里感到一丝苦涩。此刻，她是多么希望自己不是母亲，而是那个顶嘴的女孩……
公寓里弥漫着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又出什么事了？”蒙娜好像想起了什么，“亲爱的，你在这里别动，我去看看。”她站起来，跑向走廊，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不应该跑。
在烟雾弥漫的厨房里，提巴伊正想把烧焦的糖水木瓜扔掉重新做。她的动作没有以前那么利索和稳当。蒙娜对她说：“快，马上就要一点钟了……”保姆对她苦笑着，悲伤得让她难受。“算了，没事的，”她鼓励道，“不过，行行好，让厨房通通风！”
提巴伊连忙道歉。这时，蒙娜不由得轻轻地惊叫一声，她走到窗前。窗栅后面，有一只蜂鸟正看着她，然后马上飞走了。
客厅里，安德烈在继续教育妻子：“你不必对下人那么客气，有礼貌就可以了。”蒙娜在他身边坐下，抚摸着他的胳膊。有一天，他曾对她承认说：“我喜欢你这样。”几年来——其实一年就够了，她在心里默默地盘点他都喜欢些什么，不喜欢什么。身体不是无限的游戏场，它有其局限和习惯，有感到舒服的区域，也有觉得讨厌的地方。
蒙娜并不以为自己多有能耐。结婚后，她很快就从医学院休学了，她只上了一年大学，但她清楚身体的用处——但这种能力是会退化的，不忠诚的，永远会受时间的威胁。
吕茜轻轻的声音把她带回到现实。
“我不明白，爸爸。客气和礼貌，不是一回事吗？”
“完全不一样。”
一道阳光掠过她沙子般金黄的头发：“为什么？”
蒙娜心想：我也想生出来就一头金发。
“因为他们是仆人！”
自从结婚后，她就把头发染淡了，她想让它变得更浅一些，浅黄色，金黄色，但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染的。安德烈对褐发女人非常警觉，觉得那是一些敢色诱的女人。他也提防蒙娜：“小姐，”11月那个永恒的夜晚，他曾对她说，“你比时装模特儿还要讨人喜欢，可男人们可以信任你吗？”订婚那天，她答应把头发染成金色。他由此看到了她服从他人的天性。
“仆人是有色人种，而你是白人，你不可以跟他们成为朋友。”
吕茜坐在椅子上，摇晃着身体，她显然厌烦这类道德教训。蒙娜感到安德烈越来越生气，一切都将变得很糟糕，而生日的午餐还没吃呢！她试图打圆场：“宝贝，答应你父亲下不为例……”但安德烈再次打断她的话：“必须让她明白！吕茜，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对仆人客气，这其实是在欺骗他们，让他们以为他们跟我们是平等的。他们跟我们是不平等的！”
蒙娜很清楚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她激动得无法自持，代替他讲出了这些话：“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永远都会如此，历来如此。”昨天晚上他还在生气，法国在外交上竟然主动接近越盟[2]。这些话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白人不能屈服，黄种人低人一等。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
安德烈的脸上意想不到地浮现出灿烂的笑容，让她的心跳得更快了。丈夫高兴地重复道：“社会当然是分等级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说着，他轻轻地分开双腿，解开上衣的扣子，对女儿说：“吕茜，你母亲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女人。”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的却是蒙娜。
提巴伊弯着腰，站在门口。午餐准备好了……安德烈挥挥手让她走。至于小吕茜，她没有动，好像觉得空气比以前更沉重、更热了，把他们包裹了起来。蒙娜示意她走，她很快就离开了。
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俩。红色的客厅很潮湿，像一张巨大的嘴。她朝丈夫那个方向架起腿，又放下，神情严肃地盯着他。一阵轻风吹来，让她的刘海颤抖起来，落在她的眼睛上。当她向他微笑时，他便知道时候到了，于是弯下腰，吻了吻她的脖子、她的脸颊。在沉重的呼吸声中，他的动作很慢。当混杂着琥珀和檀香的高贵香味停在她胸前时，她闭上了眼睛。
一天晚上，埃弗利娜要我给小说起个书名。她说：“我起不了，想象力不够丰富。”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想象力”这个词她却很喜欢，听起来很美，真的让人向往。
蒙娜很快就强闯进来。我在这里把原书开头的最初几行抄写如下：
必须把一切都讲出来。
追溯一个获得自由的妻子、母亲和女人的命运，她的名字叫蒙娜。
我们认真地寻找50年前的旧本子、星期天拍摄的全家福黑白照、散发着干柴味道的书信和其他资料。
但关于这个获得自由的妻子、母亲和女人，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张照片。蒙娜带走了一切。
她的自杀需要解释，但是没有。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名字中的这两个暖暖的音节：蒙娜。像蒙娜丽莎一样，她就是一个微笑，一个谜。
这个开头已经开始虚构了。埃弗利娜不得不代替自己的母亲，成了书中的主题、出发点和远景。但是蒙娜，她留给我们的是微笑和谜。
当你得知，你在世界上最亲的人，你的母亲自杀了，你会怎么样？那一刻，你身上的哪部分崩溃了？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德尔菲娜·德·维冈[3]和她的《无以阻挡黑夜》：“我不可能这样想，这不能接受，这是不可能的。不行。”
然而，那景象却展现在我的眼前：周末，埃弗利娜带着她的孩子们回家，打电话给母亲。没有人回答。她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人应答。她跟弟弟联系，弟弟也不知道。大家担心起来。母亲为什么不应答？通常，她是会应答的。必须到母亲家里去，大家连忙赶过去。里面没有声音。“妈妈！”没有声音，也没有人。怎么办？“妈妈！”大家的声音都变了。他们在信箱里找到了钥匙，打开门，双手颤抖，意识停止——走了进去。
埃弗利娜在我面前抽了第三支烟。可以像写调查报告一样写小说吗？追溯生活，试图弄清这种决绝的行为？自杀有其理由，这种理由是理智无法明白的。蒙娜自杀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不是因为埃弗利娜不知道为什么，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她太清楚了。母亲拒绝衰老。她没有失去美貌和魅力。在这方面也同样，也许有个十分平常的动机。在她身上，进行了30年的女权主义斗争。她是一个战士，为获得女性的解放，为了争取流产和堕胎的权利而斗争，但却不知如何超越自己的身体。
“到了50岁，55岁，女人就引不起男人的欲望了。”
埃弗利娜跳了起来：“这话是你说的吗？你还是女权主义者吗？”
蒙娜很固执。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再引起男人的欲望，那就什么都完了。埃弗利娜很生气，大笑着走了。
“你别笑。如果有一天，你跟一个比你年轻的男子一起生活，我可警告你，大家都会把你叫作老女人。”这不是真的，她母亲不可能这样想。埃弗利娜碾灭烟头，抬头看着我，说：“她真的是这样想的。”
一个由水与石组成的迷宫。河流绕着西贡流淌，泛着道道反光，让人不得不眯起眼睛。星期天的散步，悠闲而甜蜜。“远东的巴黎！”安德烈激动地比画着，给吕茜描述城市的结构、建筑和热闹非凡的卡蒂纳路，当然，那是西贡最漂亮的马路，因为他们就住在那里。道路两旁种着罗望子树，路上有单人马车和轻便双人马车跑过。这是城里的主干道之一，用图卢兹[4]红砖建造的圣母院有两座塔楼，矗立着板岩尖顶，俨然一副法国城市的样子。最高级的饭店在那里互相竞争，城市剧院的外墙模仿着巴黎的小皇宫。大陆酒店的露台就像是驳船的甲板，可以想象里面的套间是多么奢华和舒服。马尔罗[5]和太太曾在那里住过10个月。“苏联人做得对！可尽管人们都唾弃殖民主义，却谁都想盖着丝绸被子打呼噜！”
稍远处，是格朗迪埃路，运动俱乐部聚集了城市最有钱的阔佬。他们在那里醉生梦死，快活如神仙——跳舞、打台球、打桥牌、喝鸡尾酒、开音乐会。那个街区干净整齐，比住在那里的白人精英还要白。安德烈只对那里的银行表示蔑视，低声说：“有人在那里走私货币。”
“啊……”吕茜轻轻地叫了一声，害怕了。父亲让她不要害怕。那是一些临时路过的白人干的，他们平庸，没有价值，不像他们这种殖民者。
对蒙娜来说，没有什么比五颜六色的人力车、熙熙攘攘的牲口和蔬菜市场更好看了：卖油条的把剩下的油渣用报纸一包就扔到人行道上，骑自行车的被肩上的母鸡、笼子或是切成碎块的青蛙压弯了腰，耍杂技的在路上跳舞。这就是梦想中的印度支那，也是埃皮纳尔图片[6]中的印度支那——穷人的聚居地。
当她感到烦闷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或者是在俱乐部的朋友们都很忙的时候，她便跟提巴伊一起去圣路易小学，卡蒂纳路所有高官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离家步行还不到十分钟。教学楼宽敞明亮，校园里有一棵古老的榕树，遮挡着阳光，给院子带来树荫。外面的人行道上，保姆们聚在一起耐心等待。她们说话小声，看不出年龄。蒙娜欣赏这些保姆清秀的模样和柔软的头发，注意到她们的裙子布料很差，双脚粗糙，手腕却很细腻。亚洲女人说话不多，好像她们有个密码：眉毛一动，头一低，手指一弯，似乎都在讲述她们在白人家里的生活、家中的忧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们在照顾别人的孩子，那谁去学校接她们的孩子呢？后来，她突然想起来：她们的孩子不上学。
学校的大门开了，长着金发的脑袋如激流般涌出来，嘈杂声盖住了成年人的声音。一分钟后，吕茜出来了，满脸笑容，穿着镶花边的小裙子，只有无忧无虑的孩子才会有这种微笑。“宝贝……”蒙娜迎上去，但女儿首先扑到保姆的怀里，让她的心一落千丈。
在回家的路上，小吕茜用单调的声音背诵着乘法口诀表：“二二得四，二三得六……”直至看到一个芒果才停下来。几天前，树上就结满了芒果。吕茜来了劲，快跑几步，用力拽着前面的树枝。又一个芒果掉下来，发出一个沉闷的响声，在地上砸扁了，乐得她哈哈大笑。“没事，夫人，这是她的新游戏！”提巴伊局促不安地解释道。
但蒙娜还来不及说什么，吕茜就去拽另一个芒果了，这次是朝着马路的方向拽。一个骑自行车的农民驮着一筐西红柿刚好经过那儿，芒果刚好砸到他脸上。他的车把突然一歪，车轮刹住了，但所有的西红柿都倒翻了。在汽车的喇叭声中，那个越南农民大叫着站起来，看着他的西红柿：大部分都被压扁了，没法卖了。提巴伊平时开心的脸阴沉下来。“吕茜！”蒙娜转身对女儿说，“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吕茜低着头，提巴伊则默默地看着灾难现场：那个男人站在路上，比树藤还要瘦。他突然间什么都没了，这和她的情况太相像了。
吕茜轻轻地走到提巴伊身边，把自己的小手递给她，轻轻地叫了一声：“提巴伊。”这个名字就像是一声“道歉”。蒙娜两眼冒火。路上，西红柿如同一摊鲜红的血浆。那个农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她们，大叫大嚷，除了提巴伊，谁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他在说什么？”
在她们周围，机械的嘈杂声又响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大车、自行车和人力车的车轮很快就碾过柏油马路上的“血浆”，不到天黑，那团凄惨的糊糊就会了无痕迹。那个农民重新跨上自行车，最后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
“她说什么？”蒙娜追问道。
提巴伊低着头，没有回答。那时，如果她看一眼女主人的眼睛，她会看到一道抖动的目光，夹杂着伤心、忧虑和愤怒。目光中，她会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负罪的成分。
我们见面后几个星期，埃弗利娜庆祝了她的75岁生日。她选择了爱自己的皱纹、白发和众多的外孙——她选择了生；蒙娜呢，在她75岁生日的前夜，走向了死亡。
“在这部小说中，不但应该揭示你们俩是如何成长的，可能也要展示你们俩是如何自毁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埃弗利娜·皮西埃成为埃弗利娜·皮西埃并非偶然。她母亲既是典型，也是个反典型，既是盟友，也是敌人，既是知心人，也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一大团阴影与光亮。埃弗利娜以她为蓝本，这毫无疑问，但蒙娜也从女儿身上得到了灵感。两个人都应该出现，面对读者。
雨水敲打着窗户。多么奇特的夏末，天色如灰……我不敢再要咖啡。埃弗利娜沉思片刻之后，同意了：“总之，我信任你。”
她的目光落在我裸露的双臂上。她站起身来，走了十来步，来到圆形玻璃窗前，细心地关上窗：“我不想让你着凉。”
1949年，新的不安出现了。来自宗主国的士兵源源不断地在西贡港下船，在军乐队的欢迎下，被派往岗位。在那里，他们不但要与越盟战斗，还要面对蛇、蚊子、痢疾和安南[7]疱疹，潮湿的天气让人的皮肤上长出这些小蘑菇般的东西。2月，一年前在塞蒂夫[8]建立的第二外国伞兵队前来增援驻扎在东京[9]的部队。从此，印度支那有了外国军团的两支伞兵部队，大家都对他们赞不绝口——那些壮实的小伙子将制止红色力量的发展。
尽管气氛紧张，民众还是准备过新年。他们纷纷涌向市场，或在庙前焚香。挂着无数小铃铛的假狮子在街上跳舞，乞求健康和庇佑。
“你女儿有一个新的幻想。”安德烈没敲门就进了房间。蒙娜正坐在梳妆台前，准备去参加俱乐部的晚会。她按照母亲教给她的办法，把自己的头发弄卷，检查了一下口红，然后拿出首饰来搭配她的着装。她扬了扬眉头，请丈夫说下去。
“你听好了，她想庆祝越南新年！”镜子中，一声大笑回答了他，耳环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你觉得这很好玩吗？可是，蒙娜，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不同意学校宣传这类愚蠢的东西。”
蒙娜站起来，走到他身边。绿色的绸缎长裙非常合她的腰身，在初降的晚霞中，她看起来就像一个15岁的少女。她知道这一点。“别担心。我会跟吕茜说的。不过，要等明天了。”她轻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弄得他的嘴红红的，然后带着他来到客厅。
她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吗？这是女性通过一种秘密而约定的形象代代相传的，还是出自本性？在她身上，诱惑属于天赋。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她就感到有双重的欲望，要么是别人引起的，要么是让别人感受到的。在爱情方面，规则很简单。假如想触碰女人的梦想有望成真，男人们会颤抖着跪在他公开侮辱过的女人跟前。安德烈习惯发号施令，但有时也会服从，那是在静悄悄的床上。蒙娜明白这一点。男人既是主人，也是狗。
“你准备好了？”耳环让她的脸颊金光闪闪的，突出了她天蓝色的眼睛，“咱们走！”
在运动俱乐部，人们将久久地谈论年轻的德福雷太太的绿裙子和她神秘而迷人的微笑。关于她，人们都说，她这类女人，都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那是从童书里逃出来的仙女，一个难以置信的情人。
第二天一早，当吕茜端着碗在喝巧克力的时候，蒙娜发话了：“这么说，你好像想让我们庆祝越南新年？”
女儿兴奋地睁大眼睛：“对呀，妈妈，求求你啦！”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小女孩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因为老师说，过越南新年时，可以吃越南春卷。”
就在这时，安德烈来到了厨房，头发散发出美发油的香味：“你们在谈什么呢？”
“正在说越南新年呢……”
他皱起了眉头：“我希望你告诉老师，我们不让你上圣路易学校了，免得你去学越南的宗教！”
蒙娜忍着笑：“吕茜有充足的理由……”黄油刀在面包片上方停住了。吕茜向父亲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对，爸爸，我有充足的理由！”他把她抱起来，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嗯……我很好奇地想知道……”
“是这样，爸爸，过越南新年必须吃春卷。春卷，你喜欢的。”
两天后，提巴伊做了80个鸡蛋猪肉油炸春卷，分给她的主人们及其众多的朋友。现场还有香槟和冒着热气的绿茶，蒙娜和安德烈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请用，请用。”提巴伊殷勤地说。戴着大钻戒和名表的手纷纷伸向盘子。“保姆做的这些小点心真不错。”安德烈擦着嘴承认道。提巴伊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给这里端吃的，给那里端喝的，像旋风一样在桌布和餐巾之间来来回回。鞭炮带着略有不安的喜悦在迎接牛年，牛这种动物的行为是多么让人难以预料。
午夜时分，最后一个客人也离开了。吕茜已经睡了很久，安德烈和蒙娜关上房门。提巴伊收好桌子，洗完碗碟，一口吃掉最后一个油炸春卷。春卷已经冰凉了，像一截断指，躺在盘子里。厨房里终于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她一个人。
在埃弗利娜的生活中，“奶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先是在她的童年，然后是当她做了母亲的时候。20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规矩：高官的太太是不工作的。同样，她们也不可能照料孩子。革命年代也有自己的规矩：现代女性读书工作，不再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奶妈是一些悲剧人物。我想起了阿努伊笔下的安提戈涅[10]和她淡淡的失望：“奶妈比发烧还要强大；奶妈比噩梦还要强大；比衣柜的黑影还要强大，那衣柜冷笑着，每个小时都在墙上变化；奶妈比沉默的千足虫还要强大，夜间，这虫在什么地方啮咬着什么；奶妈比黑夜本身还要强大，黑夜发疯似的呼呼叫着，我们却听不见；奶妈比死亡还要强大。”她们间接地给未来的灾难传递信息。
埃弗利娜小时候很黏她的奶妈们。提巴伊，在越南语中就是“奴奴”（奶妈）的意思，那是她的第一个朋友。后来，在新喀里多尼亚[11]，是罗莎莉。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女人，常常受到虐待，得不到尊重，而且都是当地人。我想，她们构成了埃弗利娜观察和喜爱的最初景色，由人类组成的景色，它会动，也很动人。她这一生从她们身上汲取了很多东西。只有提巴伊和罗莎莉才能解释她后来为什么要为去殖民化进行斗争。
后来也成了母亲的埃弗利娜将与奶妈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公法方面的教师资格后（当时，女性是不参加此类考试的），埃弗利娜在雷恩大学谋得了教职。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喜欢介入社会政治的医生，不断地在全世界跑来跑去。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很小，奶妈不断地换。埃弗利娜需要她们，尽管她常常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们。后来，她丈夫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保姆：一个成功地逃脱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女人。自由啦！埃弗利娜相信她，就像相信别人一样。她继续在巴黎与雷恩之间来往，拼命工作。但有一天，她在孩子的衣柜里翻找东西时，在一包包尿布之间发现了一把手枪。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民族原因，这都不能容忍。于是，那个柬埔寨女人带着她的手枪和秘密匆匆地离开了。
葬礼之后不久，奥利维埃让我追踪一个波兰女人的信，她跟埃弗利娜关系密切，名叫于叙拉，曾是孩子们的保姆。她在信中写道：
我住在你家的各时期的不同景象突然出现了：
她漂亮的小手放在你肩上，奥利维埃。早晨淋浴后她散乱的头发像是她的爱犬的毛，一时遮住了她的面孔。
她瘦小的身体在过长过大的毛衣里现出轮廓。
她粉红色的睡衣已经走样，宽大的羊毛袜子让她看起来像个顽皮的女孩。
她每天都要寻找自己的汽车或者是车钥匙——她常常忘了前一天晚上把车停在哪里了——结果早晨总是匆匆忙忙的。
放在她书桌上的毛线球让我想起了她的香味。
我不认识于叙拉，但我想拥抱她，感谢她。钥匙、粉红色的睡衣、过大的毛衣，一切都在那里，形象十分生动。后来，我十分高兴地读到了下面这一小段文字：
当我忧伤的时候，为了鼓励我，她不断地跟我说：“必须起来斗争。”当我不自信的时候（我常常自责），她总是对我说：“人不是生来就笨的，而是后天造成的。”[12]于叙拉必须出现在这本书中。
卡蒂纳路越来越不安全了，不支持越盟的商人经常成为打击对象：手榴弹、鸡尾酒燃烧弹、袭击。舞厅也成了目标，比如在德拉肖姆大街的金龙舞厅，两个乐手被枪打死，身上满是弹孔。但法国军官及其夫人以及高级官员们继续外出，69号的“卡蒂纳屋”总是人满为患。那是一个受到保护的俱乐部，因为某国的大商人们在那里娱乐，“友好”逗留期间，他们给盟友输送武器和现金。黑暗的大厅里，烟雾缭绕，在爵士乐或蒂诺·罗西[13]的歌声中，战争似乎已经远去。人们陶醉在女性的香味中，大家都相信，来东京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小伙子们，最后总会来这里一次。
事实上，安德烈非常警觉，蒙娜感觉得到。他要她少带吕茜外出：“好好享受这官邸，别出去。”在这个“白色”的西贡，有白色的围墙保护，有武装到牙齿的白人日夜站岗，生活过得平静而缓慢，让人非常享受。
蒙娜享受着这一区域的平静，在游泳池旁边慵懒地躺在折叠式帆布躺椅上。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把小游泳衣递给吕茜，教她在28摄氏度的碧蓝的水中学习游泳。女儿睡着时，她便伸展四肢，做形体操，想把自己晒得再黑点。外面，城市四分五裂，根据各方达成的默契进行分割，人的皮肤就是分界，谁都不敢违背。白人住在卡蒂纳路，黄种人住在别的区，很远，尽可能远。这里尤其安静，官邸十分舒适。一天，吕茜担心起母亲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她不会也变成黄种人吧？如果被父亲发现，那会怎么样？蒙娜笑了，让女儿放心，安德烈不会分不清的，他拥抱妻子的肩膀时，甚至只碰被游泳衣的带子遮住的地方，那地方的皮肤是白的，像一条带子。西贡就像一个天堂。整个印度支那都是，像一个天堂。
这是多大的假象啊！
从1945年起，蒙娜就在容忍印度支那，出于对安德烈的爱。过去，在日军进犯之前，她喜欢这个地方，是的。但战争破坏了一切，如果可能的话，她是会逃跑的，比如说，逃到非洲，那是一个吸引她的地方。但印度支那拉住了他们。她让丈夫答应了一件事情：永远不要再回河内。那座城市，她觉得已经死了一百次，相信它已经消失了一百次。安德烈答应了。有时，她躺在帆布躺椅上，看着女儿。吕茜在周围跑来跑去，笑疯了，跳到水里，溅起一片水花。在她那个年龄，没别的，除了在花园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咬得果仁糖咔嚓响，然后数数自己的牙齿，看有没有咬掉了一颗，摸摸街上的猫，在夏天的酷热中午睡。死亡离得很远。童年是个盾牌，集中营的影子已经从她的记忆中消失。这很好。但遗忘也让蒙娜感到害怕。
一天晚上，她实在忍不住了，来到吕茜旁边。吕茜坐在床上，瞪着蓝色的大眼睛望着她，似乎有话要问。女儿的眼珠和自己的一样蓝。她第一次发现这一现象还是在产房里，当时，安德烈又高兴又激动，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的眼睛跟你真像！”接着，他咧开嘴笑了，补充了一句：“我们没有儿子，却生了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女儿。”1941年10月21日星期天，11点15分，几乎就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前的两个月，吕茜出生了。她还没出摇篮，战争就爆发了。蒙娜抚摸着女儿金黄色的头发发誓，永远不讲出这一真实的噩梦，但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迫使她讲出来。也许是因为担心未来有别的悲剧，别的痛苦，或仅仅是因为她需要提醒自己，她并非独自一人穿过这地狱的。
河内的集中营一片漆黑。一道油腻腻的东西从墙上流下来，黏在她们身上，就像是第二层皮，必须把它揭开、烧掉。在牢房的一个角落，女儿蜷缩着靠在她身上。蒙娜倾听着敲打在屋顶的雨声，蟑螂迅速迈动小爪，窸窸窣窣，爬到她们的大腿上，就像噩梦中钟摆的声音那样整齐。一股刺鼻的味道，混杂着潮气和尿骚味，直扑她们的喉咙。周围还有其他女人，带着别的孩子，大家都在默默地哭泣。只要说一句话，突然动一动，看守就会挥起他们的大头棒。
第一天，一个越南女人试图反抗，她的左眼四周从此多了一圈紫色的伤疤，上面流出恶臭的脓水。蒙娜想给她治治：“让我来，我是学医的……”但那个女人扭过头去，她本能地知道别人帮不了她。牢房的另一头，有个白人女人，红色的头发就像在黑暗中洒了一点阳光，她前后摇晃，不断地重复道：“菲力普，菲力普……”蒙娜紧紧地抱着女儿，让她靠在自己的肚子上，以驱除恐惧。
“Soto ni！[14]”有个男人大喊道。“出来！”集中营里没有别的男性，只有他们，日本兵。他们在牢房门口站岗——有人私下里把牢房说成“笼子”。散步的时间到了，女囚们排起队伍。院子里也是黑乎乎的，围墙很高，污泥在脚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第一天，吕茜还觉得这挺好玩，4岁的孩子喜欢这种事情，但被关了几个星期后，她就笑得越来越少了。
开始行走了。她们冒着雨，沿着围墙走了一遍、两遍、三遍。雨水洗刷着她们肮脏的头发。走到第四圈的时候——一共要走五圈，蒙娜拉了一下女儿的胳膊：“快！”黑暗中，有个绿色的影子在颤抖。“抓把青草，吃了它！”吕茜没有问任何问题，她拔了几根青草，塞到嘴里。大家继续绕圈子走路。
一切都始于1945年3月9日。巴黎已经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好几个月了，法国继续在印度支那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作为殖民地的高官，安德烈在决策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很晚，每天都在跟让·德[15]库总督讨论问题，向法国临时政府汇报情况。他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但跟维希政府的人打交道，他更加主动。不过，他绝对想不到什么事在等待着他。
河内的夜晚，灯光渐渐亮起来，富人家的孩子该上床睡觉了。但那天晚上，吕茜却任性得很。她的面条还泡在汤汁里，断手断脚的布娃娃躺在桌下。蒙娜强迫她吃：“快，至少要吃掉一半。”她没有吃。蒙娜生气了，最后扭过身去不理她，去检查仆人们的任务单了，急着在安德烈回家之前把小屋整理好。就在这时，一阵穿堂风刮进房间，进来一个苍白得像幽灵的人。那是定，家里的园丁。
“日本人来了！”
蒙娜呆住了。
“他们进攻了！要过来抓你们……”
蒙娜一手抓着椅背，另一手捂在胸前：“安德烈呢？”
“我不知道，太太，我没有他的消息。请相信我，赶快走……”
她先是想起了家，又想起了丈夫工作的光延堡，然后缓过神来，把吕茜推进房间：“穿上鞋子！”她从柚木柜子里拿出一个小提箱，胡乱塞进一些东西，抓住女儿的小手，小手冰凉冰凉的。“快，宝贝！”但她马上就站住了：院子里进来了4个士兵。定大叫一声，跑去躲了起来。几声枪响和叫喊声。吕茜哭了，敌人已经把她们包围了起来。蒙娜倒在地上，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重一些。她的想法真是荒谬。她的裙子要被弄坏了——安德烈刚刚送给她的漂亮的新碎花裙子。一个敌人朝上面吐了口痰，黏糊糊的痰液在裙子上印上一个斑点，颜色比别的斑点浅。
“我没有童年回忆。”乔治·佩雷克[16]说，他的一家曾被流放到奥斯维辛。埃弗利娜和她母亲被关在河内的集中营里，那段日子已无从回忆。她们在那里面被关了多长时间？不知道。牢房是什么样子的？里面关了多少个人？埃弗利娜所记得的那些细节都是母亲讲给她听的。可以想见，那都是重新编过、稀释过的。在小说中谈论集中营，就是虚构，甚至只有虚构才能填满过去的黑洞。
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母亲不断地重复这句不可思议的话：“抓把青草，吃了它。”埃弗利娜甚至在接受采访中几次谈到这一点。我希望她能深入挖掘这一情节。跟母亲一起坐牢，这种经历肯定会给她的成长指明道路。童年时期的这种囚禁一直沉重地伴随着她寻找自由。
我们第一次见面，埃弗利娜就在我给她的资料上做了批注，我后来拿了回来。纸张被折了角，有些污迹，闻得到上面有烟草味。我的喉咙一紧。纸张的上方，是我用电脑打印的“故事情节”几个字。我找到了自己的提示：“这里写战争英雄父亲的神秘故事”，背面是她手写的蓝色钢笔字，上下都有：“父母亲人物小说化”“弄清事实”“强调”“女性的身体”。第二页的中部，写着一个不可思议的词，并清楚地画了一条线以示强调。我不禁笑了：“春卷。”
我非常小心地把这些笔记收好，把它们放在我家的一个小抽屉里，就压在我们全家在毛里求斯岛拍的旧照片上面——那是我最宝贵的隐私盒。
现在说回河内的集中营。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证据，法国历史的一个方面，而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在我的头脑中，印度支那以前只有一些瞬间的场面，而且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奠边府和杜拉斯的《情人》。《情人》中的一个段落，我想，在三年级的所有教材中都有，它曾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个优雅的男人下了小汽车，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看着戴着男帽、穿着金色鞋子的少女，慢慢地向她走去。显然，他很害羞，起初连微笑都没有。他先是递给她一支香烟，手颤抖着。种族不同，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一点，所以他的手才颤抖。”
这个段落与一部著名电影（《印度支那》）的海报如此吻合。海报上有个女人的背影，手里提着鞋子（卡特琳娜·德纳夫扮演），靠在栏杆上，下面是一片金色的海湾。但关于法国人和日本人在那个狭长半岛上的直接冲突，什么资料都没有。历史是谁写的？集体回忆？士兵、总督、史学家还是教授？也许吧！但历史的第一个制造者，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21世纪不需要印度支那。人们告诉过我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主义、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但不是印度支那战争）。我承认这已经够多了。埃弗利娜还告诉了我其他一些事情。列维-斯特劳斯[17]的伟大教诲：“目光要放远一点。”
“菲力普，菲力普……”那个红发女人在牢房里不断地喊道。几个星期过去了，炎热、潮湿混杂着疫气。饥渴、缺乏卫生设施让女囚们难以忍受。
还是没有安德烈的任何消息。
“菲力普……”那个疯女人有名字，大家悄悄地在传，像是有点不吉利：伊莎贝尔·沙普利埃。蒙娜觉得很耳熟，也许是安德烈的一个朋友，或者同事，但记不清了，一切都迷迷糊糊。她喜欢伊莎贝尔火红色的头发，几天前，它们就成片成片地掉，斗累了。
“菲力普……”每次散完步，那疯女人都会重新叫喊。皮肤上感到了风的气息，别处的召唤，希望重逢——这一切都刺激着她的神经，不是想让她马上回到笼子里去，就是让她焦躁不安。穿绿制服的看守走近栅栏，用步枪顿了顿地面，威胁她。一个女囚示意她不要说话。她常常遭到虐待，也会受到惩罚，但她继续呻吟。别的士兵又旧戏重演。蒙娜感到了恐慌，向那个疯女人伸过头去，轻声地说：“菲力普会逃走的。男人很强壮，比我们有力气……”听到这话，伊莎贝尔抬起浑浊的眼睛望着她，不，并不茫然，而是很充实，充实得像大地。她正要回答，一个看守打开牢房的铁栅门，踩着躺在过道上的女囚和孩子们的脚、肚子和头，进来抓住伊莎贝尔的最后几根头发，把她扔到了外面。穿绿色制服的士兵们把她带走了。
5月也来考验她们了：让人肺部透不过气来的酷热，还有大雨和痢疾，但最糟糕的是蚊子。蒙娜还记得跟吕茜年龄一般大的那个小女孩，把自己搔得浑身是血。蚊子的嗡嗡声传播开来，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它们爪子正落在红肿的身体上……奇痒无比，甚至连那些士兵也觉得不舒服。必须忍耐，每天都要在死亡和疯狂中挣扎。
女囚们瘦得可怕，皮包骨头。吕茜很伤心。前一天，她在妈妈的要求下，又匆匆地拔了几根草。蒙娜没有看见。但吕茜并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紧紧地抓在手心，那是爱与痛苦的小宝贝。回到牢房，士兵一走开，她就轻轻地叫了一声“妈妈”，把草递给她。由于太热，草已经湿了。“给你治病。”
时间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