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时，我写过一本研究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的薄薄的小册子。我那时年少气盛，自以为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诠释了这位丹麦作家个人生活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联，然而我错了。多年以后，当我真正去读它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像读别人写的一本书一样——对我来说它最终确实变成了无异于别人的作品，我被自己读到的东西震惊了。我记忆里那些中肯的分析，原来只是长篇累牍的、对孤独近乎抒情式的辩护。我仿佛听到一个年轻女人苦闷喑哑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当年的我，那个躲在书本后面的内向女孩，她又胆怯又骄傲，拼命把某种秩序强加给世界。在书里我谈到了安徒生贫困的青年时期，他在家乡无法解释的坏名声，他的童话里仿佛净化过的语言，他的剪纸天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叙述一场抵抗，一种始终要忍受众叛亲离、只能在虚构的故事中得到赞美的人生。不过书里还不惜笔墨地（一百页的小册子有四十页讲这件事）讲了一件我自己彻底遗忘了的事：狄更斯与安徒生的决裂。两位作家相识于1847年6月，安徒生来到了伦敦，想制止自己的盗版书在英国出版。当时他在国外刚刚小有名气，在伦敦某人的客厅里初识狄更斯，似乎瞬间坠入了情网。这场柏拉图式的爱情照样有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安徒生给对方写了一封封充满了孩子气的表白信件。然而查尔斯·狄更斯与他性格迥异，这位英国小说家给安徒生回了信，机械地、客套地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却没有想到安徒生会信以为真。就这样，1857年3月，安徒生兴高采烈地出现在位于肯特郡的狄更斯家宅。他在此逗留了五个星期，时间长到足以遭到狄更斯全家上下，包括孩子们的一致厌恶。安徒生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这位朋友的任何消息。破碎的友谊，得不到回应的爱情，这就是我第一本书的真正主题。书写于1963年，那时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某座房子里已经共同生活了七年，并且还将继续在那里居住十多年，直到第一次分开。后来我们重逢，一起在另外一处房子里生活了十四年，最终痛苦地决裂。刚才我出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在樱草山的街道上遇见你。你像是被魔法送到了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揉皱的褐色纸袋子。过了一会儿，你告诉我，里面有两个肉桂面包卷。你显然想问问我过得怎么样，想告诉我你的状况，然而，我日日牵挂不在身边的你，已经二十三年了，所以这次该讲话的不是你，弗兰克，这次让我来讲，我一个人，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就在此地，此时此刻，让我们就站在街上，我要从头开始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你听，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听。弗兰克，失而复得的弗兰克，我看不够的弗兰克，让我开始吧！
尽管怎么也想不到会在伦敦遇见你，但当我在阿德莱德路看到迎面走来的你，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我叫住了你，拥吻了你，但当我仔细端详你，却仍然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怎么会透过这张不动声色的老年人的脸，一眼就把你认出。你对我说话，对我露出你那不可思议的微笑。我不由得心里计算着，你到秋天该满八十岁了。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几秒钟之后，我的眼睛就熟悉了你的新面孔，像一匹熟悉了各种路障的赛马，我透过你的皱纹和白发看到了你，未曾改变的你，让我痛心的你，弗兰克·爱泼道尔。二十三年以来，我无时不在盼望，在死去之前再见你一面，谁知道我们竟然居住在相隔不远的街区。在四月微凉的清晨里，你就这样站在我面前，穿着宽大的羊毛外套，像个上校，你的皮肤是古铜色的，耳朵上还能看到以前打耳洞留下的痕迹。你说着话，我能看见你的牙齿，右侧那颗在一次事故中磕坏的犬齿显然修补过了，那是哪一年呢？那年我没跟你在一起。是的，你说过，海伦，我跟你在一起从来不会出事，我跟你在一起就安全，你老爱这样说，好像有点后悔的样子。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谨慎，可你对此嗤之以鼻。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父亲才同意把你托付给我，记得吗，虽然你比我还大几个月？我们决定一起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是我一个人说服了我们的父母，因为我在他们眼里是有威信的。我未能永远保证你的安全，但我发誓自己尽力了。这真的是你，弗兰克，你没有变，八十岁的你，仍然是那个我记忆里的小伙子，然而见到你感觉又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却满心遗憾地发现，原先最喜欢的建筑被推倒了，原地建起了星巴克咖啡馆。弗兰克，你变成了一个老头子。有我在，你就不会出事。我越谨慎，你越鄙视我的谨慎，我们之间总是这样。如果没有我陪伴你大半生，你也许早已不在人世，这就是事实。没有一个男人在他最好的女友眼里是英雄，弗兰克。
人们曾经对我说，衰老会夺去记忆，这不是真的。正如我十七岁那年，人们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明白，真正的生活在书本之外，这也不是真的。我从不怀疑，自己在死之前会揭穿成人世界的一切谎言。今天跟以前一样，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仍然略高于平均水平。由于成年之前始终活在戒备之中——孩提时为避免被兄弟们杀死，少年时代为躲过他们共同对我实施强奸的计划，我养成了习惯，随时警惕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的父亲跟你的父亲一样是外交官，我很早就学会了辨别大人的言外之意，后来自己也变成成年人，或者说，变成世人眼中的成年人之后，也从未放松过这种警觉。作为在使馆长大的孩子，在我的世界里，第一要务是懂得规则，遵守规则，在对方都没有意识到之前明白他的意图。也许你想知道我怎么会在伦敦，那我告诉你，我在伦敦生活已经八年了。你看，我最终回到了父亲的祖国，变成了我曾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真正成为的人：英国人。在七十二岁高龄搬迁是件不寻常的事，但孤身生活至少使我免遭他人的困扰。除了几个自己也老得没法保护我的人，没有人替我担心。最后我只得找了搬家公司，他们什么也没问，干脆利索地把我的家具运到目的地完事。我在大英图书馆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公寓，终日在阅读中打发时光，正如我此生一直所做的那样。有时我不免对自己生活的地点感到惊奇，我望向窗外，不得其解地想：伦敦？为什么是伦敦呢？然后我记起来，在诺曼底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先是独自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我肯定失去了思考能力，这是今天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我只是去了一个我有栖身之所的城市，然而那座我们在里面度过漫长岁月的房子，对我来说其实是最糟糕的避难所。无法解释的是，我在那里一住多年，直到市政府决定在公寓的外墙上挂刻着你名字的纪念铭牌，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装，强忍住眼泪，然而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却感到极其骄傲——何必再掩饰这一点呢？你去过那里吗，看到牌子了吗？那是一块厚实的方方正正的粉色铜牌，“画家弗兰克·爱泼道尔在这座楼里开始他的艺术生涯”[2]。这些字眼的含义，与它们没有说出来的意义，同样让我心绪难平。
世上还有两个人像你我这样彼此截然不同吗？你什么都不在意，而我敬畏一切；快乐是你的天赋，正如勤奋是我的本能；你开朗阳光，漫不经心，一切只凭兴趣，而我却能终日埋首书本，在一行行蝇头小字间疲倦双眼，并且总能给别人超出预期的满意结果，我对自己这种天赋感到无比自豪。我有动物一般的警觉和专注，能捕捉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声音和气味，我的极度敏感使我变得善解人意，同时又会像暴君一样刚愎自用，因为我洞察一切，所以想指挥一切。多年后的一天，我丈夫带着戏谑的态度问我，因为那时他还觉得我有趣，他说，海伦，你有一个船长的灵魂啊，怎么会进了出版这行呢？答案很简单，一直很简单，因为一个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末的大使的女儿不可能当船长。我想我丈夫其实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只不过他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一样，对他交往的女人的生活，包括他妻子，并没有什么确切的了解。你也是这样，弗兰克，你也是那个时代的男人。我想你其实是个好人——在内心深处，也许你比我更好，只不过你眼里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其他的一切你都自动屏蔽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小小的领域里成了专家，你却是个艺术家。这正像你画的那些画，颜料一层层地涂上去，形象渐渐浮现，直到最后某一刻完全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经过多年慢慢成形，但我想，从一开始，我们的天性中已经蕴藏了你我的结局，也注定了一个无辜者的死亡。
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来慕尼黑进行外交斡旋。他会见了元首希特勒，并最终同意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父亲是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张伯伦当时六十九岁，他的生命还剩两年。我父亲刚过四十岁，正是外交官的理想年纪。他是一战结束时进入外交部的，整个二战期间，他做的所有事情，我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总结：撒谎。我不知道1938年9月的那些天里，他在巴德戈德斯贝格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个时代是不能问父亲这种事的。除了每天喝茶的时候，把糖罐子递给他，几乎没有别的交流了）。我所知道的是，正由于他可疑的忠诚度，战争爆发后他就因安全原因被派驻瑞士使馆，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待在顿斯特拉斯区当公使。在战后最初的混乱年代，欧洲惊魂未定，他又被派到雅典，在特里司特区的使馆任职。1950年，他终于得到了驻意大利大使的职位，到罗马上任。三十三岁那年，他曾因生意上的事去阿姆斯特丹旅行，也在我母亲哥哥的晚宴上遇到了她。那是1931年5月。两个月后他娶了她，然后在七年间生了弗雷德、马腾和我。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是个坏父亲，却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一个严厉、善辩的男人。每年的圣乔治节，聚集在沃隆斯基别墅的英国侨民们都会被他的讲话惹得眼泛泪花。你记得吗？我是这个男人唯一的女儿，却从来没学会讲话的艺术。我这一生在纸上写下过几十万个词句，然而把它们说出来，却始终是一件让我痛苦不堪的事。如果我能及时说出来那该多好，弗兰克；如果我说了哪怕一次，而不仅仅是在做，只知道做，一直在做，什么都做；如果我会使用那些我能游刃有余地写在纸上的词语，如果我能驯服它们，让它们发出我的声音，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对吗，弗兰克？所以我现在必须说，弗兰克，而你必须听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