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的经历恰恰给我指出了一条明路。许先生在辅助梅先生过程中有其阶段性。他本来处在一个十分容易显现个性的环境,如果不是身体不好的话,他可能从政或者从军,走上另外的一种路途。但是鬼使神差让许先生从中年起就辅佐上梅先生,并且是一辈子跟定了,就把自己原先那种很旺盛的能动性,凝聚、隐缩在对于梅的艺术的记录、规整和阐释之中。可以这样认为,许先生中年以及稍后的命运,基本上仍然是由梅先生的功绩、地位所决定了的。但是,梅先生在67岁上突然去世,是造成许先生晚年开始恢复显现个人人生价值的一个远因。最初,他可能产生过一些后半生“无所依托”的感觉。因为梅先生一去,梅派艺术就停滞在那里,许先生就无法再说什么“新话”了。更没料到的是“,文革”使中国的一切中断了十年,事实上又何止十年!随后是“四人帮”的被粉碎,京剧传统戏也在1979年“复出”,于是这又使高龄的许先生有了“用武之地”。他重新又向这个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介绍梅兰芳和梅派,虽然他因年纪大和阅历深使得笔墨显得“简淡”,但认识却比从前“高远”。这是老人家的一种极其难得的飞跃。此外,更难得的飞跃是他个人人生价值的显现,这从他晚年出版的两本书当中可以得到明证。(前一本是老先生亲笔签赠的,后一本是老先生去世后,由其哲嗣国杭兄代赠的。偏偏我接到这两本赠书时,最初只读了其中论及梅先生和梅派艺术的部分,却把有关许先生回忆家世和早年经历的部分忽略了。是最近的通读,才对晚年的许先生产生了新认识。)许出生在1900年(庚子),这是一个国家命运激烈转折的关键时刻,他的先祖又恰是一个对于国家命运有可能起到重要影响的名门望族。其外祖父徐致靖原是清廷的翰林院的侍读学士,在甲午海战失败后,他曾给皇帝上“请明定国是疏”,意思是请皇帝对国家今后采取什么政策公开表态。不久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肯定了他的见解。随即,徐又上疏举荐康有为、黄公度、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五人。光绪全都依从。在即将进行戊戌变法前,徐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权力较前更大。后来在变法遇到危急时,徐听从他人建议,举荐袁世凯入京。光绪依然听从了。不料袁向荣禄告密,整个政治形势也就发生逆转。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徐也被判了“绞监候”,即死缓。后,庚子(1900)年因八国联军迸京,监狱中的犯人纷纷出狱。他也被人救了出来,却只肯在客栈中暂时居住,一定要刑部官员代他向逃难到西安的皇室请旨。两三个月后,终于等到了赦免圣旨,于是这才转赴天津,由海路赴杭州定居,别号“仅叟”,意思是别的志士都已赴死,自己是仅存下来的老头子。
许姬传八岁时由母亲带领到杭州,开始接触这位饱经风霜的外祖父,一边随他读书,一边听他讲述戊戌变法当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八月初七(被捕的前两天)这一天,谭嗣同和梁启超乘车来到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梁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参赞点头承诺,写道:“吾将使梁君化装成打猎者,离京赴津。”又写道“:君亦可留此不归,可免于难。”谭摇首写道“:我义不应避死。”参赞肃然起敬。谭对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分担其任。”还比如初九这一天,开始搜捕维新党人,徐家被围捕,正碰上徐外出。徐夫人当即告诉兵丁“:徐大人回来就会自行投案,无须追捕。”不久,徐回家,即赴刑部投案。徐入狱后,以为必死无疑。八月十三判斩,家属也准备了棺材到菜市口去收尸。不料斩首的是谭嗣同等六人,其中并无徐。(以上详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的第一部分“戊戌变法侧记”。)我想,任何人听到上述的“故事”都要动容,何况还是外祖父的亲口叙说。这显然会给幼小的许姬传心中埋下关心(乃至参与)政事的种子。当然,是后来的辅助梅先生,才使他的性格慢慢恬淡了。但《许姬传艺坛漫录》开卷的第一篇文章,就又是《从孙中山照片谈辛亥议和》。在1948年1月的上海,许偶然从梅的好友冯耿光的住所发现一张孙中山的亲笔签名照片,两人都激动起来,于是一个讲一个记,这篇文章就这么出来了。这件事也足以证明早期辅佐梅兰芳的这一批人,其中很有不少爱国志士。虽然他们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出力报效国家“,移情’i到辅助梅的艺术上面,但心中潜在的爱国激情并未消减,而是融化在对梅艺术的处理之中。从这一点看,梅的艺术成为这些人抒发内心爱国热情的一个载体。梅很幸运,他们也很幸运。而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直到80多岁才又回忆、书写出来,不是很能说明许先生关注问题方向的变化以及思想境界上的升华么?
也联想到自己,我的父母30年代参加革命,虽然后来受到冤枉,我也因之受到连累,在那个十分强调”出身“的年月,我不能继承他们所献身的新闻事业,而转身进入了”向后看“的梨园,但心中的爱国热情同样未曾消减。从这一点看,我感到自己又和许先生颇为相像,这应当视为第三度的”天下真小“了。
四
我反复研读了许先生最后的书,形成了一种萦绕心头、久久不去的感触:每一个”捉笔人“的文风,年轻时应该和晚年有哪些不同?如果早年迷恋于艺术研究,晚年是否就应该上升到文化层面?还有,如果年轻时洋洋万言、倚马可待,晚年写文章是否就应空虚中来、点到了就戛然而止?甚至所写之”物“也不再受传统”起承转合“的约束,内容也由严肃问题转化成生活小品……不妨从《许姬传艺坛漫录》当中选摘两则文章(叫”笔记“或许更准确):
其一《,考考王羲之》。这其实只是一篇小而又小的小品。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画过一幅同题漫画,讽刺那些动辄以草书签名、成心不让观众认识的”书法家“。许看后大加赞赏,华于是重制一幅,送来请许做跋。许写道:
古人云匆匆不作草,盖谓草书偏傍点画,格律甚严,章法布局,尤须酝酿组织,方为合作,较行草书更费工夫,而现存古帖,简札为多,草法精审,百观不厌,近年时有人以草书字幅来问,是何字体?吾只能答以恐为龙虎山张天师体也。
这段文字几乎是”一逗到底“,其实标点是在成书后添加的。许先生在题跋时,依然遵循传统不用标点。读者随阅读随断句,随阅读随欣赏许之书法,想来另有一番味道。文字虽这么”一点点“,但无处不渗透出许先生对于中国书法的精湛学识。
其二《,蜜汁火腿、炒牛肉片》。这是许介绍自己家烹饪艺术一篇长文中的一节。兹引录于下:
徐九(超侯)家里是讲究吃的,他家原是富翁(下删介绍身世的一百字)。有一次在我家吃饭,吃完了,他拉我到门角边问”:刚才吃的蜜汁火腿是怎么做的?“我说”:是文火蒸的。“他说”:你不清楚。“用手指楼上说”:上去问老太太。“我上楼问母亲,她说”:是否徐九打听怎么做?“我说,“正是他。”
“你告诉他,蒸的时候,下面垫一块火腿边皮,等蒸烂后,把边皮扔掉,浇上蜜汁香料,这样蒸,底下不会焦。”我以前曾对母亲说“:徐九家里有几样好菜:‘出骨鹌鹑’、‘出骨青鱼尾’、‘炒牛肉片’。”
母亲说“:请他告诉我炒牛肉片怎么做?还有两样出骨菜太麻烦,我不学了。”
徐九说“:先打一碗卤,好酱油、麻油、芥末,再加英国麦其酱油,买一斤斐利牛肉,用大火炒一二分钟,即鲜美可口,有时可以加一点芹菜配头。”最后他重复一句“:必须是斐利。”
这样菜,母亲照他的程序炒,很成功,以后我家请客曾用过,大家说这是“徐派”。
完全是白描手法。如果换以小说笔法,篇幅将十倍超出。
开头徐九吃完饭拉许“到门角边”发问,刻画出富家子弟钟情饮食的专注而又不无尴尬的心态。后来徐九嘱咐许“必须是斐利”,寥寥五字,也勾画出徐不无自负的另一面。
请注意“我以前曾对母亲说(徐九家有三样好菜)”一行文字。这本是“过去完成时”,却镶嵌进全文的“现在进行时”。时态混乱给读者造成短暂的困惑,但这种困惑造成的“停顿”却十分有利于文义的咀嚼。
最后的“徐派”也值得回味。许家本是大族,向以“许家菜”“、许家酒”驰名遐迩。但许的母亲姓徐,许之外祖是前清权倾一时的公卿,所以许家客人依然尊重徐夫人的娘家“,徐派”由此呼出,亦算合情合理。
全文标点也值得评点。有几处应点“句号”的地方,依然被点了“逗号”。这可能是许从研习古文领略到的“一逗到底”之积习。这么做也有一种好处,让人感受到一种能和今天“拉开距离”的“历史感”。
“天下真小”不会自然得来。先要有勇于闯荡天下的雄心壮志,先要让“天下真大”充溢于心。等有了这,以后“天下真小”在不意中陡然萌生,才会有意义、有味道。
“天下真小”是短暂的“,天下真大”才是永久的。古往今来的每个后来人,当他处在“一无所傍”的前行状态,感受的多是“天下真大”。等走着走着,会发现自己和某位前贤“不谋而合”,顿时从“天下真小”产生出巨大惊喜。但是,要想将来能够真正有所作为,此际只能品悟片刻,就又得驱马飞奔了。他们知道“,真小”只是“真大”在小结时的一种升华。其意义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