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伶的葬仪，是观察其生前功业和身后哀荣的一大独特景观。其规模、礼仪和技巧安排当然值得注意，但似乎更值得从梨园文化的角度进行咀嚼j大约近代以来，第一个规模空前的葬仪是1938年杨小楼在61岁逝世后的“万人空巷”。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当然是逝者的声望所致。杨在半百之后，演戏就经常“点到为止”，但观众不但不以为忤，反倒经常偏袒起演员“：今儿怕是老爷子心里不痛快吧？他这是‘跟’谁呢？”猜了一个又一个，最后不得要领，只能怪自己“没运气”。办法只能是今后多来，要能赶上一次“杨宗师”发挥出色之际，那就是自己“没白活”了。杨死之际．正赶上梅兰芳、程砚秋为抵御日本都谢绝舞台，故而北平剧坛更显得黯然失色。为了这，戏迷不免萌生一种“唱挽歌”的情绪；为了这，北平市民自发为灵柩送行，围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围观者的范围超出了戏迷，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其中一部分人之所以出动，完全是为了看“一撮毛”的“撒纸钱”。这位“一撮毛”早已歇手多年，此番“出山”，他也感激推荐者的厚爱，所以“干活儿”格外卖力气，时而“一鸣冲天”，时而“满天星”，种种花样儿相继出现。第三，是每逢这种时刻，梨园名伶就要“便装集体大游行”，于是专程瞻仰名伶风采的路人颇多。据说男旦筱翠花的形象“最值得一看”：黑脸蛋上两颗乌溜溜乱转的大眼睛，长头发，身穿一件藕荷色长衫，一手举香，一手拿块紫色的大手帕。看见熟人，就用手帕捂嘴一笑，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哪儿是他在送殡，简直像他在《双铃记》中唱那旬迷人魂魄的“赵玉儿进了永定门”哪！
如果说杨之葬仪是一个有特色的传统典礼--我只能说“如果”，因为那年我还没出生，现在也完全是通过资料来进行文化品味的；那么，我亲眼看到和参与的，则是数年前程砚秋夫人果素瑛女士的葬仪。这个例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果本人虽不是名伶，但组织和调度弟子的能力颇强。二，程门后人中没有唱戏的，这是遵从先生生前严命的结果。此际程门长子从法国，老二老三从香港赶回奔丧。三，程夫人生前早就指定好两位遗产执行人，其中一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四，当时程派弟子之间明显不够团结，社会上有“三驾马车”之说。笔者父母和程家有旧，同时住家极近，因此知道消息甚早，笔者可能是第一个（代表父母）去程宅吊唁的人。笔者还在治丧其问访问了程门三位公子，随后发表了《程宅新事》连载文章。更有奇者，治丧完结后，程门借“同和居”饭庄答谢梨园各界。据说饭局上程家长子代表两位弟弟致词，感谢梨园对葬仪的支持，同时也代表程门声明“（李）世济对家母一直很好，这次从住院到找大夫都很尽心，同时在艺术上也是父亲的好学生……”这件事儿耐人寻味--由不学戏的程门长子把这些话在这种场合“说给整个梨园”，是够咀嚼一阵儿的。再有，在“同和居”举办家宴，是程先生40年代初买下西城报子胡同这所房子后就形成的，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这一次，是否就是程宅和“同和居”缘分儿的终结呢？如今“，同和居”已迁到西郊的三里河。
在果素瑛葬仪之后，我觉得还有三次葬仪值得关注，这三次分别悼念的是方荣翔、关肃霜和厉慧良。我在电视上看到，济南追悼方时，十来位唱花脸的弟子排成两排，虽是便装，但这些一例光脑门的净行徒弟，都以“撩袍端带”的身段跪倒参拜。如同期录音，我敢保声音都得是裘派，说不定哪位的哭，都能奔下个“好儿”来。关肃霜逝世后，当灵柩离家时，报载“门外有二百多人拜倒尘埃”，说明其人缘儿之大之深之厚。天津戏迷悼念“厉大爷（慧良）”，则自动集合送行一二十里之遥。苟派传人孙毓敏专程来津，虽然脚有残疾，但坚持走完全程。
最近也最让人动情的一次，则是张君秋1997年上半年在北京八宝山的葬仪。京剧自梅兰芳之后“，四小名旦”当中最具划时代影响的一位，也只有他张先生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次跨世纪的葬仪。那天到场人物之多，打破了十数年之常规。梨园诸多元老级人物，都不知怎么“冒”了出来。仪式开始后，灵堂中拍摄电视的闪光频频，足见领导人破例之多；画面在当晚“新闻联播”中播出，位置摆放之前，足见规格之高。但我以为最值得深思的，乃是当天上午会场外拥挤的人群，总在千人以上。当然，较多的是演员，包括不在张派门墙的旦行名家李维康、杨春霞。有些则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张晚年和文化界有来往，不再局限在梨园了。更多的人则是不请自来，他们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观看他演出的普通观众--大家感谢他辛勤的劳动，此际是赶来看他的最后一面。他们一边在外边排队，一边也忍不住议论张的一生，从当初的成名到后来的成派，一直到猜测他的逝世会对振兴京尉带来的影响。大家的结论基本相同：由于张的逝世，一个以男旦为旗帜的时代，彻底完结了。这一页和上一页之间的“空当儿”竟是如此之大！说到“上一页”，有人认为应上溯到梅兰芳的逝世，有人则认为应该上溯到杨小楼的逝世。我认为，观察近现代的京剧发展史，是不能回避男旦的卓绝贡献的。有他们在台上正常演出，京剧会是一种神态和魂魄；一旦没了他们，京剧的底气就会大减。只要他们（比如张先生）还活着，尽管不演戏，只在下边传几个弟子，京剧作为一种文化的分量就还在，气数还可以支撑好长时间。如今有点糟糕，张先生在电梯边突然倒下，让张派弟子顿时失去了大背景，困难和尴尬局面就和其他流派差不多。
从文化上品评这几次葬仪，我产生了如下的印象--杨小楼的那次，尽管梅、程当时不在舞台唱戏，但京剧还没脱离繁盛期，葬仪只能使“最老的一辈儿”感到京剧“风光不再”。从杨小楼到果素瑛，其间隔我承认“过大”了些。为了“充实”其间，不妨调查一下王瑶卿的葬仪。梨园当时失去他，比后来失去萧长华的损失更大。萧的工作基本做完，王则远没做完。王的葬仪未必能如杨之葬仪舒展自如，但肯定比萧在“文革”初期逝世时要隆重得多。萧老关门弟子钮骠兄有文章说“送葬那天，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送葬的人群……”，在那个特定的反常时期，梨园葬仪不能正常举办，也就无从显现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当时间“大跳”到果素瑛逝世时，恰恰因为她本人不是名伶，有关方面无须对其级别和规格做细致把握，反倒容许其家属按照“老礼儿”在一个小范围中举行。其葬仪的特点，就是一切悄悄，背后的活动反倒“胜过了”前台的过场。再往后的那三位（方、关、厉），都属于传统特色的回光返照。到了张的这次，里边是按照规矩（又是破格）举行的，和外边没规矩迸发出来的，互为对立又互为补充，内涵明显是很深刻的。
我以为，京剧是整个梨园深处一个相对古老的区域，梨园子弟从学艺直到为人（也包括葬仪），都应该比同龄的社会“更传统”。十年前著名京剧编剧范钧宏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承德的讲坛之上。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范的老伙伴翁偶虹因为悲哀和身体不好，没能亲自到场，但他事先拟了一副对联托弟子送来。对联中嵌进范一生所作的京剧剧本二十余个。这一举措，顿使大家的注意力都凝聚在范的功业上来。我赞成梨园多提倡、多鼓励出现一些这样的文化举措，社会才能拥有一个有厚度也有健康内涵的梨园文化。让梨园文化在剧场艺术背后做远远的“托举”，才可能让京剧剧场艺术在新时期中，与广大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相映生辉。
谈话如歌（忆红线女）
谈话，是人与人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写书，仅仅依靠谈话就是十分不够的了。1995年冬至1996年春，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粤剧艺术家红线女正巧这段时间在北京，便要我为她写一本书。写这本书有一个背景：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政府已然决定建立“红线女艺术中心”，决定上马一系列的项目，此书即是其中之一。本来，红线女无意为自己树碑立传，也不打算搞自己的什么“中心”；后来，是上级领导郑重申明开展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她才陡然兴奋起来。
对于我，面临的则是首当其冲的困难。我所占有的，仅仅是50年代中期以来在北京断续看到的红线女演出印象，以及近一年来和她短暂、浮泛的接触。同时，她所能提供给我的文红线女与京城文化界朋友联欢字和音像资料也极有限。于是，当我接下这项任务之后，与线女谈话就成为提供材料的主要渠道。
我小心地开始了尝试。当然，从红线女一方，想必也在心地“尝试”我。
剥笋之美
正式接触前，我曾给红线女定位：粤剧硕果仅存的第一表演艺术家。我打算以50年代中期以后她主演的《搜书院《关汉卿》《、李香君》等为纲，稍稍再向前、向后做些延伸，大也就可以“连”出一条写作的主线。后来，和她稍微谈了几{才晓得这一预想根本不符合她的实际情况。原来，她在排演大量粤剧之外，还演出了70多部电影，此外还涉猎到话剧。另外，她的知识和交游范围相当广阔，她有许多富于传奇的经历，她内心的感情世界也不可能不是波澜起伏的。她绝对不是那种只囿于戏曲圈子里边的人。她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前瞻性。
好“多元”也好“难写”的红线女！她作为一个反映对象，对我来说顿时充满了魅力；但与此同时的是，困难也成倍地增长。因为我和她说话的时间是有限的，她不可能总停留在北京，我也不可能长期到广州去。我甚至知道，她一旦回到广州，反而会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忙。我如果不抓紧她在北京的时候完成全部的采访，那么能够什么时候继续这一工作，就只有天知道了。从这一点讲，她也十分清楚，她甚至比我还急。
我只好大胆提问了。这和我以往写作论述梅兰芳的书不同，我几乎在采访之前没有任何准备，我只能按照预先开列的提纲依次发问，然后在遇到可能成为读者“兴奋点”的地方，再做一些追问。我从我比较熟悉的章节（比如她和阿甲、李紫贵、厉慧良合作的艺术实践）问起，这些章节写得比较顺手。事实上，在这时我心里也“留了一手”，心想采访万一中断（这不是不可能），我便把这些章节公开发表，也就可以随时“告一段落”。红线女懂得我的心思，一方面同意我“先易后难”，同时把工作抓得很紧，她不容许这项工作被意外因素所中断。她比我还要认真。
于是，采访很快就进入了那些我完全不熟悉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特别是她在戏曲之外的艺术实践。然而也奇，她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十分从容。比如我问到她拍摄的某一部电影，她总是先把拍摄的时间、厂家、编剧、导演、合作的演员说清楚，再讲述基本的故事，然后才是这部片子在艺术上有哪些突破，它在自己的电影生涯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我不由得要佩服她脑子的清晰。仿佛她的一生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她一生的劳作（粤剧、电影、话剧）按照成功的程度可以分成不同级别的条目。最重要的是一级条目，稍微差一点的是二级条目，再小些的就是三级条目了。在每个条目中，应该先谈什么后谈什么，她脑子都挺有“准儿”。她谈话的方式就好像给竹笋剥皮，剥了一层又是一层，前后的顺序一点也不乱。有时我问到了她早期演出的某个粤剧，她也是先说剧情，然后说到分场，一到分场就自然想起当时的声腔和表演，于是忍不住就给我小声清唱（有时还伴以表演）。我发现，她不能用“呆板的普通话”的腔调“说”，必须用粤语投入所扮演的人物。只要她一“进去”，谈话立刻就“活跃”起来，腔儿也有了，表情和身段全都有了。等到整个回忆完成，她把感情一“收”，如果再用别的什么事情一“岔”，她马上就平静了，马上就把刚才所讲的东西（连同那种情绪）忘得一干二净。
我因为是用电脑写作的，因之我把这一现象称为“存盘”。红线女是个了不起的人，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几乎每件大小和轻重不同的事情，都能按照百科全书的体例和规矩，分门归类分解成各种样式的条目，并先行“存盘”。等到你问到既定条目的时候，她就可以随时“提取”出来。但从另一面来看，我发现红线女对自己“这部百科全书”的基本结构还不太清楚。她时常低估自己，有许多极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被自己“做”了，却不太了解其意义何在。因此三个级别上的众多条目，她还没有有序地“做”出排列。用电脑的专用语言讲，她在“做程序”上还得下功夫。“红线女艺术中心”要想展开有效的工作，第一步工作需要她能正确地总结自己。我在谈话中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不断“提取”红线女的卓越条目进书，同时也不断协助她能正确、客观地认识自身百科全书的内部结构，要让她自己把那么多的三个级别的条目“，做”成一篇有条不紊的“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