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庙受辱--将京剧戏衣集堆点燃,再令名人面火而跪,红卫兵则高举皮带及戏台上的刀枪,肆意抽打其背。苟受辱归来,背上血污一片,碎成丝缕的衬衣难揭难脱。苟止住妻女泣涕,谓日:“每当小将棍棒将下未下之际,我都运气以对,皮肉虽伤,内脏无碍。独怜老舍一介文人,体弱心刚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时想不开……”(果然,老舍次日便去太平湖自沉)。苟说毕黯然神伤,偶一回首,见东窗外新植之小桃树,也被日前抄家的小将折断一干。长叹一声,半晌无语。苟最后叮嘱令莱“:去找一些小布条,和着泥水将折断处接好缠紧,或许还能活转。”
桃树活了,苟却在1968年底去世。次春三月,一场罕见的冰雹,夹着风刀雨剑砸将下来。院中一株小海棠,枝叶虽伤,但很快复苏,当年还结了果。而同遭厄运的许多老树,却从此一蹶不振。伟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树如年轻人,还能抗住灾难活过来;老树则似慧生,一去而不复返……”如今,正院仅存树五株--三枣二柿,伟君遵照当年做法,每秋都将果实分赠苟门弟子及梨园友善。她已无闲情养花,惟独玉簪例外。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扫地出门,然而移至他处,或死或萎。后有不忍心者,将病残玉簪悄悄送还苟宅,伟君喜接,重植阶下,未曾经意照拂,便于无声无息中还阳转旺,蔚然烂漫。伟君逝后,苟宅一锁封门,准备筹建“苟慧生故居”。正院平时空空荡荡,但玉簪在四个花畦之中,依然郁郁葱葱、青翠可人。每当花发之日,总有苟宅后人开锁而入,将一捧花朵并几枝绿叶,一同供奉于正室慧生遗像之下。
东外外墙(代后记)
父母离开了人世,我不免有些孤独,常常想念自己的来处,自己的老家。父母早年当记者,几年就搬一次家,或者一年就搬几次家。像抗日战争到重庆,日本轰炸一次就搬一回,一点点由城市外围搬向市中心,最后我出世了,家也安定了,好像此后日本也没再炸,家也没再搬。不久前我去了重庆,那所房子居然还在。
解放后,父母定居北京,除了“文革”那些年,其他时间基本在市区,不过从东城搬到了西城。最后,他俩先后又从西城搬到八宝山。是母亲先搬去的,搬进革命公墓的西十三室;八年后父亲跟了去,考虑到要有个永久归宿,便把母亲迁出来,一块儿上了(骨灰)墙。在早,墙是个松快的地界,逝者都不愿挨那个风吹日晒;可如今已经人挤人,层层队队,密密麻麻了。
徐盈、子冈与儿子徐城北在北平合影(1946年)很难再找方向和层次同佳之所,几经权衡,就找了新开辟的位置--东外外墙。于是,这儿就成了我最新的老家。
我时常来,但说不准什么时候来。每年清明那几天我绝不凑热闹。经常是遇到八宝山有活动(比如举行某某人的葬仪)时,我稍微早到半小时,先进公墓缅怀一阵儿,就算尽了心。
我从不宿命,但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母亲在73岁去世,父亲又在84岁去世,只能长久无言。他俩如今一切画上了句号,已然入列。
他俩相识于《中学生》杂志,一南一北通过投稿而开始通信。一位在春节去到苏州看另一位,带去几串北平的糖葫芦,车厢温度高,北边这位的手就一直伸出车厢。这引得南边这位芳心一动--他们结合了,成为后来的我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年轻时很有文学天分,曾在苏州“振华女中”参加《中学生》的全国命题征文。两年三投皆中,第一次得第二,后两次得第一。到北平上大学只读了半年就毅然退学,住在单身女子公寓,当起“文学单干户”,以稿费为生。这显然是很艰难,但她干得虎虎有生气《,中学生》发表过万字长文《子冈论》,评价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公寓作家”。不久,抗战烽火骤起,她再也无法安心去写“公寓文学”,遂进入《大公报》当了记者。
父亲出身北平一个中产家庭,高中一毕业就跑到南京勤工俭学,利用这点收入进入金陵大学专修农林。实习时,曾去陇海铁路两侧的农场和林场做毕业论文。论文都是从很现实的问题出发,带有研究意味,思路清楚,文笔扎实。将毕业时,《大公报》发现了他,要他“一毕业就进报馆”。
《大公报》老板对记者颇“放任自流”,只要大方针不违背报社宗旨,只要不给报社捅漏子,尽管撒开手干。干好了提职加薪,干不好卷铺盖走人。
母亲是做政治和文化新闻采访,兼写一点社会新闻。她曾对“陪都”民生百态做了真实描绘,但重庆的新闻检查厉害,于是就把这些篇章寄到桂林《大公报》发表,后来新闻界称之为“重庆百笺”。还有一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那是在1945年的重庆九龙坡机场,一百多名中外记者都在“抢”共产党领袖来渝参与重庆谈判的“镜头”。母亲凭着一颗地下共产党员的炽热心情,凭着她那支生花妙笔,直觉地写出毛“像一名来自乡野的书生”,更跟踪到张治中家的客厅,披露出毛“不习惯这里的广漆地板,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的细节。
父亲走的则是另一条记者之路。他在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几乎跑遍了整个国统区。他广泛而有计划地报道了若干领域(石油、机械、化工)的实业家的艰苦劳作,按照三轨并行(一轨写实业后的国计民生大背景,一轨具体写实业,一轨写干实业的人)的原则,使自己的采访形成为一个严密而周详的系统。他特别敬仰那些学者型的实业家,访问前要阅读对方的全部著作,采访中单刀直入,头一句话就触到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对方惊讶他的诚恳和他的功夫,大多和他保持了终生友谊。父亲还在这种充满友谊的气氛中,为党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父母都成了名,但并不孤立。当时《大公报》内外有许多记者都干得十分出色,并各有特色。比如范长江、徐铸成、萧乾、杨刚、浦熙修、赵超构、陆诒、孟秋江……这种从新闻界“爆”出的文化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把目光凝聚在骨灰墙上。人生经历真是不能预料,他俩的后半生一晃即逝。历史和后人能够记住他们的,仅是他们的前半生。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月,更是一个严峻和艰苦的时代。父亲挨过国民党的抓,母亲敢于也乐于面对面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斗”口舌。他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心气儿也高,结果一昂然一进取,不仅事业有成,人也“出来”了。他们勇敢“向前看”,就果真“看”出了结果。与他俩同期的那一批记者,大多也都入列--进入到自己应该占有的历史位置。
金克木先生对我说过“:你母亲是个作家(诗人)型记者,你父亲则是学者型记者。”金先生是在闲聊中评说的,却顿时揭开我久久迷漫着的心理迷雾。我曾用心研究过母亲,也涉及到对父亲资料的占有。我很想以一个“后(来的文化)人”的角度,写一部《大公报畅想》。把父亲的研究功夫用在前边,然后用母亲那种随意的笔触挥洒开来。我实在敬仰三四十年代的那批记者,他们年轻时很勇敢很灵巧地那么“一机灵”加“一奋斗”,结果就出来了,一批人纷纷入列--入到历史之列。所以,我作为这个系列集体的一名后人,也时常思考如何才能继承他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思后我认为,似乎就是要在自己还有劲头、同时外界也给这种劲头以可能的时候,猛“一机灵”再猛“一奋斗”,好让青壮年的年华迸发出属于历史的宝贵光芒!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就会大成,人们也纷纷入列--同样是入历史之列。这样,岂不是一切都太美好了?我为之高兴得不知所措。对比之下,世俗的金钱、级别、房产什么的,就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大写的人的后代,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竭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也成为大写的人。实现大写,是有经验和条件的。前辈的经验值得后辈借鉴,但由于条件不同,未必能在同一个环境“出来”。这无所谓,只要努力到了,也就算是完成了“大写”。我每去一次东外外墙,归来就要做一次“大写”的梦。直到如今,这梦也还没醒。
东外外墙,不仅是我父母一辈人的归宿,也是我这辈儿人的最终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