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张大千来到了挚友徐悲鸿处。早在8月，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徐悲鸿仍然是院长，并兼艺专校长。
见到张大千后，徐悲鸿非常高兴，对他说：“你来得正好，这次学院能顺利迁址，多亏了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先生，我正无以为谢甚感过意不去。这回就有劳你了。”
张大千慷慨应允：“没问题，悲鸿，你说吧，画什么好？”
徐悲鸿说：“那就画你赖以成名的绝技荷花。”
张大千来到画案前，对着那张六尺宣纸，略一审视，然后提起大笔，饱蘸浓墨，潇洒挥毫，片刻工夫就完成了一幅《荷花图》，把笔一放说道：“悲鸿，你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重画。”
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一齐赞道：“很好，非常好！”
张大千坐下喝茶，以为没事了。但徐悲鸿却没有放过他：“大千，这次我要请你做北平艺专名誉教授。你忙就不给你安排课了，但一个学期要给学校寄两张画。这次你可不要推辞了！”说到最后一句，徐悲鸿的语气已经不容回绝。
张大千也严肃起来，他一向钦佩徐悲鸿热心中国美术教育的行动和精神，也明白他多次请自己出来，并不是为自己，而完全是为了学生们，于是慨然应允：“蒙你看得起，我不敢推辞。”
说完，两人四手相握，相视而笑。
9月，张大千与徐悲鸿、谢稚柳、黄养辉以及张大千带的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一起同游香山。在白松亭上，他们共同观赏了漫山遍野、殷红如火的红叶。
几天后他们回到城里，下榻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饭店。当晚，黄养辉在饭店的楼上为张大千写速写画像。黄养辉曾经为郭沫若、何香凝、齐白石、李济深、陈叔通、梅兰芳、周信芳、黄君璧、傅作义等人画过像。
10月，张大千正在北平颐和园登万寿山，漫步长廊，泛舟昆明湖。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锦州，辽沈战役告捷。
11月初，张大千乘飞机返回四川，这时，淮海战役的序幕已经慢慢拉开了。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
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时，欣喜不已，佩服中国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老人来到张大千寓所拜访。张大千听到通报，赶忙掸掸长袍，疾步走出画室迎接何香凝。
张大千与何香凝早在20年代初就已经相识。那时，他参加了由何香凝、柳亚子、于右任、经亨颐等人组织的“岁寒三友社”。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很敬仰何香凝的人格，并视其为前辈。
两人寒暄落座已毕，何香凝试探着说：“张先生，这次来是想请你画幅画送给朋友，可以吗？”
张大千谦逊地答应道：“当然可以，但不知是送给谁啊？”
何香凝说：“现在，在香港的进步人士都受到了邀请，将陆续北上，到北平去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工作，此去我想送给毛润之先生一份见面礼。”
一听是送给毛泽东主席，张大千眼睛一亮，不由“哦”了一声。他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三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水墨淡彩，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浓淡有韵，为大千无数荷花画中上乘之作。在图之左上方，是张大千的一行工工整整的题词：
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己丑二月，大千张爰。
这些题词显示了作者对受赠方的高度敬意。
过了几天，恰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再度到张大千寓所拜访表示感谢。何香凝回赠了张大千一幅亲笔画的《梅菊图》。这也是一幅大画，并赋诗一首，由女儿廖梦醒书写：
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
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人世几升沉。
不久，何香凝离香港秘密北上，专程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大会。她到达北平后，即代张大千将此画转赠给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很是高兴，连忙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和问候。据说，毛泽东极为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面，经常品赏。
这幅珍贵的作品，现藏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后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
不久，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到澳门一个朋友家逗留了一段时间。当他带着自己花重金从东南亚买来的一对长臂白猿兴冲冲返回成都时，已经是1949年春夏之交了。
此时内江发生洪灾，张大千在郁闷中度过了几个月时间。
秋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华南、西南进军，四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徐悲鸿来信请张大千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去，参加新中国的美术工作。
张大千却犹豫起来。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但卷走了巨额的财物，而且也软硬兼施地带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张大千当然也在此列，有人千方百计想让他离开大陆，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踏进张家的门槛，三寸之舌鼓噪起来，言语中尽是诬蔑人民政府之词。
有的人说：“共产党不懂艺术，不要文化，都是大老粗、土包子。”
有的人又说：“你这样的人共产党决不用，到时会遭到迫害。”
其中，真正有说服力的，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张群。由于他与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感情甚笃，知道张大千有很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直接提出让他去台湾肯定会拒绝的。
过了几天，张群再次来游说，这次并不劝张大千去台湾，而是从书画和乡土、宗族方面说服他：“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哥哥决不会坑你。你想想……你不接到了印度大吉岭大学的邀请吗？可以去印度住住，考察阿旃陀石窟与敦煌石窟的异同。不习惯可以再回来嘛。”
最后，张大千决定采取张群的建议去印度。因为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敦煌壁画就是印度艺术传入中国的。张大千一直不这么认为，坚持敦煌壁画是中国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杰作，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他早就有去印度实地考察、研究的想法，这次正好可以借此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子女与学生们都劝说张大千不要出国，但张群派人送来了三张机票，并允许多带近100千克的行李。当时飞机票是极难买到的，张大千非常感激张群的情意，终于决定出国。
就这样，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孙子大阿乌一道，先到了台湾。在台湾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谢绝了任何人要他在台湾定居的要求，飞离台湾，前往印度，开始了长期漂泊异域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