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宰相的学术背景李纲的家学渊源颇深。其祖母为黄履之姊。黄履（生卒年不详，嘉祐二年进士）历任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素与蔡确、章惇、刑恕相交结”《宋史》卷328《黄履传》。，而且关系颇深，“（蔡）确与章惇、黄履、邢恕相交结，确、惇倡之于内，履与僚属和之于外，恕往来传送”《九朝编年备要》卷22《哲宗皇帝》。。李纲之父李夔，从小就养于舅家，不仅受到黄履的学术熏陶，而且也深受黄履的器重。李夔中元丰三年（1080）进士第，为秀州华亭尉。之后，“故观文殿大学士吕公惠卿帅鄜延，辟（李夔）充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由此判断，李夔的学术很明显受到王安石新学的影响。但是，除家学影响外，李夔又和杨时“同为诸生，肆业于上庠，挟策考疑，时相从也”《龟山集》卷32《志铭三》，《李修撰墓志铭》。。《宋元学案》也称李夔与“龟山友善”《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表》。。杨时在为李夔撰写的墓志铭中，高度赞赏了他的人品以及为政公允，并且也指出李夔并没有因为家庭关系重熙丰而薄元祐的学术以及政治态度。作为李夔长子的李纲，肯定会受到其父学术以及对待元祐党人和熙丰党人比较公允态度的影响。政和二年（1112），李纲登进士第。之后，在吴敏的推荐下，李纲为门下侍郎。吴敏本是蔡京推荐为官的。当徽宗有内禅之意时，蔡京之子蔡攸最早察觉并且转告吴敏，吴敏又推荐李纲。最终，吴敏、李纲两人共同促成了徽宗的禅位。钦宗即位后，吴敏与蔡攸同为龙德宫副使。《宋史》卷352《吴敏传》。蔡攸虽是蔡京之子，但是“稍持正论，故与京异。然皆蓄缩不敢明言，遂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挽物情”《宋史》卷472《奸臣二·蔡京》附其子蔡攸传。。而一些大臣因此指责李纲为蔡京之党成员，比如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即指责李纲是“蔡京之子攸党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99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语。。当钦宗向金人请和之时，也抛弃了李纲和吴敏，向金人称：“吴敏则为少宰，李纲则知枢密，皆居要地，亲执政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之党，阴相交结，欲报蔡氏之恩，希冀复用，其所妄作。”《大金弔伐录校补》卷96《回答书外事件》。宋钦宗给金人的这封书信，明显有归罪李纲、吴敏，寻求金人谅解之意。而朱胜非一向攻击李纲。因此，指责李纲为蔡京之党的证据不足使人信服。更何况，当时杨时也是蔡攸推荐入官的，难道杨时也是蔡京之党？而据张元幹《芦川归来集》记载：“刘安世、游酢、杨时、李纲、朱松诸人皆为《题幽嵓尊祖录》，故其学尊元祐而诋熙宁，诗文亦皆有渊源。”《芦川归来集》提要。它明确地把李纲归为崇奉元祐之学一类，甚至与理学名士游酢、杨时相提并论。《龟山年谱》则称：绍兴五年，杨时在八十三岁高龄之时还与李纲“论性善之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引《龟山年谱语》。。可见，李纲与杨时除了世交的关系外，学术也有共同的话题，思想倾向也有一致之处。而《明儒学案》称“范仲淹、司马光、李纲、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杰之才也。充其识量皆可以与诸葛亮并立矣”《明儒学案》卷46《诸儒学案上四》。，对李纲的学术人品评价非常之高。由于资料的缺乏，今天很难对吕颐浩的学术渊源以及政治思想作出详细周密的考察。但是我们通过他的一些经历可以大致推断出其学术倾向。吕颐浩的成长过程恰好经历了神宗实行新法、高太后废黜新法、哲宗罢黜元祐之政、复行新法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一反一复的巨大变动，无疑会在吕颐浩的思想中留下轨迹。元祐八年（1093）九月，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李清臣、邓温伯等人。“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在这样的宗旨下，绍圣元年（1094）三月，哲宗亲政后首次廷试，策曰：“朕之临御几十载矣，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劝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刓缺，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行，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为！子大夫其悉意陈之毋隐。”《吕忠穆公年谱》，《太平治迹统类》卷27《祖宗科举取人》。显然，哲宗要改弦易辙，复行新法。这次廷试，“初官取考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0《绍述》。。吕颐浩参加了这次廷试并一举中第。从这次考试的政治倾向以及录取结果来看，吕颐浩对新法是肯定的。之后，首倡绍述的李清臣对吕颐浩颇为赞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吕忠穆公遗事》载李清臣曾经评价吕颐浩：“目间有宰相气像，他日必贵为一品。”，推荐其出任大名府国子监教授。《吕忠穆公年谱》。由此，吕颐浩迎来了自己仕途的春天。从这个意义来讲，李纲和吕颐浩都由熙丰党人推荐踏入仕途，且都与熙丰党人具有渊源关系。而赵鼎则不同。赵鼎为邵伯温的门人，邵伯温之父邵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在这样的家学影响下，“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光入相，尝欲荐伯温，未果而薨”《宋史》卷433《儒林三·邵伯温》。。可见，邵伯温与元祐党人关系的密切。赵鼎在邵伯温的教导下，耳濡目染下，其重元祐的学术偏好毋庸置疑。三位宰相的家庭出生、生活时代以及学术背景，造成了他们对王安石变法及其新学相似的态度，而他们的态度，又对当时的朝政影响颇大。二、三宰相对王安石和新学的态度及其对南宋政局的影响
1．李纲、吕颐浩对王安石和新学的态度及其措施在动荡飘摇中立国的南宋，如何重拾人心、凝聚人心，是摆在宋高宗以及宰相们面前的政治课题。高宗鉴于凝聚人心和承认自己合法的皇位身份两方面的考虑，从建国起，定下的是元祐而非熙丰的政治基调。建国之初，强敌入侵、中原动荡、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金人扶持张邦昌的伪楚政权，根本不承认高宗的南宋政权。高宗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重拾人心，增强凝聚力。而当时增强凝聚力的关键，则是总结亡国教训，树立臣民戴宋臣服之心，以此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亡国的原因和责任就成为亟须解决的政治课题。当然，亡国的原因和罪责不可能直接归咎于宋徽宗、钦宗的身上。一方面，当时的大臣普遍的观点，认为是蔡京的开边开启了亡国的祸端。接着，追本溯源，自然而然地及于王安石的变法以及王安石本人身上；另一方面，高宗承继宋祚，明显带有偶然性，是在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宗室远迁沙漠的特殊情况下，通过和他同样避开了北迁的元祐太后手书允准的形式实现的。假设没有元祐太后的支持，高宗的皇位显然就失去了合法存在性。而元祐太后，最初是被宣仁太后于元祐年间立为哲宗皇后的，后来在绍圣三年（1096）和崇宁元年（1102）新党和蔡京执政时两度被废。元祐太后的政治倾向明显是偏向元祐党人。金兵撤退后，张邦昌将元祐太后迎回宫中，尊为宋朝太后。宋高宗为了巩固自己皇位的正统性，就不能不巩固元祐太后的地位。而从维护元祐太后的合法身份，又不能不设法将元祐太后两度被废的罪责转嫁到新党和蔡京头上。最后，又追溯到王安石头上，以期在政治理念上保持与太后一脉相承，借此确立自己合法的皇位传承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三位宰相都没有采取维护新学或王安石的态度，他们或采取默认，或采取推波助澜的做法，使得南宋“是元祐而非熙丰”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下去。不管这一宗旨是否客观，但是，对巩固甫建的南宋政权，凝聚人心，意义不容低估。早在钦宗之时，“凡王氏经说、字说皆弃去之，道君在南郡，犹诘问李纲，朝廷何故追赠司马光”《宋稗类钞》卷8《叛逆第十四》。。看来，还在钦宗的短命王朝时，朝廷已从学术上开始否认王安石新学。南宋一建立，就确立了科举中不专取王氏经学的宗旨，“丙戌，诏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自绍圣后，举人不习词赋者近四十年，（王）绹在后省，尝为上言：‘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上以为然，至是申明行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丙戌。。这项诏令，是从科举上进一步削弱王氏新学的影响。当时，李纲提出了“官制财用不能悉试熙丰”的观点：“至于以熙丰之时，而视今日，则生齿之众多，事为之丛巨，岂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则裁省均节，固不能悉视于熙丰，盍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时，损益盈虚，惟义之适，立为中制，使无太过不及之患，则实有在于今日之举。”《李纲全集》（上册）卷39《奏议》，《论官制财用不能悉视熙丰札子》。在李纲看来，世易时移，此时国家的情况与熙丰之时已大不相同，如果官制财用依旧采用熙丰时的措施，显然不合时宜。面对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李纲的理财理念更多地倾向于“理财以义”，即“先王必以轻赋薄敛为贵者，盖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方今国家用度之广，官吏廪禄之多，倍蓰于前。则讲求理财之术，诚为先务，献议者亦不容无取。然臣愿陛下必令庙堂之臣，参议以闻，蔽自渊衷，揆之以义而行之；使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上以裕国，下以裕民，实宗社无穷之利也”《李纲全集》（上册）卷39《理财以义札子》。。其实质就是宽民。在这样的理念下，李纲在短暂的为相期间，不可能立即解决南宋财政危机问题。在《除右仆射乞复元祐臣僚恩数札子》中，吕颐浩提出：“是惟王安石首先变乱祖宗法度，绍圣间章惇、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忠为邪，以邪为忠。”《忠穆集》卷3《箚子》，《除右仆射乞复元祐臣僚恩数札子》。表明了吕颐浩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同当时大多数大臣意见一致，吕颐浩也认为是王安石首先开启了变乱祖宗法度的先河。但是，吕颐浩对王安石的经济措施并没有完全采取否定措施，比如他提出常平法“不宜废，如免役、坊场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当罢”《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7，起建炎二年十月尽十二月。。这种认识比起完全否定王安石新法的意气用事的大臣来说，无疑是理智的、客观公允的。正因为如此，吕颐浩对南宋初年的经济整顿与改革中，采用了一些王安石变法的理念，缓解了南宋政府的经济危机，补充了财政亏空。也正因如此，吕颐浩的经济措施被吕祖谦称为“此安石、蔡京、王黼之不道”《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4《复经制钱》。。或许吕颐浩这种抨击王安石而不完全否认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恰恰反映出当时南宋立国之后“是元祐而非熙丰”的政治思想宗旨与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
2．赵鼎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态度由于学术渊源的关系，如果说李纲、吕颐浩对王安石的批判只停留在个别制度方面的浅层次上，那么，学术渊源截然不同的赵鼎，对王安石则是全盘的、深层次的否定。早在建炎三年（1129），时任司勋员外郞的赵鼎就上书提出：“乃有王安石者，用事于熙宁之间。以一己之私拂中外之意，巧增缘饰，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殆尽。于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辟国之谋，造作边患；兴理财之政，困穷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材；奖小人、抑君子、塞言路、喜奸谀，扇为刻薄轻浮之俗，日入于乱。赖宣仁垂帘，深鉴其害，首因改元，昭著至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涵养十年，民瘼小愈。夫何治世之日少，乱世之日多。复有蔡京者，崛起于崇宁之初，窃尧舜孝悌之说，托绍述熙丰之名，毕力一心，祖述安石。以安石之政，敷衍枝蔓，浩然无涯，至于不可限极而后已。兵连祸结，外侮交乘，二圣北辕，朝廷南渡，则安石辟国之谋而蔡京祖述渎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绳，鞭挞追呼，农亩失业，则安石理财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敛之患也。侥冒躐进，依阿取容，当官有营私之心，而临难无仗节之义，此又安石败坏人材之科而蔡京祖述宾兴贤能之患也。渎武而兵祸不解，厚敛而民心离散，至于宾兴贤能之弊，则习为软熟柔佞之资，无复礼义廉耻之节，士风雕（凋）丧，君子道消矣。故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自余童贯、王黼辈，曾何足道。今贯、黼已诛，而安石未贬，犹得配享庙廷，蔡京未族，而子孙饱食安坐，臣谓时政阙失，无大于此者。其欲收人心、召和气，乌可得哉？”《忠正德文集》卷1《奏议上》，《论时政得失》。在赵鼎看来，王安石是造成北宋边患、民力凋敝、士大夫失节、朝政黑暗的罪魁元凶。赵鼎的这一思想，直接承继了钦宗时期洛学人物杨时的“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龟山集》卷1《上书》，《上钦宗皇帝其七》。的思想。赵鼎认为，在王安石辟国之谋基础上的蔡京绍述，则成为朝廷南渡的诱因。“鼎又曰：‘崇观之失，不归之蔡京，使何人任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丁丑。由此，赵鼎在南宋初年开启了亡国之罪归于蔡京，然后转嫁到王安石的滥觞。更值得注意的是，赵鼎首先提出，为了能够“收人心、召和气”，废除王安石配享成为立国后政治上的首要问题。显然，赵鼎把亡国之因归罪于王安石的目的，就是为元祐等人招魂，他以为因此就可以从思想上重新凝聚人心，并能够重塑臣民戴宋之心。赵鼎的这一举动，招到一些人的讥讽，认为在当时外来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赵鼎的这个建议是迂腐的、不合时势的，“王安石、蔡京变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后，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务自当以讲求军事为急。赵鼎乃谓时政之阙，莫大于安石之配享未罢，蔡京之党未除，实迂缓而不切于事，即如其言，悉举而廓清之，又岂遽能靖外患而维国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实不免书生肤末之见，抑仍门户排斥之私耳”《评鉴阐要》卷8《宋》，《时久雨恒阴赵鼎上疏言王安石犹配享神宗而蔡京之党未除时政之阙莫大于此目》。。但是，高宗最终还是采纳了赵鼎的建议，并于建炎三年（1129）六月废除了王安石配享。自从靖康初年杨时提出废除王安石配享，一直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这个问题，终于以赵鼎的提议被采纳而落下帷幕。宋高宗废除了王安石的配享神庙，后来代之以司马光。这一举动，无疑得到了朝廷上尊奉元祐之人及元祐党人子孙的拥戴。赵鼎把“是元祐而非熙丰”的立国宗旨落实到了实处。以此为标志，南宋开始全面抨击王安石及其新学，并且这种抨击得到国家权威的明确支持。而此时吕颐浩为相，可以说，废除王安石配享，是高宗、吕颐浩、赵鼎为了招和气、缓解因自然灾害而对南宋政治带来不利影响下的举动。《宋史》卷25《宋高宗二》。这一举动无疑为新建朝廷的学术道德指明了方向。关于具体对王安石及其学术政治以至于人身的批判与攻击，学术界已有不少阐述如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中州学刊》，1996年1期。吴宁、范立舟：《南宋立国后的学术抉择与理学之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2期。，此处不再赘述。但由此开启了理学统治思想界之先河，则是很明显的。
3．三宰相对王安石的态度对南宋初年政局的影响李纲、吕颐浩虽然也抨击王安石，提出“官制财用不能悉试熙丰”，但承认其经济措施有其合理性。当时的许多大臣对王安石的新学虽然也有异议，进行抨击，但还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把王安石与蔡京等人画上等号。正如宰相范宗尹认为：“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枝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持立之士，鲜不为误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7《高宗皇帝七》。但是，赵鼎入相后，攻击王安石及其新学更是不遗余力，并且逐渐丧失了客观性和公允性。在朝廷这样的意旨下，朝臣们开始了全面攻击王安石及其新学。这种抨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来自政治的攻击。绍兴四年（1134），赵鼎的姻亲范冲提议毁王安石舒王之告，从政治上降低了王安石的地位。他们又从学术角度攻击荆公新学，在此期间，洛学派人物著书立说，抨击荆公新学，尤以杨时及其弟子为力。对王安石政治学术的抨击，影响到荆公新学在科举中的地位，新学的传播受到影响，缩小了王安石学术在士大夫中的影响，为荆公新学对立面的伊洛之学——洛学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提供了平台。利用这一平台，南宋成功地把蔡京等人祸国殃民、亡国之罪转嫁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把对蔡京等人的批判转化成对王安石的批判，再把王安石政事之非归之于学术之谬。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中州学刊》，1996年1期。在这个过程中，赵鼎无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项工作，一方面对南宋初期凝聚人气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洛学后来一度成为南宋的主流思想提供了政治保护伞和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