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衣服，“虽说是从中国借来的衣服，但当中国人脱得精光时，日本人身上总还有一件穿在身上没有脱下”。如果我们最后这道文化防线崩溃，中华民族何以立足？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日本人对中国的家园之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说：“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今天，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仍会激动不已，这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中国有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越是久远越是辉煌。“中”，天下之中也；“华”，文化繁盛也。中华，即居于世界中心的高度文明的民族国家，创造了无与伦比、强大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高举文明的火炬走在世界最前列。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印度文明先后中断，惟独中华文明延绵至今。
日本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是中华文明世界化最明显的印证和成功。内藤湖南还说，日本民族如豆浆，中国文化如卤水，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1万年前，日本列岛还和中国大陆连成一体。早在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到公元前4世纪），日本就有了早期的文化，能制造和使用各种石器，从打制石器发展到了磨制石器，有了以神灵为对象的祭祀仪式，开始产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信仰。这一时期，日本旧石器遗迹在形态特征或制作技法上与中国北部考古遗迹相似，显然受中国影响。
绳文初期，日本人骨与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人骨相似。而今，日本人头盖骨指数与江苏省居民也较为相近。日本学者神田秀夫认为，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灭吴时期，就有大量中国难民乘船东渡日本，开创了日本的早期文明。有的日本人自称是西周文王的长子太伯之后。因此一些中国人总是相信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代，有的还认为，徐福东渡带的“童男童女”是日本人的祖先。
陕西骊山秦始皇陵东侧的铜车马，在柔和灯光下，五洲宾朋睁大眼睛聚焦着这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历史与现代，辉煌与耻辱，百感交集，刹那间，游人无不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脑中轰的一声，有人泪水夺眶而出。
据传秦朝时期，徐福为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带“童男童女”各500名和“百工”，据称从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镇出发，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友好之旅，带去了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把日本从渔猎采集的绳文时代带入了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徐福被当作日本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和司农耕、养春蚕、懂医药的大神加以供奉。至今，很多日本人都相信徐福是他们的文明祖先，并是第一代天皇，日本还有徐福祠和徐福墓。
日本前首相、众议员羽田孜先生曾经表示：“我姓‘羽田’，名‘孜’。羽田这个姓氏，如果追根溯源就是来自‘秦’姓。就是秦始皇的‘秦’！日语中秦的发音和羽田的发音相同。”羽田孜认为，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祖先就是徐福。
尽管有许多日本人祖先来自中国，但是仅靠徐福带去的上千人员还无法繁衍出至今日本列岛上12700万人口。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徐福一行并不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唯一源头。但是徐福东渡对日本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
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列岛上就有大量人口。日本先民的主体是欧亚大陆北方民族混血而成。也可以说，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以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其语言属于乌拉尔一阿尔泰语系，与汉族迥异。
一部分日本人来自中国，同样，日本国名也来自中国。
根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述，目前能够确认中日两国交往最早的明确年份是公元57年，即东汉中元二年，光武帝刘秀死前赐封日本国王“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285年，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王仁把《论语》等儒学书籍传人日本，日本开始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
日本，本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607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隋炀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尊、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责难。
日本人最敬仰中国的唐朝，因为唐朝文化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至今还有极强的生命力。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到了7世纪出现了最灿烂、最辉煌的巅峰——唐代。盛唐气象闪耀着中国人积极向上的风采、恢宏豪放的气质、雄浑宽远的境界、华丽典雅的工艺，音乐、书法、诗歌、绘画、歌舞、服饰、建筑、手工艺都精彩纷呈，无与伦比。中国当时拥有占世界70%的重大科技成就，0.1毫米的捻金丝，现代工艺也无法企及，以红、黄、蓝三色为主的唐三彩绚丽斑斓，浑圆饱满，名扬海外。唐诗更如钟声悠悠，晨叩暮响，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荡。
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公元7-9世纪），从公元630年开始的200多年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3批5000多人。他们驾驶平底帆船与惊涛骇浪搏斗，36次航海西渡中，失败14次，成功22次，平均每20年才往返一次，最后平安回国者仅一半。遣唐使与唐代诗人交流聚会，作诗吟诗助兴，结下了深厚友谊。日本悉心学习盛唐先进文化，并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期。上海世博会日本馆有一个展区就以遣唐使时代为中心，展现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文化如何经历变化，传承发展至今。
据悉，当时的“遣唐使船”以红白为主色，外表皆为木质结构，约长30多米、宽9米，船体上建有多座古式小屋，帆、桨、锚、舵等一应俱全。
唐玄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日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中国漆器传人日本大放光彩，日本英文名“JAPAN”也指漆器，据说根据“日本”古代汉字读音所起。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2004年，西安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墓志称井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墓志铭显示“日本”国号至少在公元734年以前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最早体现日本国名国号和日本作为国家被承认的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00多年前，井真成受日本国派遣赴长安学习，但未及学成归国即英年早逝。当时的唐朝皇帝唐玄宗怜惜英才，追赠其官职，予以厚葬并勒石纪念。这一段记录中日友好关系历史的故事，随着“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再一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中国在日本巡回举办了《遣唐使展》，一股遣唐使热潮席卷东瀛。日本天皇明仁偕皇后在王毅大使陪同下，参观首次发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
目前这个墓志收藏存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地处唐长安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为井真成墓志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就井真成墓志一事发表看法，他认为，中方是希望“以过去友好的历史”为镜，才让古代留学生“出土”。令人遗憾的是，2003年秋季，西北大学在校园文化节演出中，日本留学生所演节目引起争议，西安数千名大学生上街进行反日游行。古今两代日本留学生截然不同的往来让人感叹。
1200多年前，为建立佛教的戒律制度，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荣睿、普照来到中国，百般奔走、矢志不渝，多次遭捕羁押下狱，精神和肉体备受折磨。荣睿因长期奔波跋涉，感染重病圆寂。这种精神打动了精研戒律、造诣高深的鉴真大师。
当时佛教遭到唐王朝冷落和打压，鉴真为传播中华文化和佛教，以日本为“有缘之国”，不惧风险、决心东渡。不过并没有得到唐王朝允许，加上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鉴真东渡实质是偷渡。而恶劣的航海条件导致同行36人遇难，经过6次12年才到达日本，这时鉴真已经双目失明。他把佛教、建筑、医学、文学、纺织等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至死都没能回国，和同样客死中国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晁衡”成为中日友好史上的“双璧”，留下千古传诵的佳话。
鉴真东渡的时代，正是中国唐朝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他东渡时带有绣师、画师、玉匠等能工巧匠和工艺美术珍品及大量真迹字帖。鉴真在日本生活了10年，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巨大的贡献。
鉴真对日本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佛教方面。他根据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的唐招提寺，成为此后日本佛寺建筑的样板。在佛像的雕塑方面，以前日本只有铜铸和木雕，在鉴真东渡后，有了很大的改变，造型上开始趋向唐朝佛像的写实主义风味。
鉴真还把中国的医学带到日本，他曾亲自为日本光明皇太后治病。虽然他双目失明，但他用药却准确无误。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鉴真十年如一日地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中日人民友谊之花，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丁不可磨灭的一页。763年，76岁的中日友好的先驱鉴真面向西方的故国，坐化于唐招提寺，结跏趺坐，神态安详。佛法云，大雄无畏，勇猛精进。鉴真总是以最和善的微笑面对信徒，圆寂之后，弟子为他做了一个永远微笑合目的干漆夹伫塑像留传后世，一直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内，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弟子思托记述其6次东渡事迹、经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润色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
1963年，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并在扬州大明寺建造鉴真纪念堂。1980年，为了增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情谊，鉴真像送同北京、扬州两地展览。邓颖超为开幕式剪彩，邓小平称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是一个盛举。
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多次提到唐朝鉴真和尚东渡传法的历史，以说明中日友好的渊源。温家宝又提到，在鉴真和尚东渡前居住的扬州大明寺里，有一盏石灯笼，是唐朝时一位日本长老送给中国的。此灯至今不灭，它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光明前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是中国人的唐代，也是日本人的唐代。日本文化大师平山郁夫说，“唐代就是日本”。唐代时，日本人认为日本一切都是错的，唐代一切都是对的，动辄以唐代也这样来自诩所作所为，形容人的美貌才华也与唐人相比。
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许多遣唐使“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汉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近2万余卷。有一个僧人就带同5000卷佛书。
唐朝钱币“开元通宝”四字出自初唐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手笔，日本仿效铸造了日本最早的钱币“和同开珎”，两者字体、形制、大小、年代和重量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中日两国交往的早期见证。
三省制度是唐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机构，有中书省、上书省、门下省。现在中国的省则是指地方行政区域，如吉林省，而日本仍有大藏省、通产省等中央机构，行政区域还用中国古代的称呼“道”，如北海道。日本城市仙台的名字来自唐诗“仙台初见五重楼”，东京浅草的地名来自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浅草才能没马蹄”。
8世纪，日本仿唐诗创作了《怀风藻》。女作家紫式部在白居易《长恨歌》影响下，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而今，白居易在日本家喻户晓，有白居易小学、白居易街。
日本古都奈良保存大量唐朝风格建筑，如法隆寺、唐招提寺、东大寺。京都是世界史上连贯时间最长的首都，仿照唐都长安规划布局而成，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博物馆”的美誉。
唐代女子服装被日本人发展成精美的和服，采用精细的染工、刺绣和编织技术制作，色彩绚丽，唐风宛在。日本还有和服学院，和服表演的服道。与和服有关的名称叫“唐草”、“唐花”、“唐锦”。和服“十二单”由12件单衣组成，每穿1次要1个小时左右。最昂贵的一件和服要上百万美元。和服带子因场合而异，有几百种系法，繁文缛节才更见深厚的民族传统。日本女性过年过节、生日、结婚都要穿着漂亮华贵的和服。
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依据中国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颁布《宪法十七条》，为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建立了隋唐模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安史之乱后，唐代辉煌不复存在，日本平安时代贵族也失去活力，遣唐使制遂告终止，世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最盛大的学习壮举结束了。
宋朝中国人从日本那里看到了唐朝遗风，开始把日本当作独立的国家看待。提起“唐”，日本人无不满怀敬意，自然而然地整理一下衣襟。直到1000年后的明治初期，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事情，都用“唐”来形容，如称中国为“唐土”，中国人为“唐人”，礼俗为“唐风”，中国货为“唐物”。“唐”成为高雅、高贵、高级的代名词。由于长崎是日本离中国较近的城市，有“一到长崎就接近大唐”的说法，去长崎看中国侨民的生活方式和建筑也是日本人一大享受。
直到现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向往和敬仰也没有结束。孩子先学中国史，后学世界史，考大学必考《中庸》、《论语》、唐诗，没有人不知道孔子、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对唐朝文化的神往、热爱、熟悉，不亚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地缘、血缘、文化缘使日本人对中国的寻根热经久不息。而今有的日本人还相信，杨贵妃没死而是流亡到日本。还有汉学家睡觉时头朝西方，表达对唐朝的神往。
丰富多彩的唐朝，就这样在日本源远流长、繁花似锦！
日本还深刻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思想精髓，并进而在有关中国的名称上进行争取，把自己视为中国正统文化的继承者。
17世纪，学者山崎闇斋问学生：“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领军打到日本，我们该怎么办？”学生不知所措。山崎闇斋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当时，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
明朝末年，清军入关，思想家朱舜水抗清失败后，东渡日本乞师，以便反清复明。他传播儒家思想，得到礼遇和敬重，被尊为“胜国宾师”。弟子、藩主德川光圀深感未有异姓革命的日本方是中华思想的正统继承者，遂发奋编纂《大日本史》，催生了“尊王攘夷”的思想，进而影响了明治维新。梁启超说：“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
清朝中期，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要求只写“大清国”。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逐满清氏于境外”。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