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根在南京
张爱玲似乎很少数说她的显赫家世，但晚年写的《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特别想追根溯源吧。那个流落美国的孤老太，形单影只，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干枯的手整理着那些老旧发黄的照片，回忆着大洋这边曾经的显赫与破败、粉红与暗灰、甜蜜与悲凉，让旁人想着都要为之心酸。《对照记》共收照片54幅，大多是张爱玲自己的个照以及她与家人朋友的合影，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她祖父母的照片。张爱玲自己在书中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张家三代，张爱玲的母亲及张爱玲本人的婚姻都是很不幸的，她的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在这本《对照记》中居然连一个背影都没有留下。张爱玲说《对照记》取舍照片的唯一标准是怕丢失，我想，她最怕“丢失”的，大概就是婚姻家庭，是夫妻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是一家人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她祖父母在南京生活的大宅子因此成了她晚年温暖的回忆，也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给了张爱玲很大满足的祖父母的姻缘，想必当年也是为人所美谈的吧。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廷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为清廷御史，曾经攻击李鸿章议和。中法战争爆发，因他力主抗击法军，嫉恨他的人，建议由他这样一个书生督师，纸上用兵，结果在福建马尾被法军打败，大雨中头顶一只铜脸盆才得以逃脱。张佩纶被贬热河7年，不复“清流”之名。据《清史稿》记载，张佩纶罚满归京，听候起复；李鸿章不念旧恶，以女妻之，大概是为了延揽人才，也可能是张佩纶得到了李鸿章女儿的垂青。曾朴小说《孽海花》演义此事，说李鸿章千金擅诗，评张佩纶马尾之败有云：“论才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对张佩纶颇有怜惜之意。张佩纶娶了李鸿章的千金，李鸿章与他为翁婿，反而不便保奏、重用他了。清同治年间，赋闲的张佩纶夫妇定居南京，搬进原来的“张侯府”。张佩纶不惜重金购下此宅，也是为了延续士大夫诗酒风流的生活吧。
太平天国覆灭后，南京还算太平，许多赋闲的文武都选择在南京定居，包括后来张爱玲的外公家。张侯府是清康熙年间张勇的府第，范围大致在现在南京白下路东段靠近大中桥的南京海运学校，东至斛斗巷，西至复兴巷，北至五福巷。张勇是降清明将，因征讨吴三桂有功，封靖逆侯，其子张云翼袭其爵位，官至江南提督。张家北京的府第在今北京地安门大街皇城根以东的那一段，过去称为铁狮子胡同（现在称张自忠路），因为这一段路上的一所大宅子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该宅原是明崇祯田贵妃的父亲田畹的府第，据说吴三桂和陈圆圆就是在这里相识的，因此吴梅村《圆圆曲》中说“想见初经田窦家”。南京的张侯府可能是张云翼任江南提督时所建。据说当时的建筑主要有三幢，呈品字形分布，南侧一幢似为主楼，东西两楼各连着一个花园。张佩纶将东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为李氏居住，后人却习惯称之为“小姐楼”。
虽然张佩纶在任时也只是一个穷京官，但有李鸿章给女儿的嫁妆做经济基础，张家在南京的生活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张爱玲就说：“……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者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对照记》）在南京的这所带花园的大房子里，张佩纶夫妇不但合写了一本食谱，而且还合著了一本武侠小说，真正是“诗酒风流”了。但对从小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的士大夫来说，光是“诗酒风流”显然是不够的。张佩纶定居南京后一直未能复职做官，以他的御史情怀，想必对时局有种种想法。同辈中张之洞为两湖总督，吴大征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部大臣，故人或有机会在南京相见，张佩纶想必是慷慨悲歌，泣下数行。老丈人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猝死京城贤良寺后，他也许是觉得对不起恩师（他在书信上一直称丈人为“恩师”）父女，更是以酒浇愁，五十几岁就死于肝病。张爱玲祖母一直在南京的这所房子里孀居，直到47岁去世。据说祖母孀居时还写有这样一首诗：
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荣。
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
小时候带张爱玲的老女佣就是过去祖母的女仆，据她回忆，那时“老太太”（指祖母）连用草纸也是很节省的，可见当时孀居的祖母带着一双儿女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坐吃山空的窘境，真正是“煊赫旧家声”了。
这煊赫的门庭后来还有人在朝廷做官，只是这即将改朝换代的官已经不好做了。如张爱玲小时候在天津见过并称作“三大爷”的张人骏（张佩纶的堂侄），就是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总督府就在南京。如今南京长江路总统府内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楼，就是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时所建，1910年建成，因在总督府的西面，被称为西花厅——事实上也就是一座西式花厅，法国文艺复兴样式，但外墙却用的是青砖，而不是当时通常的红砖，内部仍是砖木结构，设计者已无从查考。革命军打到南京时，这位总督大人是坐在箩筐里从南京古老的城墙缒下去，逃出围城的。他后来大概是在天津闲居，据说很穷，也是个清官，每次听张爱玲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他就流泪。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就出生在南京的这所房子里，并在这里迎娶了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黄逸梵亦是门庭显赫，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亦称军门黄翼升。黄家在南京也留下了房产，在莫愁路上的朱状元巷14号，现在被称为军门提督府，明代本是朱状元府的一部分。黄翼升到南京任职后，曾将西侧厅改建为生祠，以炫耀其战功。皇帝命人查办此事时，李鸿章曾为其庇护，因为黄翼升本来就是李鸿章的部下。李鸿章的外孙迎娶黄军门的孙女，当初想必也很是轰动的，南京的那带大花园的房子里张灯结彩，厅堂里高朋满座，金童玉女，羡煞了多少人。但这些都不能给一对新人带来幸福，祖父母“色彩鲜明”的姻缘没能在后代身上延续。张爱玲说：“我母亲还有时候讲她自己家从前的事，但是她憎恨我们家。当初说媒的时候都是为了门第葬送了她一生。”黄逸梵虽然生于大家庭，但却是小妾所生，父母又早逝，因此童年并不幸福。她缠过脚，却又深受五四新潮的影响，20年代出国留洋，欧风美雨，她已经是一个新派的女性，跟徐悲鸿、蒋碧微等都熟识，夏志清曾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但新旧交替时代的女子往往命运多舛，嫁给了张廷重这个公子哥儿，接受了新思想的她自然无法容忍他吸食鸦片、嫖妓、娶姨太太，最终婚姻破裂，她本人孤苦地死在异国他乡。家庭的不幸，自然给女儿张爱玲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张爱玲虽然出生在上海的张公馆，但她的命运却与南京的祖宅隐隐相连。
世纪交替，世事变幻，张爱玲的父母搬离南京住到了天津、上海，张家的这所大宅子也几易其手。到了民国初年，张佩纶购下的这所宅子还有房子近200间，据说每间房都很宽敞，大花园依然完好。1909年，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此办起了金陵崇实学校，占用了前面几十间，后面几十间住着柏文蔚的家眷。金陵崇实学校的学生是在南京的女子北伐队成员，有500余人，请来的校长是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夫人的杨步伟，当时只有20岁。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是金陵刻经处创始人，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极力提倡革命，他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了民国政府的要人，最著名的是黎元洪，柏文蔚也是他的学生。杨步伟1889年生于南京三牌楼，从小受祖父影响，同情革命，为革命党人做了不少事，而且天性耿直，办事认真果断。学校分为工业部和学业部，学业部又分两级小学和两级中学，学员在校既可以学到文化知识，也可以学习织布、机器缝纫、刺绣等技艺，目的是培养部队人才。学校在杨步伟的领导下办得有声有色，得到柏文蔚和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黄炎培的夸奖，民国元老李烈钧等也常去学校授课，深得学生欢迎。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张勋攻入南京之前，办了5年的金陵崇实学校宣布解散。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实行五院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大概是慕张佩纶之名，于1928年10月选择这里作为立法院，斛斗巷因此一度被称为立法院街（白下路那时被叫作中正街），张爱玲《对照记》中也提到此事。胡汉民在院内设立了法制、经济、财政、军事和外交五个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西花园内，中央住宅辟为礼堂和会议室，胡汉民的办公室也在其中。东花园面积较小，被胡汉民用作住宅，一家人与行政院政务处长陈融同住楼上，卫兵和佣人住在楼下。但据说东花园不太平，常常“闹狐闹鬼”，怪事接连发生，胡汉民的一位身强力壮而且胆识过人的贴身警卫又在楼内原因不明地开枪自杀，弄得人心惶惶，胡汉民终于不堪其扰，把家搬到鼓楼广场东南侧清代名刹妙香庵附近的双龙巷去了。不知“狐”是谁家的“狐”，“鬼”又是何家之“鬼”，偏偏选在这张府闹事，而且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堂堂胡院长撵跑了。
抗战期间，南京城南是毁坏最严重的地区，张家祖宅也未能幸免。后来上海的中国公学部分校友在此址复校，仅设中文、政经、法律、商学四系，并附设高中部，学生约有400人。
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显赫家世津津乐道，在南京任汪伪宣传部次长时（胡兰成那时住在鼓楼三条巷21号），曾特地去看过这所房子，《今生今世》有记载：
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胡兰成自己虽然认为与张爱玲相知甚深，但张爱玲心中的沧桑，特别是她感情上所受的伤害，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恐怕不是胡兰成所能完全理解的，这位自喜于拈花惹草而且道理十足的主儿怎么能理解张爱玲心中的苦楚呢？胡兰成自喜沾沾地将他和张爱玲的“风流韵事”写进了《今生今世》，而张爱玲在与胡兰成离婚后却再也没有提起这段往事，正如《诗经》里所说的，“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张爱玲说，《诗经》中她最喜欢的是这么几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与子偕老”的理想只能转化为对祖父母隔代的追忆与想象了。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张爱玲祖宅原址办起了南京远洋航运学校，再次成为学校所在地。经过多次的战争，加上拆旧建新，原来张家旧宅的建筑基本荡然无存，只有一些石础石阶还依稀可见。张宅西花园遗址仅剩一棵罗汉松，植于清代，高约丈许，直径盈尺，虽然已经被雷电击得“谢了顶”，但春天一到它必定发芽抽出新枝。可1995年春天，它竟然不再返青；也就是在这一年，张佩纶的孙女张爱玲在美国去世。这正应了张爱玲谈到她的祖父母时所说的：“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
靠张爱玲祖宅东花园遗址不远就是秦淮河，秦淮河水仍静静地流淌着。
我在这儿呀
中国的修身传统源远流长，对个体生命的修行有着严格的要求，要你出污泥而不染，甚至要你遗世独立，但是对“污泥”，对世道的黑暗往往缺少应有的警惕和批判，因为你周围的环境越糟糕，就越能显示你人格的伟大——这就有点折磨人的意思了。我想，要恶毒地对待一个人，让他（她）遗世独立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张爱玲就是这样被“遗世独立”了的“奇女子”，或者说是被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塑造成了一个奇人，国人有着“猎奇”和“神化”的“优良传统”。至于现实种种对她生命的挤压和伤害以及她心中的苦楚，没有多少人去关心。晚年的张爱玲过着不能再简朴的生活，跟外界的接触仅限于和二三好友的电话和书信联系，表现出对凄凉人世的几乎是决绝的态度。但即使到这时候，不少人仍是以“奇”观之，不惜跟踪和窥视，甚至把张爱玲扔掉的垃圾袋一一捡回，关心的也只是她在吃些什么用些什么，并且长篇大论地把这些写出来，张爱玲完全成了猎奇的对象，这正是张爱玲最大的悲剧和委屈所在——把张爱玲作为猎奇对象又未尝不是猎奇者的悲哀？
张爱玲之所以屡屡成为别人的话题，除了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外，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她悲剧性的爱情婚姻。对她的爱情婚姻，我也没法以奇观之。相知相守是爱情婚姻的最朴实也是最高的境界。张爱玲一生中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甫德南·赖雅。张爱玲与胡兰成可谓相知，但却不能相守；与赖雅相守，但却并不一定相知。对他们两位，张爱玲事后绝口不提。
张爱玲与胡兰成在对“相知”的态度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张爱玲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是“聪明”，最主要的是能懂她，能“知”。胡兰成对“相知”更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却可以如新……”（《今生今世》）但是，两人某种程度上都注重了“真”，忽视了“善”。因为在现有的现实条件下，“真”与“善”尚不能做到统一，“真”的往往结不了“善”果，“善”的常常失“真”，人生也就需要一些委屈和迁就。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真”在前，“善”在后；但对我们这个纷纷扰扰的人世，又往往是因为慈悲，才能懂得。可以说，张爱玲的遭遇和伤痛也就是“真”的免不了的遭遇和伤痛。
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事实上也做不到始终坚持“真”，即使是对她的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胡兰成，也是感情掩盖了其他，避免不了俗世的恩恩怨怨。张爱玲赠给胡兰成照片，在照片背面题的那段话，我一直以为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语言：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认为“谦虚”是女人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中国的爱情讲“爱慕”，不仅是“爱”，还有“慕”，有“慕”，爱情更多了一份欣喜；对于张爱玲，更有“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欢喜和绚烂。在《今生今世》一书中，胡兰成虽然对他和张爱玲之间的爱情极尽渲染，但我相信基本事实是站得住脚的。热恋中，二人终日厮守在房里，女的痴痴地对男的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又“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甚至“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这些话完全是陶醉在爱情中的女人的痴言痴语。从张爱玲的小说看，她是个看透了俗世男女情感婚姻本质的人，这些话似乎不可能出自张爱玲之口。不过想想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爱情婚姻就是这样：看别人清楚，轮到自己就糊涂，谁也没有拒绝自己心中爱的感觉的能力。胡兰成将他们的事详细地写进了《今生今世》，张爱玲却从此缄口不言，在《对照记》中亦不列胡兰成的照片——除了儿童时与弟弟的一张合影外，全书没有一张张爱玲与男性的合照。所以张爱玲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
在中学毕业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张爱玲写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孩突然结了婚”。但是，人人都有寻求人生安稳的需要，特别是女人。一部《诗经》，张爱玲最喜欢的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几句。这几句诗出自《国风》，写士兵出征，追忆当初曾与妻子有白首偕老之约，如今却无望活着回去再聚，伤痛之情不能自已。“与子偕老”的夫妻相守的境界应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张爱玲与胡兰成也有类似的誓约，他们结婚时，曾立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对于婚姻，张爱玲是很珍重的。婚前，她与胡兰成沉浸在爱情的欢乐和喜悦中，不但对胡兰成已有家室不存芥蒂，即使对他的风流才子气乃至挟妓游玩，亦能宽容。在给胡兰成的信中，她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显得非常大度。但在签订婚约后，张爱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那样的宽容，虽然婚后一段时间内，两人依然情意融洽。等到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与护士周训德关系暧昧，张爱玲要胡在她与周训德之间做一选择，没有商量的余地。要求虽然很正当，但与婚前相比，张爱玲的态度已大不一样。但胡竟然以种种理由作推托，拒绝做出明确选择，及至逃亡温州，又与范秀美同居，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才走到了尽头。就婚姻来说，相知相悦已经远远不够，还要能够相守，需要“善”。但在那样的动乱年代，张爱玲与胡兰成注定了不能圆满，何况胡兰成信奉的只是“相知”。
张爱玲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高，她追求的只是生命的素朴，生活的本色，对个性的尊重。她从来没有标榜自己为超脱之人，相反地，她一次又一次地说她的“俗”。如果因为张爱玲向往本色的生活我们说她“奇”，反倒显得我们“奇”了。在家庭生活上，她向往的也是普通人家媳妇的生活。中学时代，她第一次得了稿费，没有用它买书之类的做纪念，而是立即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张爱玲说：“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传统的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不舍得放弃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与胡兰成热恋时，张爱玲稿费收入颇丰，但胡兰成给她钱，她也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享受普通女人的“传统快乐”。穿衣也是女人传统的快乐项目，这是张爱玲很着意的事情，她曾不惜花大量的时间自己设计衣服，有人称为“奇装炫人”。还有购物。香港沦陷后，她和女友天天到城里买东西，以此作为消遣，这也是大多数女人乐此不疲的事。和胡兰成结婚后，对时局毫无兴趣的她竟也陪着夫君出席时事座谈会，因为夫妻同进同出能给她家的感觉。胡兰成办了《苦竹》杂志，张爱玲不仅把自己当时所写的最好的文章给了它，还动员自己的好友来帮助设计封面——能够帮助自己的丈夫做事，她心里是欢喜的。胡兰成想到日后大祸临头要化名躲藏，张爱玲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情意何等切切。
虽说女人的生活不应是男人施舍的，但将男性撇在一边，也就没法谈了。可当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在忙着“革命”和“反革命”，忙着反侵略，他们有的是不想过平常的生活，有的是想过日常的生活而不得。我曾经嘲笑一个女孩说：站在街头吃零食的怎么都是女孩？她回答我说：张爱玲也喜欢在街头吃东西，我们知道享受生活；你们男人就知道搞政治还有发动战争。我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胡兰成就是个热心政治的主儿。他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又说：“我干政治的愿望，亦不过是要使闾里风日闲静，有人家笑语。”但对身边的女人都不能给以“安稳”和“静好”，他干政治的目的很值得怀疑。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张爱玲曾经将爱情和战争、革命作了比较：“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恋爱“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按照张爱玲的理解，人只有在恋爱中才能有那骑自行车撒把的飞扬。革命和战争的目的本应是为了解除对人的种种束缚，但往往弄成了权力更迭和物质再分配，只要有战争和革命在，爱情必定是要受挫的。胡兰成这样一个“革命家”加风流才子也是不宜家室的罢。
张爱玲想过普通女人的生活，但这并非说她就是“一般群众”，“一般群众”追求向往的往往不是生活的素朴，他们看不到素朴生活的意义。张爱玲认同小市民，并不是说张爱玲就是小市民。这种人理论上本该幸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即“善”；但即使到了现在的社会条件之下，也注定幸福不了，内外种种条件制约，谁也别指望完全脱身事外。
张爱玲的身世和经历确有不平常之处，因此不少人将张爱玲理解成了遗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奇女子，就是穿衣，也是卓尔不群的。其实即使是穿衣，张爱玲也避免不了种种“善”的考虑，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境，穿着必然有所变化，“奇装炫人”也是需要条件的。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一文中，作者三次见到张爱玲，张爱玲三次穿着均不同。第一次：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
此时的张爱玲尚未成名，来向柯灵投稿，虽然有设计个性鲜明服装的能力，但没有那份心境，或者说还没有那个“胆”。第二次，张爱玲已经红遍上海滩，且与胡兰成正处在热恋中，达到了所谓事业和爱情的巅峰：
那时的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衣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此时的张爱玲，不但有骑自行车撒把的技术，更有撒把的心情和勇气。事业上的成功是一个方面，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爱情的力量，使得她在穿衣问题上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第三次是1950年，万里江山一片红的时候，张爱玲应邀出席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得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的词句，‘高处不胜寒’。”虽然抗战胜利，但由于胡兰成当汉奸等原因，张爱玲开始采取低调，虽然此时的打扮已由绚烂归于平淡，但在男女一律蓝布和灰布中山装中间，还是显得惹眼。
就是对她生命中很重要的写作，张爱玲也不能做到“遗世独立”。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去香港后，由于经济的原因，她不得不为香港美国新闻处干她不愿做的翻译工作，到了写小说《赤地之恋》，为了赚取生活费，她已经是在别人的授意下工作，连写作大纲都是由别人事先拟定的，完全是在适应别人政治的需要。
张爱玲后来离开大陆，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因为看不到本色的生活，无法保持个性，一片蓝灰中山装中间是容不下一袭旗袍的。为了这，张爱玲一生注定了要一次又一次地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次她要将自己连根拔起，离开故土，将自己抛向完全陌生的大陆。1955年秋天，她从香港乘船抵达纽约不久，即迁居救世军所办的女子宿舍，其服务员就是附近街道上的酒鬼、流浪汉，张爱玲的处境可以想象。除了写稿以外，她并无任何打算，也没有什么积蓄。假如写的稿子没有英美书商要出版，或出版后并不卖钱，这个可怜的女人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
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境遇注定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免不了世俗的考虑。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她结识了赖雅。大约半年后，二人结婚，张爱玲36岁而赖雅已是一个65岁、多次轻微中风的老人了。对于当时的她来说，同一个有资格进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嫁给赖雅，还可以加入美国籍，避免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哪会知道65岁的赖雅早已钱、才两尽。赖雅“是一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但不知道赖雅有没有把自己中风多次之事在婚前告诉张爱玲；如果没有，显然是不道德的。再者，张爱玲在婚前即已怀了赖雅的孩子，赖雅可能是考虑到经济的原因，坚决要她堕胎，显得有些残忍霸道。张爱玲和赖雅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张爱玲虽然通英文，了解西方文化，但她骨子里却是中国的；加之年龄、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反差，他们之间的爱情佳话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张爱玲一直与赖雅相守着，尽着做妻子的责任，直到赖雅去世；但相知相悦的境界却难以达到，加之经济拮据，幸福何从谈起？一些人没有根据地美化张爱玲的第二次婚姻，可能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更可能是为了再一次制造“传奇”。
张爱玲到了美国直至她离开人世，在文学上也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张爱玲的作品再度走红，除了在经济上极大地改善了她的生活外，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人生一撒把的感觉是再也无从体会的了。
张爱玲去世后，无数的人写悼念文章，无论是说她功德圆满也好，还是说她去得美丽也好，大多是拿张爱玲作镜子，为自己找藉口，自怜，自哀。张爱玲临水照花，照见的是质朴而又绚烂的自己；这些人从自己出发，在张爱玲这面镜子里看到的却是歪斜的不真实的自己，反过来又歪曲了镜子。一个凡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能要求他功德圆满？张爱玲那样凄苦地离世还是“去得美丽”？把人神化、传奇化，对谁都没有好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张爱玲在爱情婚姻以及穿衣、写作方面的委屈迁就加以说明，无非是为了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连张爱玲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现实委屈迁就，作为张爱玲的后世之人，我们最需要做的恐怕应是找出张爱玲身世和爱情婚姻悲剧的真正原因，那些“真”和“善”不能重合的地方，那些让“真”受委屈和伤害的东西，那些束缚和压制人的个性的种种因素——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
张爱玲有一首诗，不知为什么，读了它，我心里总是堵堵的：
曲折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可是，没人应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