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5月，春暖花开的日子。经过近1年的整理，侯德榜的博士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再过几天，就要进行论文答辩，侯德榜终于可以暂时地休息几天了。在答辩之前，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许多指导老师很高的评价，他心里惬意极了。答辩进行得很顺利，主持答辩会的老师都对侯德榜的论文极为赞赏。他们共同预言：如果继续努力下去，侯德榜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制革业的专家。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他感到：他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轻松过。几年来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总算取得了一点成绩，他能不为之欣喜吗？道路两边的黄色迎春花开得正灿烂，微风吹来，好像在向他点头致意，在祝贺他取得的优异成绩。
侯德榜正在一边走一边想着，不想迎面正撞见一个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手中拿着一封信，拦住了他。
“我正找你呢！给你，你的信。”这位同学说着，把拿在手中的信递了给他。
在道了声谢后，侯德榜回到宿舍，打开信来看，才知道原来是来自国内的范旭东的信。范旭东写了许多，意思是说要侯德榜学成归国，与他共同开创中国自己的制碱工业……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范旭东是近代中国忧国忧民的实业家，他主张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十几年来一直奔波于中国的实业界，曾经创办了六大精盐公司。在看到当时中国的制碱工业尚是一片空白时，他便萌生了要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制碱业的念头。
20世纪初的中国并不能自己生产工业用碱以及食用碱，制碱业在中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人所用的碱都依赖从洋人那儿进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阻塞，中国人几十年用惯了的洋碱一时运不进来，市场上洋碱也变得紧俏起来。这时，在中国独占碱业产品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又不肯放出存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上的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顿时陷入瘫痪状态。在生活上，北方的人民由于断绝了日用碱的来源，只有吃带酸味的馒头，穿着没有颜色的土布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决意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厂，在给侯德榜写信之前，厂址就已经选好了，在天津塘沽，但是技术问题却难住了他。
当时国际上制碱技术中最先进的要算是比利时人苏尔维的苏尔维制碱法。由于此法直接用食盐、氨、石灰石作为原料，故又被称为氨碱法。
英美及西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都先后采用了苏尔维法制碱。随后，这些国家发起组织了苏尔维工会，规定这种技术的设计图样只向会员国公开，对非会员国绝对保守秘密，并且相约不申请专利。除此以外，他们各自分区售货，互不干扰，中国的市场就是由当时的英国卜内门公司独占。
苏尔维集团对技术的垄断，使外人无法染指，多少国家的人民都曾探索过揭开苏尔维法之谜，莫不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开拓民族工业，范旭东请了几名科学家进行小型苏尔维法的试验，经过几个月的试验，居然获得了成功。
然而要建立制碱厂，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建厂的设计图纸和设备，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设备，光有了制碱方法还是不能进行生产；况且创办碱厂与一般工厂不同，在当时还无法购买到整套设备，重要的机器设备均为各厂自制。
范旭东于是派陈调甫到美国，与对制碱事业甚为关心的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经理李国钦，着手在美国聘用专家为之设计、绘图。他们先聘请了一个居住在美国的法国人杜瓦尔，这个人自称对制碱颇为精通，其实言过其实。工作开始后进展缓慢，而且也没有什么起色。
这时李国钦又介绍了几位留美学化工的中国学生，在暑假期间协助设计，这几个中国留学生中就有侯德榜。经李国钦一介绍，陈调甫与侯德榜一见如故，况且是为振兴自己国家的民族工业，侯德榜很乐于效力。在一起工作的一个月时间，陈调甫与侯德榜便成了好朋友。工作之余，陈调甫在侯德榜面前常常提起范旭东，从而使他深深地了解了范旭东的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主张，对范旭东这个人也是敬仰之至。渐渐地，他觉得与范旭东虽未曾谋面，却在心里已把他当做老朋友了。
暑假结束时，设计工作还没能完成。
后来，李国钦与陈调甫重新聘请了曾在美国一家制碱工厂当过厂长的美国人孟德代为设计。孟德为设计索要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为使设计能尽快完成，他们只好咬着牙答应下来。孟德的设计倒是完成得很快，他只把他原有的一套图纸生搬硬套地拿来，拼成一份图纸交给了陈调甫。他的设计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陈调甫请孟德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改，孟德的态度生硬，说：“修改的地方我概不负责。”陈调甫愤愤地答道：“我负责！”
设计完成之后，陈调甫携带孟德设计的图纸回国了。
回国后，陈调甫就向范旭东介绍了侯德榜，说他学识渊博，工作踏实，并且向范旭东推荐了侯德榜。
不久，建厂的工作全面展开，然而工厂中却没有一个能胜任全权主持的人。这时，范旭东想到了陈调甫曾经向他推荐过的侯德榜。于是就给在美国的侯德榜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
侯德榜一遍遍地读着范先生的信，他已经被范先生的那种献身民族工业的雄心和赤诚的浓浓的爱国热情所深深打动，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但是，侯德榜一想到要放弃自己刚刚有所成就的制革技术、投身于还不精通的制碱工业，心中便矛盾重重。这可不是儿戏，他需要慎重地考虑。
几天以来，他一直夜不能寐，耳畔常常回响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对他说的，“你的制革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你继续努力下去，你很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国际上研究制革技术的权威”；另一种声音就是范先生写的，“回来吧！中国制碱业这块处女地等待着你来开垦，回来吧，祖国人民在企盼着你的归来。”
他不能二者兼顾，否则，哪一种都不会做好，他越想越矛盾，他真的有点无所适从了。
自从与陈调甫相识以后，在与他的一次次交谈中，侯德榜感受到了范旭东为实业救国而奔走呼号、四面碰壁的情形，他深为范先生的精神所感动。他想：范旭东东奔西走，又劝他回国，为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吗？而他研究制革、投身科学，为的又是什么呢？不也是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工业吗？这不是殊途同归吗？
像范旭东这样的爱国志士，他怎么忍心不助他一臂之力呢？国内的制碱工业尚为一片空白，自己也应该做一个开拓民族制碱工业的拓荒者。
想到这里，他毅然回信，欣然应允了范先生的请求。
第二天，他便为范旭东的新创制碱厂——永利碱厂在美国验收有关设备，并且，在以后的时间里考察了美国的几个制碱厂，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1921年的10月，侯德榜登上了轮船，渡过太平洋，回到了已经阔别8年之久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