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摩托罗拉在1984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集成本可接受性、便携性和可用性等实用性特征于一身的商用手机，将个人带入了移动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美公司主导的数字移动电话（GSM/CDMA）的问世，无线通信最终取代有线通信成为人类最主要的通信方式。1998年，曾在移动市场默默无闻的诺基亚凭借在GSM上的崛起而一举取代摩托罗拉，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商。
另一股潮流也在同一时期趋于成熟，并与通信领域的进步融合到一起，由此激发了另一场更为剧烈的潮流，那就是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兴起，巧合的是，这种兴起发生的年份也是1984年和1998年。1984年新年伊始，苹果通过一条Macintosh（麦金塔）即将上市的广告开启了个人电脑平民化时代的帷幕，同一年成立的戴尔（戴尔公司，简称戴尔）、思科则给这个时代注入了互联网的活力，而英特尔（英特尔公司，简称英特尔）也在这一年正式决定退出存储领域，转而专注于中央处理器的研发与生产；1998年思科市值首次超过1 000亿美元，也是这一年，提供互联网服务动力（搜索引擎）的谷歌创建。
当沉睡了几百年的中国碰巧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醒来，并决心迎头赶上时，机会和创富的故事便同时开始茁壮成长了。首先，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决心趁机将国家送入数字通信的时代。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自己无法制造主要的通信设备，进口产品又价格高昂，而且供给受限，所以到1986年，中国总共才安装了350万部固定电话。这等于无意间给中兴等新生的中国公司储备了一个巨大的未开发矿藏。
但这个新的“搅局者”只有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并使产品在成本上遥遥领先于主要的西方对手，才能在这场挑战在位者的战争中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当时，中国县级以上的城市通信设备市场几乎全部为“七国八制”1所控制，而中国政府则不打算对新兴的本土制造商实施任何特殊的保护政策。
解决之道竟然在一种几乎是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中培育了出来：中国当时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劳动力成本甚至不到西方公司的1/10，同时急于步入现代化的中国在通信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资，设立了许多研究院，培养了大量的研发人才，并积累了大量基本技术。航天系统的出身让侯为贵轻易就想到了充分利用中国在这个领域进行创业时的红利，并最终得到了西安和南京的两家研究院的支持，从而大大缩短了完全从头研发所需的时间。
在同样的逻辑下，市场上的空白也很快找到了。中国广大农村的电信运营和企事业机构由于对设备的端口需求较少，并不打算花冤枉钱去买国际公司为较大城市设计的产品（它们提供的产品基本都在万门以上），而且国际公司的产品在县级以上的市场供不应求，一些地方为了能够与其签单，甚至还要排队等候，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对现有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变。而这一问题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的中兴那里根本不存在。
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的产品被研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侯为贵和中兴的信心也成倍增加，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基因。先是1989年中兴的第一台，也是由中国公司生产的第一台可以商业化的数字程控交换机问世，这是一款容量只有500门的面向企业和机构用户的交换机。
1991年，中兴第一款面向电信运营商的产品也研发成功。这款产品将中兴带到了更大、对公司日后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运营商市场，并帮助中兴初步建立起进行大容量交换机研发的技术基础。
再过了两年，当容量较大的2 500门交换机推出时，中兴终于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通信设备商。在该年度的中国农村电话交换机市场上，中兴这一款机器的市场份额就达到了18％，公司的年销售额在这一年也达到了1.7亿元。
到1996年，公司终于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11月，公司的万门交换机最终敲开了市话市场，成为湖南岳阳市的设备提供商，据说这也是国产交换机在中国市话中的第一个交换局。之前，这个市场一直由西方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合资工厂牢牢控制。
1997年1月初，中兴在中国首创的接入网产品又在湖南益阳和上海青浦开通试验网，不久后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接入网热，包括华为等一些之前不愿意参与的公司现在也冲了进来。这个技术成为中兴等中国公司穿透西方公司铜墙铁壁的核武器，因为它彻底消除了西方公司不同标准之间的区别，并允许语音、数据和图像同时传输，而这恰恰是此后通信业的潮流所指。
一旦产品被研发出来，市场竞争力也随之而来。由于中兴当时的价格大约只相当于西方厂商的1/3~1/2，国内运营商也乐见其成，愿意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一些政策上的倾向。
1991年，中兴的500门局用程控交换机的价格是每线700元，不久后又将价格直降到每线580元，而同期国外公司的价格却高达每线300~400美元，直到1996年它们的价格才降到中兴1991年时的水平，而此时中兴的价格也更低了。
直到今天，中兴仍然奉行这样的原则，“在保证合理利润的前提下，产品以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面市，以优良的性价比确立竞争优势”。
公司的大多数产品一经问世，很快就在市场上“卖疯了”。据中兴一位早年参加过2 500门交换机销售的现高层介绍，由于排队等候签单的用户太多，以至于负责签单的员工不得不对订单进行批处理，甚至签字的笔都因为超负荷使用而断了。
随之而来的是任何一家新生的技术型公司都羡慕的良性循环：每一个重量级产品的推出，都为公司注入新的增长动力，而增长又为新的研发提供投入资金。1993～1996年，中兴的主要收入贡献者是2 500门产品，这期间中兴的收入从1993年的1.7亿元猛增到1996年的6.8亿元。
从1997年开始，万门交换机和接入网接过了增长接力棒，1998年，中兴的年收入首次突破40亿元1。1993年，公司还只有574人，但1998年时中兴已经是一家超过3 000人的中型企业。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固话突飞猛进，1992年时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首次突破1 000万，1994年上升为2 729万，1998年则达到8 742万。
还记得侯为贵之前曾经提到的吗？“别人的冬天，就是我们的机会”。1999年之前的中兴，抓住了一个机会。
1989年，西方公司因为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纷纷撤离中国，将中国业务交给合资公司。虽然后来它们又都回来了，但此时全球通信设备业的潮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摩托罗拉在1985年开通世界上第一个移动通信网络，通信业已经开始着手迎接移动时代的到来，到中兴推出2 500门设备的1993年，数字移动通信（GSM）的时代已经在西方世界率先开启，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西方公司的注意力，让它们全力投入到移动设备的研发上，坐视中国公司在有线领域的崛起。
1996年，中兴万门交换机和接入网进入收获期，也正是以此为起点，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在一个高基数之上开始了爆炸式增长，这个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才告结束，此时用户数已经高达3.5亿。从1999年开始，中兴便几乎稳获这个市场30％以上的份额。
毫无疑问，固定电话设备成为中兴拓展无线等新业务的稳定的现金产生器，并为其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即便到了今天，中兴很多产品的开发平台还是建立在万门交换机之上。这意味着从此以后，56岁的侯为贵将会有更大的空间去实现他的勃勃雄心，而一个激情四溢的创业时代行将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