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认识很快就在表现最为“顽固”的思科身上找到了依据。在2000年11月～2001年1月的这个季度，思科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预期；随后的一个季度，思科利润自2000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01年3月，钱伯斯终于开始尝试着面对现实：宣布上任以来的首次裁员，并以此冲销了25亿美元的库存价值，而此时思科的市值已经比前一年跌去近90％（同期纳斯达克价值也跌掉了近70％），重新回到1998年泡沫开始急剧膨胀的时候。
自此，一切经过美妙装饰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人们这时才发现，原来大量的公司早就已经处于“裸泳”的状态。随后，几乎所有在泡沫泛滥时期大大受益的公司都遭受了重创。首当其冲的几乎都是完全依靠资本杠杆来支撑其扩张的运营商。
北美因为处于互联网和光纤产业泡沫的核心，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有十几家较大的和数百家稍小的运营商关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环球电讯和世界通信，前者利用泡沫化时期充沛的借贷和宽松的付款条件铺设了上万英里的光纤，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有多少用户。而后者则干脆以电信为幌子行资本并购之实，在短短几年间，利用美国放松电信管制的机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收购了70多家电信运营商，一举成为仅次于AT&T的全美第二大运营商，当泡沫破灭时，人们发现它在所有的方面都很诱人，唯独在电信新技术的采用上技不如人，甚至要靠租用别的运营商的线路来为客户提供服务。
在欧洲，运营商的不幸稍有不同，他们的不幸主要来自3G。在2G时代尝到甜头的运营商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3G牌照和网络的建设上，但直到2003年，除了和记黄埔等少数几家运营商还在坚持外，其他基本都停止了新网络的建设，因为用户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资金的消耗速度。以全球最为赚钱的运营商沃达丰为例，在它截至2002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中，亏损额高达135.3亿英镑，这相当于平均每秒钟亏损428英镑。
而在所有受害者中，设备制造商们的地位最被动，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为了争取到运营商的订单，它们不得不提供优厚的价格、交货条件，甚至要为其提供数量巨大的贷款；当危机降临，运营商感到压力后，他们很快又会将灾难抛给设备商，为设备商留下大量的库存和坏账；最终，大部分的账单都要由设备商支付。
在破坏性影响最为明显的2001年，北电亏损了273亿美元，朗讯亏损了162亿美元，阿尔卡特亏损了44亿美元，爱立信亏损了20亿美元，思科亏损了10亿美元，摩托罗拉亏损了7亿美元，诺基亚是唯一实现净利润为正的主要设备商（为20亿美元），它和摩托罗拉的较好表现主要得益于两家公司都以终端业务为主，而面向直接消费者的终端业务比系统设备业务较少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事后看来，这一长达3年的全球性去泡沫化过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述这些数字本身—大多数设备商从此再也没有在自信上站起来过，虽然它们在几年后都表现出了复苏的迹象。
最具悲剧色彩的非朗讯莫属。这家曾经被中国公司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顶礼膜拜，并拥有被称为“发明机器”的贝尔实验室的行业领导者，在危机爆发不久后就传出会走向破产的消息，评级机构将其债券评级降低到离垃圾债券仅一步之遥，随后公司又差一点被阿尔卡特收购。阿尔卡特虽在整个危机中也经历了打击，但尚能保留一点雄心，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在电信领域崛起较晚，之前它是拥有上千家遍及各个行业的子公司的老牌法国公司，后来在一个雄心勃勃的新领军人的带领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其他业务，增加电信业务，所以此时它尚处于类似改革后期的精力旺盛阶段。
尽管朗讯没有在这次危机中死去，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衰退的命运，它再也没能找回往日的自信。实际上，即使没有这次危机，朗讯遭受打击也只是迟早的事情。它在传统固话领域沉溺得太久了，即便抓住了新兴的光纤和数据网络的机遇，也远远不如北电和阿尔卡特，后来醒悟过来后又发疯似的并购，希望借此扭转颓势，但危机爆发后，它又不得不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不停地出售之前并购过来的业务。而在增长速度更快也更实在的无线领域，它也同样没有作为。当它决定奋起直追时才发现，身边突然增加了两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中国的中兴和华为。由于朗讯既无法在技术上领先，又不可能拥有任何成本上的优势，于是一切已经无力回天了。
在挣扎了几年后，朗讯终于在2006年选择了与阿尔卡特合并，从此结束了独立生存。另外两家系统设备商—诺基亚的系统设备部门和西门子的系统设备部门，也在坚持了几年后，因为差不多的原因先于阿尔卡特和朗讯进行了合并。
北电虽然在光纤上站稳了脚跟，但它同样面对来自中国的新对手的冲击，而且它同样在有线的世界里待得太久，为迎接已经到来的无线时代，不是行动得太晚（二代的GSM），就是太早（当GSM仍然是市场主流、3G还是明星时，它却妄想提早在4G时代胜出），加上财务丑闻的后遗症，它再也没能从这场危机中缓过来，直到在下一场危机中走向坟墓。
至于摩托罗拉，虽然在此时终端扮演了救星的角色，让它比其他系统设备商亏得更少些，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坐着全球手机的第二把交椅，在2005年前后还再度凭借一款RAZR手机实现昙花一现式的复兴，但铱星系统上高达数10亿美元的亏损其实早已让它元气大伤。这次危机中，来自创始人家族的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Gawin）在2003年被迫辞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从此这家公司与创业家的使命再无关联，只能在完全职业化的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漂荡，在2006年后便一日不如一日。
诺基亚又如何？尽管它是2001年度唯一赢利的大型设备公司，但2006年也不得不将竞争力日益减弱的系统设备部门分离出去。诺基亚的手机部门在随后的几年里继续保持王者的势头，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损失呢？也许正因为它在2001年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公司小，延缓了它进行反思的时间，才没有躲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大群新的对手围绕在它身边，而在2001年的那次危机中，它可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对手的存在。
如果说有谁经历了这次危机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那一定非爱立信和思科莫属了。不用说，两家公司过去都非常强大且自信，不过当它们最终被危机当头棒喝，进而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后，都展开了公司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行动，不但采取裁员等短期的手段，还对自身的商业模式和行业的未来进行了反思。结果是，它们都认识到了服务对于整个行业的重要性，并将ICT（信息通信技术）作为行业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公司的战略与业务。
但爱立信和思科并非真正的受益者，那些真正能够在危机中置身事外，甚至业绩表现得比过去更好的公司，才堪称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公司，那么它们一定来自中国，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所体现出来的抗跌性让世界惊叹。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场泡沫化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危机，也许中国公司崛起的道路会艰难漫长得多。
作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下面的事实：
泡沫化过程将几乎所有西方设备公司和它们的客户都卷入其中（如果不考虑它们的中国客户的话），由于沉溺于资本神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及其商业化本身，而泡沫的破灭，又进一步消耗了整个产业链的力量，使得3G甚至4G的进程大为延后，这为尚处于从有线时代进入无线时代的中国公司留下了追赶同行的宝贵时间。
当中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完全站稳脚跟，开始开辟国际市场时，国外几大公司却在忙着休养生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核心—发达国家市场上，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中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开疆辟土的难度。
中国在互联网、3G、光纤等产生泡沫的主要领域（除了3G）起步较晚，所以在危机爆发时，该领域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而言，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市场的欠发达性也使得其因祸得福，避免了过度膨胀。所以，在整个危机期间，除了2002年因为电信业的重组导致的需求暂时受影响外，其余时间中国都在全力实现移动通信化，这无疑为面临从有线到无线转型的中国公司提供了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的成长温室。
不过，事实也不尽然，在2001年上半年，之前一直像钱伯斯一样乐观，并采取了相同激进的行动（招兵买马）的任正非，最终也在感受到寒意后发出了《华为的冬天》的呐喊。2002年，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
但是，这一切基本与侯为贵和他的中兴公司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