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文学家萧伯纳说：“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变通是天地间最大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晚清大臣曾国藩就是一位善于变通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满清朝廷的顾忌，使其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即使朝廷对他有所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湘军大部分裁撤。
同治三年（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剪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他只好采取拖延之法。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无名小辈杀死。捻军声势更加浩大，咄咄逼人。朝廷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明白清廷的着眼点在于解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朝廷处处防范，自己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向朝廷推辞缓行。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忽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经过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成大事“三十六计”
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在人生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要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要善于变通，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这样，既能办好自己的事，又能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可谓两全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