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郭子信他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一直被关在牛棚里，一直被批斗，甚至成了专政的对象。其实那时，我爷爷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他连享受自己应该享受到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一九七0年，我爷爷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到了一九七一年，也许是因为林彪事件，一些老干部们得到了解放，爷爷他也赶上了这个机会，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还是一名主管政法的领导干部。这个时期，爷爷的日记写得已经相当有水平了。
……主持工作以后，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我的那个老乡刘允。他在入狱后的第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应该是死刑之后最重的刑罚了。文化大革命前，刘允没有改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似乎很漫长。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二十二年过去了，但这二十二年好象在不经意间过去了。毛主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何况这二十年的时间。现在，刘允还在监狱里服刑。听管教们说，刘允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们找他，向他交待，只要他能揭发出我的罪行，尤其是解放前的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就能得到释放。面对着这样的诱惑，刘允没有说一句对我不利的话。这让我很感动。凭我现在手中的权力，我可以释放他。因为他服刑的期限快要到了，如果不存在什么别的违法的事情，应当释放。但是，我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同意释放刘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小将们造反，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游街。那时候，他们想造谁的反，就造谁的反，想批斗谁，就批斗谁，一时间可谓天昏地暗，连公检法也被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没有了。折腾完了地主老财，批完了走资派和保皇派，他们也没有忘记关在监狱里面的汉奸和战犯刘允。他们几次跑到监狱去要人，要把他拉出去批斗，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时，我们监狱有一个原则，再动乱，监狱也不能乱，不能让那些刑事犯罪分子借着动乱的机会逃出监狱，跑到社会上继续犯罪作案。所以，红卫兵小将到监狱要人，我们都没有答应，都给婉言谢绝了。如果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动乱的情况下，把刘允释放出狱，他肯定不会有好下埸，必死无疑。再说，刘允释放以后，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着落，监狱里虽然生活条件极差，但毕竟还饿不死人。关于暂时不释放刘允的，是我做出的决定。刘允本人也没有提出什么疑义，也许他已经忘记了时日，忘记了年份，他好象也习惯了铁窗生活，从来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好的表现，当然也没有什么立功的表现。中国有句老话，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辗出来的。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要怪罪于谁，一切都要当于他自己。
一九七三年，这埸政治运动并没有停止。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不能再在工作岗位上干下去了，我再一次提出退休的要求。领导上也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告老还乡了。但我有一桩心事，那就是刘允还关押在监狱里。说起刘允，我的内心也挺矛盾的。我和他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伙伴，当年，如果我象他一样，那样有脑子，有胆量，也许我也会象他一样，出国留学，回国当县长……我们俩走的路不一样，他的一生是那样大起大落，有过人上之人的辉煌顶点，也有过失意遭受苦难的囚徒生涯。在我即将告老还乡之时，监狱管理局的同志找到我，还是关于刘允的服刑问题。按照当年判决的结果，刘允将来肯定会死在监狱里。在我要离开之前，我应该把这件事处理好。
在那当时,对刘允这类罪犯上面是有精神的.如果将他释放，刘允依然不估有好结果。不释放，就让他在监狱里面呆着。也许在监狱里的时间太长了,不仅政府忘记了释放刘允，刘允自己也忘记自由.他把监狱已经当成了自己的家。在处理刘允的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绝对是处于保护他的目的，是一片好心。如果那时候将刘允释放，他头上顶的那两顶历史反革命和现型反革命帽子，革命群众也会将他置于死地。监狱里没有自由，但相对外面的世界，这里却非常安全。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
我相信爷爷记录的都是真诚的，我虽然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但我却能体会到那埸革命运动的残酷。一九七九年，刘允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我爷爷已经重病在身,没有与刘允见面。直到他去世时,两个人也没能再见上一面.
如果用今天的法律眼光来看，刘允服刑到了期限，就应当按时释放。可刘允在监狱里面呆了三十年，整整多呆了十年。本来刘允可以在七五年得到释放,他却被多关押了五年，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正是我的爷爷郭子信。也许他是一片好心，一番好意。我们能想象得到，如果刘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释放出来，他绝对不会活到今天。那年月，权比法在，掌握权力的人一句话，就能管你生，管你死，多关那五年徒刑算得了什么。
我爷爷在临死的时候，一再叮咛监狱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刘允在监狱里面整整呆了三十年，这在我们这座城市，甚至于在我们国家，也没有象他蹲监狱蹲这么长时间的犯人。这也是因为我的原因，才使他多吃了几年的监狱之苦。刘允在监狱里从中年蹲到了老年，什么都可以补偿，唯有时间无法补偿。如今，刘允也是古稀老人了，他出狱之后，你们一定要为他找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地方。让他的晚年能有一个安然妥善的归宿。
关于自己在监狱里多呆了那几年时间，刘允好象并没有在意。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我爷爷让他在监狱里多度过几年时间的良苦用心。
说起号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虽然那几个当事者已经不知去向，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刘允也挺受震憾的。虽然周天没有说出他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才使得关向民发出那样惨痛的叫声，可那叫声却一直回响在刘允的耳畔。
在监狱里面这么多年，政府已经对刘允宽松了许多，甚至有些事情也不避讳他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告诉他，与他同号的毕无虎死了。因为革命群众查出了他在日伪时期就当过眼线，专门隐蔽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刺探重要的情报，刺探重要的人物。得到线索之后，就向当时的政府报告。不知有多少革命烈士惨遭他的毒手，所以，革命群众将他置之于死地，是他罪有应得。
刘允获得自由的时候,政府也告诉刘允，和他同号的周天也被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活活地打死了。周天是职业刽子手，从旧社会开始，他就以杀人为生。文化大革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一切牛鬼蛇神想跑也跑不了。那时的公检法已经被冲击多次了，全社会都喊着这样一个口号，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跑也跑不了。据说周天的肩膀上一边扛着一把大铁锯，一边扛着一块棺材板子，革命群众把这叫作抗拒从严，不见棺材不落泪。在批斗会的现埸，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周天倒了下去。没有一个人提议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反倒把他吊了起来，继续批斗，让他死在历史的审判台上。
政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如果他们俩象你一样依然在监狱里面呆着，不是也许，应该是肯定，他们不会死的。
如果他们肯呆在监狱里面，他们绝对不会死的。
有一天，刘允也在放风的时候从地上拾到了一只铁钉子，也是那种二寸半规格的。刘允悄悄地把铁钉子藏了起来，带回了号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刘允就把铁钉子拿出来揣摸……
我右手拿着钉子，在自己的身上慢慢慢地滑动着，用钉子尖逐个部位地扎试着，它产生的痛疼程度和感觉绝对不一样。比方说，后背的抵抗痛疼的能力就比前肚皮要强得多。大腿的正面要比大腿的侧面抵抗痛疼的能力强得多。一个铁钉子，扎到人的皮肉可以产生痛疼感。但是，象关向民那样的惨叫，那要用多大的力量，并且扎到什么部位去。
我问刘允，你得出结果了吗？
刘允说，我得出结果了，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会是怎样的结果。
那你能告诉我吗？
刘允迟疑了好一会儿，说出来你会感到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的……
沉默了好一会儿，刘允才艰难地说，只有扎进肛门里，人才会发出那样的叫声……
缄默。
刘允说，我不会忘记，关向民在那不为人知的默认，曾经哀求过周天，我让你鸡奸我，你就放过我吧……因为周天有脚气，关向民说，以后，我天天给你舔脚，你就放过我吧……看起来周天没有放过关向民……这些人，做人没有做到位，但做兽，却已经做到了极致，甚至甚至野兽也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还能算作人吗……从那以后，我也有些醒悟，不再去想这些事情。只要你去费脑筋了，你也不会安生的。索性，我不再去想他们，也不想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当我一个人平心静气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副美丽的画面，许多座青山，还有一条潺潺流动的河流，河滩的草坪上生长着五彩缤纷的野花。远处，是一片片茂密的森林。再远处的天空，飘着洁白的云……慧子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我们的女儿藏在她的背后。慧子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刘慧她突然从妈妈的背后跳了出来，大叫了一声，扮着一副鬼脸。刘慧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了，可她竟然还这样调皮。在爸爸妈妈面前，她永远是个孩子。
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娘俩。你们俩怎么到现在才来到我的面前？
慧子说，你一直关在监狱里，我和刘慧想见你也见不到。你现在自由了，我们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以后就好了，我们一家人会天天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走吧，咱们回家去吧。
我问慧子，我们家在哪里呢？
慧子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可房子呢？
慧子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一座我们自己的房子。
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面，我们借用大树的树干当作顶梁柱，然后把苫房草编结成廉子，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从早晨干到晚上，我们建成了一间小小的茅草屋。我们一家三口人就住进了小茅草屋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第二天，我要到向阳的坡地上去开荒种地。慧子和刘慧要去丛林中去采野果子，去找吃的东西。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一块回家。路过清清的小溪的时候，一条大鱼突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刘慧把大鱼抱了起来，把它重新放回了河里。可是，那条大鱼又纵身跳了上来。它用眼睛告诉我们，把我带回家去吧，把我做熟了，你们也能吃饱肚子。你们不要怜悯我的生命，不要以为我的生命终结了，我帮助了你们，我会得到再生的……
刘允说了半天，我才明白，这都是他意想出来的，就是梦想里面的美景，就是虚构出来的图画。但我不想打断他，让他继续虚构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