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至关重要的岁月
维也纳有一个称为“青年音乐联盟”（JeunessesMusicales）的机构。它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青年音乐组织之一国际青年音乐联盟，于1949年在比利时成立。青年音乐联盟的成立旨在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接触音乐的平台，也为有抱负的音乐家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音乐才华的舞台，更为年轻的独奏乐手和指挥提供一些他们很难拥有的宝贵机会。正是施瓦洛夫斯基先生向音乐联盟推荐了我，才让我得到了另一个进行专业指挥的机会。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几乎没有什么指挥经验，所以对任何一次得到的机遇我心里都感到万分地高兴。
有人邀请我参加演出是最让我欣喜若狂的事。面对任何一次演出我都几近全力，并时刻期待着不久将到来的下一次机会。1958年，我作为维也纳青年音乐联盟的代表，跟一位来自南斯拉夫的指挥互换派遣到贝尔格莱德指挥一场音乐会。尽管如此，这些早年收到的邀请并不意味着我真的能拥有作为一名指挥的一番事业。之后连续好几年，我都有幸受邀到贝尔格莱德演出。并且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对的成功之后，我还是每个季节为青年音乐联盟指挥一两场音乐会。
我在施瓦洛夫斯基先生研究生班的学习在1957年的夏季学期总结后正式结束。最后一场音乐会是在举世闻名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与奥地利同昆斯特勒管弦乐队（ViennaOrchestra）合作演出的。这次演出反响很小，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乐评人的注意。我们这群年轻的指挥家对之都备感失望，其中也包括克劳迪奥•阿巴多。能够有机会和知名的乐团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本身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意义非凡，更不用说我们为这次音乐会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相比那个时期在维也纳进行音乐演出的大人物们，我们的音乐会实在不足一提，这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957年夏天，我和克劳迪奥•阿巴多第二次在意大利的锡耶纳度过。这一次，阿尔塞罗•加列拉（AlceoGalliera）给我们授课，他的授课方式完全有别于卡洛。让他满意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加列拉有时让我感到几近绝望。
在这段日子里，我收到了来自英格兰父母的好消息。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敬爱的祖父就要搬到曼彻斯特和我的父母一起住了。不可想象，他当时已经91岁高龄了，而且一辈子都在印度生活，因此我非常担心他是否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变动。父母之所以把祖父从印度接到英格兰，因为他们一直很担心祖父完全一个人在印度生活太孤单了。1957年初冬，祖父到达已相当寒冷潮湿的英格兰北部，和我的父母团聚。然而不幸的是，次年年初，祖父在来到英格兰后不久就去世了，而且恰恰是在我和卡门•拉斯基举办婚礼的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