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乐团的忠诚与我一直以来努力追求的艺术高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对乐团的这种忠诚背后是我自己在音乐追求上的锲而不舍。我喜欢和我认识的音乐家或者经常一起演出的乐手们保持往来。我觉得在他们的音乐事业里也应该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和有些乐团也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我在洛杉矶16年；1961年我结识了以色列爱乐乐团，并从1969年起担任他们的音乐总监；1978年到1991年我在纽约；最后从1998年起我定居在慕尼黑，一直生活到了2006年年底。从我合作过的乐团里，我聘用了很多音乐家，仅仅在洛杉矶乐团就不少于86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进步。通过和他们的长期往来，我能更容易地实现我对他们在音乐上的要求。
2005年，当我第一次指挥阿姆斯特丹的国家管弦乐团时，我唯一一次违背了自己忠诚的原则。此次音乐会需要演奏安东•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一些往时的记忆和情感促使我作了参加演出的决定。1956年我在维也纳的学生时代就听说过这个乐团，所以对于现在能够亲自作为指挥而感到非常兴奋。这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荷兰人是多么地热爱布鲁克纳。
回到蒙特利尔，我回到了生命之初作为一个指挥的生活。这是一个拥有很多优秀独奏乐手的二级乐团。比如，首席圆号手乔•玛瑟拉，首席小提琴演奏者卡尔文•赛博（CalvinSieb），以及奥特兄弟（Joachimbrothers）和华特•约希姆——他们在小提琴和大提琴方面都非常棒。皮埃尔•贝克一直以来都试着能找到一个一流的指挥家，但问题是再好的指挥家也不可能通过几次音乐会排练就把一个乐团乐手们的技艺和表现力提高到另一个高度。在蒙特利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乐团发展，那就是经费问题。只有经费问题解决了，乐团成员的生活才能过得好一点。
最初，我们的音乐会都是在一个相当破旧的礼堂里举行。就拿高原大厅来说吧，它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学校的讲堂，可容纳1200名观众。我想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我或者任何一个指挥家梦想的舞台。
我的第一场音乐会，是由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担任独奏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曾在维也纳成功地合作过这部作品。可惜的是，我和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的合作并未能如我期望的那样频繁。同时，和美国交响乐团有过多次合作的巴伦博伊姆也作为独奏乐手来到蒙特利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已经作为独奏和纽约乐团合作过。
我必须得更有效率地全心投入蒙特利尔的工作，并为乐团建立一些保留曲目。说实话，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在蒙特利尔发生了太多第一次的人生体验。1962年秋天，一份新的工作已经在洛杉矶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