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这两个乐团有很多移民到美国或加拿大的音乐家。他们在乐团任职多年，同时也把欧洲的音乐传统带给了这两个乐团。这些音乐家们知道在柏林和维也纳是如何演奏音乐的，其演奏方式完全有别于北美，因此，他们的欧洲音乐风格还是对这两个乐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由于沉痛的历史背景，演奏这些欧洲风格的音乐无疑会使这些移民音乐家回想起他们的悲惨遭遇以及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遭到第三帝国的威胁和□□，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移民到其他地方。尽管生活在新家园，他们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和□□，但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愈合。
我还记得和一位首席巴松管演奏者的不期而遇，他18岁时就在亚瑟•尼基施（ArthurNikisch）的指挥下在柏林演出。在洛杉矶，我认识了很多和不同指挥家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资深音乐家们。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指挥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完成一场演奏会，这对我真是又一次的挑战。
大部分的乐团都有丰富的演出经历，一个指挥家必须知道并意识到乐团能给他提供宝贵的经验。不要低估这些经验，要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经验。在我看来，就算世界级指挥大师比如富特文格勒、布鲁诺•瓦尔特、奥托•克伦佩勒（OttoKlemperer）或约瑟夫•克里普斯（JosefKrips）指挥过这些乐团，你也不要因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而退却。尽管这些音乐家们的经历和经验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我却能通过他们的经历来了解连贯的音乐发展史。如果一个青年指挥家能够及早认识到这一点，你所有的不确定和怀疑都会烟消云散，更别提那些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了。
尽管你可能会用很长的时间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只要你愿意认真地看待这些音乐家们的经历并从中学习，你就能意识到这些经历的重要性，这是你的宝贵财富。只有当一个指挥家对音乐的了解和感知到达一定程度，他才会日趋成熟，兼备洞察力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并与要演奏的音乐融为一体，惺惺相惜。除了音乐分析能力，这些方面也尤其重要。
1964年，我在蒙特利尔指挥了吉亚卡摩•普契尼（GiacomoPuccini）的歌剧《托斯卡》。这是我第一次指挥歌剧作品，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会指挥家。除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我在维也纳并没有真正学习过歌剧。现在必须得独立地指挥整场歌剧，我不得不给自己施压。虽然以前在维也纳听过也看过很多次《托斯卡》，不过从纯粹的欣赏到自己指挥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由于我父亲对歌剧本身不感兴趣，我在孟买的早期经历并没有积累任何对歌剧的认识，歌剧对我而言意味着维也纳。我在维也纳学习音乐时，听了所有能听到的歌剧，自然对歌剧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打算像卡拉扬那样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由于对卡拉扬非常地热爱，我的指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我告诉导演和舞台设计我想要的效果以及每一个演出细节，尽管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建议对他们是否有帮助，但我要尽可能地控制好自己第一次指挥歌剧的整个过程和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