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与“汉奸”，是学界坊间耳熟能详却言人人殊的两个指称，因为难以定论，或者以为应该首先明确定义，以免内涵外延含混不清，所指能指不明，令人无所适从。然而，如果真的照此办理，结果可能更加混乱，因为无论如何定义，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事实，而被定义涵盖的人事，有的很可能不应被包裹在内，反而会引起新的歧义。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共和”与“汉奸”，不是按照后来的定义发生和演化出来的，作为实际存在过的事实，无论如何有违今人的认识，都不能被排除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之外。而后来的约定俗成，往往会牺牲或扭曲部分的事实。反之，无论今人的定义如何科学，只要涵盖了历史上不在其列的物事，都属于不适用的架构，只能存在于今人的玄想之中。
类似的自相矛盾，说到底，都与治史处理材料与理论的关系紧密关联。在史论分别、文白不一的情况下，治史如何把握求真与讲理、如何协调叙事与论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有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聚讼纷纭的悬案发生衍化的渊源流变，进而探寻近乎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为来者提供有效的取径和做法。
“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界，出现过相当多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学术争鸣，其中之一，便是史与论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认定下，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学理上，史与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是聚讼纷纭，相当棘手。由于意见不一，无所适从，于是展开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中间虽经“文革”停顿，可是“文革”结束后再度接续，前后时断时续进行了三十余年。讨论由“以论带史”引发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成为史论关系认识的三种基本取向，围绕这三种取向，在相互批评和争辩中，还出现“以论代史”等延伸的变相。[1]
讨论莫衷一是，后来只能不了了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至今日，史论关系仍然困扰不少新进乃至成名学人。可是，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一般而言，历史论著有无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衡量水准高下、程度深浅的标尺。所争主要在于以什么为理论，或者说什么才是正确、恰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治史当然不能有论而无史，否则就不成其为史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史而无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也有失公允。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史论关系没有定论，尽管人们对于以什么为论后来实际上取法各异，言人人殊，却不仅大都并不否认论的重要，而且相对于史，似乎还显得更加重要。虽然人们习惯性地声称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最应看重事实的史学领域，其实却是以雄辩为高明，事实只是基础初步。相较于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没有理论或理论不足，更受诟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历史论著的主要功能无形中已经由叙事转向说理。本来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误解“一切历史都是自己心中的当代史”的说法，以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碍于材料太多，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干脆宣布无法还原。尽管名义上还没有放弃求出真相，实际上却认为真相不会自动显现，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实才是真。结果类似于字还没有识完微言大义已出的情形日渐普遍，事实不详而认识层出不穷，在史学领域似乎已成常态。不要说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半向虚，所说大都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历史，即使研究人、事、机构等实而又实的题目，也将评判、认为放在澄清、还原之上，往往是发表了一大通“我认为”的说理，实情究竟如何，还是让读者一头雾水。越来越多的历史认识变得众说纷纭，于是悬而未决的史论关系再度浮现，即使不再专门讨论，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还是会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难题。
民国以来，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往往好将材料与论述分别，引文单纯作为证据，支持引号之外作者表述的论点，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定式，引号中的征引文字多数情况下无形中成为单纯的史料，引号外的表述才是正论，代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用自己的话概述一遍。有一种说法叫做夹叙夹议，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史论结合比较好的体现形式。这与傅斯年等人将材料整理好以呈现史事的主张明显有别。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阅读时史与论是分离的，引号外的“议”即论，更加受到重视，而引文部分则是必须有却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对议的部分有所疑虑，才会认真审视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论点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撑。可是，严格说来，议论不过是后人的认识，并不等于当时的事实。在传统史书里，间中也会出现“议”，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书》本来未必是专门史书，《资治通鉴》也是写给治国平天下的君臣看。况且，他们的“议”与“论”、从史出的论看似相近，却与后来的论主要所指的理论，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两位司马的“曰”毫无疑问是个人的议论，关乎对史的认识，却不会与史实本身相混淆。
近代以来的史论结合，反映了史论分离的状况，也会进一步加剧史论分离的趋向，使得历史本来的叙事功能大幅度下降。作为历史原声的史料，沦落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人们往往关注论著的主要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观点的史料是否已经过各种必不可少的复杂验证，更加不关注可否用这些史料准确重现历史的本事。所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谈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而又将五花八门的认识美其名曰见仁见智。至于所认识的历史究竟如何，反而变得相当模糊。
诚然，史家不妨对历史表达意见，不过前提应该是将史事述说清楚。而要将史事述说清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认识或意见，恰好要想方设法抑制自己的主观，以免任意驰骋，脱离事实约束。其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一定存在的主观不至于过度放任，而不是在表述的过程中频频走到前台亮相。正如文学形象是由其生动典型的言行塑造，因而呼之欲出，如果作者不时加注或旁白，就很煞风景了。
其实，史论关系问题，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突然出现。它与清季以来中国史学革新变动所产生的新问题紧密关联。20世纪开篇，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不仅无史，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2]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3]以“今日”和“西史”的眼光看出来的中国无史，当时已经引起争议，却并不妨碍中国古代只有史料没有史书的看法日趋普遍。
既然传统史书只是史料而非“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有“史”。当时提倡的重要取径之一，就是需要用社会学的观念，研究撰写民众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4]也就是说，单纯记载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史”，必须进而说明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因果，才有可能成为史。据此提出的创新史学的界说，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5]
同时代的章太炎此时同样举目西望，与梁启超心心相通，不谋而合，高度赞同梁启超的见解主张。章太炎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进而宣称：“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6]
这时梁启超与章太炎关注史学的目的，首先都在政治，都想借此发明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说得直白些，就是用中国的材料和史事，证明社会进化的一般性原理的普遍适用。其中关于史事因果联系的说法，后来梁启超基本放弃，承认历史事实并无因果关系。章太炎更是整体上回复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但史料与史学从此渐趋分离，最后导致民国时期学术界意见纷纭的史料与史观之争，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即由此演化而来。有鉴于此，要认识史论关系的来龙去脉，有必要重新检讨清季以来史料与史观分别的渊源流变，尤其是民国学术界关于史料与史观的各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