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史观的分争，主要是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时代环境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系统学说条理解释中国的材料，只有调理后的史料才有可能变成史学。可是，尽管史观不少来自其他学科，无论史料还是史观，仍然是历史。史论关系说则将历史与理论并列相对，其中的理论，不仅限于历史领域，不但包括史学理论，还扩展及于历史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
史与论的并列使得历史的叙事功能被显著压缩，说理功能则大幅度膨胀，并逐渐演变成用过去的事情讲自己心中的话。而书面语改文言为白话，则导致史与论的进一步分离并更加凸显论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文字文体数千年大体上一以贯之，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须标识注明，因而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一体，阅读者也以一体视之，不必刻意分辨。史书虽然取材多源，却文气一贯，天衣无缝，有助于春秋笔法、比兴之类的特有间架方便施展。即使俗谚野语，也会予以雅化。好事者予以指证，实在是多此一举，所谓佛头着粪而已。
白话改文言，破坏了书面语的古今一致，大多数情况下，所征引的材料与作者的自述在文体形式上差异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气不能贯通，即使没有阅读障碍，也不易习惯在两种文体之间频繁转换。固有的史书被当成史料，历史论著的文白分别成了史与论的载体，在同文异体的情况下，受白话文教育成长起来的新进，自然会偏重于自幼习惯的语体文。文言改白话的重要理据之一，就是文言不利于说理。与史论关系的畸轻畸重相互作用，用白话说理的论更加受到重视，文言呈现的史则相形见绌。随着时势的变化，史观史论越来越被看重，又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主要载体的白话部分的重要性。
古人著书，大都述而不作，隔膜者不知就里，以为抄袭。实则凡是圣贤所言，皆为天下公理，取入书籍，意在传道。官书正史，也是正统观念认定的要事至理。若是一家之言，仅此一说，何必征引，更无须注明。因此书写习惯，原无须分别，即使合本子注，也容易混入正文。在西学的强势作用下，出现所谓著作权问题，国人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晚清以来，官方长期不肯加入版权同盟，以防输入新知遭遇障碍，作茧自缚；另一方面，大量以翻译为著述，引起各种抄袭说的坊间传闻，导致征引注释的不断规范化。由于制定与套用规范为不同语系，时至今日，任何一统江湖的努力仍然是揪着脖领想把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劳无功。
海通以后，中西学如何兼容并蓄，一直困扰着国人。纳科举于学堂，等于容中学于西学。而学堂已经西式分科教学，中学要见容于学堂，只能屈从于西学，中体西用事实上演变成西体中用。不仅如此，由于留学大热，回国后各方争相迎聘，掌握话语权，在用人办事时，凸现留学生的作用。风气流被，傅斯年说修史必须留学生，胡适则作势同情未出国门的苦学者，让未留学者或背负保守的骂名，或勉强谈西学而授人以柄。只有陈寅恪敢于指群趋东邻修国史为神州士夫羞欲死之事，且将官派留美学生与北洋军阀练兵并列为两大误国之一。
在当时不通西学即不知学问的趋势下，历史论著的体例随之改变，由传统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转向西式的章节体。章节体的广泛应用，与写史必须征引注释相互作用，造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这种情况在西文关于中国的著述中本来并不普遍，因为将文言对译成西文，比较困难，所以多采取概括转述方式，而东文著述中则相当常见。近代中国的章节体史书，主要是受日本关于中国著述的影响。清季民初那些译著参半甚至以译为主的教科书或一般通史，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体例和架构。
此外，史论关系意见分歧各方对于史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恰恰是这种共通性使得史在与论的比对中处于下风。在形形色色的史观派看来，史料不是史学，只有将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史学。而能够将史料系统化的，主要就是史观。傅斯年对于用史观看历史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史观属于历史哲学，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欧洲的史观过于受基督教一元化观念的影响。他坚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整理史料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可是他与史观派同样将所有传统史书视为史料，而且认为材料越生越好，凡是经过加工，就掺入了主观。这等于将所有材料都当作无意识的客观记述，完全忽视材料记录者尤其是史书撰写者的本意，也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傅斯年的本意，或许在于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应力求防止掺入主观，结果却导致史料在历史叙述中作为阅读元素的价值大幅度降低。在史论结合的形式下，史料往往是被从原有时空联系中抽离出来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导致史料的本意被断章取义或穿凿附会。即使用于叙事，如果处置不当，经过名为整理实则主观取舍一过的史料可能非但无助于重现史事，而且导致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更有甚者，既然原来所有史书只是原始材料，必须在理论的条理解释或方法的梳理条贯之下才能升华为史学，则论不仅包含史，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史，是由史料提升为史学的体现。照此逻辑，看重论而轻视史，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提倡新文学者认定文言不宜于说理，近代主张整理材料以重现史事的学人还是好用文言，陈寅恪一生著文坚持不用白话，学术论著更是全用文言；主张白话的新青年傅斯年虽然觉得文言会有辞不达意的局限，特别是说理的部分，其史学论著还是多用文言。除了习惯使然，征引与自述的一贯，当是重要考量。尤其是比较整理材料以叙事，需要呈现材料之中各自的意思，并将各人的表述按照原有时空位置及联系予以呈现，而不是综合判断后简单地变成自己的认识，并将这样的认识用史论参半、夹叙夹议的方式加以表达。
普遍而言，在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情况下，史与论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加剧，白话作为论的主要载体，所展示的今人意见在相当程度上被当成历史的事实。久而久之，治史者将关注重心由“前人说什么”转向“我认为前人说什么”，“事实如何”也相应地变为“我认为事实如何”。日积月累，本事与认识二者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重合度则日渐削弱。今人所知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和一般通史，其实相当多的是后来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历史本身。要想知道前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还须认真倾听历史的原声。这就要求阅史者改变原有的阅读习惯，将文白史论视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