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羌乱堪称东汉后期的三大痼疾，如果说外戚、宦官乱政的更替标志着东汉皇权在中央层面受到世家大族的严重侵蚀而衰落。那“羌乱”的反复爆发绝不是简单的民族战争，其实质是凉州地方豪强借“羌乱”之手与东汉朝廷的利益博弈，造成了对东汉正常地方统治秩序和中央集权的解构，关西豪强与关东士族联手埋葬了东汉王朝。
公元110年，当第一次大羌乱如火如荼的在凉州爆发，东汉公卿正在为是否放弃凉州争执不下时，郎中虞诩在劝说太尉张禹不能放弃凉州之时，张禹担心的是凉州的得失，而虞诩担心的是一旦放弃凉州，凉州豪杰趁势起兵，关西将不复东汉所有（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怨恨。卒然起谋，以图不轨，因天下之饥弊，乘海内之虚弱，豪杰相聚，量才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不能当。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三也。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疽食侵淫而无限极也〔三〕。”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计几败。然则计将安出？”诩曰：“所忧与明公异，恐叙州一旦有嚣、述之变，），虞诩的忧虑不到80年就成为了现实，黄巾起义后的第四次大羌乱凉州豪强正式从幕后走向了前台，韩遂、马腾(马超)起兵后割据关西达30年，直到公元215年被曹操彻底平定，虞诩没有料到的是因东汉羌乱不断而不得不重用的凉州豪强借羌乱掌握了武力，形成了凉州军阀集团，靠平羌乱起家的董卓进京更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实际覆灭。
学界普遍认为成真正规模的羌乱从汉安帝在位的107年开始，或者从汉章帝时期开始，如果从凉州豪杰借羌族势力与中央博弈的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说在东汉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就遇到过严重的“羌乱”，刘秀竭天下之力，举国动员，三次亲征耗费近五年的长期战争才勉强平定了隗嚣集团，而东汉统一天下也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在拉拢凉州另一割据势力窦融集团归附的过程中，刘秀最后给予了这一豪族与南阳豪杰几乎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出身河西集团的窦、梁二族的荣光足可以与出身南阳的邓、阴二族相比肩。
以陇右豪杰为核心的隗嚣集团选择了顽抗而灰飞烟灭，隗嚣落得举族被诛的悲惨下场（”峻与诸隗徙关东。顷之，隗纯将数十骑亡入匈奴〔四〕，追斩之。），刘秀重用酷吏樊晔整治陇右豪杰十四年（隗嚣灭后，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好申韩法，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这是对凉州豪杰的强硬。选择归附入朝的窦融河西集团，则充分展示了刘秀对凉州豪杰的笼络，窦融官拜司空、食四县，子侄孙三人皆尚公主，被称为：“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其实如果稍加分析，很难说同出身于凉州豪杰的隗嚣与窦融成分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隗嚣有起兵反王莽、归附刘玄安汉的大义名分，是西汉之孤忠。而凉州豪杰中最后在东汉安享荣华的窦融、马援是彻头彻尾的王莽政权余孽，窦融是王莽从弟司空王邑的小舅子，是使刘秀名震天下昆阳之战中的死敌，宣称当今之世君择臣、臣亦择君的马援曾是王莽政权的汉中太守，如果说隗嚣先附刘玄、刘秀、后附公孙述是首鼠两端窦融更堪称那段乱世历史中的变色龙，先附王莽、后附刘玄，据出土汉简，当赤眉入关，窦融在河西使用建世政权年号，归附赤眉，后附隗嚣，最后才归降刘秀。如果说相似之处就是在羌戎杂居的凉州，隗嚣，窦融皆以善抚羌众著称，凉州豪强与羌戎的合流在西汉末就可见端倪（隗嚣：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窦融：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学界皆言东汉政权从建立就是豪强联合政权，刘秀对凉州豪杰的实用主义策略，未进行必要的大清洗埋下了凉州分离倾向的祸根，一旦有变，凉州的动乱或不可避免。
从汉安帝后，凉州地区开始爆发类似周期性的羌乱，大规模的大体有四次，汉安帝时期（公元107年—公元118年）的第一次羌乱、汉顺帝时期（公元139年-公元145年）的第二次羌乱，汉桓帝时期(公元159年—公元169年)的第三次羌乱，汉灵帝时期（公元184年—公元214年）的第四次羌乱。爆发于107年的第一次羌乱充分显示了东汉在凉州地区统治的虚弱，四分五裂、互不统属的羌人部落以木为兵，揭竿而起，叛乱迅速扩大，执政的邓太后以其兄邓骘为主帅，从关东大规模调兵进行镇压，结果接连大败，羌乱深入汉中、东犯魏郡、四川、杀太守、断陇道、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历经十余年的艰苦作战，羌乱由盛转衰，局面终于稳定、东汉为平定羌乱耗费达240亿钱，东汉户口从羌乱爆发前的5300万人（公元105年）下降到羌乱后的4800万人（公元125年），东汉极盛的局面彻底结束。（自羌叛十余年闲，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朝廷在平定羌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凉州地方的态度一是有弃凉州之议，提出将凉州边民全部内迁，所用凉州地方官吏多为关东人（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祸不及我家〔八〕，故争郡县以内迁〔九〕。至遣吏兵〔一０〕，发民禾稼，发彻屋室〔一一〕，夷其营壁）。二是尽管屡战不利，东汉中央仍坚持从关东调兵镇压（其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而不就近启用凉州豪杰，这未尝不是镇压羌乱花费巨大的重用原因。弃凉州、内迁边民之议因东汉担心凉州豪杰造反而作罢，仍清晰的反映出东汉内部东西的严重隔阂及关东朝廷对关西豪杰的忌惮。
随着羌乱的反复爆发及东汉国力的日衰，以汉顺帝时期的第二次羌乱后期征西主将马贤(平定汉安帝、汉顺帝前期羌乱的功臣)阵殁为标志，东汉朝廷不得不开始启用凉州地方豪杰来应对羌乱，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凉州三明”即皇甫规、张奂、段颎，历史上的名声皇甫规、张奂远好于段颎、就出身而言皇甫规、张奂皆出身于凉州豪族宦门之后，而段颎先世在凉州不显，但就平定羌乱忠诚、尽职而言段颎远强于皇、张二人、皇甫规、张奂作为平羌主将却主抚、结果羌人屡叛屡降、屡降屡叛，凉州豪杰作为一个群体与东汉朝廷离心离德、阳奉阴违已初步显现，皇、张二人的作为可以说是邀名玩寇（而东羌先零等，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朝廷不能讨，遂数寇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颎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而出身较低的段颎或出于立功的考虑，当时忠诚于东汉朝廷，最终高效的完成了平羌之任，只耗费了四十余亿钱（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
被东汉中央压制百年的凉州豪杰群体终于凭借平羌的契机再次摆脱了束缚，走上了历史的前台，随着东汉朝廷的进一步腐败和衰落，在面对复起的羌乱和中原的起事时，东汉越来越依赖于凉州豪杰的武力，如果说凉州三明是凉州武将崛起的第一代、那皇甫嵩、董卓可以说是凉州武将的第二代、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凉州军阀、不仅实现了割据凉州，更入京上洛，直接以武力颠覆了东汉朝廷，东汉对凉州豪杰的依赖事实证明是在饮鸩止渴。
汉灵帝时期无论是讨伐鲜卑檀石槐、还是镇压黄巾起义皆高度依赖于凉州豪杰的武力，公元184年爆发了第四次羌乱，与前几次羌乱不同之处在于，随着东汉统治秩序的崩溃，身在幕后的凉州豪杰再无顾忌，走上了前台，和起事的羌人合流，并迅速掌握了动乱的领导权，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豪强实现了割据的夙愿，之后无论是皇甫嵩还是张温的讨伐都收效甚微，凉州成为黄巾起义后第一个实现事实独立的地区，成为东汉统治彻底瓦解的先声，凉州的割据直到三十年后曹操的西征才告终。（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马扶风马腾，《典略》曰：“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人，马援后也。长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亦拥兵反叛，又汉阳王国，自号“合众将军”，皆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悉令领其众，寇掠三辅。）
在镇压黄巾起义和凉州羌乱的过程中，崛起了两个最重要的凉州武将皇甫嵩和董卓、如果说皇甫嵩对东汉朝廷尚属忠诚、早在汉灵帝末期、董卓已是骄横跋扈、公然抗命著称于世。公元189年汉灵帝逝后，由于外戚何进与宦官矛盾激化，董卓抓住机会进军洛阳，控制朝政、废帝杀后，东汉公卿甚至把董卓麾下的凉州军士都称作羌胡杂种、在关东士人的意识中，镇压羌胡起家的凉州军阀竟已与羌胡无异，随着关东联军和凉州军阀的交战，汉献帝被董卓挟持迁都长安，东汉朝廷已彻底名存实亡，凉州军阀最终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