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姓名：商鞅，又名卫鞅
籍贯：卫国
所任官职：秦孝公时丞相
生平大事记：变法图强、镇压旧贵族
非正常死亡方式：车裂
非正常死亡原因：变法过程中采取激进措施，引起敌对势力强烈不满，当敌对势力反扑时，商鞅已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
存照——
秦孝公初立的时候，秦国的历史走到了岔路口。在岔路口选择走哪条道路是要求有智慧的，不能蛮干，走错一步就可能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好在孝公是个不错的皇帝，他的眼光敏锐，他看出了眼前的形势，稍不慎重，就可能身灭国丧，于是，他如履薄冰，心里想着要改革，要富强，秦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孝公以前，秦国的国内情况一团糟。政局混乱，动不动就换主子。几易其主之后，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国君和大臣之间互相猜疑，不相和睦，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要是再没人出来收拾残局，恐怕秦国就完蛋了。
孝公主政以后，励精图治，国内形势渐渐稳定下来。但国外形势不容乐观。七雄并立各怀鬼胎，谁也不服谁，都想侵吞对方，雄霸天下。淮水和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家，这些国家就像是墙上草，谁强大就投靠谁，有时候浑水摸鱼，有时候随波逐流，也不是好对付的。尤其是小国虽小，却是大国力量角逐的战场，其战略价值十分重要。
对于秦国来说，最大的忧患莫过于晋国的再次崛起。趁秦国疲敝之时，晋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除此之外，秦国还遭受其他邻国的不断蚕食。楚国和魏国都与秦国接壤，威胁着秦国的国防安全。魏国建筑长城，从郑地沿洛水河岸北上，侵占了上郡；楚国的势力侵入汉中，向南占有巴郡和黔中郡。对于这些，由于秦国内耗严重，没有实力应付，秦孝公姑且只能听之任之。孝公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么的无助又那么的沮丧，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使国家富强的强烈欲望，现在他就缺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敢于撩拨秦国保守势力的神经，敢于为天下先地打破习惯力量的束缚，敢于义无反顾地掀起变法潮流。
由此可见，在秦孝公初即位的时候，秦国的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内耗使秦国元气大损，恢复不易，外部环境又如此恶劣，还有一件让秦国很没面子的事，那就是因为秦国不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而被视为夷狄之国，这种文化上的歧视让秦孝公无比愤懑。生闷气的滋味让秦孝公如烧如灼，他觉得秦国是选择辉煌，还是选择耻辱，是选择崛起，还是选择衰落，都看他自己的了。巨大的使命感在孝公心头萦绕，他的心里默念着，秦国啊，要富强起来。
有一句话，叫知耻而后勇，知耻了但不知道发奋，这样的君王不过是庸主而已。秦孝公不是这样的君主。他深深痛心于自己国家的虚弱境况，决定重振秦国的威望，以恢复祖上秦穆公时的霸业。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秦国在他统治时期赢得了无比的赞誉，也是在他统治时期，秦国人不再低头，不再认为自己由于地处偏僻而劣于中原诸国，尊严和荣耀是秦穆公留给秦国的最宝贵的财富。
秦国人都是有一个大国梦的。孝公作为一国之主，更是时刻以复兴秦国为己任。于是，他广施恩惠，赈济孤寡，招募战士，论功行赏，渐渐使秦国发展转入正轨，出现了令人欣喜的振奋的气象。
秦孝公为了振兴秦国，发誓要找到能带领秦国走向富强的能人。他对臣下说：“秦穆公是我们秦国伟大的王，我们怀念他的时代，但我们更要超越他的时代。穆公于歧州和雍州之间的弹丸之地崛起，对内讲究文德，对外不断地开拓疆土，东面帮助晋国平定了内乱，以黄河与晋国划界，西面称霸戎狄，使秦国的土地扩张了一千余里，就连周天子都承认了秦国的霸主地位，各路诸侯纷纷祝贺，穆公的霸业让后世之人感到十分的荣耀！不幸的是，经历了厉共公、躁公、简公、出子等几代混乱的时期，国家陷于内耗，无力顾及国外事故，晋国趁机侵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中原诸侯鄙视秦国，视秦国为夷狄，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先父献公即位后，安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谋划着举兵东征，收复穆公时的故地，重申穆公时的政令，我每每想到此处，心中非常苦痛。从即日起，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秦孝公的这席话全是肺腑之言，他深切痛心于国家的失落，对于自己使秦国再次复兴的强烈的使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发现秦国缺乏能人贤士，缺乏致使国家强大的智囊团支持，眼下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广招贤士，为富强秦国建言献策。秦孝公的这次讲话向外界传达了秦国求贤若渴的信息，也吹响了秦国必将重新崛起的嘹亮的号角。
裂土封侯，是非常大的诱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为了博得一个“裂土封侯”的荣耀，天下有本事的人恐怕要削尖了脑袋，使尽浑身解数地钻进孝公的彀中。孝公是下了血本的，为了能使秦国变强大起来，他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比国家的富强更令他心动了。
而此时的商鞅，尚且是魏国丞相公孙痤手下的一个小官。这大概算是他的蛰伏期。但他的上司公孙痤却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他看出商鞅是个潜力股，前景不可限量。但他也看出，魏国庙小，恐怕难养这条大龙。
公孙痤非常看重商鞅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他就病倒了。病重期间，魏惠王亲自看望他，并询问，如果你不幸亡故，谁能担当相国的重任啊？公孙痤说，我的手下有个人，叫商鞅，虽然年少但有奇才，大王可以将全国的政事交给他。
魏惠王一听就愣了，商鞅？这个人是谁啊？以前没听说过这个人啊，心中很是不以为然，但却没有反驳，大概要照顾重病的公孙痤的情绪，所以只是沉默不语。公孙痤为官几十年了，看出了魏惠王心中犹疑难决，就摒去左右的人，单独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重用商鞅，一定要杀了他，切不可让他流落外国。魏惠王又是一愣，公孙痤这是怎么了？昏头了？不用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杀掉他？惠王百思不得其解，但还是答应了。
魏惠王走后，公孙痤把商鞅叫过来，对他说，今天魏王向我询问，我死后谁可继任，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脸色并不认同。作为人臣，理当先君国而后才是自己，所以我对大王说，如果不重用你就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你要快快逃跑，要不然就会被擒拿了。商鞅却不以为然，大王既然不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也不会听从您的建议杀了我啊。
魏王回到宫中，对左右的人说：“公孙痤病得太严重了，令人悲伤啊！他想让寡人将全国的政事交给无名小子商鞅，真是太荒唐了！”
从魏惠王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鞅在他的蛰伏期并不是很出众，没有引起魏国统治阶层的注意，这一点可能跟公孙痤有所关联。还有就是魏惠王并不把商鞅放在眼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孙痤在魏国来说，怎么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的话，或者推荐的人，都是靠谱的，不是平白无故、信口胡说，他是要负责任的。但魏惠王没有考虑这一点，他认为公孙痤病糊涂了，竟向他推荐一个乳臭未干、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子，所以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魏国不敌秦国是有深刻原因的，魏惠王不信公孙痤之言，疏远商鞅，乃是其中之一。
公孙痤的眼力是非常敏锐的，他看出了如果魏王任用商鞅就是魏国之福，如果不任用而让他流落外国，为外国效力，那就是魏国的灾难了。在公孙痤心里，商鞅是一个应时而生的奇才，如果能够得到重用，必将为国家带来强大。而魏惠王终不相用，可见他不是个知人善用胸怀大志的君王，这样的君王在那个弱肉强食、兼并激烈的时代，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被兼并、被强者蚕食。历史的事实告诉后人，魏惠王对商鞅的弃而不用，是十分不明智的。
公孙痤死后，商鞅认为自己继续留在魏国，不但得不到重用，还可能随时丢掉性命，于是打算离开魏国到别的国家去。他听说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并承诺说“宾客群臣中有献奇策使秦国强大者，裂土封侯”。商鞅感到自己的出路就在秦国，便下决心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得以和秦孝公倾心而谈。谁知这一谈一发不可收拾，帝道、王道、霸道，君臣晤面多次，畅谈天下形势，风云际会，掀开了改革变法的充满了希望而热情的新篇章。最终商鞅凭借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对于公孙痤还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他建议魏王，如果不用商鞅就杀掉，后来又告诉商鞅让他速速离去，免遭魏王的毒手？如此前后矛盾的行径，难道有什么隐衷？其实，这就是公孙痤的眼力的问题。世界上有两种人，这两种人聚在一起，就能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种是所谓的能人，另一种就是所谓的能知人，而公孙痤就属于后者。他知道商鞅的才干足以辅助一方诸侯成就霸业，但他也知道魏惠王不可能成为这样的霸主，但身为魏国人，就要为魏国计，联想到商鞅将来可能帮助其他诸侯国做出有损于魏国的事情来，就建议魏王不用商鞅就杀掉他，而他对商鞅的才干又十分珍惜，不忍心看到商鞅这样有奇才的人遭到屠戮，因此才对魏王和商鞅说了前后相互矛盾的一席话。
公孙痤的眼力致使他做出了无奈之举，如果他是个懵懂人，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公孙痤眼中的商鞅，既是幸事的化身，也是祸事的化身，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魏惠王，魏惠王如果决定重用商鞅了，公孙痤绝不会有那样的说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就是历史，不容一点假设，商鞅最终还是离开了魏国，帮助秦孝公成就了霸业。
不知道死去的公孙痤有何感想，是埋怨魏惠王还是埋怨商鞅？不得而知了。
商鞅的弃魏奔秦，也算得上是一次赌博。之前商鞅已了解到秦孝公正在招揽贤才，但对于统治者，他已不再那么热衷了，谁知道孝公的诚心能有多少呢？会不会是摆出来的高姿态？见弃的商鞅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但商鞅这个人胆大心细，他决定去秦国，就抱了赌博的心态，没准就能翻盘呢，他通过各种途径，打通了秦国宠臣景监的关节。
景监是秦孝公面前的红人，商鞅就是通过他得到机会面见孝公的，可见商鞅多少有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商鞅通过幸臣以求任用为当时世人所不齿，也为史家留下了诟病之辞。
但不管怎么说，商鞅总算得到了机会，而这一机会对他的人生来说十分重要。或成就一番大事业，或成为碌碌无为的庸人，只在秦孝公的一念之间，就看商鞅的言辞能不能打动他了。
可事事难预料，事情还真不像商鞅想象的那么简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和孝公谈了很久，可是他的话让孝公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可以说孝公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谈完了，秦孝公就责骂景监，你推荐的是个什么人啊，都快把我烦死了，还说商鞅是个狂妄的人，不值得重用。景监回去就抱怨商鞅，你都跟大王说什么了？千万不要连累我啊。商鞅说：“我跟大王谈了五帝之道，可大王志不在此，不加理会呀。”
过了五天，秦孝公又召见商鞅，这一次商鞅比上一次说得还要多，但还是不中孝公的要旨，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遂埋怨商鞅，商鞅说：“那有什么办法？我以三王之道献策孝公，孝公不听。你要再为我求得一次觐见的机会。”景监连连摇头，认为这样下去没有结果，但商鞅坚持要求再次觐见，景监不得不再次替商鞅请求。
第三次孝公接见商鞅，结果出乎意料，他认为商鞅谈得很好，但是没有采用。不过这个转折太重要了。它意味着秦孝公开始转变对商鞅的看法。商鞅就像一个老中医，接连几次给患者把脉，前几次都没切中肯綮，只有这一次脉摸得比较正，接下来就差对症下药了。
回来后商鞅以退为进，离开了一段日子。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去哪了，但商鞅确实是离开了，因为他已经吊开了孝公的胃口。孝公一看没商鞅的消息了，就对景监说：“你推荐的那个宾客很好，我还想跟他交谈呢。”结果弄得景监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说谈不拢吗？怎么这次人家离开了，还要召回来呢？景监不明白其中的原委，就去找商鞅询问。商鞅说：“我上次觐见孝公，既不谈帝道，也不谈王道，只谈了霸道，孝公很欢喜，看起来其志在此啊，如果他再召见我，我就知道该如何说了。”
果然，秦孝公再一次召见了商鞅。商鞅在席上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中孝公在席上直向前挪动，可见这次商鞅的话十足地打动了孝公。他们君臣一谈就是好几天，但兴致盎然不知满足。
景监非常纳闷，认为商鞅这个人不可捉摸，就询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打动了大王的心意？我看大王高兴得很啊！”商鞅春风得意地说：“我向大王进献帝王之道的策略，以求能够达到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他等不及，还说贤能的君主，扬名创业只在自身，哪能默默无闻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向大王阐述霸道策略、强国之术，大王大为高兴。但是这样就很难与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通过商鞅和秦孝公的这几次谈话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三点：一是，秦孝公胸怀大志，但并不是要做像尧舜那样的贤君，而是对春秋五霸颇为景仰，成就一番霸业，乃是他的目标。重振秦国的大国地位，使秦国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这才是秦孝公追求的。二是，商鞅这个人确实不得了，王道、霸道、杂道都是精通的，他能投君王之所好，而且往往对症下药，令当权者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感觉。三是，孝公的目标与商鞅的理想是有所区别的，孝公要做霸主，而商鞅想要致君尧舜，就是想要辅佐孝公成为尧舜那样的仁君贤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和孝公第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五帝之道，但孝公不感兴趣，可是商鞅却作为首要话题，放在了谈话的首席。
经过这次君臣恳谈，孝公对商鞅的才能大致有了了解，认为这个人能帮助自己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决定立刻重用商鞅。战国时候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是在斗室厅堂中谋划而成的，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像后来的隆中对也是这样，大都是君臣际会，便会产生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举动。
商鞅见孝公对自己十分信任，就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但一厢情愿总不算什么好事情，尤其是遇到的阻力十分强大的时候，更是如此。秦国的既定利益的获得者，就是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认为此举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
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会上气氛火药味十足。
商鞅首先侃侃而谈：“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遭到世俗的非难，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人肯定会遭到庸碌之人的讥讽。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在事先就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们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造就伟大功绩的人也无需征询别人的意见。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
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这些话都是自己内心里想讲的，但考虑到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考虑到自己作为君主的一种平衡的策略，此话还需要由商鞅讲出来为好。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并不依靠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也不依靠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造成动荡。”他劝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言变法，以免引起国内骚动，造成混乱的局势。
商鞅立即反驳说：“甘龙的言论不过是凡夫俗子的话罢了。庸人才会安于现状，书呆子才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要与之讨论他们所不理解的大事业，他们就会变得愚蠢。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了王业，五霸不同法制也成就了霸业。聪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只能受法律的管制。贤明的人会根据时移世易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拘泥古礼裹足不前。”
商鞅想借此坚定秦孝公变法的信心，但遭到了另一贵族杜挚的反对。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才能没有过错，依照旧礼才不会出现偏差。”杜挚希望秦孝公遵循旧法，没必要进行无谓的变革。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只要有利于富强国家，何必拘泥于古法呢？先前商汤、周无不遵循古法而成就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礼治而致使国家灭亡。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连连称善，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大多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自以为是的欢喜，正是聪明人所感到可怜的。狂妄人正以为洋洋得意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
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商鞅通过这场舌战，力排众议，打击了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力量，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这场论战说明了秦国正站在转折点上，上到君主下到群臣，都对秦国的何去何从充满了猜疑和幻想。朝内的政治势力分成两派，支持变法的，包括孝公自身，反对变法的，包括太子，两派观念交锋的力道很足，都是不遗余力的。改革嘛，总免不了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但只顾虑他们的感受，只会使国家固步自封，不死不活下去，这是志在有为的君主不能容忍的。改革哪怕是流血，哪怕是牺牲，哪怕是动荡，挺过去了就离成功不远了。因此，在秦孝公看来，得罪甚至损害一部分贵族的利益，进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是值得的，也是没有余地可商量的。
后人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耻笑守旧者的顽固不化，但深究其根源在于变法是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伴随着血光，近代谭嗣同也承认改革是以流血开始，秦国的守旧派之所以引经据典据理力驳商鞅的主张，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伤害，很可能这种伤害永久不能恢复，因此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抵制变法，这也预示了商鞅的变法不会一帆风顺，相反会血腥满途。不过，有了君主孝公的支持，商鞅也就无所忌惮了，在慢慢体味改革快意的同时，一个具有毁灭他自己的力量的茧壳也随着慢慢织就，剩下的就等待着时间老人去验证了。
守旧派势力遭到了商鞅的打击，只能忍气吞声缄默不语。不过他们心中存有一个侥幸，拉开了架势要看商鞅的笑话。他们也许有此感想，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商鞅却一门心思扑在变法上，他并不把那些守旧派放在眼里，国君支持变法才是正理，他们那些人不过闹嚷嚷起腻罢了，如果有胆敢破坏变法者，刑法条条写得清楚，商鞅可不会心慈手软。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位制度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此举在于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利益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君主的权威。
三、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很是费了一番周折。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尝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这次有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这些旧贵族围拢在太子周围终日诉苦，太子也厌恶商鞅，不赞同变法。于是太子明知故犯，故意蔑视新法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但在守旧派势力的心中也埋藏了仇恨的种子。
商鞅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井田制，肯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东扼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孝公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2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
魏国派公子卬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两国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心生一计，给公子卬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卬前来饮酒。
魏国此时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卬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预先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卬俘虏。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
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分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痤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痤的话。”
可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要不然此时此刻的魏惠王肯定要买一粒。魏国的将领也不敢让人恭维，岂不知兵不厌诈，纵然是父子沙场相见，还要先国后家呢，何况是一个多年不曾联络感情的熟人？
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他，号为商君。
就在商君封侯裂土的时候，守旧派愤怒的目光就像熊熊的烈火一样喷薄欲出，可是商鞅对此视而不见。
是蔑视，还是忽视？
变法对守旧派的伤害过于沉重，变法太冷酷，反对变法的人感觉不到一丝温情，相反血淋淋的事实在向他们宣示，改革大势，浩浩如黄河之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不要再作无谓的幻想和无谓的抵抗。
但商鞅有没有想过？一旦孝公死去太子掌政，自己会不会淹没在滔滔河水中，自己所做的一切会不会烟消云散？
他没有想这些，尽管身后无数复仇欲望强烈的复辟者蠢蠢欲动。
世事如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正当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当商鞅为自己进行的事业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位旁观者却看到了商鞅身后隐藏的危机，如果商鞅再不清醒地面对，他将被愤怒的火光吞噬，面临一个悲剧的结局。
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反对派无情的镇压，使秦国的这次变法充满了火药桶的味道。受益者得意扬扬，飘飘然无所顾忌，受害者心惊胆战，颓颓然凝聚愤怒。不是不报，时刻未到，受害者无时无刻不在思谋反扑。
看清这种严重情形的是商鞅一个很平常的朋友。朋友分好多种，人的一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朋友。有的如胶似漆，但却是酒肉朋友，可以跟你分享成果，在你危难之时却转身而去，甚至落井下石，交到这样的朋友可谓人生之大不幸。还有另外一种朋友，谓之诤友，平时也许很少交往，也很少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但在你辉煌的时候会提醒你潜在的危机，让你不可得意忘形。他的话虽然很不中听，但确确实实是为了你好，交到这样的朋友可谓人生一大幸事。但往往人在后悔的当头，才会想到曾有这样一位朋友，其言铮铮，自己却置若罔闻。
商鞅的这个朋友叫赵良，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是何国人，有什么来头，只记载了他曾对商鞅说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言辞恳切，直指商鞅当下面临的危难，希望商鞅能够早日回头，做出一些补救的方案。可是，商鞅正当得意关头，对这位诤友的劝告当做耳旁风。
事情是这样的，商鞅久慕赵良令名，想与之结交。虽然赵良和商鞅同有惺惺相惜之感，但赵良故意不答应商鞅的请求，想借此奉劝商鞅一下。
对于商鞅想结交的想法，赵良说：“我这个粗鄙的人可不敢奢望啊，孔子说过，推荐贤能，受到人民拥戴的人才会前来；聚集不肖之徒，即使能使成就王业的人才也会引退。鄙人不才，所以不敢从命。鄙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不该占有的职位而占有它叫做贪位，不该享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鄙人要是接受了您的情谊，恐怕那就是鄙人既贪位又贪名了。所以不敢从命。”
商鞅本以为赵良会很愉悦地接受自己的请求，但没想到赵良这样说，于是很纳闷，就说：“您不高兴我对秦国的治理吗？”
赵良不卑不亢地说：“能够听从别人的意见叫做聪，能够自我省察叫做明，能够自我克制叫做强。虞舜曾说过：‘自我谦虚的人被人尊重。’您不如遵循虞舜的主张去做，无须问我了。”
商鞅感到有些委屈，认为赵良误会他了，他解释道：“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得像鲁国、魏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比，谁更有才干？”
赵良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贵重，一千个人云亦云的人比不上一个人正义直言。武王允许大臣们直言谏诤，国家就昌盛，纣王的大臣不敢讲话，因而灭亡。您如果不反对武王的做法，那么，请允许鄙人整天直言而不受责备，可以吗？”
商鞅很沮丧地说：“俗话说，外表上动听的话好比是花朵，真实至诚的话如同果实，苦口相劝、听来逆耳的话是治病的良药，献媚奉承的话是疾病。您如果真肯终日正义直言，那就是我治病的良药了。我将拜您为师，您为什么又拒绝和我交朋友呢！”
赵良说：“您说到五羖大夫，您能跟他比吗？五羖大夫是个乡下人，住在楚国偏僻的地方，少吃少穿却志向远大，他听说秦穆公正在招募贤才，就想当面觐见，可是穷啊，楚国离秦国那么远，他哪里有盘缠钱啊？但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千方百计也要去秦国。于是他就把自己给卖了，卖给一个秦国的富人，给富人家喂牛，一年四季都是粗布短衣，日子甭提有多苦。不过，苦尽甘来，秦穆公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他知道五羖大夫是个贤人，有了他秦国的强盛就不是虚谈了，于是秦穆公把五羖大夫从牛嘴下拯救出来，让他执掌国政，虽然有些唐突，但秦国人没一个有非议的，为什么呢？德行啊。五羖大夫做了六七年的丞相，成就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征服了郑国，三次帮助晋国册立新君，还有一次发兵救楚，赢得了信誉，树立了威望，秦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对内呢，他施行德政，秦国的每个地方他都去过，可一不带随从，二不带保安，老百姓没有不跷大拇指称赞的，五羖大夫的名字也垂于青史，藏于府库。五羖大夫死的时候，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泪如雨下，小孩子也不唱歌了，舂米的人也因悲哀忘记了喊号子。这就是五羖大夫德行，您能比得上吗？
而您呢？可就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了。您能够见到秦王，是因为景监，可景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宠臣而已，您通过宠臣的推荐而面见秦王，这让别人看来就有些不够一提了，也使您的名誉受损，谈不上美名了。您作为秦国的丞相，不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造福，反而怂恿秦王大肆建造宫阙，这是您做丞相应该做的吗？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吗？恐怕不是吧。您惩治太子的师傅，动不动用严酷的刑罚残害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变法吗？这是作孽啊，积累怨恨，积累祸患，早晚要报到您的身上啊。您看现在的民风，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您不是依靠德行来使百姓信服，而是依靠建立威权变更法度，这能令老百姓心服吗？您现在玩大了，在商於之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残酷的新法逼迫百姓，这恐怕不是好兆头吧。《诗经》上说：‘相鼠还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失去了礼仪，为什么不快快地去死呢。’现在看来，你实在是不值得我恭维了。
公子虔这个人您要小心了，他绝不是个善茬，他不出门已经八年了，可是您却不知警醒，又杀死了祝欢，用墨刑惩处了公孙贾，《诗经》上说：‘得到人心的振兴，失掉人心的灭亡。’这几件事，您都是不得人心啊。您再看您出门时的排场，五羖大夫一辈子都没享用过。您的乘坐堪称豪华，后边跟着数以十计的车辆，气势雍容，车上都是顶盔贯甲的卫士相环绕，一个个都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生怕您出什么危险。您如果没有这些，您敢出门吗？《尚书》上说：‘以德服人的昌盛，以强压人的灭亡。’您算哪一类呢？您的处境其实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一旦太阳露头，露水就会很快消亡，不着痕迹。您想延年益寿吗？那为什么不交还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隐居到深山老林浇园自耕？为什么不劝一劝孝公重用那些德行深厚的贤才，多做一些养老蓄孤的好事，整饬国风，依功赐爵？这样秦国才能真正强起来啊。可您呢，贪图裂土封侯的荣誉和财富，以独揽秦国的朝政为荣宠，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难道您没想过，一旦孝公崩逝，太子掌权，您还能像现在这样洋洋自得吗？那时候恐怕身丧名灭就快了吧。”
赵良的这席谈话，正中商鞅要害。自从他主持变法以来，孝公给与他的权力太多太大，在荣宠和权柄的簇拥下，商鞅迷失了自我，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也不考虑这样下去的结果。
赵良的这些话至少折射出商鞅变法中的几个严峻的问题：首先，商鞅变法过程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秦国富强，百姓殷实，但在用人和工作方法上有欠妥当，出现了伤害老百姓的现象，某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骂声连连。其次，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旧贵族的代表，包括太子，表面上虽屈服于商鞅变法的强力，但内心里却极力反对商鞅，只不过顾忌孝公罢了，一旦孝公撒手人寰，旧贵族势力会立刻施行反扑，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商鞅必定因为得罪人太甚而遭到屠戮。再次，商鞅虽身处险境却不自觉，反而得意扬扬，不可一世，这是走向毁灭的征兆啊，变法图存是好事，但商鞅不注意弥补负面影响带来的伤害，因而失道寡助，最终遭殃的必定是他自己。
赵良显然对商鞅所处的棋局了然于心，也十分清醒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难，然而忠言逆耳，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简单。赵良的剖析鞭辟入里，可是商鞅深陷泥潭尚不自觉，反而认为赵良耸人听闻，对他的忠告不以为然。也是，正当自己繁盛至极之时，谁会联想到灾难接踵而至呢？
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来嘛，自己一番艰辛终有成果，谁肯舍弃，归隐山林？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恐怕也难做出抉择。商鞅也是人，怎肯舍弃这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也正是在这犹豫的瞬间，名丧身灭，万劫不复。
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迷途知返急流勇退。它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也回报给永恒的从容和洒脱，人生也因此得到了稀缺的安宁。难怪曹雪芹痛声疾呼：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可世上如是者，能有几人！
终于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商鞅的辉煌与荣耀已徐徐落幕，等待他的是一个黑暗恶毒的深渊，他在这个深渊里将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但这个句号太沉重、太血腥、太残酷，让人喟叹，让人惋惜，让人悲凉。
世事沧桑变幻太突然了，让商鞅有点措手不及。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幻，他更没想到自己伤害别人那么深，以至于反对派想要把他的身体分裂为五块，还要用强劲的马去撕裂，这种疼痛想一想都会晕眩。
秦孝公的逝世就像一场暴风雨的降临，使得商鞅的生命之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变得支离破碎，旋即被滔天的浪头吞噬。这个胸怀大志全力支持商鞅变法、使商鞅肆无忌惮采取血腥的变法方式的君主撒手人寰，匆匆间竟忘了安排身后之事，把偌大一个商君孤零零冷凄凄地遗弃了。
失去了孝公的呵护，商鞅如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天空不知所终地飘摇，直到被风无情地吹裂。
秦孝公病逝后，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王。惠王的老师就是反对派首领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看孝公死了，惠王即位，便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开朗了，阴霾了十几年的天空终于放出了光亮。今后将是复辟者的天下，从今天起和商鞅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这天，公子虔得意扬扬地从宫廷内出来，脸上的笑容透露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他向秦惠王诬告失去了靠山的商鞅密谋反叛，心怀嫉恨的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大梦初醒，仓皇逃窜。
这时商鞅尝到了自己推行严刑峻法的苦头。当他逃到边境时，想在一个关口住下，却无人敢收留他，因为新法中有规定：“舍人无险者坐之。”意思是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店家和住店人同罪。商鞅这才喟然长叹道：“没想到峻法的弊端竟然让我领受了！”
商鞅只好投奔魏国，但魏国人拒不接纳他，因为当初他为了秦国在战争中得胜，用欺骗手段诱俘了魏国统帅公子卬，魏人记着这国仇呢。商鞅想逃到别的国家去都不行了，魏人一定要把他送回秦国去。
商鞅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於，纠集人马发兵抗拒秦兵。但大厦将倾，大势已去，所有的挣扎反抗都是无谓的。最后，商鞅兵败而逃，被秦兵俘获。
秦惠王将他施以车裂之刑，五马分尸。然后又将其全家斩杀殆尽。商鞅的一生终以悲剧而收场。
所幸的是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并未停止，封建制继续发展，并不断地得到加强。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旧的制度，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商鞅，把人民视为群氓，鼓吹愚民政策，同时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来维护封建的统治政权，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与改革的初衷相悖。
商鞅有其刻薄凶残的一面，就连司马迁都这样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认为他在秦国遭受刑戮是咎由自取的。变法的过程中，商鞅虽不是君王，但几乎把持着和君王一样的大权，和其他的暴君相似，商鞅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每日出门，车前车后总要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护佑，否则就不敢出门，杀起人来，全无恻隐之心。这些成了商鞅的悲剧性收场的本质上的原因。
而对商君怀有深厚感情的也大有人在。有的人认为：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切合实际。韩非子说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代王安石赋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些人不是改革家，就是法家人物，他们对商鞅的遭遇心有戚戚焉。在他们心目中，商鞅是改革变法的典范性人物，值得尊敬和佩服。
不过，变法也好，改革也罢，都是社会的巨大变革。既然事情巨大，就不可能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依靠暴力流血的手段强制完成，而是应该在较为稳妥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变法者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反对改革的人或派别要懂得妥协和让步。
可叹商鞅以严苛的刑罚为改革保驾护航，而不是在实施重农抑商、废除井田制、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等有利于提高国力的改革措施的同时，保持旧贵族的地位，对旧贵族实行温和的招抚政策，给旧贵族以适当的补偿，这样不仅为改革扫清了障碍，还变反对派为支持派也未可知，商鞅也许就能逃过劫难。
商鞅的一生，主张以严酷的刑法治理国家，鼓吹轻罪重罚，招致人民怨声载道，可笑的是商鞅竟投于自己织就的罗网不得脱离，这难道不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吗？
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玩火自焚……这些相类的词汇大多可以用来形容法家人物的结局，尤其是形容进入统治层内部、力主变革维新的商鞅、李斯之流更为适合。以轻罪重刑来树立权威，恐怕事与愿违。
改革有大刀阔斧，也有循序渐进。
前者往往失之过猛，历史的进步不一定要以变法者或反对者的流血为代价。后者虽然成效缓慢但却不失为一条正确的改革方式。循序渐进，而不是秋风扫落叶，改革相关者的感觉都会好受一点。
改革虽是变迁，但总不至于让人失望，变法虽为进步，但总不至于让人寒心，改革者若能拿捏好此关口，改革必成。
可惜，被撕裂的商鞅不了解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