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应当激励与感化并重，正确进行奖励与惩罚，表扬和批评。
所谓激励，就是指引起行为的一种刺激，它是引发行为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激励的动机而产生的行为会导致一定的结果。
一、激励方法概述
研究激励问题，就是为了认识和掌握激励与行为之间的运动规律，并运用这个规律影响和改变官兵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的积极行为，使其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创造更多的绩效。
1.激励原则
（1）激发主人翁精神的原则。要使人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往往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内在动力；二是外在压力；三是吸引力。在一切工作中，推动人们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主要是内在动力，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的主人翁精神。一个人如果有了主人翁的精神，那么就会把党的事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党的事业献身。外在压力虽然也能起到推动人前进作用，但对人的行为推动作用不会长久，还会因运用不慎带来消极后果。吸引力也是推动人们行为的动力，但运用不好也会产生副作用。因此，这三种力量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在动力，就是人的主人翁精神。要激发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着眼于培养人的主人翁精神，这是我们运用激励方法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2）满足被激励者合理需要的原则。需要是一个人的追求在大脑中的反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欲求状态。人的需要是产生积极性的内在源泉，人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受他的需要驱使的。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写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因此，政治工作者运用激励艺术，必须以满足被激励者的正当需要为前提，这样才能提高激励的有效性。人有多种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友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有的是正当的需要，有的是过分的不合理的需要；就某一种需要来说，其需要强度也不一样。对此，政治工作者应了解被激励者的需要强度，需要的结构，需要的时间，以满足其正当、合理的需要。如果激励内容和手段与被激励者的合理需要相脱节，被激励者本身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和限制，不能激发良好的行为。
（3）政治工作者身体力行的原则。政治工作者运用激励手段必须与自己的模范行为相一致。如果自己言行不一，另搞一套，是不会做好激励工作的。因此，政治工作者在运用激励手段时，一定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自己行得正，群众才能跟着走，用自身的影响力去感染群众，这本身就是强有力的激励。政治工作者的影响力，是指在思想工作活动中影响与改变他人思想行为的能力，它有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是带有强制性的，对别人的影响具有强迫性、不可抗拒性。在它的作用下，被激励者只能被动地服从。这种影响力对人的行为激励作用是有限的。后者属于自然性影响力，主要靠政治工作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从而发挥行政命令不易发挥的作用。
（4）激励要有利于密切人际关系的原则。首先，上下级之间要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密切联系，要有共同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使激励产生效应。如果上下对立，互不沟通，就不会激起群众的拥戴，发挥不了激励作用。其次，在激励中，要考虑群众对激励的态度。如果激励者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群众的态度是冷漠的，那么就不易沟通思想工作主、客体之间的感情关系。在激励者与被激励者之间因为激励不公平造成关系紧张时，就会使双方产生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就是一种心理排斥力和对抗力。在这种情况下，激励就不会发挥作用。因此，政治工作者要正确有效地发挥激励作用，就必须遵循有利于促进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原则。在密切本单位、本系统内部关系上下功夫，造成上下、左右心心相印，忧乐与共的团结气氛，这样就会发挥激励的最大效应。
2.激励方法
（1）目标激励法。激励理论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设立一个适当而又具体的目标，就可以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动机，鼓舞人们采取积极的方法去努力奋斗。目标激励法就是基于这一原理，运用目标的激励作用，去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政治工作者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首先制定一个既振奋人心，又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运用各种手段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使被教育者清楚地了解这个目标，明确自己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应做哪些工作，从而自觉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运用目标激励法时，要注意使所设置的目标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激励理论认为，要使目标发挥最大的激励作用，就必须使目标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实现的可能性。价值和可能性与激励作用之间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激励作用=目标价值×实现可能性。从这一公式中可以明确看出，目标价值和实现可能性越大，激励作用也越大；否则相反。如果某一目标所具有的价值很大，但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或根本无法实现，其结果只能是“画饼充饥”，很难起到激励作用。因此，运用目标激励法时必须把目标的价值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2）榜样激励法。榜样，产生于群众实践之中，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单位如果能树立起一个好的榜样，包括群众中的先进人物或是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好干部，就会在其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受到教育，从而激励斗志，鼓舞大家努力前进。张思德、雷锋、王进喜、苏宁、徐洪刚、张海迪、孔繁森等大批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就曾经或正在激励者千百万人民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由此可见，所谓榜样激励法，就是通过树立鲜明、生动、具体、形象的学习榜样，来激发人们的上进心和荣誉感的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政治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中，根据工作任务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的需要，树立那些比较全面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有重要贡献的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引导和号召被教育者向他们学习，并努力去仿效和超越他们，从而使被教育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激励和发挥。
运用榜样激励法时，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选择榜样时，要具有普及性和针对性。在大范围内树立的榜样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基层单位树立榜样则要有利于指导本单位全面或某一方面的工作；二是树立榜样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因某种需要而人为地“拔苗助长”，也不能人为地保着“红旗不倒”；三是克服主观随意性，防止“红旗跟着首长跑”；四是要引导被教育者一分为二地看待榜样，要学其所长，避其所短，防止机械地或形式主义地去模仿、学习榜样。
（3）褒奖激励法。表扬和奖励，是对良好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积极肯定，它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还包括物质和精神合一的信息载体。表扬和奖励能够引起人们愉快的感受。这是因为在人的生理结构中，神经的边缘系统和丘脑里存在着快乐中枢或奖励中枢，它能够并愿意接受产生快乐效果的刺激，希望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赏，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人性特征之一。
表扬和奖励作为一种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在行为前它具有前馈作用，即提示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在行为后具有正反馈作用，即鼓励人们保持和发展这种行为，驱使人们向先进学习看齐。表扬和奖励既是一种行为评价，也是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褒奖激励法就是政治工作者，通过对教育者的良好思想和行为给予及时的表扬和奖励，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使被褒奖者的行为得以保持和发展，使未被褒奖者积极向先进学习、看齐。
政治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在实施褒奖时，首先应贯彻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激励原则，不能搞“单打一”；其次，要注意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不能滥奖，不能单靠褒奖来刺激情绪，更不能拿褒奖去“送人情”；最后，要引导被教育者正确对待表扬和奖励，帮助他们克服嫉妒心理和骄傲自满情绪，以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气氛。
（4）评比竞赛激励法。唯物辩证法认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可以分为许多种，评比是一种比较，竞赛也是一种比较。所谓评比，是通过检查、比较来评定出先进与落后；所谓竞赛，是通过竞争性的比赛，来分出优劣和奖励优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争强好胜，不甘落后，是人们共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因此，通过评比竞赛，能够激发和深化人们的竞争意识，充分调动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由此可见，所谓评比竞赛激励法，就是通过经常性的检查评比和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来激发被教育者的上进心和竞争意识，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走在他人前面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评比竞赛之前，拟定好具体的标准和实施细则，提出明确的要求，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评比竞赛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坚持标准，客观衡量，秉公办事，并注意引导群众克服单纯锦标主义倾向；评比竞赛之后，认真及时地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鼓励先进更先进，帮助后进赶先进。
评比竞赛激励法，是一种已被实践证明能有效地激励人们上进心和积极性的好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评比和竞赛不能过于频繁，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防止搞花架子。
（5）民主评议激励法。民主评议，是一种通过组织群众对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与功过是非进行议论评说，从而将他们置于群众有效监督之下的民主生活方式。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不仅能够充分发扬民主，还能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感。这是因为人们对人生、事业和生活的选择意念和自立心理，驱动着他们时时把目光投向丰富多彩的社会，投向波澜壮阔的人生激流，特别是当前与人们休戚相关的改革浪潮更是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促使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所谓民主评议激励法，就是政治工作者通过组织民主大会自由评论，无记名书面评议或听取民意代表反映意见等方法，让被教育者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从而激发他们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努力地做好各项工作的方法。
民主评议作为充分发扬民主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前已逐渐成为基层单位民主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民主评议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不能过于频繁，更不能将民主评议当作发扬民主的惟一方法；二是对民主评议结果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析地作为定论。因为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认识能力存在着差异，这就使得评议结果里掺杂着各种不同的个人利害考虑；三是要引导被教育者正确进行民主评议，在激发民主意识的同时，还要使他们树立求实精神。
（6）集体荣誉激励法。荣誉是精神奖励的基本形式，它属于人的社会需要方面，是人贡献社会并得到承认的标志。荣誉可分为两大类：即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由于荣誉和人的理想志向比较接近，因此，无论个人荣誉还是集体荣誉，都能激发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激励的效果来看，集体荣誉所激发的力量是一种合力，这种合力要大于个人荣誉所激发的单独力量的总和。集体荣誉的这一特点，要求政治工作者在重视个人荣誉激励的同时，还要重视发挥集体荣誉的激励作用。
集体荣誉激励法，就是政治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通过表扬、奖励集体，激发人们的集体意识，使每个集体成员产生一种强烈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归属感，从而形成一种自觉维护集体荣誉的向心力量的方法。集体荣誉激励是激励的一种好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养成集体主义的良好品德，提高被教育者的思想觉悟。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应注意将集体荣誉和每个集体成员的荣誉、利益结合起来，并且要注意营造一种友爱互助的融洽气氛，使每个集体成员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人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内耗，有效地发挥集体荣誉的激励作用。
（7）气氛激励。环境中原有的或创设的某种良好气氛，也可以起到激励斗志的作用。比如宣誓、阅兵、誓师大会等，都可以激励部下的士气。我国古代作战时，常用“泣血强兵，尝胆誓众”（《南史》）等方式来激励士气。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谋士曹刿还总结了击鼓与士气的关系。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武王伐纣，临战前曾在商郊牧野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他那富有鼓动性的誓词把他的将士激励得“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尚书》），结果取得了战斗的胜利。1941年10月革命纪念日，希特勒数十万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首都危在旦夕，斯大林冒着巨大的危险在红场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战场阅兵，这一隆重而悲壮的场面造成了激励士气的良好气氛，极大鼓舞了受阅部队，他们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后，即直接开赴前线，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3.激励时机
政治工作者实施激励，要善于掌握时机。激励时机恰到好处，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激励效果。其激励最佳时机是：
（1）当被激励者进入新的人际环境时。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其心理活动（主要是行为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的积极性。当人们从旧的人际环境来到新的人际环境时，从心理上会产生强烈的新鲜感，这种新鲜感像一股新清的泉水滋润心田，使泯灭的“自尊心”复又萌芽，使挫伤或消失的“上进心”重又突发。同时会产生新的行为动机：“一定要做好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这种良好的行为动机，会使他从人际环境的需要出发，自动地调节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与工作目标相一致，以树立自己良好的人际形象。
政治工作者就是要善于捕捉和利用人们进入新的人际环境的有利时机，不失时机地进行激励，给被激励者“打强心针”，强化被激励者的行为动机，使他们树立和产生在新环境工作的价值观，这样就可以激发出新的工作热情，为实现本单位的工作目标而奋斗。但是，有些政工干部对刚进入新的人际环境中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漠然置之，结果错失运用激励的良机，使人们本来很高的工作热情冷却下来、甚至还会对新的人际环境产生不满和反感，怀恋旧的人际环境。
（2）当被激励者对过失有悔悟之心和悔改举动时。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难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各种过失。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难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对于被教育者的各种过失，政治工作者经过认真分析，认定被激励者不是自甘落后、一意孤行，并有悔改举动时，就要考虑给以一定程度的激励。因为人在有了过失以后，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会产生悔悟心理并转变为悔改行动。这种悔悟心理和悔改行动是对过失的否定，是对过失的痛切，是弃旧图新的表现，是新觉醒的希望，也是政治工作者实施激励的良好时机。
人们对过失的悔悟所表现的形式常常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工作者就是要审时度势，根据悔悟的表现特征，因势利导地进行激励。一般来说，人们对过失的悔悟有三类表现：一是犯有过失的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知错认错，直接找领导承认错误，表示悔过自新，对这类人，及时地进行激励，就能强化其改过的决心和上进的信心。政治工作者对这类人决不能歧视、另眼看待，而应以积极、诚挚的态度给予激励。二是犯有过失的人，虽然没有找领导承认错误，但从行为上已开始纠正错误。这种类型的人，一般地说自尊心强，爱面子，明知有错，但不愿公开承认，只愿意从行动入手，进行反省改过。政治工作者对此要因势引导将计就计，及时给予表扬激励。三是某些人犯有过失，也有悔悟之意，但积习太深，改过决心不大，一时改不彻底，甚至边改边犯，经常反复。对这类人实施激励，要耐心而及时，切忌因急躁而抱怨。激励的方式，可以用表扬与惩罚相结合，但要以表扬为主，多鼓励、多引导，进行跟踪激励。
（3）当被激励者对某种需要有愿望时。需要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强大内驱力，它决定人们的动机，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对于人们的正当需要，政治工作者应及时满足，以激发人的动力，这是对待需要的科学态度。
官兵的需要，在实际生活中是各种各样的。当你的部下对其健康、住房、学历、职务等存在需要时，就会从内心产生强烈的愿望，并千方百计将这种愿望转化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者要主动关心部下的合理需要，以激励他们的行为。实践证明，当被教育者对某种需要具有愿望之时，它一般会产生服从行为，会对教育者的指引，言听计从。这时教育者若能及时给予激励的话，他们就能按教育者激励的方向去努力，为实现既定目标而竭诚工作。
4.激励目的控制
对被教育者行为的激励，要围绕一定的激励目的，达到一定的效果。否则就失去了激励的意义。为此，在进行激励时，要掌握一定的激励量，要控制在恰到好处的某个“度”上，激励量过大过小都会影响激励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弗洛姆提出了“期望理论”，它对我们学习掌握激励量控制原理，有一定作用。
弗洛姆说：“刺激力量的大小和效果取决于人们对刺激价值的分析和达到目标的可能性的估计。”也就是说，刺激对象对目标上的价值看得愈大，估计能实现的可能性愈大，那么刺激的力量与效果也愈大。具体可用下列期望值公式表示：
激发力量=目标价值×期望概率
即：M=ΣV？E
这个公式表明，激励量等于目标价值与期望概率的乘积。目标价值就是某种需要对某个人有多大强度。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看来，具有不同的价值。期望概率就是指达到某一目标的可能程度（即可行性）。目标价值与期望概率具有互相吸引、制约的关系。目标价值大，如果期望概率小，就使人想到实现无望，唤不起内在动力，调动不起人的积极性。期望概率大，而目标价值小，人们对该目标不感兴趣，也难以激发人的动力。只有当目标价值和期望概率都大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动力。
目标价值一般是由思想工作教育者确定的，目标价值的确定与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有很大关系，也与他当时的环境、任务、时间等条件有关。因此，教育者在确定目标价值时，要从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来权衡，不能离开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去想入非非，定假大空的目标。
期望概率也是由政治工作者判定的。期望概率的判定与政治工作者的工作经验有关。期望概率在未变成现实之前，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对未来的估计，它所具有的激励力量最后如何，关键要看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与期望概率作一比较，可以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实际效果＞期望概率。这会使人信心百倍，豪情满怀，大大增加激发力量。这是比较理想的激励量。
第二种情况：实际效果=期望概率。实际效果在预料之中，如果不进一步搞好激励，积极性只能维持在期望概率的原有水平。
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期望概率。这种情况会使人产生挫折感，使激励力量作用减小甚至完全丧失。
在政治工作中运用激励方法，要十分注意激励量的控制。要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激励量，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
二、奖励方法
心理学研究表明，刺激产生反应，外界刺激作用于人的感受器，传递到大脑相应区域，形成某种神经联系痕迹，这种联系痕迹是暂时的和不稳固的。因此，需要加以强化。就强化而论，有正强化和负强化，而正强化（即奖励）就是对原有的神经联系痕迹，起巩固、加深的作用。
政治工作中从来就十分重视运用奖励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每进行完一次战役战斗，都要进行评功表模、立功授奖活动，以此来激励官兵英勇杀敌、夺取胜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平时的教育训练、战备执勤、抢险救灾等工作中，奖励作为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手段之一，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可以说，奖励是思想工作中一种常用的方法。
1.奖励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奖励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在运用奖励法调动官兵积极性方面摸索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从一些基层单位实施奖励的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奖励不当，造成奖励“贬值”。所谓奖励不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奖励面过宽。总政明确规定：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立功数量最高不得超过部队人员的2%，嘉奖面控制在25%左右。而有些单位每年平均都有45%的人受到各种嘉奖。二是奖励规格过高。有些单位不能坚持奖励条件，随意提高奖励的规格，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干部战士的工作积极性。为此，不够立功条件的立了功，不够嘉奖的受到嘉奖。三是平分奖励指标。有些单位在实施奖励过程中不是以受奖者的工作成绩来确定奖励的名额，而是为了照顾情绪，把奖励指标平摊到所属单位。四是重复奖励。对于同一事迹不是实施一次性的奖励，而是层层给予奖励，出现一事多奖、一人多奖的现象。五是年底算总账。有的单位在完成某一项或某一阶段工作任务中，不能及时地对做出显著贡献的同志实施奖励，往往要等到年终总结时一起评功评奖，丧失了奖励的时效性，削弱了奖励的激励作用。
所谓奖励“贬值”，是指奖励所应有的激励作用在降低。有多种表现：一是受奖者的荣誉感并没有因受奖而得到增强，“奖而无励”心安理得，情绪淡漠，受奖和不受奖一个样。二是受奖者的榜样作用降低，有些未受奖的同志不服气，认为“不比自己强多少”。三是少数干部战士对奖励认识不端正，认为“辛辛苦苦干一年，嘉奖只有十元钱”；有的同志感到先进难当，受奖如受罪。四是受嘉奖不愿要，要求领导给记个功。
（2）造成奖励“贬值”的主要原因。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工作上的问题，又有奖励工作自身的问题。主要原因是：
一是以奖代教，忽视平时的思想工作。有的单位实施奖励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把奖励看成是调动部队积极性的惟一手段，以奖励代替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平时的思想教育抓得不紧，干部战士是非观念模糊，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源”，所以，尽管奖励的人数不少，但却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二是重量轻质，受奖者不是真正的先进者，群众不服气。有些干部认为，“奖励越多越好，多了好做工作”，“奖励多说明本单位成绩大”，等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常常向上级争比例，要名额。有的单位领导为了好做工作，把上级规定的奖励比例简单地分配到连队，在奖励上“吃大锅饭”，使先进单位和后进单位没有区别，这样必然产生“有功无赏”和“无功受禄”的现象，使奖励失去了积极意义，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三是形式呆板，削弱了激励众人的效果。应当看到，受奖的大多数同志工作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事迹如果好好宣扬，可以起到树立风范、鼓舞上进的巨大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单位在奖励工作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一般都是“发个通报开个会，奖品一发就了事”。获奖者不感到多么荣耀，其他人也不了解受奖者的事迹，大大削弱了奖励应有的效果。
四是奖励脱节，有受奖不受益的现象。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是奖励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物质利益，不仅是按规定发给受奖者一定的物质奖品，还应包括与个人成长进步相关的利益，如入党、提职、进校培训等。但是，有的单位片面理解这个原则，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割裂开来。如有的同志受了奖，而入党却迟迟轮不上，原因并不是不够条件，而是有的领导认为“好处不能一人全得，要让一让”，使这些同志感到受奖还不如不受奖。现在一个人受奖与否，对其今后的发展没有多大联系。如干部战士转业、退伍时，除了立三等功的可以适当照顾外，其它奖励一般不起什么作用。所以，不少同志对一般的奖励也不大感兴趣。
五是奖出多门，使作用互相抵消。现在，争先创优活动在部队普通开展，各部队搞竞赛、搞评比，各种单项奖名目繁多。据统计，有的基层单位进行的各项评比竞赛活动有10余种，如优秀义务兵、两用人才培训先进个人、优秀士官、优秀射手、农副业生产先进个人等。这些活动中评比出的“尖子”、“优胜者”，一般都给予一定的奖励，主要形式是物质奖，这样大大增加了受奖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奖励的先进性，助长了轻荣誉、重实惠的思想，抵消了奖励的激励作用。
2.实施正确奖励的主要方法
（1）端正指导思想，努力挖掘干部战士的“动力源”。领导干部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干部战士牢固树立为国防事业多做贡献和不计个人名利的思想，培养健康向上的风气。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奖励的激励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有效地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2）更新奖励观念，坚持从严施行奖励。要克服奖励上“多、滥、杂”的弊病，首先要克服“奖励越多越好做工作”的观念，明确奖励的效果不是与奖励的数量成正比的，超过一定的数量界限后，奖励越多，效果就会越低，越难做工作。其次，要克服“多设几种奖励可以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的观念，明确多头施奖，最终会使一些奖励项目的作用相互抵消，哪方面的积极性都难以调动。三是要克服“奖励面前人人有份”的观念，明确要真正提高奖励的积极作用，必须承认差别，打破奖励上的“大锅饭”。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严格奖励标准，坚持论功行赏，按绩施奖。做到先进单位与后进单位不一样，执行艰巨任务与一般任务不一样。
（3）改变拖拉作风，把握奖励时机。每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都要对功绩突出者及时实施奖励，才能有效地发挥奖励的作用，以增强干部战士对奖励的重视程度。
（4）注意工作方法，防止以奖代教。把奖励与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以奖励来代替思想工作，特别要注意做好奖励后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要做好受奖者的工作，勉励其巩固已取得的荣誉，再创新的成绩。另一方面，要及时做好未受奖同志的思想工作，诚恳地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分析存在的问题，使他们克服消极情绪，树立夺奖的信心和勇气。
三、惩罚方法
惩罚制度是维护我军铁的纪律，保证部队完成战斗任务的重要手段。奖与惩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交织在一起。所谓以“奖励为主”是相对而言的。奖励只有以严明的惩罚为依托，才能显现出“为主”的威力，惩罚只有以严明的奖励为前提，才能发挥更大的心理震慑作用。
古人历来把奖惩作为治军之方略。“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信赏以劝能，刑罚以惩恶”，“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辨邪正”，“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可见，教育者应该以奖为主，奖惩并行，以达到“曲径通幽”、“异曲同工”、互相弥补、相得益彰的目的。
1.惩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些基层在惩罚问题上有三种倾向应加以纠正。一是以罚代教。有的是“只罚不教”，有的是“重罚轻教”，有的是“先罚后教”。某连队一年内因“消极怠工”受到处分的29名战士，多数是由思想问题引起的。如果教育及时，大部分人可以免受处分。用行政手段处分了事，虽简单省心，但却把思想工作给“简”去了，把优良传统给“省”掉了，这非常不利于受处分同志的成长。可见，那种认为“手里有了紧箍咒，不怕猴子闹天宫”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是滥用惩罚。某团近年来受处分的战士直线上升。1998年处分的为29人，2001年为34人，2002年为38人。不少基层干部感叹道：现在的兵真没治，连受处分都不在乎了。一个战功卓著、多年先进的红军团，在一年中，全团有199人受到各种处分。其中记过以上处分的就达79人次。最多的一个单位处分人数占总人数的22.2%。滥施处分人为地扩大了消极面、后进层，挫伤了官兵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使他们产生思想压力和精神负担，成为部队建设的消极因素。三是以“教”代罚。有些基层单位不敢碰硬，对违犯纪律的人和事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批评一下了事，该罚的不罚，该重罚的轻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都是思想工作薄弱的表现。
2.实施正确惩罚的主要方法
（1）“惩罚”的性质要准确。所谓性质准确，是指在“惩罚”时对一个人所犯错误的动机、行为要弄清。有的政工干部盲目运用“惩罚”，对一个人所犯错误不分动机和行为，习惯于将动机与行为搅在一块“惩罚”，把事物的因果联系简单化。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个别干部战士错误行为的出现，有的是不良动机导致，有的则是非不良动机导致。所以，在“惩罚”中，应把动机和行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实施“惩罚”。对于“好心办了坏事”一类的问题，要侧重于对行为本身的“惩罚”；而对于“坏心办了坏事”一类的问题，则要把动机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进行“严惩”，特别要注意对动机的分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断绝错误行为的根源。
（2）“惩罚”的时机要及时。有人认为“罚”时机的早或晚不影响“惩罚”的最终效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兰州军区空军某场站，10名受“警告”处分的战士有7名及时受到“惩罚”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比较清楚，对“惩罚”的方法认可程度也比较高，后来无一人重犯类似错误；而3名没有得到及时“惩罚”的战士，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后来，有两人重犯类似错误。这就说明，“惩罚”时机直接影响着“惩罚”的最终效果。因此，不良行为发生后要及时处理。
（3）“惩罚”的程度要适中。从一般意义上说，“惩罚”程度应该与错误行为成正比，做到错误行为的度与“惩罚”的度应当对等。要做到这一点，一要对环境条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外界对犯错误的诱因大小，分析干部战士在犯错误过程中是否产生过抵触不良诱因的积极行为。二要对动机因素进行分析，即分析犯错误的干部战士是受指使而产生的动机，还是自发的动机。三要对后果危害进行分析，着重比其危害的程度和影响的大小。四是要对认识态度进行分析，看一看犯错误的干部战士在受“惩罚”前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程度如何。思想工作只有进行上述综合分析，才能使“惩罚”达到相对“适中”，从而减少“惩罚”的失误。
（4）“惩罚”的方式要恰当。“惩罚”的方式和“惩罚”效果有着密切关系，方式制约效果，效果检验方式。“惩罚”方式恰当可以减缓犯错误干部战士的紧张情绪，提高其对错误的认识。因此，在实施“惩罚”过程中，政治工作者要恰当使用“惩罚”方式。具体要做到如下两点：一是“惩罚”方式要适合犯错误干部战士的性格特点。对性格内向的干部战士应进行启发式“惩罚”；对于性格开朗的干部战士应给予直接式“惩罚”；对于自我意识能力较强的干部战士应施以商讨式“惩罚”；二是“惩罚”方式要与错误轻重相一致。对于偶然犯错误的干部战士应采取从宽式“惩罚”；对于错误严重而又屡教不改者使用严厉式“惩罚”。一句话，“惩罚”方式要适合干部战士的性格特点和错误的轻重程度，这样才能提高“惩罚”的效果。
（5）“惩罚”的态度要诚恳。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与教育者的感情如何，往往影响着双方的态度，而双方的态度，又直接制约着“惩罚”的最终效果。实践证明：教育者的态度诚恳，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也往往心悦诚服，表现出较好的认识态度，并努力改正错误；相反，态度不诚恳，即使从轻“惩罚”，犯错误的干部战士也往往产生不满情绪。所以，教育者在“惩罚”有错误干部战士时，必须诚心诚意，真正表现出亲善和气的态度。为此，在平时应加强个人思想品德修养，要和干部战士建立起深厚感情，以自身模范行动影响干部战士，使其打心眼里感到你是最可信的人。这样也就容易达到“惩罚”的目的。
（6）“惩罚”中说理要充分。“惩罚”离不开说理，理到才能服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理这个重要变量，对“惩罚”的时机、程度、态度、方式等因素有着限制和调节作用。因此，教育者在实施“惩罚”前，应进行充分的说理准备。要在深入调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论点和论据，并设想到在执行“惩罚”过程中，被“惩罚”干部战士可能会出现的顶牛现象及采取的对策。实践也证明：“惩罚”前，向被“惩罚”的干部战士讲透道理，可以促使受“惩罚”干部战士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并能有效抑制犯错误干部战士仍然潜在的不良动机和报复心理。否则，定性不准，说理不透，或大事化小，或言过其实，都会影响“惩罚”的效果。
总之，要使“惩罚”动机和“惩罚”效果统一起来，以发挥“惩罚”在政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教育者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善于运用“惩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