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于形成之时，便有一定的规则，凡是生存于社会上的人，必然要遵守社会上的规则，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则，可能是好心，但未必就能有好报。
子路的疑问
孔子的弟子子路是一个非常豪爽和正直的人，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因为他天真直率，虽然经常顶撞孔子，可是内心一直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
子路曾经做过蒲这个地方的“宰”（地方行政长官）。有一年夏天，雨水很多，子路担心洪水暴发不能及时下泄造成水患，就带领当地的民众疏浚河道，修理沟渠。他看到民众夏天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非常辛苦，就想拿出自己的俸禄，给大家弄点吃的。
孔子听说了，赶紧派子贡去制止他。
子路大为生气，怒气冲冲地去见孔子，说：“我因为天降大雨，恐怕会有水灾，所以才搞这些水利工程；又看到他们非常劳苦，有的饥饿不堪，想给他们弄点吃的。您让子贡制止我，那不是制止我做仁德的事情吗？您平时总是教我们仁啊仁的，现在却不让我实行，我再不听你的了！”
孔子说：“你要真是可怜老百姓，怕他们挨饿，为什么不禀告国君，用官府的粮食赈济他们呢？现在你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大家，不等于告诉大家国君对百姓没有恩惠，而你自己却是个大大的好人吗？你要是赶紧停止还来得及，要不然，一定会被国君治罪的！”
子路带领民众修河挖堤，接济苦力，是出于好心，并没有错，但是孔子说的错了吗？没有。这些事情是要去做的，但是由谁做？怎么做？这是个问题。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一个小小的草民能代表得了至高无上的国君吗？不能。所以，这些事情还是需要有专门人士来负责的。这其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线，这条线是不可逾越的，否则的话，下场就很难说了。
天威不可侵
朱元璋建立明朝，是为明太祖。这一年，明太祖想要修建首都南京的城墙，江南巨富沈万三主动报效，承担了三分之一城墙的花费，同时还献给朱元璋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花费巨资在南京城建了一些酒楼和廊庑等。作为回报，朱元璋封了沈万三两个儿子的官。
修完城墙，沈万三又主动献媚，要求犒赏三军，朱元璋大怒：“一个匹夫，就想犒劳天下的军队，这不是乱民又是什么！”立刻命令将其斩首。幸有马皇后劝谏说：“这样的不祥之民，自有上天惩罚他，何必污了陛下的手呢！”朱元璋余怒未消，将沈万三发配云南，沈万三的第二个女婿余十舍也被流放潮州。
这还不算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又为田赋坐了牢，沈庄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扯到了蓝玉谋反一案，诏捕严讯，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包括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近八十余人全都被凌迟处死，田地也尽数没收，被称作“财神爷”的一代巨商沈家，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子路和沈万三，一远一近，一官一商，一贤一愚，却都犯了同一个错误：越位。不同的仅仅在于，子路有个好老师，在关键时候制止了他，才没有铸成大错；而沈万三则无人指点，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
古人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就是说，唯有名义和工具，是绝对不能借给别人的。名义绝不仅仅是个“代号”那么简单，它代表着地位、权势和力量，而工具，则是实现这些地位、权势和力量的手段。既然他不同意借，那么你如果有意或者无意地侵犯了他的“名”和“器”，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在子路那个故事里，只有国君才有资格“普济众生”，这是“名”，国君可以开仓放赈，这是他的“器”。子路置国君的名义和工具而不顾，非要自己周济百姓，大家对他感恩戴德，“只知有子路，不知有鲁君”，国君当然会大光其火，也无怪乎孔子着急上火地派子贡去拦下他了。
沈万三的错误比子路更加严重。他仗着自己有钱，巴巴地去给皇帝修城墙，朱元璋虽然有些反感，但是毕竟受了他的好处，建国之初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能忍就忍了。可是，沈万三修了城墙还不算，还要白花花地往皇宫里头送银子，在天子脚下的南京城大修“楼堂馆所”，如此之有钱，朱元璋能不垂涎吗？更何况朱元璋本人就是穷人出身，对有钱人天生地就有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欲望呢？谁知这个沈万三仍不知检点，居然突发奇想，要犒赏起皇上的三军来！沈万三的想法无非是“做人情就做足”，一不做二不休，在皇帝面前献够了殷勤才算拉倒。可是朱元璋不免会想，犒赏完了三军，吃了你的喝了你的，那三军是你的还是我的？有点小钱就想在军队中制造影响，这不是乱臣贼子又是什么？
在封建礼制非常严格的古代是这样。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这样的规则还是存在的，如果想要把事办成，还是需要遵循这些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