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快要死的鹞子对它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太难过了，你去求求神，让他救救我吧。”妈妈回答它说：“傻孩子，你让我去求哪一个神呢？哪一个神会来帮你呢？难道还有哪个神能帮我们，你没有从他们的祭坛上偷过人们献给他们的祭品吗？”
虽然这是以动物为喻，可道理却非常明显：只有平时给人提供帮助，关键时刻别人才会拉你一把。《菜根谭》中说：“只有冷庙烧香，才能急中见利。”即是说，只有平时多留人情，雨天才可能借到伞，这样才能打造良好的人脉网络。现代社会分工越细，个人能力越见孱弱，人脉的重要性更是不可小觑。就算是尼采所谓的“超人”也不可能不借力而获得成功。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懂得如何搞好人际关系。”
人是社会中人。不论是谁，都摆脱不了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能让自己和别人相融相合，相宜相得，得到包容，得到认同，得到帮助，免不了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让人，多发生于竞争情境，由于让人行为出现而使矛盾化解，争斗平息，对手变朋友，仇人变伙伴。因此，让人是避免斗争的极好方法，对个人也具有一定价值。它具体表现在：
得理不让人，让对方走投无路，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择手段”，这对你自己将造成伤害，好比把老鼠关在房间内不让其逃出，老鼠为了求生，会咬坏家中的器物。放它一条生路，让它逃命，便不会对你的利益造成破坏。
我什么也不说
汉代公孙弘年轻时家贫，后来成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装模作样、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辩解，并全都承认，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智慧！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如何辩解，旁观者都已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也许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分量，采取了十分高明的一招，不做任何辩解，承认自己沽名钓誉。这其实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由于“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认为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便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众人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是不是沽名钓誉了，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癖好，无伤大雅。
对方无理，自知吃亏，你于“理”明显占过对方，放他一条生路，他会心存感激，来日也许还会报答你。就算不会图报于你，也不太可能再度与你为敌。这就是人性。
得理不让人，伤害了对方，有时还会连带伤害对方的家人，甚至毁了对方。这有失厚道。得理让人，也是一种人情积蓄。
人海茫茫，却常“后会有期”。你今天得理不让人，谁知他日你们二人会不会再相逢？如果到时候对方势旺而你势弱，你就可能吃大亏了！“得理让人”，这也是为自己以后做人留条后路。
再让三尺又何妨
清代康熙年间，当朝人称“张宰相”的张英与一个姓叶的侍郎两家毗邻而居。叶家重建屋子，将两家公共的弄墙拆去并侵占三尺，张家自然不服，引起争端。张家立即发鸡毛信给京城的张英，要求他出面干预，张英却作诗一首：“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老夫人看见这封家书，立即命人退后三尺筑墙，而叶家深表敬意，也退后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即由从前的三尺巷变成了六尺巷，被百姓传为佳话。
《菜根谭》中指出，“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这句话旨在说明谦让的美德。凡事让步，表面上看好像是吃亏，但事实上由此获得的必然比失去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