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融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传递爱情的手段及家庭生活。它是人们最迫切拥有的财富，并深深置根于19世纪20年代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乔治·巴比特来讲，”辛克莱·刘易斯①在他1922年出版的著名小说《巴比特》中写道，“作为泽尼弗地方最幸运的公民，他的汽车应该有诗一样的情怀，悲剧一样的深刻，更让温柔爱情与英雄气概交融在一起。……家庭轿车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更何况巴比特打小就想当总统，他的儿子特德则梦想成为帕卡德·特温·西克斯。”汽车工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钢铁、铜、橡胶、镍及汽油的最大消费者。男人买汽车看重的是技术含量，性能越优异越好，而妇女则伸出手到处摸摸看。福特还在说：“让我们的汽车保持黑色吧。”他的色盲导致必然的结局，许多人选择了色彩缤纷的雪佛兰轿车。
1920年，小轿车具备4轮液压驱动制动器，两年后又有了低压轮胎。
快干型硝基清漆的问世，让制造商们能够使汽车具有梦幻般色彩。接着出现在汽车上的是全封闭车身，和简洁明快、略呈流线的防护板。但放在帆布顶篷、飘动窗帘的福特车上，反倒全无美感，平淡乏味。“汽车可不是一种平常之物——它正在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时代与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盛世”的文章写道：“而这些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数字最能说明一切。美国人在1919年总共购买了165万辆轿车，1920年为190．5万辆，1923年市场销量则突破2百万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黎明时代，杜兰特59岁了，虽然精力已不如从前，但仍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他坐在通用汽车公司的驾驶座上，不断冲向新的高峰，并且，还准备左打轮开进水沟里绕过运干草的大车。通用公司的飞速发展完全得力于杜邦家族的资助，更重要的是约翰·拉斯科布的支持。皮埃尔·s．艾琳·杜邦和亨利·F．杜邦，几乎拥有通用三分之一的股份，但他们的注意力却很不集中。亨利·杜邦对通用的事务漠不关心，艾琳·杜邦紧紧抓住E．I．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的业务不放松，并花费大量时间去调查野生植物和参与特拉华州的公共事务。
他们一致赞同杜兰特的决定，于1918年5月对雪佛兰汽车公司进行改制，将其股本总额增加到2亿美元。接着又动用4400万美元收购了联合汽车公司，它是杜兰特于1916年靠路易斯·考夫曼的银行贷款，购并了戴尔科公司、海厄特·罗勒轴承公司和其他数家汽配厂而组建的。但由于考夫曼嫌通用汽车公司开价太低，他跟杜兰特最终未能做成这笔交易。兼并工作仍在继续——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市的一家钢厂，麦克劳克林在加拿大拥有的其他企业。年终报告自豪地宣布通用公司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的销售额约为2．7亿元，国家防务订货的收入几乎完全冲抵了民用生产的亏损。“在与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威廉·c．杜兰特先生的合作中，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他不仅是美国也是当今世界汽车工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1918年度报告中这样评价说。
杜兰特从他的投资银行买进了五百万普通股，五百万债券和20万优先股，从而使通用成为上10亿元的大型企业。在美国，只有另一家公司处于这样的重量级——美国钢铁公司。通用公司这一年创下数个第一，净销售额第一次突破五亿大关(509，676，000美元)，纯收入第一次达到6000万元。其雇员超过8．6万人。1920年1月末，拉斯科布将通用公司自1916年以来的财务决算表复印件寄给了杜兰特。在这3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总共支出了5800万美元，但公司现有资产总额达到4．32亿。在附信中，拉斯科布补充道：“换句话说，今天的通用汽车公司规模是银行家们监管时期的8倍，这是对您的远见卓识的丰厚回报，应该是这样的。”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汽车工业无情地收缩成两大巨人，它所造就的通用和福特公司太庞大了，以致于单凭一个人是很难驾驭的。在董事会议室里，通宵达旦的争吵也未能让亨利·福特回心转意。生性多疑和固执己见的福特，与共事多年的合伙人一一分道扬镳，将上5亿元的公司变成了家族企业。他的铁腕管理逐渐发展到专制的地步。出于畏惧心理，他曾命令部下拒绝服从威廉·s．努森的管理，努森是丹麦移民，在北美和欧洲领导福特汽车组装厂的建设工作，：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过公司生产登陆艇的项目。福特继续以强制命令的方式管理企业，但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公司开始退出当初的霸主地位。除了廉价的V一8发动机外，福特汽车公司再也没有开发出任何新产品。
在通用公司，杜兰特与皮埃尔·s．杜邦的分歧越来越大，更为不妙的是，在比利和杜邦之间还显然出了个塔列朗①。让财务委员会主任拉斯科布和艾尔弗雷德·斯隆、沃尔特·克莱斯勒等高级主管们感到寒心的是，杜兰特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再需要他们出谋划策。他们被杜兰特召集到纽约、弗林特、底特律，或者当他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到加利福尼亚州途中的任何地方，有时还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举行一次办公会议。更叫人生气的是，有时他们来到杜兰特家中，却未见到他本人。拉斯科布曾坚决要求，会议地点一定要选在“一个既能让我们放心地讲话又不受电话或其他什么干扰的饭店”。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拉斯科布诉苦说，他时常要打整整一个下午的电话跟杜兰特取得联系，或是为星期六的会议安排日程。
杜兰特的管理风格还被写进战时的《国会记录》，斯隆曾在有关会议上略带苦涩地抱怨说，他如何在通用总裁办公室的门外等上好长时间：
在他按铃召见之前，我们心绪不定，不知如何是好，以致于脾气都变得很坏。杜兰特做出的重大决策及其方式，都是异常大胆和冒险，总叫我有些心惊肉跳的，凭着多年的商业经历使我认清一个道理，只有事实才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必须积极认真地寻找、严肃缜密地对待。
但杜兰特先生总是独断专行，不是我在这里泄露他的秘密，他一向是凭着充满智慧的某种直觉做出决断，开始从事一项大事业的。他从来不注意搜集与工作项目有关的事实。
通用汽车公司的结构和规模，已无法同杜兰特于1908年拼凑的控股公司相比。杜兰特似乎觉察到，拉斯科布想要在控制大权上与他平分秋色，因为拉斯科布不顾别人说他拍马屁之类的闲言碎语，提出要在底特律的大林荫大街上建立一座新的通用公司总部，并把这个管理中心命名为杜兰特大楼。杜兰特的经历和体验让他坚信，只要是他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事情一准会取得成功，而靠领导集体做出的决策总会导致失败。拉斯科布的财务委员会提出通过出售股票筹集15亿美元的建设资金，杜兰特表示反对，认为其成本预算过高，并为它重新命名，但他和斯隆早已为总部大楼选好了地址。1919年6月，耗资2000万美元、15层高的总部大楼破土动工了，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建筑。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是艾伯特·卡恩。在德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卡恩，发明了用钢筋水泥建造厂房的方法，因此取代了砖砌结构。他设计的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物，是于1905年投入使用的底特律帕卡德工厂，它较老式厂房扩大了使用空间，加大了采光面积，也以此让其他所有工厂都变成了狄更斯笔下的监狱式车间。
1909年，卡恩为福特公司在高地公园建造了一座巨型厂房，其外墙面积有5万平方英尺，头顶上也有窗户，因此被誉为是底特律的水晶宫。
在杜兰特大楼的建设时期，斯隆没有从老板那里得到一分钱的投入。
1920年11月18日，赫伯特·R．刘易斯带着他的全班管理人员进驻这座四角形、占地30英亩的大楼；他们的哈里森散热器制造厂成为第一个在此开展业务的分公司。
E．I．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和由效率专家E．L．伯格兰指定的公司，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运作状况做了全面评定，简要明了的评定报告却令人震惊：
据我们观察，所有的计划和方案都是由杜兰特先生自己全权负责的，大部分决定也都是由他向下级口述交待的。在一般情况下，杜兰特个人的意见就是公司的正式决定，因为在通用的组织机构中，对于各种计划和新的改进没有一个作为最终决策人的职位或机构。……当他们开办新厂的时候，也都是由杜兰特先生一手包办，他亲自跟工程设计和承包公司商定合同的内容条款和工程细节，但却从来不去审查设计说明书，而企业的其他领导成员和相关人员则对详情一无所知，这是我们调研时发现的。……在企业内部，没有建立指导性的工作指导系统或类似机构，也没有成立中央工程研究所。我认为，在各个分厂之间还缺乏一定的协作精神。这些工厂各自为政，在原材料采购、成本核算等方面完全独立于其他兄弟企业和总公司，它们仍旧保持加入通用汽车公司之前的运作体制，一直是作为独立法人而单独经营。由此不难发现，总公司并没有对各分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只能以最基本的方式保持彼此的关系。
伯格兰所下的结论是：通用公司将来必然需要计划性指导，并可从E．I．杜邦·德·奈穆尔斯公司的合作文化及其实际应用中获益匪浅。不久，一位来自特拉华州的专家被派到纽约，向杜兰特的全体经理人员讲授企业管理课程：集中财务管理、统一收益分配及健全管理制度，当然都属于基础知识。
杜邦公司决定深入发掘通用公司的人才，又指派一个叫约翰·李·普拉特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每月定期来往纽约与底特律之间一次，杜兰特很欢迎这位教师。他逐渐喜欢上了普拉特，并要求他能永远留在通用。普拉特衣着简朴，并称自己是个“土老农”，因此打消了许多人的猜疑和怒气。他深深地敬佩杜兰特才识的广博，准备向这位GM总裁当面请教一些问题，比如铝材价格为何如此昂贵，汽车将会给石油储备带来哪些冲击，公司自行生产平板玻璃和蓄电池是否存在问题等。但普拉特看到，在总裁办公室门外，有四五十人正等着杜兰特拿主意呢。
这位独裁的企业家，对梅斯尔斯·J．P．摩根公司表现出低声下气的态度实属不易，恐怕只有在开始与杜邦结盟时才出现过。华尔街23号的这些投资家们，在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占有了一定位置，但他们还在私下向杜邦家族通气说，对于像通用这么庞大的工业组织，杜兰特政权的存在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想预测哪家分公司能为通用带来半数以上的收人的话，当然是非别克公司莫属，它的领导者是沃尔特·克莱斯勒。但克莱斯勒对杜兰特这枚硬币的两副面孔感到气愤不已——极力插手别克公司的事务但又拒人千里之外。要想让杜兰特的讲话不影响克莱斯勒的管理工作，那是决不可能的，有一次，特雷恩洛德·科林斯告诉克莱斯勒，老板对在底特律建立别克分支机构一事表示0K，克莱斯勒让他捎口信给杜兰特，说新的土地管理法不允许这样做。几个月后，克莱斯勒出席了弗林特商会的午餐会，其间，达拉斯·多尔特站起身来，宣读了杜兰特的一份电报，授权他在弗林特建立一座耗资6百万美元的GM车身骨架厂。第2天，在底特律举行的董事会议上，克莱斯勒严厉地责问起杜兰特。他说，建设新厂的成本预算到底是多少？是谁做的财务预算？从动工建设到完成投产需要多长时间？你知不知道，我克莱斯勒已经同米尔沃基公司达成了购买车架的交易？比利·
杜兰特回答的也很干脆。在弗林特没有打算建立车架厂，看来，两个人都在尽量弥补彼此之间的裂痕。但是，这件事是划伤骆驼背的一根稻草——明摆着要出事。1920年3月25日，沃尔特·克莱斯勒递交了辞职书并立即离开公司，他带走了多年积攒下的150万股票期权。
斯隆也差点儿跟着克莱斯勒走了。他先是带着夫人去欧洲休假，为期一个月。在伦敦期间，斯隆决定离开通用公司。回到纽约后，他准备提交辞职书，但碰巧杜兰特和凯瑟琳一起度假去了。斯隆这时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决定留下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