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法西斯建立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已着手在亚太地区建立其殖民帝国，并于1940年8月将其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共存共荣”的口号美化其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法西斯以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占领和奴役亚太各国和地区、实行残暴殖民统治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幕丑剧。它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而产生，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加剧而逐步形成的，它是日本对外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早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1916年，后藤新平向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并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而逐步充实和完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最大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这种东亚联盟思想为后来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6年8月，广田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
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该方针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3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被称为“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同时，日本在政治上的“策略攻势”也未能奏效，除拼凑一个实力有限的伪“国民政府”外，远未实现其分裂蒋介石政权并使之屈服的目的。当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那里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其次，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重要的军需原料均不能自给，战时石油自给率只有5%～10%；铁沙、铸铁、铜、铝、棉花、铅、锡、锌、羊毛等自给率也很低，分别为23%、70%、59%、30%、20%、8%、29%、29%、5%。此外，如橡胶、锑和镁，日本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由于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日军军费空前增加，国内矛盾加剧，特别是军需物质日益短缺，即使是尽力搜刮中国东北和其他占领区的财富，也不能满足其庞大的战争消耗。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的橡胶、锡和石油等丰富的战略资源，日军的战斗力就能获得划时代的充实和扩大，并为实现其称霸大东亚的野心创造条件。
再次，中国是日、美、英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对象，它们的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而日益尖锐，美英不能坐视日本独占中国。1940年1月26日，美国废除《日美通商航行条约》，限制对日本的军事物资出口。这对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迫使它建立自给经济圈。另一方面，日本对美英援助中国大为恼火，认为中国的对日攻势由于英美的援助而得到加强。因而，日本谋求侵占东南亚，切断援华路线，孤立中国的抗战。此外，东南亚对英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所需橡胶和锡的80%来自东南亚。日本如果控制了东南亚，对英美的军事和经济都是沉重打击。于是，“南进论”在日本迅速抬头。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它于7月26日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局限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军政当局在面临中日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发表的政策声明。其主要内容是，“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巩固东亚和平”，实质是把被肢解的中国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大帝国”；同时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意在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实施诱降，以结束中日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则是日本军政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做出的极富冒险性的战略决策，旨在推翻英美等西方国家旧殖民统治，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实现日本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和殖民统治。
哈尔滨平房地区的日本“731部队”细菌工厂残迹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的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公布：“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确定要攻占的范围大致是：缅甸、马来、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岛、婆罗洲、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日本法西斯来说，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和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1942年6月，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在印尼，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3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爪哇、苏门答腊和由日本海军管辖的部分地区）。在马来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里。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4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这样便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中，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江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这种战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是“大东亚共荣圈”建立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使“大东亚各国领导人齐集东京，向国内外宣示坚决贯彻战争之决心及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据此，1943年11月5～6日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大东亚会议”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5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真实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主子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一是“大亚细亚主义”。日本法西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的旗号，企图把它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解放战争。1940年7月2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声称：“皇国的国是基于八紘一宇肇国之伟大精神，以导致世界和平之确立。”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日本第79次帝国议会作关于“大东亚建设的设想”的演说时，进一步指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伟大精神，欲使大东亚各国家和民族各得其所，确立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的共存共荣之秩序。”
1943年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再次呼吁：“大东亚各国相互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在上述华丽辞藻的背后，日本外务省大讲东方的“家族规”，要求亚洲各民族必须以日本为“本家”或“宗家”，把自己当作“分家”。可见，“八纮一宇”就是要实现日本对整个大东亚的领导，“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无非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取代欧美帝国主义。
1941年12月，日本外务省进一步明确了对南方的占领政策：“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英属婆罗洲的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4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管辖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也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几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的荷属部分应在联邦‘自治领’的名义下继续保持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
1942年11月，日本设立大东亚省，该省职权范围是：“大东亚大臣负责实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和南库页岛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务，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的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的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与监督”。《大东亚省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大东亚省的设置，取消了日本与被占领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把各占领区当作日本的一个行政区域。
“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含义，而且是要在精神文化上进行奴役，即承认日本为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特别强调他们在亚洲的文化使命，“大东亚战争”即是为弘扬日本文化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各占领区，日本都派出大批日本教师去讲授日本文化，逼迫占领区人民学说日语，组织学者编写美化日本的大东亚史，等等。日本竭力宣扬亚洲精神文化是最丰饶的文化，日本文化又是亚洲文化中最崇高的文化，是最能体现东方道德、宗教及家族主义的文化，企图从思想意识上消除人们对日本的反抗，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综上所述，“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一块招牌，根本不是什么“共荣圈”，乃是日本法西斯进行残酷统治和血腥掠夺的“殖民圈”。
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直接统治区大多是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包括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中国台湾、朝鲜等。日本在这些区域公开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
间接统治就是依靠扶植傀儡或维持原有政权机构来达到统治目的。傀儡政权包括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华民国、1943年8月1日成立的缅甸巴莫政府、1943年11月成立的菲律宾若斯·洛雷尔政府。在泰国保留了原来的銮披汶政府，在印度支那没有取消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但日本在那里享有许多特权，原有的法国殖民机构实际上与傀儡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完全听命于日本的旨意。它们都是日本的统治工具而已。
日本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依靠暴力对其进行统治。它强化统治机构，成立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在朝鲜，日本于1937年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金日成领导的“祖国光复会”和游击队。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到1938年，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屠杀群众。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1941年4月，日本改组了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作细菌实验，共杀害1万余人。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伤亡。
在东南亚，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然而，事实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缅甸独立军”遭到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在马来亚，日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新加坡在1942年2月的“大验证”中，就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3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亚人惨遭杀害。日军还大肆屠杀当地华人，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处决。新加坡还被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3部分：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2万人。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来报复；日本还在菲律宾加强警察制度，城乡都建立了“邻组制度”，“任何违反日军利益的行为”和一切“不合作者”，都受到严惩。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摧残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它较之于法西斯的恐怖专政似乎温和一些，然而却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日本首先在朝鲜和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使用汉语和朝鲜语，规定日语为朝鲜“国语”，强迫朝鲜人民“创氏改名”。在台湾，从1931年起就开始实施“普及日语10年计划”。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烧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在日本控制下，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使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会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一句话，就是要培养日本的顺民。汪伪国民政府的教育也是灌输反共媚日的内容，宣传“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联合成“国际宗教集团”，奉日本天皇为最高领袖，使宗教为法西斯服务。
在泰国曼谷，日本于1943年开办了日本文化学院，为使它“不仅是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在泰国普及日语的机构”，日本政府为此拨款280万日元。日本还主张把泰国变成世界佛教的中心，并以沙拉武里为宗教中心。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大办日语学校，到1943年底，开办的日语学校有25所，在校学生数千人。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强化“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在荷属东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兰语和英语，将日历也改用日本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建立宗教事务部。1943年10月，日本解散“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大会”，而代之以“马斯友美党”（即“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传大会”），该组织在爪哇各州均设有支部。
日本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外，还在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1941年11月15日，日本藏相贺屋宣兴承认：“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无暇顾及当地居民生活，暂时将不得不执行所谓榨取之方针。”1942年1月21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第79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一语道破了日本法西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方针。
日本的经济掠夺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日军每到一地便无偿地直接占有该地区的财富、资源和劳动力。日本在占领区大量发行纸币、军用票和南方开发金库券，以攫取人民的财富。此外，日本还设立“东洋开拓公司”、“台湾拓殖公司”、“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满洲重工业公司”、“南洋拓殖公司”等机构，对占领区进行间接掠夺。
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其中称，“为了让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骨干力量——即帝国的战斗力获得划时代的充实扩大”，将日本、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为“帝国资源圈”，澳洲和印度等地划为“补给圈”，要求在15年内资源圈的年生产能力扩大到钢铁3000万吨、煤（焦炭除外）2亿吨、铝60万吨、石油2000万吨、船舶2000万吨（外加油轮200万吨），力求在“大东亚”实现对上述物资以及粮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产自给。其实，这是日本在“共荣圈”内不择手段地掠夺各国的资源和财富的计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掠夺，扩大纸币和军用票的发行量。1941到1945年，“台湾银行”的纸币由2.5亿日元增至23亿日元，“朝鲜银行”纸币由7亿日元增至80亿日元，“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由12亿日元增至88亿日元，“蒙疆银行”纸币由1亿日元增至36亿日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纸币由9亿日元增至1326亿日元，“中央储备银行”纸币由2亿元增至26972亿元，“中国事变军用票”由2亿日元增至25亿日元。“南方开发金库券”由3000万日元增至194亿日元。无止境的滥发纸币和军用票，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1944年9月与1941年底相比，东南亚物价上涨情况是：马尼拉140倍，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3倍，新加坡65倍，仰光58倍。日本顾虑到露骨的剥削会招致南方各国人民的更强烈反抗，乃实行一种“进口信贷制度”，即把从南方各国掠夺的物资和原料折价，记入日本海外贸易银行设立的被冻结的清算账户上，这种永不偿还的清算账，到日本投降时竟高达386亿日元。
此外，日本还采取见不得人的掠夺行为，如夺取被褥里的棉花做纺纱原料、偷运鸦片、绑票、充当海盗等。日本统治者从1929年起就有计划地大量生产贩运鸦片以充军费，日军所到之处，烟毒随即泛滥。1937年5月，国际鸦片贩运委员会指出：全世界90%的非法海洛因是日本在大连、天津等地生产的。1939年，日本仅在南京一地鸦片收入每月达300万美元，1942年的收购和销量是700万两。
日军设在中国某地的“慰安所”用武力征用劳动力，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期间，日本将大批朝鲜和台湾的青壮年劳力送到日本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把大批妇女送到前线，充当“慰安妇”（即妓女）。据统计，日本征用朝鲜劳动力人数，1941年为5万，1942年为11万，1943年为12万。
日本还从中国东北和关内强征劳工，当作奴隶使用。中国劳工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劳工，一旦工程结束，为了保密起见全部被杀戮。据统计，到1944年为止，在东北强征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致死的占总数的29%。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4万多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就有418人死亡。
日本在东南亚普遍建立“劳动营”，强迫南方各国人民去修建道路和军事战略工程，使许多劳工死于劳累和饥饿。在菲律宾，日军驱赶成千上万名劳工去“劳动营”服役，又规定16～60岁者每周无偿为占领者劳动一天等。日军强迫荷属东印度人民为日军筑路、修工事、伐木、装卸与运输货物，把20～50万的荷属东印度民夫送到缅甸、马来亚各地前线为日军筑路做工。这些民夫大多暴尸异国，到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不过7万人。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日本强迫战俘及东南亚、中国等地劳工约40万人，修筑泰国-缅甸铁路。该铁路全长约400公里，所经泰缅边境的热带雨林区，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瘴疠流行，劳动条件极差。40万劳工和战俘在日军的刺刀和皮鞭下筑路，劳动强度大，供应却十分低劣，大部分被摧残致死。到铁路竣工时，4万多名各国战俘死亡1.2万人以上，劳工死亡约达25万人。其中，泰国就有15万劳工死于筑路工程中，马来亚有4万人死亡，缅甸的10万多名劳工也大多暴尸荒郊。平均每修筑1公里铁路，就有650人死亡，每10米就埋着6个半死尸。这条泰缅铁路也因之得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死亡之路”。
总之，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疯狂掠夺，给被占领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共荣圈”内，工人失业，经济衰败，疾瘟流行，民不聊生。“共荣圈”实际上是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共穷圈”和“共亡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