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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跛脚女人

沙托夫没有闹别扭,见到我的便条,就在中午去见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我们几乎同时到达;我也是去作初次拜访。他们,即莉莎、妈妈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都在大厅里,正在争吵。妈妈要莉莎在钢琴上为她弹奏某一首华尔兹舞曲,莉莎按她的要求演奏起来,她却硬说不是那一首。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缺心眼,他袒护莉莎,坚持说正是那一首;老太婆气得大哭。她有病,甚至步履艰难。她的脚肿了,几天来光知道耍性子,遇事吹毛求疵,尽管她向来有点儿怕莉莎。我们一到,他们都很高兴。莉莎快乐得脸色绯红,向我说了声谢谢,当然是因为沙托夫的缘故。她迎向沙托夫,好奇地打量着他。

沙托夫在门边傻站着。她向他道谢,感谢他来访,把他领到了妈妈面前。

“这是沙托夫先生,我对您说过他,这是格—夫先生,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好朋友。昨天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也同他认识了。”

“谁是教授?”

“没有教授啊,妈妈。”

“不,有的,你自己说过,有一个教授要来;大概就是他。”她嫌恶地指了指沙托夫。

“我从未对您说过,有教授要来。格—夫先生在供职,沙托夫先生是过去的大学生。”

“大学生,教授,一样是大学里的嘛。你就知道争辩。瑞士的那个教授是大胡子。”

“妈妈总是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称为教授。”莉莎说道,她把沙托夫领到大厅另一端的沙发旁。

“她脚肿的时候总是这样,您明白,她是病人。”她低声对沙托夫说道,仍然非常好奇地继续打量着他,特别是他那一绺竖立的头发。

“您是军人?”老太婆问我道,莉莎狠心地撇下了我们。

“不,夫人,我服务于……”

“格—夫先生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好朋友。”莉莎应声说道。

“您服务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不也是教授吗?”

“哎呀,妈妈,您大概夜里做梦也会梦见教授。”莉莎气愤地叫道。

“不做梦的时候也常见到。你总是要同母亲顶嘴。四年前,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来的时候,您在这里吗?”

我回答说在。

“那时有一个英国人和您在一起?”

“不,没有。”

莉莎笑了。

“哈,你看,根本不曾有过英国人,可见都是瞎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两个人都在撒谎。人人都在撒谎。”

“姑姑觉得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与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亨利亲王很像,昨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这样讲,妈妈这才说没有英国人。”莉莎向我们解释道。

“既然没有亨利,也就是没有英国人。只有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在胡闹。”

“我告诉您,妈妈是故意的,”莉莎觉得有必要向沙托夫解释一下,“她很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曾亲自给她朗读《奥赛罗》第一幕;可是她现在疾病缠身。妈妈,听见吗,敲十二点了,您该吃药了。”

“医生来了。”一名女仆出现在门口。

老太婆欠身召唤小狗:“泽米尔卡,泽米尔卡,哪怕你跟我去一趟也好啊。”

丑陋衰老的小狗却不听使唤,钻进了莉莎坐着的沙发下面。

“不去?我还不要你呢。再见,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大名和父称。”他对我说。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

“反正一样,我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别送我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我只叫了泽米尔卡。谢天谢地,我自己还能走路,明天还要去兜风呢。”

她气呼呼地走出了大厅。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您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谈谈吧,我肯定,你们增进了解以后,双方都会感到愉快。”莉莎说道,对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亲切地笑笑,他因这一瞥而神采飞扬。我无奈只得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聊天。

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同沙托夫商谈的果真是写作方面的问题,我感到惊讶。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她请他来是有别的事。我和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看到他们并不瞒着我们,而且谈话的声音很响亮,就倾听起来;后来我们还被请去一起商量。原来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早就有意出版一本在她看来颇有裨益的书,但她毫无经验,需要一位撰稿人。她开始向沙托夫说明自己的计划,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我大吃一惊。“想必是新派女子,”我想,“不愧曾游历瑞士。”沙托夫注意地听着,眼盯着地面。对于一位上流社会的悠闲小姐竟着手这样一件对她似乎并不适宜的工作,他倒毫不惊讶。

他所设想的是这样一种出版事业[70]。俄国出版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以及其他刊物,每天报道形形色色的事件。一年过去,报纸到处被堆到橱柜里,或者被扔掉、撕掉,被用来包装和遮盖东西。很多公布于众的事实发挥了影响并留在公众的记忆里,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被淡忘了。以后有很多人想要查阅,然而在浩如烟海的纸堆中翻找,往往还不知道事件发生的日期、地点甚至年份,这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如果把一年中的所有这些事实按照一定的计划和一定的意图集结成一本书,附以标题、索引并按月份和日期编排,那么这样集结成一个整体的资料就能够描绘出整整一年里俄罗斯生活的全貌,尽管所披露的事实只是全部事实中极小的部分。

“总之,用几本厚书代替数量庞大的报刊。”沙托夫指出。

但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热烈地维护自己的构思。尽管她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难以说清楚,却肯定书应当是一本,而且不必很厚。不过,厚一些也不妨,但要眉目清楚,因为关键在于提供事实的计划和性质。当然不必全都搜集、重印。政府的命令、举措,地方性的指示、法规,虽然都十分重要,但拟议中的出版物可以一概不予收录。很多东西都可以舍弃,仅限于选择那些或多或少反映当前人民的个人道德风貌和俄罗斯人民的个性的事件。当然,一切都可以收入:逸闻趣事,火灾,捐献,善举和恶行,各种言论,甚至河水泛滥的消息,甚至政府的某些命令,但要在其中仅仅选择足以反映时代的东西;收入的材料都要包含一定的观点、启示、意图以及能够阐明整体和全局的思想。最后,这本书应当饶有趣味,甚至可供消遣性阅读,更不必说应当为查考所必需了!可以说,这将是一幅反映一年里俄罗斯的精神、道德面貌和内心生活的图画。“要让大家都来买,要让它成为案头必备的读物,”莉莎强调道,“我明白,一切取决于计划,所以我才求助于您。”她结束道。她情绪激昂,虽然她的解释不明晰、不充分,沙托夫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就是说,它是有倾向性的读物,按一定的倾向性挑选材料。”他喃喃说道,仍然没有抬起头来。

“决不,不要根据倾向性挑选,不需要任何倾向性,完全不偏不倚——这就是倾向性。”

“倾向性并不是什么坏事,”沙托夫微微动了一下,“只要有所选择,就无法避免倾向性。对事实的选择本身就指明了应当怎样理解它。您的主意不错。”

“那么可以编出这样的一本书吗?”莉莎非常高兴。

“要看一看,斟酌斟酌。工作量很大。一下子想不出什么。需要经验。即使到了出版的时候,还未必就能学会怎样出版它。或许要经过很多尝试;可是主意有了。是一个好主意。”

他终于抬起头来,简直高兴得目光闪闪,他是那样感兴趣。

“这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他亲切地,还略显羞涩地问莉莎。

“想出来不难,计划才难呢,”莉莎笑道,“我懂得少,又不很聪明,我只追求自己看准了的东西……”

“您追求?”

“也许用词不当?”莉莎急忙问道。

“用这个词也行;我随便问问罢了。”

“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能在某个方面成为有用的人。我自己有钱,白白地放着,为什么我不能也为公益事业做点工作呢?而且这个主意好像自然而然地突然出现了;我丝毫不曾有意去想它,对它的出现喜出望外;不过马上就发现,没有一位撰稿人是不行的,因为我自己无能为力。自然,撰稿人也是我的合作出版者。我俩合伙:您的计划和工作,我的创意和出版费用。书的成本能收回来吗?”

“如果我们能细心制订一个合适的计划,书会有销路的。”

“我要预先向您说明,我不在乎利润,但我很希望书能畅销,而且会为赚得利润而骄傲。”

“可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不是请您当撰稿人吗……合伙干。您要制订一个计划。”

“您怎么知道我能制订计划?”

“有人对我谈起过您,我在这里也听说了……我知道您聪明过人……您致力于事业而且勤于思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曾在瑞士对我谈到过,”她急忙补充道,“他是很聪明的人,不是吗?”

沙托夫倏地瞥了她一眼,不过马上又垂下了目光。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也对我谈起过您,谈了很多……”

沙托夫突然脸红了起来。

“不过,先把报纸拿去吧,”她赶忙从椅子上拿起一捆准备好的报纸,“我试着标出可供选择的事实,作了分类,还编了号……您看吧。”

沙托夫接过了报纸。

“拿回家去看吧,您住在哪里?”

“博戈亚夫连街菲利波夫公寓。”

“我知道。听说,有一个大尉好像也住在那儿,是列比亚德金先生吧?”莉莎依旧匆忙地说道。

沙托夫拿着报纸准备走了,却当即愣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坐了片刻,注视着地面。

“这些事您找别人去问吧,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终于说道,非常奇怪地压低了声音,几近耳语。

莉莎发怒了。

“您说的是什么事呀?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她叫道,“请您把不久前的那封信拿来。”

我也跟着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走到了桌旁。

“您瞧瞧,”她突然向我说道,非常激动地展开信纸。“您见过这种事吗?读一读吧;我要沙托夫先生也听听。”

我颇为诧异地读了如下的信件:

致白璧无瑕的少女图申娜

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小姐:

啊,她是多么可爱,

莉莎维塔·图申娜,

当她高踞鞍鞯与亲戚纵马驰骋,

一缕鬈发随风飘洒;

当她与母亲在教堂俯伏叩首,

肃穆的双颊泛起红晕!

于是我希冀着合法的鱼水之欢,

洒泪目送她偕母而去的背影。

不才为竞聘而作

小姐:

我深感遗憾,不曾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去一臂以博得荣耀,因为无缘亲蹈战地,在整个战役中我服务于发放粗劣的军粮,自觉汗颜。您是古代的女神,而我一介微末,深知有天壤之别。姑且将此信看作诗吧,只是诗而已,因为诗毕竟是扯淡,可以抒发在散文中被视为唐突的情怀。在显微镜下,一滴水里有无数纤毛虫,若其中之一在水滴里给太阳写诗,太阳会对纤毛虫发怒吗?即使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那个爱护大牲畜的协会[71],它有理由怜惜狗和马,却无视朝生暮死的纤毛虫,对它不屑一顾,因为它长不大。我也长不大。娶亲的念头未免可笑;然而不久我将拥有两百名死去的农奴,这是受赐予一个憎恨人类的人;请您鄙视那个人吧。我有很多话可说,不惜因文件而流放西伯利亚。不要漠视我的求婚。把纤毛虫的信看作诗吧。

列比亚德金大尉,

恭顺的朋友和有闲者

“这是醉鬼、坏蛋写的!”我愤怒地叫道,“我认识他!”

“这封信我是昨天收到的,”莉莎脸色绯红,匆忙向我们解释道,“我自己当即明白了,是一个蠢人写的,到现在还没有给妈妈看,以免使她的心情更坏。但如果他还不罢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想去制止他。既然我把您视为合作者,”她对沙托夫说道,“而且您又住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详细地问问您,看他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一个醉鬼、坏蛋。”他仿佛不大乐意地嘟哝道。

“怎么,他总是这么蠢吗?”

“咳,他一点也不蠢,只要不喝醉了。”

“我认识一位将军,他也写过这样的诗,一模一样。”我笑着说道。

“即使根据这封信来看,他也是有心计的。”沉默寡言的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出人意料地插嘴道。

“听说他有个妹妹?”莉莎问道。

“是的,有一个。”

“听说他虐待妹妹,这是真的吗?”

沙托夫又看了莉莎一眼,皱起眉头,嘟哝了一句:“与我何干!”就向门口走了过去。

“嗳,等一等,”莉莎惊慌地叫道,“您去哪儿?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商谈呢……”

“有什么可说的?明天听我的信……”

“这可是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印刷厂!请相信我,我不是说着玩的,是真想办事,”她越来越急切地试图说服他,“如果我们决定出版,那么在哪里印刷呢?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会为此而专程去莫斯科,而在本地的印刷厂这样的出版物无法付印。我早已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印刷厂,哪怕是用您的名义,我知道妈妈也会答应的,只要用的是您的名义……”

“您怎么知道我能主持印刷厂呢?”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瑞士时就向我推荐过您,认为您能管理印刷厂,而且熟悉业务。甚至想亲自写一张便笺给您,可是我却忘了。”

据我现在回忆,沙托夫当时就脸上变色。他还站了几秒钟,突然离开了房间。

莉莎气坏了。

“他经常这样不辞而别吗?”她转身问我。

我正想耸耸肩膀,沙托夫却突然回来了,直接走到桌边,放下了他拿着的报纸:

“我不能当撰稿人,没有时间……”

“怎么啦?怎么啦?您好像生气了?”莉莎以痛心的、哀求的口吻问道。

她的声音似乎使他一震;他对她凝视了片刻,仿佛想看到她的内心。

“反正一样,”他喃喃低语道,“我不愿……”

他真的走了。莉莎大吃一惊,她的惊讶甚至显得有点过分;我这样觉得。

“好奇怪的人!”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大声说道。

当然“奇怪”,可是其中有许多费解之处耐人寻味。我对出版书根本就不信;还有这封愚蠢的信,其中明白无误地提议要就“文件”去告密,对此他们全都讳莫如深,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这印刷厂,而沙托夫一听说印刷厂就遽然离去。这一切使我想到,这里在我来以前就有什么事发生过,而我毫无所知;因而我是多余的,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况且也该走了,初访不宜太久。我走到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面前,向她告辞。

她似乎已经忘记房间里有我这个人了,仍然在桌旁的原地站着,沉思默想,歪着脑袋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毯上的某一点。

“啊,是您,再见,”她以惯常的亲切语调轻轻说道,“代我问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他快些到我这儿来一趟。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要走了。对不起,妈妈不能出来送您了……”

我出来了,甚至已经走完了楼梯,一名仆人突然在台阶上赶了上来:

“女主人请您务必回去……”

“是女主人还是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

“是小姐,先生。”

我见到莉莎已经不是在我们原先待着的大厅里,而是在紧邻的客厅。大厅里现在只有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一个人,门紧闭着。

莉莎对我微微一笑,但脸色苍白,她站在房间当中,显得犹豫不决,内心正在斗争;但突然握住我的手,默默地把我迅速拉到窗前。

“我想立刻见到她,”她低声说道,注视着我,目光炽烈、坚毅、迫切而丝毫不容异议。“我应当亲眼见到她,请求您帮助我。”

她神情激昂而且——绝望。

“您想见谁,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我吃惊地问道。

“那个列比亚德金娜,那个跛子……她真的是跛子吗?”

我大吃一惊。

“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听说她是跛子,昨天还听人说起。”我殷勤地说道,也放低了声音。

“我一定要见到她。您能不能在今天就作好安排?”

我非常可怜她。

“这不可能,而且我一点也不明白怎样才能办到,”我开始劝她道,“我去找沙托夫……”

“如果您不能在明天作好安排,我就自己去见她,单独去,因为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拒绝去。我只能寄希望于您了,再也无人可托;我那样同沙托夫谈话很蠢……我相信,您为人十分正直,而且也许是一位忠实于我的人,请务必安排一下。”

我但愿为她赴汤蹈火。

“这么办,”我略一思索,说道,“我亲自去并且今天一定、一定要见到她!我会设法见到她的,我向您保证;不过,请允许我向沙托夫交底。”

“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而且我不能再等了,但是我刚才并没有欺骗他。他走也许是由于为人很正派,觉得我似乎在欺骗他就不高兴了。我没有骗他;我确实要出版书,要创办印刷厂……”

“他为人正派,正派,”我热情地赞同道。

“不过,如果明天不能办妥,我就自己去,不论有什么后果,哪怕闹得人人皆知。”

“我明天到您这儿不可能早于三点。”我冷静了一点,说道。

“那么就在三点吧。看来昨天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里我没有看错,您是有几分忠实于我的吧?”她莞尔一笑,匆匆与我握手道别,然后赶着去见被撇下的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

我走了出来,因为自己的诺言而心情压抑,甚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目睹一位女性陷于深深的绝望,不惜冒着名誉受损的危险几乎是对一个陌生人托以心腹。她在身处困境的此刻的温柔微笑,她暗示昨天已察觉我对她的感情,使我心痛如绞;但我同情她,同情她,——如此而已!我突然把她的秘密视为神圣,现在即使有人要把这些秘密告诉我,我似乎也会捂住耳朵,不愿听下去。我只是有某种预感……可是我全然不明白,我怎样才能作出某种适当的安排。不仅如此,我直到此刻仍然不知道,究竟要安排什么。见面,不错,可是怎样见面呢?怎样才能使她们走到一起呢?只有指望沙托夫了,不过我预先就能知道,他是不会给予任何协助的。不过我还是赶忙去见他。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我才见到他在家。我感到奇怪,他家里居然有客,阿列克谢·尼雷奇,还有一位我不大熟识的先生,姓希加廖夫——维尔金斯基的内弟。

这位希加廖夫旅居本市大概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只听说他在彼得堡的一本进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维尔金斯基是偶然地在大街上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生平不曾见过那样忧郁、愁闷、阴沉的脸色。他的神气仿佛在等着世界的毁灭,不是如预言所说世界将在何时毁灭,因为预言也可能不应验,而是十分肯定,比方就在后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整。不过我们当时几乎一句话也不曾交谈,只是默默地握握手,好像两个阴谋家似的。使我最为惊讶的是他那双大得异乎寻常的耳朵,那是一对又长又宽又厚的招风耳。他的举止笨拙、缓慢。如果说利普京幻想法郎吉终究会在本省实现,那么这一位则确知必将于某日某时实现。他给我留下的是不祥的印象;此刻在沙托夫家遇到他,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因为沙托夫从来不是好客的人。

还在楼梯上时我就听到,他们在大声谈话,三个人都抢着讲,好像是在争论;可是我一到,大家都不说了。他们是站着争论的,此刻都突然坐了下去,于是我也只得坐下。足有三分钟没有打破尴尬的沉默。希加廖夫虽然认出了我,却假装不认识,大概不是出于敌意,而是下意识的。我同阿列克谢·尼雷奇微微躬身致意,但没有讲话,不知怎么也没有握手。最后,希加廖夫开始严厉、阴沉地瞪着我,极其天真地以为,我会突然站起来就走。沙托夫终于从椅子上欠起身来,于是大家都马上站了起来。他们出去了,彼此也没有道别,只有希加廖夫到门口时才对送行的沙托夫说道:

“记住,您有责任提出报告。”

“去您的报告,我对哪个鬼东西也没有责任。”沙托夫把他送走,挂上了门钩。

“一批小人!”他看了我一眼说道,仿佛奚落地一笑。

他面有怒容,我奇怪的是他竟先谈起话来。以前我来找他(不过我难得来),他往往愁眉苦脸地坐在屋角,气呼呼地答上几句,要过很久才会完全活跃起来,谈笑自若。可是每到分别的时候,他一定又皱起眉头让您走,就像驱逐一个冤家似的。

“昨天我曾在这位阿列克谢·尼雷奇家里喝茶,”我说,“他似乎很迷恋无神论。”

“俄国的无神论从来没有超过说说俏皮话的水平。”沙托夫嘟哝道;他插上一支新的蜡烛换下将要点完的蜡烛头。

“不,我觉得他不是说俏皮话的人;他连平平常常地讲话都不会,哪里会讲俏皮话。”

“都是纸人儿;完全是由于思想上的奴性。”沙托夫平静地说道,他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双手撑着膝盖。

“这里也有仇恨在起作用,”他沉默片刻后说道,“如果俄国一旦改革成功,即使也符合他们的主张,俄国一旦成为非常富裕而幸福的国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首先感到极其不幸。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可以仇恨的人了,没有可以唾弃的人了,没有可以讥笑的对象了!他们有的只是对俄国的兽性的深仇大恨,那是渗入血肉之中的仇恨……在有形的笑后面并没有不为世人所见的眼泪!说起俄国,所谓无形的眼泪,是历来最大的谎言!”他几乎是狂怒地叫道。

“天知道您在说些什么!”我笑了起来。

“而您是‘温和的自由派’,”沙托夫也微微一笑,“您知道,”他突然接着话茬说道,“我也许说了傻话,说什么‘思想上的奴性’;大概您马上就会对我说:‘你才是出身奴仆,我可不是奴仆。’”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您真是!”

“您不用道歉,我不在乎您怎么想。那时我不过出身奴仆,现在却自己也成了奴仆,和您是一样的。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就是一名奴仆,他只想着给谁去擦皮鞋。”

“什么皮鞋?讽喻什么呀?”

“哪有什么讽喻!我看到您在笑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得对,他说我躺在石头下面,被压惨了,但没有死,只有抽搐的分儿;他的这个比喻很好。”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您非常推崇德国人,”我笑道,“我们毕竟从德国人那里捞到了一点儿好处嘛。”

“我们得到的是二十戈比,付出的是一百卢布。”

我们沉默了片刻。

“这是他在美国睡出来的。”

“谁?什么是睡出来的?”

“我在说基里洛夫呢。我和他在美国有四个月躺在木屋的地板上。”

“难道你们到过美国?”我惊讶地问,“您从来没有说过。”

“何必说呢,前年我们三个人花了仅有的一点钱搭乘移民船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以便体验美国工人的生活,从而通过亲身经历了解一个人置身于最艰苦的社会环境中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到美国去的目的。”

“天哪!”我笑了起来,“你们还不如在农忙季节到本省的农村去‘亲身体验’一番呢,却往美国跑!”

“我们在那里受雇于一个剥削者打工;他一共雇了我们六个俄国人,其中有大学生,甚至有离开自己庄园的地主,甚至还有军官,大家都抱着那个庄严的目的。于是我们干活,流汗,受苦,受累,最后我和基里洛夫走了,因为病了,坚持不下去了。老板在结账时还克扣我们,讲好是三十美元,他只给我八美元,给他十五美元;我们在那里还不止一次挨打。从此我和基里洛夫失业了,在一个小镇上并排着睡了四个月地板;各想各的心事。”

“老板真打你们吗,这是在美国?你们该骂他了吧?”

“才不呢。相反,我和基里洛夫断定,‘我们俄国人在美国人面前是黄口小儿,必须生于美国或者至少与美国人共同生活多年,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呢:人家拿着分文不值的东西要价一美元,我们非但毫无怨言,还兴高采烈地照付。我们赞美一切:招魂术,私刑,左轮手枪,流浪汉。有一次我们乘车,一个人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把我的发刷拿去梳起头来;我和基里洛夫只是彼此看了一眼,就认定这样做很好,我们很欣赏……”

“奇怪的是,这不仅为我们的人在思想上所接受,而且还化为行动。”我指出道。

“都是一些纸人儿。”沙托夫又说了一遍。

“不过,乘移民船飘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即使有‘亲身体察’之类的目的,似乎确实需要一点儿坚强的气魄……您是怎样摆脱困境离开那里的呢?”

“我写了一封信到欧洲给一个人,他给我汇来了一百卢布。”

沙托夫在讲话的时候,始终照着老习惯,固执地看着地面,即使激动时也是这样。这时却蓦地抬起头来:

“想知道此人的姓名吗?”

“是谁呀?”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他突然站起来,走到他的椴木写字台边,在上面摸索着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个语焉不详然而可靠的传闻,即他的妻子在巴黎曾一度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姘居,那正好是在两年前,也就是沙托夫在美国的时候,——诚然,那已是他在日内瓦被妻子抛弃以后很久了。“既是这样,他此刻何必要提起姓名,还要加以渲染呢?”我不禁想道。

“我到现在还没有还他。”他突然又对我说道。他凝神看了看我,在屋角原地坐了下来,以完全不同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问道:

“您来,当然是有事;什么事啊?”

我立刻原原本本地全盘托出,又说,虽然我此刻在不久前的冲动之后已经冷静下来,却更加懵懂了:我明白,对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来说,此事至关重要,我但愿能帮助她,然而糟糕的是,我不但不知道如何履行自己给她许下的诺言,我现在甚至不清楚,我究竟向她许诺了什么。然后我郑重其事地重申,她不愿也不曾想到要骗他,这里发生了一点儿误会,刚才他那样异乎寻常地说走就走,使她非常伤心。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

“也许是习惯使然,我刚才确实举止荒唐……唔,如果她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那样离开,那……对她倒是好事。”

他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点,听听楼梯上的动静。

“您想亲自见见这个女人吗?”

“求之不得,怎样才能见到她呢?”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就这么去呗,趁她现在一个人在家。他回来,如果发现我们去过,就会把她痛打一顿。我经常偷偷地去。刚才他又要动手打她的时候,我揍了他。”

“是吗?”

“正是;我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开了;他想打我,可是我把他吓唬住了,事情就此了结。我担心,他喝醉了回来,要是回想起来,她就会挨一顿揍。”

我们立刻下楼去了。

列比亚德金家的门只是虚掩着,未锁,我们推门进去了。他们的住处一共是两个肮脏的小间,墙壁熏得黢黑,龌龊的壁纸简直是一片片挂在那里。这里曾开过一家小酒店,经营了好几年,后来房东菲利波夫把它迁进了新屋。曾被酒店占用的其他房间目前都锁着,只有这两间归列比亚德金使用。家具是几条普通的长凳和几张木板桌,此外就是一把少了一个扶手的旧圈椅。另一间的角落里有一张床,铺着印花布被子,是列比亚德金娜小姐的,大尉本人过夜,总是往地板上一倒,常常是和衣而卧。遍地垃圾、污水,一片狼藉;一块又大又厚的湿透了的抹布放在外间的地板中央,就在那里的一汪污水里扔着一只破旧的皮鞋。显然,倒了油瓶无人扶;不生炉子,不做饭;连茶炊也没有,正像沙托夫讲过的那样。大尉和妹妹刚来时一贫如洗,正如利普京所说,起初确曾沿门乞讨;可是得了一笔飞来横财之后,他立即酗起酒来,以至酒醉糊涂,浑浑噩噩,也就顾不上家务了。

我亟欲一见的列比亚德金娜小姐在另一房间的角落里,她坐在长凳上,面前是一张厨房用的木板桌。我们把门推开时,她没有招呼我们,甚至没有离座,沙托夫说过,他家是门也不锁的,有一次通穿堂的门就那么通宵敞着。铁烛台上有一支细细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我看见一位也许有三十岁上下的妇女,瘦削而有病容,穿着深色的印花布旧连衣裙,长长的脖子裸露着,稀疏的黑发在脑后挽起一个发髻,只有两岁婴儿的小拳头那么大。她很高兴地看了看我们;桌上除了烛台,她面前还放着一面乡村常见的小镜子,一副旧扑克牌,一本翻破了的歌本和一只德式小白面包,面包已经咬过了一两口。看得出来,列比亚德金娜小姐涂脂抹粉,还擦了口红。眉也描过,其实她的眉毛本来就是长长的,细细的,黑黑的。她的狭长的脑门上,尽管抹了粉,三条长长的皱纹还是清晰可见。我已经知道她是跛子,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当着我们的面站起来,也没有走动。也许,在少女时代,这憔悴的面庞也曾秀色可餐;她那文静、温柔的灰眼睛现在依然动人;安静的,几乎是快乐的目光中闪动着某种梦幻和纯真。在我听说哥萨克马鞭和她哥哥的暴虐行径之后,她的微笑所流露的沉静、安详的愉悦使我大为惊讶。看到她那样身罹残疾的人,通常会有沉痛甚至恐惧的嫌弃之感,奇怪的是,对她我却一见之下就感到心情愉快,后来不禁满怀怜悯,然而决非嫌弃。

“她就这么坐着,真正是整天整天地孑然一身,也不走动,只是用扑克牌算命或照镜子,”沙托夫在门口指指她对我说道,“他连食物也不给她。住在厢房里的老太婆有时好心地带来一点吃的;怎能丢下她一个人与蜡烛作伴呢!”

我感到奇怪的是,沙托夫的话声很响亮,就好像屋里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你好,沙图什卡!”列比亚德金娜小姐表示欢迎。

“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我给你带了一位客人来。”沙托夫说。

“唔,感谢贵客光临。我不知道你带了谁来,我好像不记得他了。”她从蜡烛后面注意地看了看我,又立即对沙托夫说道(此后在谈话过程中她始终不曾理会我,仿佛身边没有我这个人)。

“一个人在楼顶上的小房间里踱来踱去,觉得寂寞了,是吧?”她笑了起来,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是觉得寂寞,同时也想看看你。”

沙托夫把长椅往桌边移了移,坐了下来,让我也在他身边坐下。

“我总是很乐意谈谈,不过我总觉得你挺可笑,沙图什卡,你像个修士。你是什么时候梳的头?让我再给你梳梳吧,”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小梳子,“恐怕从我上次梳过以后,你就没有再梳了吧?”

“我连梳子也没有。”沙托夫笑了。

“真的?那我把自己的送给你,不是这一把,是另一把,不过别忘了提醒我。”

她一本正经地给他梳起头来,还在一侧留了一条发缝,她略微仰着身子,看看梳得好不好,然后又把梳子放进了口袋。

“你可知道,沙图什卡,”她摇摇头,“你这个人看来通情达理,可是你却觉得寂寞。我看着你们这些人很奇怪;我不懂怎么会寂寞。烦恼不是寂寞。我很快乐。”

“与哥哥在一起也快乐?”

“你是说列比亚德金吧?他是我的奴仆。他在不在这里,我毫不在意。我一招呼:‘列比亚德金,送水来,列比亚德金,把皮鞋拿过来,’他就赶紧照办;有时看着他觉得滑稽,真是罪过。”

“是这样,一点不错,”沙托夫又毫无顾忌地对我高声说道,“她支使他就像支使仆人一样;我亲耳所闻,她叫道:‘列比亚德金,端水来,’同时还哈哈大笑;只有一点不同,他不是赶紧去取水,而是因此揍她;但是她一点也不怕。她神经有病,几乎每天发作,这使她失去记忆,以致每次发作以后她就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总是把时间搞错。您当然以为,她记得我们是怎样进来的;也许记得,可是她肯定已经把实际情况任意地篡改得面目全非,而且现在把我们当作别人,尽管她记得我是沙图什卡。我大声说话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不是同她说话,她马上就不再去听,马上就急不可待地默默幻想起来;真正是急不可待。她是非常耽于幻想的人;一坐就是八小时,一整天。瞧,这里放着面包,她也许从早晨起只咬过一口,明天才能吃完。现在她开始用扑克牌算命了……”

“算倒是在算,沙图什卡,可是有点儿不对头啊。”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蓦地接过了话茬,她听见了最后的那个词儿,同时她看也不看,伸左手去取面包(大概也是听我们讲到面包吧)。她终于拿起了面包,可是,拿了一会儿,又被重新开始的谈话所吸引,于是不知不觉地再把面包放回桌上,一口未吃。

“结果总是一样:道路,一个恶人,某人的阴谋诡计,坟墓,寄自某地的信,意外的消息,这一切我想都是扯淡,你看呢,沙图什卡?既然人撒谎,为什么扑克牌就不能撒谎呢?”突然她把牌和在一起,“这话我对普拉斯科维娅嬷嬷说过一次,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子,常背着女修道院长嬷嬷到我的小房间来找我用扑克牌算命。来的也不止她一个。她们叹气,摇头,嘁嘁喳喳地议论,我就笑着说:‘您哪里还能收到信呢,普拉斯科维娅嬷嬷?已经有十二年不曾来过信了嘛。’她的女儿跟丈夫到土耳其去了,十二年杳无音信。就在第二天傍晚我在女修道院长嬷嬷那里坐着喝茶。在座的还有一位也是短期逗留的太太,一个大大的幻想家;有一位来自圣山的修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可笑的人。你猜怎么着,沙图什卡,就是这个修士在那天早晨给普拉斯科维娅嬷嬷捎来了女儿从土耳其写来的信,嘿,这就是红方块杰克——意外的消息!我们喝着茶,而圣山的修士对院长嬷嬷说道:‘尊敬的院长嬷嬷,上帝赐福于您的修道院,首先是因为您在修道院里保存着那么珍贵的宝贝。’‘什么宝贝啊?’院长嬷嬷问道,‘就是圣女莉莎维塔嬷嬷嘛。’这位圣女莉莎维塔待在院子里一间嵌在墙壁中的斗室之内,它宽一俄丈高二俄尺,她在那里的铁栅栏后面坐了十七年,不分冬夏穿一件粗麻布衬衫,总是随便拿一根稻草或细细的树枝戳着自己的衬衫,戳着粗麻布,十七年来不言不语,也不梳洗。冬天塞给她一件小皮袄,每天一块面包皮和一杯水。朝圣的人们看着,长吁短叹,还施舍钱财。‘这也算宝贝,’院长嬷嬷答道(她大为生气;她很不喜欢莉莎维塔),‘莉莎维塔只是由于怨恨才坐在那里,只是由于固执,而且完全是装模作样。’这话我听了不乐意;那时我自己就想隐居修道。‘在我看来,’我说,‘上帝和大自然是一回事。’他们异口同声:‘瞧你说的!’院长笑了,和那位太太说了几句悄悄话,就把我叫到身边,对我温存亲切,太太还送了我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要不要拿给你看看?修士当即开始对我布道,他讲得那么亲切、温和,大概还讲得极有灵性;我坐着听。‘你懂了吗?’他问,‘不,’我说,‘什么也没有懂,让我安静安静吧。’从那时起,沙图什卡,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了。就是那一次,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一位住在我们那里忏悔、祈求神启的老年修女小声对我说道:‘圣母是什么,你怎么看?’‘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答道,‘是人类的希望。’‘是啊,’她说,‘圣母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湿润的大地,人的伟大欢乐就在于此。一切尘世的烦恼,一切人间的泪水,对我们来说就是欢乐;一旦你的眼泪把脚下的土地浸湿有半俄尺深,那么你立即就会对一切都感到喜悦。于是你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任何痛苦,这就是,’她说,‘神启。’这句话当时就印在我的心里了。从那时起,我每一次叩头祈祷都亲吻大地,又吻又哭。我就告诉你吧,沙图什卡,这时的泪丝毫不意味着不愉快,即使你没有任何痛苦,你还是仅仅因为快乐而泪流不止。眼泪会自己流下来,真的。有时我来到湖边岸上:一边是我们的修道院,另一边是我们那座尖尖的山岭,大家就叫它尖山。我走上山峰,面朝东方,我俯伏在地,哭呀哭,我不记得哭了多久,那时我什么也不记得,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站起来,转身向后,太阳下山了,它是那么硕大,那么富丽堂皇,赏心悦目,你爱看太阳吗,沙图什卡?你会觉得多么好啊,可是又满怀忧伤。我又转身朝着东方,而我们那座山峰的影子啊,在湖面上远远地奔去,恰似一支窄窄的,长长、长长的箭,比一俄里还长,一直到达湖心的小岛,恰好把那座岩石小岛从中分而为二,一俟分而为二,太阳也就完全落下去了,于是天地黯然。这时我也心情郁郁,这时记忆也倏地恢复了,我怕黑暗啊,沙图什卡。于是我越来越经常地哭起我的娇儿……”

“你有过孩子?”一直在仔细倾听的沙托夫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当然,小小的婴儿,淡淡的粉红色,长着小不点儿的指甲,不过我发愁的是,我不记得是男孩还是女孩了。有时觉得是男孩,有时又仿佛是女孩。当初生下他的时候,我直接用细麻纱布和花边把他裹了起来,用淡红的丝带系了起来,撒上了鲜花,打扮停当了,为他做了祈祷,抱起这个未受洗礼的孩子就走了,我抱着他穿过树林,可是我怕树林,觉得好恐怖,最让我伤心哭泣的是,我生下了他,却不知道丈夫是谁啊。”

“也许,你有过丈夫吧?”沙托夫小心地问道。

“你这么说,沙图什卡,真让我好笑。也许丈夫倒是有过,可是有过又怎样呢,既然和没有一个样?瞧,这个谜不难猜,你就猜猜吧!”她含笑说道。

“孩子呢,你把他送到哪里去了?”

“送到池塘里啦。”她叹息道。

沙托夫又用胳膊肘碰碰我。

“你从来就不曾有过孩子,讲的都是梦话吧,啊?”

“你给我出了个难题了,沙图什卡,”她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对这个问题毫无惊讶的表示。“对这一点我无话可说啊,也许真的不曾有过吧;我看,只有你才这样好奇;要知道,我反正要为他哭泣,我总不是在梦里见到他的吧?”她的眼里大滴的泪珠闪着泪光,“沙图什卡,沙图什卡,你的老婆真的跑了吗?”她突然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上,满怀忧伤地看看他。“你别生气,我自己也很难受啊。你可知道,沙图什卡,我做了一个梦,他又来了,引诱我,叫我:‘猫咪,’他说,‘我的猫咪,到我身边来吧!’猫咪这个称呼让我乐不可支:他爱我呢,我想。”

“也许他真的会来呢。”沙托夫喃喃低语道。

“不,沙托夫,这只是梦啊……他不会来的。你知道有一首歌曲:

我不要高高的绣阁,

就在这斗室独居,

我要祈求灵魂得救,

要为你而祈求上帝的保佑。

啊,沙图什卡,我亲爱的沙图什卡,为什么你从来不向我提什么问题呢?”

“你不肯说嘛,所以我也就不问了。”

“不说,不说,杀我的头也不说,”她应声说道,“用火烧我也不说。不论受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也绝口不提,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你瞧瞧,可见人各有志。”沙托夫的话声更轻了,头也越发低了下去。

“你求我,也许我就说了,也许,我就说了!”她兴高采烈地反复说道,“为什么你不求我呢?求我吧,好好地求我,也许我就会对你说;要哀求我,沙图什卡,直到我自己愿意告诉你……沙图什卡,沙图什卡!”

但沙图什卡一言不发;大家沉默了有一分钟。眼泪沿着她敷粉的双颊缓缓地流下来;她坐着,已经忘记她的双手还搭在沙托夫的肩上,不过已经移开了视线。

“唉,我何必过问你的闲事,况且也不该过问,”沙托夫突然从长椅上站起身来,“您欠一欠身吧!”他生气地把我还坐着的长椅一抽,然后端起它放回了原处。

“他要来了,不能让他看出有人来过;我们该走了。”

“咳,你又在说我的仆人!”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忽然笑了,“你害怕!好吧,再见,好心的客人;你再等一会儿,听我说。不久前那个尼雷奇和房东菲利波夫到这里来过,房东是个大红胡子,那时我哥正向我猛扑过来。房东一把抓住他,猛地一拽,我哥嚷道:‘不怪我,我这是代人受过啊!’你信吗,我们简直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咳,季莫费耶夫娜,那不是红胡子,是我啊,是我抓住他的头发把他从你身边拖开了;房东是前天来找你吵架的,你弄错了。”

“慢,我还真是弄错了呢,也许真是你。咳,何必纠缠这些小事;对他来说,谁拖他还不是一样。”她笑了起来。

“走吧,”沙托夫突然拉拉我,“大门响了;被他撞见,她就要挨打。”

我们还没有踏上楼梯,大门口就响起了醉鬼的叫嚷,骂声不绝。沙托夫让我进了门,连忙关门上锁。

“您只得待一会儿了,要是您不想出事的话。听,他在嚎叫,像小猪仔一样,大概又在门槛上绊了一跤;每一次都摔得趴下。”

不过,还是免不了要出事。

沙托夫站在锁着的门边,倾听楼梯上的动静;突然他向后一闪。

“往这儿来了,我就知道嘛!”他愤激地低声道,“这一来恐怕要纠缠到半夜。”

只听有人用拳头在门上重重地擂了几下。

“沙托夫,沙托夫,开门!”大尉吼叫道,“沙托夫,朋友!……

我来向你致意,

来告诉你,太阳已经升起,

它那炽热的光芒

在……树梢上……抖颤。

来告诉你,我醒了,真棒,

完全醒了,原来在……树枝下面……

倒像在挨着树条的抽打,哈哈!

每只鸟儿……都想解渴。

来告诉你,我将痛快地喝,

喝……我不知喝的将是什么。

罢了,让这种愚蠢的好奇心见鬼去吧!沙托夫,你明白吗,活在世上有多么美好!”

“别理他。”沙托夫又低声说道。

“开门哪!你明白吗,比起人类的……争斗,有更崇高的东西;有高尚人士的吉日良辰……沙托夫,我是好心人;我饶恕你……沙托夫,让传单见鬼去吧,啊?”

一片沉默。

“你明白吗,蠢驴,我恋爱了,我买了一件燕尾服,你瞧情人燕尾服,十五卢布;大尉的爱情要遵守上流社会的礼仪嘛……开门!”他突然粗野地吼叫起来,又用两只拳头在门上狂擂。

“滚!”沙托夫突然也吼了起来。

“奴——才!你是农奴,你妹妹也是奴才命,婢女……一个女贼!”

“你把亲妹妹也卖了。”

“你胡说!我受了冤枉,其实我只要一解释就能……你知道她是谁吗?”

“是谁?”沙托夫突然好奇地走到门边。

“你能明白吗?”

“我会明白的,告诉我,是谁?”

“我是敢说的!我从来就敢当众把一切都说出来!……”

“哼,你未必敢。”沙托夫逗他,又向我点头示意,要我听着。

“我不敢?”

“我看你不敢。”

“我不敢?”

“那就说呀,要是你不怕老爷用树条子抽你的话……你是胆小鬼,还是个大尉呢!”

“我……我……她……她是……”大尉讷讷难言,声音激动得发颤。

“喂?”沙托夫把耳朵凑了过去。

沉寂了至少有半分钟。

“坏东西!”门外终于叫了一声,大尉迅速地往楼下溜走了,像茶炊一样喘着粗气,一路上发出跌跌撞撞的响动。

“不,他很狡猾,醉了也不露口风,”沙托夫从门边走开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沙托夫摇了摇手,开了门,又去倾听楼梯上的动静;听了好久,甚至悄悄地往下走了几级。最后他回来了。

“什么也听不见,没有打人;看来他倒头就睡了。您该走啦。”

“听着,沙托夫,现在我目睹这一切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唉,悉听尊便!”他倦怠而厌烦地回答道,随即在写字台边坐了下去。

我走了。在我的脑海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越发坚定起来。想起明天我就忧心忡忡……

这个“明天”就是将无可挽回地决定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命运的那个星期天,它是我的纪事中意义极为重大的日子之一。这是波诡云谲的一天,是旧事了结又生新隙,断然申说却更增纷扰的一天。读者已经知道,上午我必须陪我的朋友去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这是她本人指派的,而午后三点我应当赶到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那里,向她说明情况并给予协助,可是我甚至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不过实际结果竟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总之,这是种种巧合令人骇然的一天。

开始是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按照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指定,于十二点准时造访未遇,她去做弥撒还没有回来。我可怜的朋友在当时的心情之下,不如说由于他那么心烦意乱,这个情况竟使他顿时惊恐万状;几乎是虚弱无力地瘫倒在客厅里的圈椅上。我递了一杯水给他;他虽然面色苍白,手在颤抖,却不失尊严地谢绝了。顺便说说,这一天他的衣着特别讲究:几乎可以在舞会上炫耀的绣花麻纱衬衣,洁白的领带,拿在手上的簇新的礼帽,色泽鲜艳的嫩黄色手套,甚至还稍许洒了些香水。我们刚刚坐下,侍仆就领着沙托夫进来了,显然,他也接到了正式邀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迎着他欠身伸手,沙托夫注意地向我俩看看,却转向屋角,在那里坐了下来,对我们头也不曾点一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惶惑地朝我看看。

我们这样又坐了几分钟,默默无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向我很快地低声说着什么,可是我未听清;他自己也由于激动而没有说完就住嘴了。侍仆又进来了一次,把桌子整理了一下;老实说,是要察看我们的动静。沙托夫突然向他高声问道:

“阿列克谢·叶戈雷奇,请问,达丽娅·帕夫洛夫娜是与她一起去的吗?”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一个人去大教堂的,先生,达丽娅·帕夫洛夫娜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不大舒服,先生。”阿列克谢·叶戈雷奇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禀报道。

我可怜的朋友又心神不宁地匆匆瞥了我一眼,以致我终于掉头不再理他。突然大门外响起了轿式马车驶近的响声,屋内较远处的一阵骚动,说明女主人回来了。我们大家从圈椅上猛地欠起身来,却又出乎意料:只听传来了很多脚步声,这就是说,女主人并不是单独回来的,这就确实有点儿奇怪了,因为是她自己指定我们在这时相见的。最后,听见有人进来了,走得非常快,好像在跑,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不可能这样走路的。突然,她飞快地冲了进来,气喘吁吁,神情异常激动。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稍稍落在后面,走路也慢得多,跟着进来了。与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挽手同行的竟然是——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列比亚德金娜!这情景我即使在梦里见到,也是不会相信的。

为了说明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情况,必须从一小时前讲起,较详细地叙述一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在大教堂里的奇遇。

首先,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做日祷了,当然,指的是我们社会的上层。人们知道省长夫人要来,这是她莅临本市以后的首次。我要指出,这里已纷纷传说,她是有自由思想的“新派”女性。女士们还知道,她的衣饰将光彩夺目而又异常典雅,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女士们都争奇斗艳,以优雅、华贵为特色。只有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一如平时,朴素地穿一身黑衣,近四年来她的衣着一贯如此,从无变化。进了大教堂以后,她在自己常坐的地方落座,在第一排左首,这时一名穿制服的仆役在她面前放了一个供跪拜用的丝绒垫子,总之,一切如常。不过人们也发觉,这次在做礼拜时她自始至终都在异常热心地祈祷;后来人们回忆起所有细节以后,甚至说她当时满眼含泪。日祷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大祭司帕维尔神父开始庄严地布道。他的布道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得到很高的评价;甚至有人劝他付印,他却一直犹豫不决。这一次的布道似乎特别长。

就在布道已经开始的时候,一位女士乘着旧式轻便出租马车来到了大教堂。在这种马车上,女士只能侧身而坐,还得抓住车夫的宽腰带,随着马车的颠簸,像风中的一茎野草摇摇晃晃。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至今还有这样的驽马破车在行驶。因为大教堂的门口已停了很多轿式马车,还站着宪兵,这位女士只得停在大教堂的转角处,她跳下马车,向车夫递过去四个银戈比。

“怎么,瓦尼亚,嫌少!”她看到他的那副鬼脸,叫道,“我所有的钱全在这儿了。”她又可怜巴巴地说道。

“得,随您的便吧,上车时没有讲价,”车夫把手一挥,看看她,仿佛在想:“欺负你这样的人罪过啊。”然后他把皮钱包塞到怀里,赶着马车走了,引起了站在附近的马车夫们一阵哄笑。嘲笑甚至惊讶也一直追随着那位女士,此刻她正向教堂门口走去,在马车和等着即将出来的老爷们的那些仆役之间磕磕碰碰地走着。这样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大街上的人群之中也确实使大家感到反常和意外。她瘦弱,微跛,涂着浓重的脂粉,裸露着长长的颈项,不戴头巾也不披斗篷,身上只有一条旧的黑色连衣裙,而那是寒冷有风的日子,尽管是晴朗的秋天,她光着头,脑后梳着一个小小的发髻,一枝假玫瑰花插在右侧发际,那是一种装饰玩具天使的假玫瑰花。昨天我坐在玛丽娅·季莫费耶夫娜房间里的时候,在屋角圣像下面就曾见到这样的一个戴着纸玫瑰花花冠的玩具天使。更有甚者,这位女士一路上虽然谦逊地垂下目光,同时却快乐而狡黠地微笑着。如果她再慢一步,可能就不让她进入教堂了……不过她赶紧溜了进去,一进入教堂,就缓缓地向前面挤过去。

虽然布道正进行到一半,挤满教堂的人群都在默默聆听,不过还是有些人好奇而诧异地瞟着进来的这个女人。她在教堂的木台上扑倒,垂下粉白的面庞,俯伏了很久,好像在哭;可是她重新抬起头来,欠身站起以后,不久就恢复常态,喜形于色了。她愉快地,显然怀着非常欣喜的心情扫视着人们的脸和教堂的墙壁;她对有些女士特别感兴趣地细细打量,甚至踮起脚来看,有一两次还笑了起来,发出奇怪的窃笑声。布道结束了,人们抬出了十字架。省长夫人第一个向十字架走去,可是还离开两步时她站住了,显然是要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让路,她正从自己那一边笔直地走了过来,仿佛对前面的人视而不见。省长夫人异乎寻常的谦让,无疑包含着明显的,从某一方面来看颇为巧妙的讽刺;大家都是这样看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大概也有同感;但她依旧旁若无人,以凛然的自尊亲吻十字架,随即往门口走去。一名穿制服的仆役在她前面开道,不过人群本来就在纷纷让道了。可是在门口,在台阶上,拥挤不堪的人群一时堵住了去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站住了,突然,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一个头上插着纸玫瑰花的妇女,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跪倒在她面前。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是很难被搞得惊慌失措的,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她持重而严峻地望了望。

这里,我要赶快尽可能简短地说明一下,虽然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近年来据说过分节俭,甚至有点儿吝啬,但有时却很慷慨,尤其是对慈善事业。她是首都一个慈善协会的会员,在不久前的荒年她曾给彼得堡募捐赈灾总会寄去了五百卢布,我们这里曾纷纷传说此事。此外,最近在任命新省长之前,她即将创立以资助本城、本省最贫困的母亲为宗旨的地方妇女委员会。这里的人们曾强烈谴责她爱慕虚荣;然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有名的锐意进取的性格,再加上不屈不挠的作风几乎克服了种种障碍;委员会就要建立起来了,而最初的创意在这位创始人的兴致勃勃的心里日益发展;她已经梦想在莫斯科也建立这样的委员会,将它的活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省。可是由于省长骤然易人,事情就停顿了下来;新的省长夫人据说已经在社交界发表了某些尖刻的,主要是中肯而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认为该委员会的主旨似乎不切实际,当然这些意见都被夸张地传入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耳里。人心难测,不过我认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此刻站在大教堂门口的心情甚至有一丝快慰,因为她知道省长夫人以及跟在她后面的所有的人都即将经过,“让她看看,不论她有什么想法,不论她怎样讥讽我举办慈善事业是出于虚荣心,我都毫不在乎。让你们大家都瞧瞧!”

“您怎么啦,亲爱的,您有什么要求?”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仔细地瞅了瞅跪在面前有所请求的妇人。那个妇人极其腼腆、羞怯,然而几乎是肃然起敬地看着她,又蓦地一笑,依然是那奇怪的嘻嘻窃笑的声音。

“她是怎么了?她是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以颐指气使的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们。大家都默不作声。

“您遭到不幸了吧?您需要帮助?”

“我需要……我来……”“不幸的女人”以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音讷讷道,“我来只是要亲吻您的手……”于是又嘻嘻地笑。她带着孩子们有所要求而撒娇时的那种极稚气的目光,探身要拉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手,可是又仿佛受惊似的倏然缩回了双手。

“您为了吻我的手才来的吗?”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同情地莞尔一笑,又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珠母色钱包,从中取出一张十卢布的纸币,递给了陌生的女人。她收下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很感兴趣,而且似乎并不认为这个陌生人是出身平民的求乞者。

“瞧,给了十个卢布呢。”人群中有人说道。

“请把您的手伸给我吧,”“不幸的女人”喃喃说道,左手的手指紧紧地捏着在风中飘动的十卢布纸币的一角。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知为什么双眉微蹙,神情严肃甚至冷峻地伸出了一只手;那个女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亲吻了它。她的感激的目光甚至闪动着狂喜的光彩。就在这时,省长夫人到了,一大群夫人小姐和高官显贵也蜂拥而至。省长夫人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得不停留片刻;很多人都站住了。

“您在发抖,冷吗?”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注意到了,于是把斗篷往后一抛,丢给仆人,从肩头取下她的黑色披肩(价格不菲),亲手给仍然跪着的求告者围在裸露的脖子上。

“起来吧,请起来!”于是她站了起来。

“您住在哪里?难道没有人知道她住在哪里吗?”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又焦急地环顾四周。不过原来的那些人走了;在场的都是上流社会的熟人,他们正在观看这段插曲,有的流露出冷峻的惊讶,有的抱着调侃的好奇态度,同时全无恶意地想看一出小小的闹剧,有的甚至在暗暗地嘲笑。

“她好像是列比亚德金家的人,太太,”终于有一个好心人回答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查问,他是受到很多人尊重的可敬的商人安德烈耶夫,戴着眼镜,长着花白的大胡子,身穿俄罗斯长袍,一顶圆筒礼帽此刻拿在他的手里,“他们住在博戈亚夫连街上的菲利波夫公寓。”

“列比亚德金?菲利波夫公寓?我好像听说过……谢谢,尼孔·谢苗内奇,不过这位列比亚德金是什么人呢?”

“他自称大尉,应当说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这想必是他的妹妹。她现在大概是从监视下逃脱出来的。”尼孔·谢苗内奇压低嗓音说道,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您的意思我明白;谢谢,尼孔·谢苗内奇。亲爱的,您是列比亚德金娜女士吧?”

“不,我不是列比亚德金娜。”

“嗯,也许吧,您的哥哥是列比亚德金?”

“列比亚德金是我的哥哥。”

“这样吧,亲爱的,现在我的马车捎上您,然后再从我那儿送您回家;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啊,愿意!”列比亚德金娜女士举起两手轻轻一拍。

“姑姑,是姑姑?您把我也带到府上去吧!”这是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的声音。我要提一提,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是与省长夫人一起来做弥撒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根据医嘱,那时乘马车兜风去了,为了散心还带走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莉莎突然离开省长夫人,跑到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身边。

“亲爱的,你知道我总是欢迎你的,不过你的母亲会怎么说呢?”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凛然说道,可是突然发觉莉莎异常激动,不禁沉吟起来。

“姑姑,姑姑,我现在一定要跟着您走。”莉莎哀求道,一面亲吻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您是怎么啦,莉兹!”省长夫人愕然说道。

“哦,请原谅,好人儿,亲爱的表姐,我要到姑姑家去,”莉莎飞快地回到讶然不悦的亲爱的表姐面前,吻了她两下。

“还要请您告诉妈妈,让她立刻到姑姑家来接我;妈妈一定、一定愿意去,不久前她亲自说过,我忘记告诉您了,”莉莎喋喋不休地说道,“对不起,别生气,尤莉娅……亲爱的表姐……姑姑,我可以走了!”

“姑姑,如果您不带我去,我就跟在您的马车后面边跑边嚷,”她简直是贴在耳边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快速而情急地低语道;还好没有人听到。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甚至倒退了一步,以锐利的目光瞅了瞅那个疯姑娘。这一瞥决定了一切:她决定带莉莎去!

“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她脱口而出道,“好,我很高兴带你,莉莎,”她立即又大声说道,“当然,如果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同意让你走的话。”她以落落大方、坦荡自尊的态度转身面对省长夫人说道。

“啊,毫无疑问我不想剥夺她的快乐,况且我自己……”突然尤莉娅·米海洛夫娜非常亲切地喃喃低语道,“我自己……很了解,她的小肩膀上扛着一颗多么富于幻想而任性的小脑袋(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嫣然一笑)……”

“非常感谢。”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谦恭、庄重地点头致意。

“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几乎欣喜若狂地继续喃喃说道,甚至由于快乐、激动而满脸绯红。“莉莎不仅因为能待在您身边而感到愉快,而且她现在还满怀着那么美好,我可以说,那么崇高的感情……即恻隐之心……(她瞟了一眼“不幸的女人”)……而且……是在这教堂的台阶上……”

“您有这样的看法是您的光荣。”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非常得体地赞许道。尤莉娅·米海洛夫娜迅速伸出手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也十分乐意地伸出手指碰碰她的手。普遍的印象好极了,有些在场的人高兴得容光焕发,有几个人露出了阿谀逢迎的笑容。

总之,全城的人都陡然明白过来,迄今并不是尤莉娅·米海洛夫娜轻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因而不曾登门造访,相反,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自己“对尤莉娅·米海洛夫娜敬而远之,要是她确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会拒不相见,那么她也许早就踵门致意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声誉鹊起。

“上车吧,亲爱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向列比亚德金娜小姐指指驶近的轿式马车;“不幸的女人”欢天喜地向车门奔去,仆人在车门边等着搀扶她。

“怎么!您是跛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宛如受了惊吓似的叫道,脸色变得煞白。(大家都注意到了,却都茫然不解……)

马车出发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家离大教堂很近。莉莎后来对我说,在途中这三分钟里,列比亚德金娜一直歇斯底里地狂笑,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坐着,“仿佛陷入了催眠状态”,这是莉莎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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