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们喜欢乱世，就像文人们渴望盛世。乱世造就的是白起、李靖、徐达这样被后世传扬的名将或“战神”，而盛世成就的则是王勃、李白、唐寅这样的风流才子，各有所需，所以也各取所需。古语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事”就像是一对小夫妻，甜美日子过久了就要打一架，打完了架想起彼此的好又要破镜重圆。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终于嬉闹到了民国，清廷残喘，军阀割据，历史这桩闹剧终于轮到了最高潮的戏份儿。
序篇：从天津武备学堂开始
公元1895年，一代枭雄袁世凯接受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赶到天津小站练兵。为了寻找合格的教员，以及扩充势力的需要，袁世凯找到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廕昌，廕昌给袁世凯推荐了四个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他们分别是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这四个人中，除了英年早逝的梁华殿，其他三人日后都成了北洋系中的顶梁柱。袁世凯非常信任段祺瑞，授予了他炮队第三营统带兼炮队兵官学堂监督的职务，日后他更是成为北洋之“虎”和袁世凯最为倚重的“重将”。同时，他也是皖系军阀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一）
翻开早期的民国政治史，它的主要剧情几乎都围绕着两类题材展开，一类是侠客列传，一类是厚黑官斗，那些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浪潮中占据主动的人物，往往都是这两种模式的集大成者。我们首先说说皖系的主人公段祺瑞，他的早年和晚年几乎都类似侠客列传，而整个政治生涯也都弥漫着一种厚黑气质。这个人很复杂，复杂得一两句话很难说得清楚，借用评书里惯常用的口吻：列位看官，听我从头道来。
段祺瑞出生在安徽六安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安徽简称“皖”，这也就是皖系军阀名字的由来。说起来，六安段氏也并非无名之辈，段祺瑞的祖父段佩，字韫山，早年曾和日后成为“台湾第一巡抚”的刘铭传一起贩过私盐，后来还办过团练，因为镇压捻军有功，官至淮军统领。当时六安当地的土豪刘楠、刘枢为祸乡里，段佩将二人诛杀，却因此得罪了刘氏。待段佩领兵在外，只留下妻子儿女在家时，刘氏族人趁机报复，段氏一族不得不举家搬迁到寿州炎刘庙（今安徽省六安寿县炎刘镇）。1870年，段佩回乡探亲，才得知此事，于是又举家搬迁到合肥城西桥大陶岗（今肥西县三十岗乡陶岗村）定居。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五岁，他的父亲段从文不似祖父那般骁勇，是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
1872年，段佩迁任铭军直属马队三营统领，段祺瑞就随军来到江苏的兵营里，在附近的私塾读书。段祺瑞七岁了，已经是一个少年，可以说早年的随军生活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此时的清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军人逐渐成为掌握着时代走向的群体，戎马倥偬的环境也给段祺瑞此后的境遇埋下了伏笔。
1879年4月22日，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去世，段祺瑞哭送灵柩归葬合肥城西桥大陶岗。当时的军队已经完全不似从前，所谓的授衔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职位一空缺出来马上就有人顶上去，国库入不敷出，除了口头表扬，也没有太多物质安慰。于是，段家从此家道中落，段祺瑞在侯大卫庄续读一年私塾以后就不得不辍学了。
务农的生活对于段祺瑞来说是枯燥而又漫长的，他并不甘心一生都像父亲一样做个农民。1881年，段祺瑞和父亲段从文、母亲范氏进行了一次交谈，表示愿意效仿自己的祖父段佩去参军。当时段氏一族中，仍然在从军的有在山东威海卫担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安徽到山东远隔千里，段从文身上虽没有多少钱，但是看到儿子去意已决，段从文还是拿出了一块银元交给段祺瑞。就是靠着怀里揣着的这一块银元，段祺瑞徒步行走了十天两千余里，到达山东威海卫投奔了段从德。
管带这个职务最早设置于神机营，当时称为专操管带，到了光绪末年巡防队模仿当时的新军编制，马队和步军也设置了管带，上面设有统领官，下面是哨官和哨长。段祺瑞找到段从德以后，段从德给段祺瑞的官职是“哨书”，就是跟在哨官或是哨长屁股后面的随从，其实已经称不上是什么“官职”，就是随便给了他一个差事。段从德不过是段祺瑞的族叔，对他也谈不上有什么照顾，想来段祺瑞的这段生活过得也非常艰难。
在抵达威海卫一年以后，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因为担心他的生活，专门到威海卫来看望段祺瑞。让段祺瑞意料不到的是，在返回安徽的途中，段从文被同行的人害死。获悉此事的段祺瑞如闻晴天霹雳，向上面请假奔丧，却未予通过，只好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拿凶手。段祺瑞虽然在部队里不是什么要职，但芝麻绿豆大也算是个官，当时知县跟军人比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权力，急忙缉拿凶手，不久之后破案，凶犯也被正法。尽管如此，段从文的去世还是给段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883年5月，段祺瑞的母亲范氏因悲伤过度去世，当时段祺瑞的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只有九岁。
在获悉母亲去世的消息以后，段祺瑞急忙回家治丧，面对着年幼的妹妹弟弟们，十六岁的段祺瑞一人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或许早早经历过生活巨变的人，总是要比同龄人更早熟，遇事也更冷静，正是过早地目睹了这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使得段祺瑞能够在日后的仕途中披荆斩棘，也让他更加明白一个人的自强和自立是多么重要。而再次回到军营的段祺瑞，也在静静地等待着自己人生转折点的出现。
（二）
公元1885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一年，农历称为乙酉年。乙酉年刚开春，中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1885年2月，广西巡抚潘鼎新逃入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军趁机侵入广西境内。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就在远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开始武装侵略越南，但是因为黑旗军在北越进行了积极阻击，使得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人开始把战火烧向中越边境和中国东南沿海。而广西的将领潘鼎新在法军大举进犯谅山时不战而退，遭到革职。2月底，年近七十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老将军不负众望，率部与法军激战镇南关，克复谅山，法军溃败，法相茹费理甚至因此被迫下台。但如此振奋人心的胜利，却没有能够为胜利者换来尊严，清政府反而在4月4日与法国政府在巴黎仓促签订了《停战条件》，又于6月9日在《中法新约》上正式签字，除了向法国人提供更多的特权、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外，还使中国西南门户洞开，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广西，从而在战争史上出现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奇特局面。
同样是在这一年，6月19日，刚好就是在《中法新约》签订的十天之后，为了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蒂在法国筹集十万美金，与“艾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艾菲尔一起设计的自由女神像已修造完毕，运抵纽约，一个曾经的大国走向没落，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历史的命运总是充满了巧合，1204年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显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走向分裂和没落，同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两年后，获得尊号“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开创了成吉思汗时代。
而身处时代转折点的段祺瑞，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时刻。1885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的课程设置为学、术两科，包括经史文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及演试枪炮阵式，造筑炮台营垒新法等。以道员李宗濂为总办，军事教习则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旨在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型的军事人才。学堂的学制一年，后逐渐延长年限，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天教习都是以德语授课，学生要靠翻译听讲。每天都要摘取宣扬“忠义”的古训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背诵。隔三五天要到军营去，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每逢月考、季考，李鸿章或是派司道大员监考，或者亲自前往。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派回本营，量才任用，不合格者留堂补学。
9月，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以后，段祺瑞被分到了炮兵科。炮兵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专业，能分到这样的专业，可见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时的成绩必然相当优异。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日子对段祺瑞来说是艰苦而又快乐的，他牢牢把握住了命运给自己的机会，他“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世”，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
能够进入全国最高等的军事院校学习，就相当于古时候得了武状元，光宗耀祖不说，也给段祺瑞带来了桃花运。进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第二年，段祺瑞就与宿迁举人吴懋伟的女儿吴氏在合肥结婚，构建了自己的家庭。同时，段祺瑞也在天津武备学堂遇到了伯乐，这个人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人之一，即时任天津武备学堂会办的廕昌。廕昌是满洲正白旗人，曾经到德国留学，归国后，任天津武备学堂翻译教习，后升至学堂会办。段祺瑞的成绩得到了廕昌的赞赏，廕昌也愈加留意这个勤奋刻苦的学生，他们彼此之间也经常私下交往，段祺瑞从廕昌那里学到了更多现代军事知识。1887年11月，段祺瑞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炮科毕业，随即被派往旅顺口（今属辽宁省大连市）督建炮台。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是当时五大军港之一，是世界闻名的军事要塞，将段祺瑞派往旅顺口，可见清政府对其能力的肯定。此时，段祺瑞的脚步并未停下，廕昌的话还响在耳边，他面对着旅顺口外的惊涛骇浪，渴望着更广阔的天空。
（三）
1888年，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继任者腓特烈三世相继逝世，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即位后即将“铁血宰相”俾斯麦逼迫下台，尽管如此，德意志帝国的风头依然一时无二。
经过三场战争以后，德意志帝国早已完成了统一，其重工业生产量也逐渐超过英国，在欧洲位列第一。曾经在德国留过学的廕昌，目睹了德意志帝国的复苏和崛起，所以他告诉年轻的段祺瑞，要想飞得高，就得走得远。
在1888年冬天，段祺瑞再次参加了考试，并且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准与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到德国留学。翌年春天，段祺瑞等人抵达德国，以官费进入柏林军校，在那里学习一年半，其中有一年时间学习炮兵知识，半年时间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
在德国的留学生涯对段祺瑞的影响深远，德意志人“武力统一”的铁血思潮由此深深地烙入他的骨血，数十年后，终于成为他的信仰和梦想。
在德国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期间，段祺瑞对现代化炮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得到了清政府官员的高度褒奖，当1890年秋他学成回国时，立即就被派任北洋军械局委员。第二年，段祺瑞就被调到威海卫随营武备学堂担任教官。
在威海卫随营武备学堂任教时，段祺瑞赶上了甲午战争。1895年1月20日，日本的大山岩大将指挥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荣成湾登陆，随后对威海卫南岸炮台发动进攻，威海卫之战打响。在威海卫之战中，段祺瑞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为阵地搬运炮弹，帮助部队抗击日军。可以说，威海卫之战是日后的民国总理段祺瑞与日本人的第一次正面相遇，但段祺瑞恐怕不会想到，日本人未来会在他的仕途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月14日，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三天后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月9日，日军攻陷田庄台，清朝六万多大军便由辽东全线溃退。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原北洋舰队官兵被全部遣散，清政府更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也正是这一场惨败，反而给段祺瑞带来了政治生涯中新的契机。
就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不久，天津武备学堂总办廕昌的家里忽然来了一位贵客。这位贵客五短身材，脑袋大脖子粗，但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伙夫，而是刚刚受命到天津小站负责扩练“定武军”的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凯正处在政治生涯的起步阶段，因为在外驻朝鲜时有效地镇压了“甲申政变”，有“知兵”之名，受到了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的赏识，所以被保举替代安徽人胡燏棻在小站练兵。
在抵达天津小站以后，袁世凯将“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随后着手组建了自己的领导班子。说到袁世凯组建领导班子的思路，就得说到袁世凯的偶像曾国藩。曾国藩当年组建幕僚，用的是李鸿章这样的文人，袁世凯自然加以效仿，他的左膀右臂就是徐世昌和唐绍仪。徐世昌跟袁世凯是老朋友了，两个人在光绪五年（1879年）就认识了，后来袁世凯穷困潦倒时，徐世昌还资助过袁世凯，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唐绍仪曾经在天津的税务衙门工作，后来因为工作调度到了朝鲜，从而认识了袁世凯，说起来也算是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刎颈之交。
这两大幕僚虽然都是满腹韬略，但毕竟都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德国教官也就是把握总体的方向，这实际工作还得找本地的军人来做。另外，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除了练兵他还要培植自己的亲信，在那个年月，国家最为倚重的就是军人，控制了军人无疑就是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咽喉。而要找人才最多的地方，首选就是天津武备学堂，于是，袁世凯自然而然想到了廕昌。
廕昌给袁世凯推荐了四个人：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这四人中的梁华殿到小站没有多久，就掉水里淹死了，而其他的三个人则慢慢成了袁世凯最为倚重的亲信，成为日后的“北洋三杰”。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统带，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统带，王士珍为工程兵学堂总办兼统带，就是既可以练兵也可以带兵，其实在练兵之初就设立了无形的上下级关系。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就是在这一天开始了成长之路，随后的历史证明，他们成长的速度无疑是最快的。
一、虎啸深山：小站练兵奠定北洋地位
甲午战争对于腐朽的清王朝来说是当头一棒，之前慈禧老佛爷还能够摆出大国的姿态对西洋人割地赔款，但随着甲午战败，她老人家赫然发现不仅是西洋人，连一衣带水的小国日本都能够在大清国的身上作威作福了。伴随着甲午战败，有两个声音开始频繁出现在社会上，一个是“练兵”，一个是“立宪”。当时几乎连紫禁城的门房老大爷都知道中国需要“变”，求变就如同求生。既然给洋人打败了，那就学着洋人的模样，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立宪”的口号那时候喊得还不够响，赫赫有名的“公车上书”也不过是读书人的小规模行为艺术，倒是“练兵”先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
（一）
从最早的天津武备学堂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寻求军事上的改革，但是基层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终究只是理论上的变化，落实到实践上就必须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于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到天津附近马场开始练兵，次年移驻天津东南新农镇，即小站，后由袁世凯接替，史称小站练兵。胡燏棻这个人，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后来拿钱捐了个道员，办事有能力，又以“谈洋务”著称，曾上疏言变法自强，深得李鸿章赏识。
胡燏棻和袁世凯，各有千秋，说孰好孰坏，也是难分高下。按照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说法，胡燏棻曾把英国使节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交给宁波人王修植（注：王修植为定海皋泄人，定海在1950年归属浙江宁波专区管辖，1987年起属浙江舟山市）帮着整理修改一下，王修植脑子活泛，对新政也颇有研究，而且文采不俗，就改出了两个版本的稿子：一个版本的稿子比较平实，另一个版本的稿子则讲究些文辞。胡燏棻拿走了第二稿，把它交给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从而博得他们的信赖，得到了去天津练兵的机会。
袁世凯没有想到这活儿被胡燏棻给抢了先，就找人去打听，才知道原来胡燏棻是找了王修植。袁世凯紧接着找到了王修植，还拉着他一起拜把子，请来京城侯家巷的名妓陪王修植，王修植就把《应时练兵说帖》修改稿的第一个版本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不是书呆子，他拿到这个稿子之后早晚诵读，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改进。袁世凯准备妥当了，就去找荣禄，荣禄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能够抓住要点。荣禄一看，这个家伙了不得啊，就把袁世凯带去见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两位王爷也是逐条考察袁世凯，袁世凯照样对答如流，比胡燏棻更能抓住要点。会下苦功夫的还是输给了会下巧功夫的，于是在这场关于练兵终极人选的擂台赛中，袁世凯经过复活赛和加时赛后PK掉了胡燏棻，如愿胜出。
在这里，不能不提光绪二十一年（1895）保举袁世凯练兵的几位仁兄。这几个人里，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翁同龢都属于新势力，翁同龢后来还卷进了戊戌变法；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这几个人就不多说了，慈禧太后的跟屁虫，旧势力的卫道者。这么一列举就能理解了，袁世凯这个人狠啊，新旧势力的人都保举他。说明什么？说明在新势力那边觉得他是同伙，旧势力的人也觉得他靠得住。
这里有个题外话，是说近来一项英国研究发现，男性如果有圆下巴大圆眼睛和偏向女性化的五官，比较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对照老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袁世凯不仅不够高大威猛、玉树临风，而且是五短身材、体态臃肿，因此显得头颅硕大，“圆润”得多少有点儿过了，民间的老百姓甚至因此讽刺老袁，说他是“蛤蟆精转世”。如果以貌取人，袁世凯先生的容貌基本符合英国研究者的描述。当然，在错杂纷乱的政坛，靠脸庞办事只能是句玩笑话，袁世凯能两面都吃香，两面都混得开，还是他的混世之术太到家了。
袁世凯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领旨，以浙江温处道督练定武军。
（二）
甲午战争剑拔弩张、高潮迭起，段祺瑞在弥漫的硝烟里指挥着他的学生们“跟我来，冲啊”，带着几百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穿过战火，将清军急需的炮弹送到前沿阵地上，让无数人的血脉偾张。但是别着急，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这出大戏还没有开始呢，这顶多是个序曲。
接着是清朝末年凄凉的音乐，情景切换到了东海的海面上，水面上漂浮着清兵们的尸体，北洋海军那些曾经威武的军舰东倒西歪地横在水面上。为了配合这种历史氛围，天上可以飘过来一些黑烟，然后特写镜头里出现一个清军的龙旗。当然，也可以借鉴徐克在电影《男儿当自强》里的片头，无数光膀子的老爷们儿站在海滩上练拳，一列火车轰鸣着从远方开来，不过火车里坐着的不是年轻帅气的黄飞鸿，而是大脑壳的袁世凯。
要说小站练兵，首先得从小站说起。小站原名叫新农镇，距离天津七十里，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这个地方原本很荒凉，只是因为后来修了铁路，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气旺了，才热闹起来。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有几年驻扎在这里，他们引水灌溉种植粮食，倒是让小站热闹了一段日子，不过到小站练兵之前，淮军早已经离开了小站，那里其实只剩下了一片废垒。
到了小站以后，袁世凯组织人手打扫打扫卫生，把场地都修缮一新，又打了个报告给上级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既然是“新军”那就什么都从头开始。场地修缮完毕了，就让手下人该招兵的招兵，该买马的买马，武器也不能还用过去老式的了，和军务处说一声，配新的，必须整齐划一，杂牌子的武器统统扔掉，其中最受照顾的无疑要数段祺瑞和他的炮队。到了清朝晚期，大刀长矛已经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洋枪和洋炮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角。
在组建炮队的过程中，段祺瑞结识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名叫靳云鹏。靳云鹏字翼青，生于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市），后迁住济宁。靳家一共有兄妹七人，靳云鹏在兄弟中居长。靳云鹏的父亲去世得早，他的母亲邱氏靠卖煎饼、当奶妈维持生计，靳云鹏他们兄妹几人也经常走街叫卖。八岁的时候，靳云鹏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但是读了五六年以后，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只好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1894年，靳云鹏和弟弟靳云鹗到天津小站投入新军，被分配到了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有个缺陷，就是斜眼，所以只被列入“备补兵”，做一些清扫马厩、厕所的工作，但他勤恳踏实，虽然职位卑微但勤奋好学。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他工作勤恳、学习认真，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特别叮嘱段祺瑞给予提升。
在袁世凯的提点下，段祺瑞也开始留意靳云鹏，随后多次保送靳云鹏到军校学习。可以说，靳云鹏是日后成型的皖系军阀中，最早一批被团结到段祺瑞身边的嫡系，也是日后段祺瑞最为倚重的皖系“四大金刚”之首，即便是后来段祺瑞最为亲近的徐树铮，在皖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和靳云鹏相提并论。除了靳云鹏，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期间还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人，包括张怀芝、段芝贵、倪嗣冲、卢永祥、田中玉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了皖系军阀的中流砥柱。
1898年9月9日，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告成，清政府给予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等升叙加衔。在晋升的同时，段祺瑞将靳云鹏送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又将靳云鹏留任教习。从此以后，段祺瑞的身边再没有缺少靳云鹏的身影。1908年靳云鹏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算是正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北洋系将领，而皖系的扩张与成熟也自那一天开始。
在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1898年12月，得到清政府信任的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段祺瑞仍然统领炮队，并且赴日本观操。也就在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了，而当时的山东巡抚仇视外国侵略者，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安抚为主，使得山东境内一时到处都是义和团。
1899年，荣禄委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就是想打压义和团的声势。袁世凯带着武卫右军开赴山东。对于随军的段祺瑞来说，此次山东之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他的炮队是为了对抗洋人才组建起来的，用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在他眼里实在是不堪一击。但是，这毕竟是袁世凯和他的初次出征，即便是面对义和团这样的群众武装，他们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到了山东以后，开始大举整肃义和团，将义和团驱逐出了山东。
（三）
1900年5月18日，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病逝。段祺瑞与吴氏成婚于1886年，彼时他正在天津武备学堂就读，两个人相扶相携十四年，也算品尝过无数酸苦。在妻子的葬礼上，段祺瑞见到了妻弟吴光新，当时二十五岁的吴光新已经是一个高大英武的青年人，段祺瑞发现，记忆里拖着鼻涕到处跑的小舅子如今变得愈发成熟，聊起时事颇有一些见地。吴光新，字自堂，一作植堂，江苏宿迁人，得到段祺瑞赏识的他得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就读，日后亦成为皖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
三个月后，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夹着尾巴往西边跑，整个北方只有袁世凯待过的山东划境自保，在义和团的兴起之地，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被杀的事件。于是等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太后下旨大肆诛杀义和团，袁世凯又立了一功。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一代名臣撒手人寰之后，接手的人选只剩下了袁世凯。
就慈禧太后看来，袁世凯举报光绪帝，他忠诚；袁世凯镇压义和团，他能干。这一年袁世凯只有42岁，作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毫无疑问他是最年轻的。看看袁世凯的三位前任混到这个职位时的年纪：荣禄62岁，李鸿章47岁，王文韶65岁。除了李鸿章，袁世凯都足够给另外两人当儿子了。
在赴任之前，袁世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给段祺瑞娶妻。吴氏去世以后，段祺瑞没有续弦，家里没有一个当家的女人终归说不过去，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了段祺瑞。
张佩蘅是江西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的孙女，家世自然比段祺瑞要好很多，但段祺瑞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张家自然也乐得攀上新贵。
5月31日，段祺瑞正式迎娶张佩蘅，满朝权贵无不派人登门道贺，袁世凯更是亲自主持婚礼。
11月7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则保奏段祺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三品衔”，“兼充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袁世凯没有带着段祺瑞一起北上，而是把段祺瑞和自己的老搭档徐世昌留了下来。山东是新军练成之后开辟的大后方，而武卫右军各学堂则是日后新军不断扩大的基石，袁世凯留下自己的军师和重将，显然是为自己的退路和未来制订了周全的计划。
段祺瑞留了下来，他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自然明白山东对于袁世凯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身边有徐世昌陪着，他自然知道袁世凯并没有抛弃他。在随后的时间里，段祺瑞兢兢业业地主持着武卫右军各学堂的事务，更为袁世凯所器重和赏识，而几乎在同时，武卫右军学堂里毕业的年轻人，则在无形之中壮大着皖系的势力，甚至可以说，当袁世凯的北洋系才见萌芽的时候，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同时生根，恰在此时，段祺瑞遇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
还是在袁世凯没有上任直隶总督的时候，一个叫徐树铮的人到济南向袁世凯上书，陈述“经武之道”。这个徐树铮字又铮，自号则林，是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人，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十三岁中秀才，十七岁补廪生，人称“神童”。但是，这个“神童”的上书并没有打动袁世凯，他没有留用这个有些自大的年轻人，而是把他打发到段祺瑞那里做了记室。记室这个职位，就相当于秘书，工作也就是帮领导写个报告或者抄录个文件什么的，跟打杂的没有什么分别。
对于孤高自傲的徐树铮来说，这样一份工作几乎就是对他的侮辱，他立刻就想拍屁股走人。但是命中注定，他遇到了段祺瑞，段祺瑞看过徐树铮的“经武之道”后，大为赞赏，力劝徐树铮留下担任他的幕僚。徐树铮也是日后皖系的“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对皖系真正的影响，远要比段祺瑞、靳云鹏来得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他一手创建了皖系，构建了皖系“帝国”。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段祺瑞也没有在山东待太久。1902年，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武举出身的景廷宾在巨鹿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厦头寺聚众起义，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被推为“龙团大元帅”，随后与附近各县的农民联庄会以及鲁、豫边界的义和团力量取得联络，形成了一支横跨直、鲁、豫三省二十四县的起义军，人数也达到了十六万。清军“围剿”起义军不力，接连遭遇大败，不得已，直隶总督袁世凯只得搬出家底，命令段祺瑞即刻由山东开赴直隶，镇压起义军。
5月，景廷宾在向河南临漳（今属河北省邯郸市）转移时兵败被捕，随后在威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被凌迟处死。因为镇压起义军有功，段祺瑞被任命为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并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
7月9日，段祺瑞升“道员留直隶补用，并加二品衔”，8月9日，经袁世凯保奏，准赏戴花翎，加“奋勇巴图鲁”勇号。
二、陈兵江北：总统“北军”皖系开山
在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就是说这五种身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其中，“师”的身份最为复杂，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说老师在某些时候跟父亲的地位是相同的。“天、地、君”这三种身份，说实话距离都有些远，不如父亲和老师更亲近，而一个人幼年时代跟老师在一起的时间往往超过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老师的影响有时要甚于父母。因此，师生关系是复杂的，从小站练兵到武卫右军学堂，再到日后的黄埔军校，近代史更像是一段军校史。
（一）
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之后，武卫右军早已经被取缔，从新军中成长起来的将士，也逐渐分散到各地。1901年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后奏请改革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十九条》，获准后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各地精选简募壮丁六千人，从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毕业生中选派五十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又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把军权集中在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则自任全军总统，正式改名为“常备军”。
1902年，清廷挑选了三千余人的八旗士兵编成一协，定名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派出“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担任协统。后又将从各地招募回的壮丁编为第二协，由冯国璋担任协统，从而构成常备新军左镇。1903年12月4日，清廷成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徐世昌为总提调，而段祺瑞则被任命为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1904年，常备军左镇改为第一镇，先由凤山代担任统制官，后由何宗莲接任。随后又将右镇改为第二镇，由王英楷担任统制。
为了“用人唯才”，袁世凯规定军中所有高级将领必须通过考试选拔，成绩最佳者才能出任高的职位。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王士珍和冯国璋分别取得高分，担任协统，但段祺瑞的成绩却并不是最出类拔萃的，眼看着第三镇成立又要进行考试，堂堂原武卫右军总办、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却考不到第一名，这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北洋三杰”的平衡发展。没有办法，袁世凯只好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给段祺瑞，这样才让段祺瑞考上了第三镇的统制。
也就是在1904年，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除了徐树铮之外，段祺瑞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智囊。除此以外，皖系日后的当家人此时都已经逐渐成为北洋系中的重要角色，靳云鹏担任着浙江新军标统，段芝贵担任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田中玉担任山东兖州镇总长，卢永祥担任第二镇标统，倪嗣冲总理北洋营务，傅良佐也在常备军担任要职，此时的皖系已经颇具雏形。1905年，段祺瑞又调任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由段芝贵担任，此后段祺瑞又出任第六镇统制。而在这一年，徐树铮暂时离开了段祺瑞，他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要在那里“充电”。
1905年到1906年间的段祺瑞，毫无疑问是北洋系将领中生活最抑郁的一个，他是袁世凯嫡系中唯一还在担任统制握有实权的，王士珍与冯国璋此时都已经升为高级干部，只有段祺瑞还在军事第一线。而此时的清室贵胄们正处在“排汉”最激烈的时期，段祺瑞无疑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1906年的10月，常备军在河南省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举行秋操，即南北新军大演习，出任“北军”总统官的就是段祺瑞。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为审判员。这种安排的深意已经毋庸赘言，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而铁良又是当时清室贵胄中排汉最激烈的。
可以说，当时清室贵胄们对袁世凯的不满，几乎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对待段祺瑞的态度上。1906年2月，段祺瑞复任第三镇统制，驻保定，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3月17日，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原任。5月8日，清廷在保定创办“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段祺瑞又兼任该学堂督办，很多北洋系将领都纷纷投到他的麾下，成为他的故吏门生。
（二）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又遇上了慈禧太后的寿辰，为了能够博老佛爷一笑，袁世凯愣是训练出了一只鹦鹉，在寿宴上对着太后用满口京腔说出了：“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天的慈禧太后自然被这只乖巧的鹦鹉逗得乐不可支，袁世凯也因这只鹦鹉出尽了风头。但从另一个角度则能够看出，袁世凯为了讨好清室贵胄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袁世凯视曾国藩和李鸿章为偶像，常常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不论是“文人知兵”还是“驭人之术”都颇具曾、李的风范。但是和之前的汉人前辈们一样，袁世凯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麻烦，那就是无论他们为清廷做了多少贡献，最终都无法得到清廷统治者的信任。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袁世凯都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清室贵胄们卑躬屈膝的同时，谨小慎微地维系着自己的官宦仕途。
不论是哪朝哪代，手握军权的人总是最招人非议，不管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还是朱元璋时候的“蓝玉案”，无疑都是对功高盖主者的约束和警醒。不断膨胀的新军让清室贵胄们眼红，袁世凯自然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主动交出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和第六镇的兵权，几乎是让出了一半以上的兵权。1906年，袁世凯在清室贵胄“排汉”最激烈的时期，又主动辞去各项兼差，自此袁世凯的权力开始逐步缩小。
伴随着袁世凯的放权、让权，段祺瑞在仕途上也跌入低谷。这个时期里的段祺瑞，既无实务也无实权，因为第三镇、第六镇均已被清廷陆军部收去，加上清室贵胄对段祺瑞的排斥，使他几乎处在赋闲的境地。但段祺瑞并没有就此完全投入到赋闲的生活里，他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对各学堂的督办上，既然无法主宰现在就去把握未来，而把握住未来往往就会拥有现在，因为未来终归会变成现在。
不过，北洋系的低谷期还没有过去，1907年5月7日，段芝贵行贿案发被免职，本来就遭受清室贵胄排斥的北洋系遭受重创。袁世凯让出四镇兵权以后，本来想将势力巩固在东北，将东三省作为自己的大后方，但是段芝贵出事，等于是拱手让出黑龙江巡抚的职位，北洋系的后方倏然变得风云莫测。
对于段祺瑞来说，段芝贵是他的亲信，随着北洋系在各地受到打压，皖系的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创。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表面上看起来是升职，其实却是被削去了兵权。10月16日，段祺瑞被授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专意督办陆军各学堂。这样一来，等于是把段祺瑞摁死在了讲台上，不让他接触实际军务。
因为担心汉臣手握大权出现“功高盖主”的情形，慈禧太后在这段时间里也有意打压汉臣的气势，清室贵胄们则利用这段时间大举“排汉”，让很多汉臣离开军队，只给予他们一些并无实权的工作。但对于段祺瑞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回到了学堂里，不断笼络着这些帝国未来的将领，将自己的力量迅速扎根在了军队的最基层中。清室贵胄们只顾着争夺眼前的军权，完全忘记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老话，等若干年后他们回过味来，帝国的万里之堤已经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1908年10月17日，段祺瑞出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这样一来，大量依附于他的学生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他也借此悄无声息地壮大着自己的力量。加上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合作，使得段祺瑞结交了不少日本官方人士，这也为日后皖系与日方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对于皖系这棵树来说，如今正在浇水施肥的过程中，但这也是北洋系内部逐渐分化的开端，王士珍、冯国璋在这段时间内和袁世凯一样相对沉寂，也使他们失去了迅速崛起的基础，而段祺瑞则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巩固着自己的势力。
毫无疑问的是，北洋系正处于创立以来最为沉寂的时期，随后更为沉重的打击也接踵而来。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慈禧太后在逝世前没有如袁世凯所愿，选定庆亲王的长孙为嗣，而是选择了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慈禧太后病逝之后，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溥仪登基，而这位摄政王载沣恰巧就是光绪帝载湉的弟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瀛台，原因就是袁世凯的出卖。而偏巧在这个时候，民间又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光绪帝逝世之前，曾把一张字条交给自己的弟弟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杀袁世凯。”
（三）
在溥仪登基以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又上了一道《上摄政王书》，里面说：“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不仅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死都推到袁世凯身上，而且扣了一个“蓄谋篡弑”的罪名在袁世凯的大脑袋上，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对袁世凯的深仇大恨，横竖撇捺都是凛冽的杀气。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急忙召集自己的智囊和嫡系将领们开会。这一晚气氛注定压抑，但却是决定北洋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经过一夜的商议之后，段祺瑞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是用内外势力同时对清廷施压，迫使载沣放弃杀掉袁世凯的计划，而只要袁世凯能够安然离开北京，“留得青山在”自然就“不怕没柴烧”。
段祺瑞做的事情非常简单，那就是渲染兵变。当时“杀袁世凯”的呼声虽然高涨，但也不乏清室贵胄在暗地里煽风点火。段祺瑞则来了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迅速接见一些基层的北洋系将领，要求他们到军营里去散播“如杀掉袁宫保，则可能引发兵变”的传言，同时，他也“遥控”当时手握兵权的北洋系将领，如曹锟、张怀芝、吴凤岭等，散播同样的传言。这样一来，袁世凯的生死就变得敏感起来。载沣也感觉到事情棘手，于是找来了几个人问话。首先，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奕劻给出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随后，他又找来了张之洞，这位素来跟袁世凯不和的老臣说：“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而那些手握兵权的北洋系将领给载沣的回复更直接：“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除了武将，文臣们也对载沣要杀掉袁世凯表示反对，“宪政”红人杨度尤其激烈，他不仅拒绝帮助载沣拟诛戮袁世凯的手谕，并且声称就是砍头他也不怕。高高扬起的屠刀眼看就要落在老袁的脖子上了，可却死活下不了手。
1909年1月2日，载沣下了个手谕让袁世凯“回籍养疴”。“疴”是什么呢？就是腿脚上有毛病，不利索。有的将军肠子都打出来还坚持在战场上杀敌，腿脚上有点儿毛病算什么呢？这就是找的借口，潜台词就是：我看你不顺眼，但是又杀不了你，那就给你留条命，你快回老家去，别在这碍眼了！收到手谕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天津，他赶快跑到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那去了。因为载沣的这个手谕是以皇上名义给袁世凯的，等于是让他带薪休长假，基于当时的规定，袁世凯得先上京去谢恩，向皇上辞行才能走，否则就是欺君之罪。袁世凯找到朱尔典，就是要朱尔典给载沣施压，保住他袁世凯的小命，英国人当然知道袁世凯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当时的北洋军散布在全国各地，北洋系军人又手握重权，护着袁世凯就等于是讨好了北洋系，因此朱尔典拍着胸脯保证袁世凯平安无事。
英国人放话了，袁世凯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底，但还是很担心，忐忑地跑去谢恩，然后载沣一点头，袁世凯就仓皇地逃离北京。不过在离开北京之前，朝不保夕的袁世凯还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把新购置的价值三十万的北京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对于北洋系来说，这是一件在日后被大书特书的事情，正是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地位。袁世凯比谁都明白，自己之所以能保住项上人头，和段祺瑞所做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袁世凯先是到了项城，又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1909年，袁世凯又搬到了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袁世凯在这里购置了一处“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过起了泛舟垂钓的生活。段祺瑞经常会便衣抵达彰德，与袁世凯商讨事务，此时的北洋系不再是“单核”而成了“双核”，段祺瑞的地位迅速提升。12月29日，段祺瑞再度担任第六镇统制。次年12月18日，又被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江苏清江浦。这说明，载沣需要段祺瑞，但是又害怕段祺瑞，他希望把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距离尽量拉开，同时需要段祺瑞来制衡其他的北洋系将领。
三、一造共和：进京逼宫留名青史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从此，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开始席卷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在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就以各种方式谋求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实现，刚刚把袁世凯遣回老家的清室贵胄们，又得面对这来势汹汹的革命党。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载沣虽然大肆打压汉族官员，但是又不得不任用汉人官员镇压四处流窜的革命党，因此，袁世凯虽然回到了洹上，但是北洋系的将领们依然在仕途上顺风顺水。
（一）
在袁世凯隐居洹上以后，汉人组成的军队大多被外派到南方驻扎。一来是因为清室贵胄们大肆排挤汉人，二来则是因为南方革命党活动较为频繁。远离了北京，远离了权力斗争的中心，反而让段祺瑞得到了扩大自己在北洋系中影响力的契机，在驻兵江北的时间里，他一边加紧与袁世凯的联系，一边笼络着其他北洋系将领。1910年，段祺瑞再次将妻弟吴光新送入陆军大学就读，同时徐树铮自日本学成归国，而另外一位皖系的重要人物也来到了段祺瑞的麾下，这个人叫曾毓隽。
曾毓隽原名以烺，字云霈，祖籍福建省长乐县，后迁居闽县（今属福建省福州市）孝义巷，早年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被选送出国留学。1898年回国后参加乡试得中举人，曾担任知县。1908年，奉邮传部委派，勘测川汉铁路线。1910年冬，曾毓隽慕名拜访段祺瑞，成了段祺瑞的幕僚，此后被段祺瑞保荐为道员，任邮传部参事。实际上主要还是为段祺瑞出谋划策，只不过谋个闲职，让政府替段祺瑞发放幕僚的薪酬罢了。曾毓隽此后也位列皖系“四大金刚”之一，只是在其他三位的显赫声名下，他似乎有点儿过于低调，但也正是他的这种处世态度，让他成为段祺瑞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而且他的作用和价值，要到八年之后才真正凸显出来。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处在末日余晖之下，革命的风暴随时到来。知觉迟缓的八旗子弟们还在为着眼前利益争执不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终于爆发，革命党人于两天后攻克武汉三镇，从此革命之势一发不可收拾。清室贵胄们天天叫嚣“排汉”，可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他们完全没有了从前的气焰。摄政王载沣不喜欢袁世凯和北洋系，但是要打仗就必须依靠北洋军，没有办法，他只好再度起用罢黜两年多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根本没有理会清廷的旨意，他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推辞了湖广总督的任命。袁世凯不肯就范，载沣只好督促廕昌即刻南下。圣命难违，廕昌只好硬着头皮南下。此时冯国璋的第一镇在前，段祺瑞的第二镇在后，两支部队行到今天的河南信阳和湖北孝感之间就不再向前行动了。段祺瑞按照袁世凯的指示，把自己的部队分布在鸡公山的武胜关一带，将兵车阻塞住道路，让士兵们在原地待命。一直到10月下旬，段祺瑞的部队都没有离开武胜关，而革命的声势却越来越大，迅速在南方蔓延，并且扩展到北方。10月25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推进到三道桥，载沣闻讯大惊失色。27日，清廷向袁世凯做出让步，解除廕昌的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和段祺瑞，以及水陆各军。
就在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山西巡抚吴禄贞被杀，当时有消息称袁世凯指使周符麟用两万元收买了吴禄贞部下马步周和几个军官。吴禄贞早年在日本留学，是著名的“士官三杰”之一，与蔡锷齐名，时有“北吴南蔡”之说。袁世凯自知事情重大，因为吴禄贞所统辖的第六镇原本属于段祺瑞统率，所以袁世凯急忙令段祺瑞前往山西善后。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吴禄贞的爱将何燧后来曾有一段话：“1924年国民军占领北京时，有一次我和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谈到马步周，段宏业称赞说：‘马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可见袁世凯委派段祺瑞前往善后，或许另有隐情。段祺瑞北上以后，北洋军随即陷入苦战，袁世凯不得已于11月18日又急令段祺瑞南下，兼任第一军总统官，并署湖广总督，官居正二品。11月27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攻克汉阳，但又再度停滞不前。因为就在此时，自南京传来消息称，如果袁世凯能够反清，则公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并且派人前往武昌议和。与此同时，蔡锷、李根源等在云南昆明发动新军起义，靳云鹏在昆明五华山与起义军交战，兵败后化装成轿夫逃到了湖北，找到段祺瑞。段祺瑞并没有过多责怪靳云鹏，而是将他留在麾下，任命他为总参赞官。
就在此时，袁世凯与冯国璋产生了误会，为了震慑冯国璋，袁世凯于12月14日将冯国璋的军权移交给段祺瑞，令其驻师于湖北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的作战任务，以武力阻击革命军。一个人的命运或许就是如此，冯国璋的大意失荆州，让段祺瑞坐拥北洋系第二把交椅。自此以后，段祺瑞成为北洋系中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他手握重兵，掌控实权，后来逐渐成为北洋系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跟随着他的将领们也跟着走上了各自权力的巅峰。
（二）
在段祺瑞掌握大权的同时，皖系中的另一个人物也迅速崛起，这就是绰号“倪大炮”的倪嗣冲。倪嗣冲原名毓桂，字丹忱，安徽省阜阳县倪新寨三塔村（今属安徽省阜南县三塔集）人。倪嗣冲生于官宦人家，其曾祖父会曾、祖父杰之都是清朝官吏，其父倪淑是清末举人，曾受聘于袁世凯做家庭教师，后任四川知县和知府，官居四品，晚年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倪嗣冲三辈以上都获赠光禄大夫，曾祖母、祖母和母亲都被封为一品夫人。可以说，倪嗣冲的家族自来就有当官的基因。
少年倪嗣冲曾考中秀才，但却始终没有更进一步考中举人，于是花钱捐了个分部郎中，后迁升为山东陵县（今属山东省德州市）知县，此后又加入淮军，历任记室、佐杂、监司。1895年倪嗣冲到天津小站加入新军，得以与段祺瑞结识。1900年春，倪嗣冲继母徐氏亡故，他在奔丧途中参与镇压义和团，并上书要求严查义和团，当时正出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看到他的上书以后，对其“所言立论甚感为奇”，于是邀请倪嗣冲督办德州九县义和团善后之事。倪嗣冲随即对义和团展开血腥镇压，因此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认为他“深器伟才，谓堪大用”，随即保荐他为恩县（今属山东省德州市）知县。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倪嗣冲也随袁世凯到达直隶，统领京师执法营处，后调到天津参与练兵，先后总理北洋营务行营、发审和执法三处，保升为知府。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袁世凯又将倪嗣冲推荐给徐世昌，徐世昌保举倪嗣冲为过班道员、东三省民政司长，后倪嗣冲又担任奉天提法使、黑龙江布政使兼巡防军翼长，主管军政、垦荒和盐务。袁世凯以足疾隐居后，倪嗣冲因为在捕剿土匪时大肆搜刮财物被弹劾，此后他用重金贿赂清室贵胄，才算得以从轻发落，只是“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永不叙用”。
革职后的倪嗣冲与袁世凯、段祺瑞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再度被起用，袁世凯即密召段祺瑞、倪嗣冲等商议，借机进图安徽。倪嗣冲随后奉命自姜桂题的毅军中抽调数营，以“武卫右军行营左翼翼长”的名义率队进驻河南周口。袁世凯组阁后倪嗣冲官复原职，并帮办河南军务，随后袁世凯将北洋军第三镇的过山炮队一队、马队一队和第六镇的陆地炮队和骑兵队各一队划归倪嗣冲，命他兼安徽布政使，伺机入皖。1911年11月1日，安徽爆发了淮上军起义，倪嗣冲借机占领安徽颍上，随后攻占阜阳，并在城内进行了大屠杀。清廷因为倪嗣冲镇压革命党有功，赐予他头品顶戴、“额尔德穆巴图鲁”勇号，兼安徽清乡督办、办理豫边事宜。倪嗣冲则趁机在阜阳、豫东等地大肆招兵买马，将所部扩充到四十营之多。
倪嗣冲的崛起，一方面增强了皖系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了安徽这个皖系真正意义上的大本营，随着军队中皖系将士的增加，皖系力量在北洋系的主导地位也随即得到提升。但是，倪嗣冲本人的性格又决定了他最终的败局，他性格粗鲁、残忍、奢侈，“素有武健严酷之名”，在他统治安徽的十年时间里，他所率领的“安武军”军纪败坏、为祸乡里，并且借兴办皖北水利之名横征暴敛，以骄横跋扈出名。虽然他的军队人多势众，但战斗力却平平，说白了就是空有架势，其实没有什么真本事。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势力的同时，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也加紧进行，孙中山向袁世凯发出电报，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翻清朝，他愿以总统一席相让。在和革命党取得了秘密协定之后，袁世凯就着手逼迫清帝退位了，当时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组阁后不久就已经隐退，临朝的是溥仪和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是光绪帝的表姐，也是他的皇后，载沣隐退后由她辅政，不过她可不是慈禧太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美国作家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则说隆裕太后“长得一点儿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可见，面对摇摇欲坠的帝国，这个形销骨立的女人除了以泪洗面，并无其他办法。此时的清廷其实已经完全控制在北洋系的手中，清室贵胄们面对破碎的山河手足无措，争权夺利的功夫有的是，但要他们像先辈那样靠骏马和弯刀守卫帝国是不可能了。袁世凯找到了段祺瑞，此时北洋系的军权几乎已经系于段祺瑞一身，段祺瑞业已成为袁世凯后北洋系的第一势力。袁世凯和段祺瑞需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段祺瑞没有多说话，当着老上级的面表示：“英雄你来做，黑锅我来背。”
（三）
1912年1月22日，段祺瑞向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发来了第一封电报：
“昨夜四镇参谋忽电传来谓施统带云：二营目兵鼓噪特甚，求立即调往后方，以免意外。一、三营亦有染等语。今晨陈统制来，求即调开，有刻不容缓之势。询其所以，吞吐不言。瑞见其情急，当准将该标调至李家寨，即派员密访情形。据称：该标目兵已与革命军沟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侧闻共和思想，近来将领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征之今日事，益信其然。但瑞职责所在，惟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未知能持久否？惟十九标又去，力益单弱，彼若环攻，惟有尽其力之所有，成败利钝未敢料也！”
第二天，段祺瑞再次致电内阁，电报的内容与22日所发的电报内容颇为相似：
“恭读上月初九日懿旨，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趋向，何待再卜，不禁沸泣久之。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饷补，饷械俱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东、皖、豫亦无完土，即皇室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始则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竟剌剌不休，退有后言。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各路将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十九标昨几叛去，业经电陈，是动机已兆，不敢再为迟延，拟即联衔，陈请代奏。”
这两封电报言辞恳切，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当兵的和老百姓都要求共和，这仗没法打了。1月26日，经过内阁貌似焦急的商讨，以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王士珍的名义发出了一封回电：
“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歧。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务望转请诸将领三思。涕泣奉复。昌、凯、璋、珍。”
清廷内阁发出的这封电报，与其说是安抚段祺瑞，不如说是一颗信号弹，因为在这封回电发出不久，真正要求清廷让国的催命符就来了。几乎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当天，由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封电文是由段祺瑞手下第一幕僚徐树铮撰写的，电文充斥着拥护共和的语句，“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
这封电文一出，清室贵胄们早给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收拾细软携带家眷逃往天津、青岛、大连租界，向洋人寻求庇护，实在跑不掉的就去求袁世凯。于是当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的时候，王公亲贵们到的只有寥寥几人，袁世凯更是称病不再上朝。见清廷迟迟不做决定，段祺瑞又联合王占元等九人发出了逼退的第二封电文，这一次的措辞更为激烈，并且以率军北上相恐吓：“……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
该说的话说到了，那就得来点儿真实行动了。2月10日，段祺瑞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了河北保定，这一次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要实实在在地逼宫了。11日，见隆裕太后迟迟不做决定，心存侥幸的王公亲贵们依然不愿就范，段祺瑞带兵进入北京，实实在在地将武力逼宫的戏码唱到了紫禁城下。隆裕太后面对着北洋军的枪炮，意识到清王朝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在退位诏书上加盖御宝。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率同宣统帝退位，并颁布了退位诏书。从努尔哈赤在塞北的猎猎风里撑起大旗，到多尔衮挥兵入关定鼎中原，再到隆裕太后带着幼小的宣统帝退出乾清宫，296年的清王朝从此化作云烟。该去的总会过去，该到来的必定会到来！
四、青云直上：“小扇子”规划皖系
在隆裕太后宣布退位的三天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至此，袁世凯顺利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从而大大削减了袁世凯的权力，南京方面力邀袁世凯南下就职。但袁世凯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大本营，于是，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指挥曹锟所率的北洋第三镇发动兵变，从而帮助袁世凯顺利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就委任段祺瑞署理陆军部总长，有训练、调遣军队和提拔军官的权力。此时，忠于清廷的王士珍选择退隐，冯国璋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段祺瑞则执掌了军权。
（一）
当上陆军总长之后的段祺瑞，更加卖力地为袁世凯卖命，当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颇有微词，北洋系不得不面对南方革命党力量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时期，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链条，他们被捆绑在一起，革命党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正是在袁世凯和黎元洪的授意下，段祺瑞派人于1912年8月16日杀害了武昌起义的元勋张振武，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孙中山和黄兴接连致电北京政府。
因为张振武被杀，副总统黎元洪不得不自湖北发来长电，提出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就该案进行答复。8月22日，参议院对段祺瑞提出弹劾，翌日要求他到参议院答辩。段祺瑞登台答辩时，声称按照黎元洪副总统来电，只从质问案所提七个方面予以作答。段祺瑞以军法为由，绕过了国法，认为张振武所犯罪责均在其任职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不关军务，所以他是以军法从事。当时的军法会议是在武昌开的，证据齐集，而且判决手续也已经在武昌通过，只不过最后由中央执行而已。
28日，多名参议员提出弹劾国务院总理、陆军总长案，同日，又有多名参议员提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因为此事，参议院的国民党和代表袁世凯的共和党两大派议员大起冲突，参议院议长也无法控制形势。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初期曾被革命党抬出来客串了几天湖北都督，此后就借助这个客串得来的名分在湖北巩固势力，在南北和议期间，曾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虽然此后逐渐依附袁世凯，但袁世凯和段祺瑞对他仍然心存芥蒂。在张振武案答辩的过程中，段祺瑞始终咬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执行”，加之在答辩过程中段祺瑞破绽百出，更使得革命党和民众对黎元洪产生怨恨，灰头土脸的黎元洪在湖北再难过得舒坦。
随后，袁世凯颁令段祺瑞为陆军上将，又特予授勋，给予二等嘉禾章。在此期间，革命党人仍然不满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也始终提防着革命党人。于是在1913年3月10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与德国捷成洋行签订二亿两借款合同，用于购买军火镇压革命。3月20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后不治身亡，国务总理赵秉钧受到牵连，段祺瑞随即以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5月5日，就之前与捷成洋行借款，众议院对段祺瑞提出质询，段祺瑞公然带着很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出席众议院，面对议员们的质询，他只干脆地留下了八个字：“木已成舟，毋庸再议。”
在以强硬态度面对众议院的质询后，段祺瑞于7月17日卸任代总理，算是完成了“喊杀”的戏码之后回归原位。不久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只卸任两天的段祺瑞再次回到国务院，指挥北洋军进行镇压。8月下旬，北洋军已经逐渐掌握战争主动，加之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到任，段祺瑞随即卸任代总理，回到陆军总长的位置上。“二次革命”被镇压之后，12月8日，段祺瑞接受袁世凯的命令，以“磋商要政”为由南下“迎接”副总统黎元洪入京。段祺瑞的这一出戏像极了“关云长单刀赴会”，孱弱的黎元洪在这只猛虎的威慑下毫无还手之力，9日晚黎元洪带着数十人的随行人员在陈宦押解一样的“陪同”下北上，而段祺瑞则留在湖北暂时接替黎元洪湖北都督的职务。
就在1913年的秋天，在北方忽然出现了一支神秘武装：白朗军。白朗军神出鬼没，在河南一带面对北洋军的围追堵截如入无人之境，河南都督张镇芳因此被撤职。于是，袁世凯急忙调另一位皖系将领段芝贵署理湖北都督，召段祺瑞回京并兼河南都督，调集河南、湖北以及安徽等地的军队镇压白朗军。1914年4月3日，袁世凯召段祺瑞进京重新担任陆军总长，让田文烈出任河南都督。这段时间应当算是袁世凯与段祺瑞的“蜜月期”，袁世凯在紫禁城里唱红脸，段祺瑞则四处奔走唱白脸，两个人一柔一刚、一内一外、一唱一和，中国政坛几乎成了袁世凯与段祺瑞纵横捭阖的舞台。而段祺瑞已成为了北洋系的实际领导人，想做皇帝的袁世凯自然明白段祺瑞对自己的威胁，至此两人的“蜜月期”也就到头了。
（二）
权力对于政客和军人来说，就如同是农夫手里的锄头、樵夫手里的斧头，没有了权力的政客和军人甚至还不如农夫或樵夫。袁世凯是靠北洋军起家、靠北洋军升迁、靠北洋军抵达政治巅峰的，但如今，北洋军却不再听任他的摆布，纵然身居临时大总统这样至高的职位，心里到底不是滋味。袁世凯的身份说到底，依然是一个军人，枪杆子和米袋子是关键，没有真金白银，学着读书人讲宪法有什么用？他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没有了枪没有了炮就是当上总统、当上皇帝，也终归会被人赶下来。于是，这位北洋系现任的“精神偶像”不想再待在神坛上，他要重新掌握军权，因为此时他的目标已经不仅是大总统，而是千秋万代。
1914年5月8日，袁世凯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并以此为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将陆军部的权力也收归己有，这样一来，陆军总长实际上就只是办事处的一个小办事员而已，名头依然响当当，但是已经没有实权。对于段祺瑞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他已经不再是十年前跟在袁世凯屁股后面的拎包小弟，也不再是“北洋三杰”中的“虎”，而是北洋系新的带头大哥。对以前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所代表的是北洋系的利益，他为袁世凯出力就是为北洋系出力，曾几何时，袁世凯个人对段祺瑞的影响力早已经散去。
而袁世凯也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北洋系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皖系力量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北洋系中的主要力量，换言之，就是皖系力量在主导着北洋系的发展。袁世凯与段祺瑞的分裂，已经不再是个人之间矛盾的激化，而成为袁世凯这个精神偶像与整个北洋系矛盾的激化。在权力被架空之后，段祺瑞经常借故缺席会议，更将公务交由陆军次长徐树铮处理。段祺瑞对袁世凯的不满，也逐渐衍化为北洋系将领对袁世凯的不满，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做起了皇帝梦，他的首席幕僚杨度甚至写出《君宪救国论》，鼓吹“君主立宪”来扶持袁世凯登上帝位。
对于北洋系的将领们来说，他们不怎么喜欢革命党人，但是对“君主立宪”也绝不感冒。就这些军人来说，他们其实对所谓的宪法、革命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他们自小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后来加入新军才接触了点儿皮毛，能够逐渐壮大，靠的不过就是烟土、银元和时常的打打杀杀。所以很多军阀功成名就以后，就开始把传统礼教那套东西搬出来，弘扬传统道德，希望靠这个拉拢住自己的下属，防止以下犯上的情况发生。
总而言之，彼时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要把这个世界革命成什么样子，但是却知道因为什么而革命。对于段祺瑞来说，他受过私塾教育，所以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同时，他也留过洋，受到西方进化论逻辑的影响，此时的他纵然还不完全清楚中国需要怎样的政体，但至少知道现在绝对不需要怎样的政体，总统专权的政体要不得，倒退回封建帝制那更是万万要不得。但此时段祺瑞虽然不满，还没有直接冲撞袁世凯，于是就做起了寓公。这个时候，徐树铮开始真正走到了前台，对于日后的中国政治来说，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将会举足轻重。
在皖系内部，徐树铮有个绰号，叫“小扇子”。古时候很多官员身边都会有师爷，师爷其实就是智囊和军师，这种人并无官职，往往都是拿着一把纸扇站在边上，而徐树铮在段祺瑞身边所担当的就是此类角色。此时的段祺瑞身边，外有倪嗣冲、靳云鹏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内有徐树铮、曾毓隽这样的军师，而在这些人中，以徐树铮与段祺瑞的关系最为亲密。徐树铮是秀才出身，但是却对“武力治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留日期间受到日本尚武思潮的影响，使他“武力统一”的思想更为根深蒂固。但对于徐树铮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些，什么陆军部的职权根本不重要，当时整个北洋系最紧要的事情是树立新的精神偶像。
（三）
说到树立精神偶像这件事，其实自民国以来，每个地方的军阀都在做。因为封建传统思想被革命革掉了，以前靠孔夫子语录和“君权天授”就能糊弄了事的洗脑工作，现在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回顾历史就知道，每到乱世，思想工作往往都很难开展，因为秩序混乱，只要手上有人就能称王称霸。军阀混战时期更是如此，只要能搞到几支烂枪、聚拢几个人，能拉起队伍，就能称霸一方。倪嗣冲给清室贵胄们折腾得成了光杆司令，然后拿着袁世凯的口谕跑去安徽，转眼就成了军阀里的暴发户。徐树铮是读书人，自然知道思想工作对于军事工作的意义，北洋系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袁世凯这个偶像，如果袁世凯衰败了，北洋系群龙无首，很可能就会给革命党制造机会。
好在这个时候段祺瑞的对手是正在自掘坟墓的袁世凯，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是个有名无实的储君，段祺瑞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选择与袁世凯相反的路：支持共和。虽然当时袁世凯仍然极力拉拢段祺瑞，但是段祺瑞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几乎已尽人皆知。段祺瑞是纯正的北洋系出身，所以北洋系的人信赖他；段祺瑞支持共和，所以革命党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再加上段祺瑞有着留学德国的背景，外国人也对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颇有好感。这样一来，袁世凯越忙活称帝就越是江河日下，段祺瑞越反对称帝就越是冉冉升起，此消彼长的形势让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影响力迅速超过了袁世凯。
而徐树铮为段祺瑞所塑造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影响力，而是围绕在他身边一帮人的影响力。此时与段祺瑞交好的人中，靳云鹏督领山东军务，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吴光新也在陆军中担任师长，除此以外，段祺瑞多年担任军校总办，他的学生早已经遍布北洋系。和当年以袁世凯为核心建立的北洋系类似，徐树铮所塑造出的，就是以段祺瑞为核心的一个团体，随着这个团体的不断扩大，段祺瑞在北洋系中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虽然此时的陆军部在指挥军事上已经没有实权，但仍然可以对军队起到一定作用，徐树铮开始紧锣密鼓地加强段祺瑞这方力量的渗透和扩张。在急需一个偶像人物出现以稳定人心的时候，段祺瑞出现得恰到好处，这个北洋嫡系、陆军总长也是一造共和的首功之臣，因此迅速得到了北洋系将领们的认可。这个时候担心无法震慑士兵们的将领，就把功臣段祺瑞以偶像的方式搬了出来，恨不得将所有的光环都套在段祺瑞的身上，这样一来，求功名的人知道段祺瑞位高权重，在北洋系中说一不二，“跟着他有肉吃”，而那些满腔热血的仁人志士，则推崇段祺瑞共和元勋的名堂，加上段祺瑞对袁世凯称帝极端不满，更得到了他们的信赖。
毕竟袁世凯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袁世凯少年时代也曾经是舞枪弄棒的练家子，但是当上北洋大臣以后，开始沿袭封建士大夫那些倚老卖老的习惯。尤其是在五十岁以后，凡是有客人他需要见的时候，都要人搀扶着。有的人说老袁这是在倚老卖老，可有的人也不免怀疑是老袁身子骨确实不太好了，但不管他的身体如何，他们都必须要选择一个继任者跟随，如今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对象，只剩下了两个人：北洋系首脑段祺瑞，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字云台，是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所生，因为骑马时不慎摔断了腿，人们都称他为“袁大瘸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受父亲之托拉拢汪精卫，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更是一马当先。作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一直把自己当储君看待，对下属素来傲慢无礼，据说清朝结束以后，冯国璋和段祺瑞见袁世凯时行跪拜礼，袁世凯都要急忙将二人扶起，但这位袁大公子却坦然接受。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四处鼓吹，还派人每天伪造《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在上面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忽悠他老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位袁大公子在北洋系中毫无影响力，论资历、论能力都排不上号，加上性格傲慢，北洋系的将领们对他都颇有微词，反而在无形之中帮了段祺瑞一把。
五、回绝袁氏：洪宪声中隐退西山
对于段祺瑞，袁世凯是又爱又恨。爱他，是因为他关键时刻从不怯场，能够独当一面，几次面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质询，段祺瑞都是面不改色、笃定从容；恨他，是因为他越来越自作主张，不把老上级放在眼里，而且时常跟袁世凯对着干。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迈出了复辟帝制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在北京建立了将军府，并且设立了很多将军名号，其中赐予段祺瑞的是建威上将军，负责管理将军府的事务。10月8日，又赐予他一等文虎章。袁世凯对段祺瑞可以说是极尽拉拢，但段祺瑞对袁世凯却依然是不冷不热，领了这么多赏赐，甚至连个“谢”字也没有说。
（一）
北洋系的军官多是天津武备学堂和北洋各学堂的毕业生，此前这些学校的事务都是段祺瑞负责，北洋系的年轻军人大多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等到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段祺瑞的势力更是超过冯国璋，袁世凯自然知道自己在北洋系中的影响力在逐渐递减，于是指示他选定的“储君”袁克定另创一支生力军，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冯国璋认为自己的势力不如段祺瑞，也觉得袁克定能够对段祺瑞起到制衡作用，因此也从旁推动。
最初，袁克定准备成立一支模范军，预定先组建两个模范师，中级军官尽量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用军官生和速成生。但是袁世凯不愿意目标太大，从而刺激到北洋系旧部，所以把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然后又专意委派北洋系中颇有威信的“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来担任筹备处处长。袁世凯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模范团成立以后，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本部则设在北海。袁世凯当初是靠北洋系起家，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就忙着摆脱北洋系，无疑让北洋系将领顿生“飞鸟未尽良弓先藏，狡兔未死走狗先烹”的感觉，于是，北洋将领纷纷转头去亲近段祺瑞。有了北洋系在背后撑腰，段祺瑞的腰杆硬了、脊梁直了，面对袁世凯的态度更加强硬。
1915年1月间，中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日本撤出驻留在山东的部队，但日方未予理会。1月18日，日方以交还青岛以及自山东撤兵为由，附列交换条件等，向袁世凯要求秘密谈判，而日方附列的条件，就是后来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第一号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扩大之；第二号要求扩大在南满、东蒙的各种利权；第三号企图控制汉冶萍公司；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等等。这份条约一旦签署，那清末的所有条约就都成了浮云，袁世凯也深知其中利害，但此时革命军盯着他，如果日本再开战，别说是皇帝，就是这个总统也当不下去。
于是，关于“二十一条”的诸多条款“适时”地泄露出去，各大报纸都刊登出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甚至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美国、俄国、英国都致电该国驻日公使，要求日本外务省提供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提出的具体条款。日方在国际压力下，只好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条以正式文书的形式通知各国。几乎就是在同时，段祺瑞对于日本的这次秘密谈判做出及时回应，他的回应非常简洁：不谈，开打。2月1日，段祺瑞联合冯国璋等十九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2月2日，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等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等人开始秘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不断使用外交讹诈、武力恫吓等方式相威逼，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袁世凯不得不在3月19日召开对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依然态度强硬，表示“二十一条”的所有条款均不能接受。4月26日，日方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但也只做出了些微让步，此时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段祺瑞也更加公开地反对“二十一条”，于是，袁世凯和段祺瑞两个对比鲜明的政客形象开始出现：一个唯唯诺诺，一个振臂高呼。谈判进行得拖拖拉拉，5月2日，参谋总长黎元洪、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部远赴关岳庙宣誓，以示军人誓死卫国。
5月7日，失去耐心的日方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并且限9日午后6时之前给出答复。第二天夜里，袁世凯召集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召开全体大会，陆军总长段祺瑞和陆军次长徐树铮也一起赴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当时段祺瑞的部队“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可见段祺瑞不仅是说一说，而是准备转化为行动。就段祺瑞的能力来说，调动部队或许不乏作秀之嫌，但无疑成为巩固他在北洋系中的地位的再次助力。而面对日方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的强硬口吻依然不改：“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倘若曹汝霖的记录有几分真实，那么段祺瑞说话的口吻已经不仅是强硬，对袁世凯来说，其中多少已经透出质问和责难的意味。
（二）
陆徵祥是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外交官之一，但伴随着这位外交官的只有一份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日谈判之前，他本来已经引咎离职，但面对“二十一条”这样棘手的事务，袁世凯只好再次请他出山与日本人周旋。在与日方代表讨价还价的五个月里，陆徵祥精疲力竭，5月25日，袁世凯最终妥协，与日方签订了《民四条约》，在签订条约之后，陆徵祥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三十年后，当陆徵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告诉去采访他的中国记者，“弱国无外交”。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自清末一系列的割地赔款，到民国时的借贷和内战，国力已经非常衰微。就袁世凯来说，一旦发生交战，南方势力肯定会借机发难，到时候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地步。袁世凯想得到这些，段祺瑞未必就想不到，而且段祺瑞与日本人的关系也并不见得多么剑拔弩张。经过“二十一条”这么折腾，袁世凯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几乎跌至谷底，而段祺瑞的形象却得到了提升。段祺瑞自然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几斤几两，要跟日本人打起来，难保南方军阀不会趁机发难，但是他却依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显然是他算准了坐在总统府里的袁世凯根本别无选择，投鼠忌器。再者说，老袁是准备要当皇帝的，当时就连北京城里卖糖葫芦的都知道，既然要当皇帝就得既攘外也安内，日本人不帮自己也就算了，万一他们去帮助南方军阀，那就等于是引火烧身。
袁世凯想要称帝的时候，光明正大跟他唱对台戏的人不多，王士珍和冯国璋这个时候也都持比较中立的态度，北洋军中很多将领，甚至如皖系将领靳云鹏、倪嗣冲、段芝贵，以及田中玉、卢永祥、张勋等，也支持袁世凯复辟，因为只要袁世凯登基称帝，他们就是开国功臣，按照封建帝制可以享受世袭罔替的勋衔和俸禄。这些人中的靳云鹏、倪嗣冲、段芝贵彼时都是段祺瑞的心腹，他们和后来才加入皖系的田中玉、卢永祥等不同，是早期就已经和段祺瑞站到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帮人站出来拥护帝制，多少有点儿组团忽悠的意思，撞上了就是世世代代的荣华富贵，失败了反正还有段祺瑞给他们兜着。换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段祺瑞的意思，如果腹黑一点儿看，这简直就是在把袁世凯往绝路上送。当时的袁世凯身居总统府，身边围绕着的尽是杨度、梁士诒、刘师培这样拥护帝制的人，看到的也是他儿子袁克定编造的《顺天日报》，每天接到的也是北洋旧部拥护帝制的电文，也就是说他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就算是再清醒的人也难免会脑子发热。
拿定主意的袁世凯决定复辟称帝，一边指挥“洪宪六君子”到处摇旗呐喊，一边清理异己。清除的首要人物就是段祺瑞，拉拢也拉拢了，奉承也奉承了，既然敬酒不吃，那就让你吃罚酒。自《民四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就彻底抽空了段祺瑞的权力，同时撤销了徐树铮的职务，识趣的段祺瑞随即于5月30日称病辞职。31日，袁世凯让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职务，并给段祺瑞养病下抚慰令，准予段祺瑞两个月的病假。
民国这出戏唱到这里，是真正到了高潮迭起的部分，袁世凯忙着复辟帝制，皖系将领们纷纷支持复辟，段祺瑞则乐得远离这是非之地。段祺瑞隐居西山，但是却丝毫没有损及自己的党羽，看起来是隐居幕后，其实台前的风吹草动还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其实要说以退为进，袁世凯也是此中高手，当年归隐洹上，左右时局，最终推翻清朝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后面的事实证明，相比袁世凯，段祺瑞更是以退为进的高手，他坐在西山的琐棂流檐下，指挥着皖系将领们翻江倒海。就在段祺瑞隐居西山后不久，一家日本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就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深入报道，并指出段祺瑞之所以到西山养病，是因为他与袁大总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8月3日，段祺瑞通过日方友人了解到这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发出通电，斥责该报纸挑拨离间。但就是在通电发出的半个多月以后，袁世凯即下令免去了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这个时候段祺瑞再信誓旦旦地出来解释说两个人依然相敬如宾，恐怕也没有人相信了。但也正是袁世凯的这个举动，将两个人的矛盾放到了阳光下，既然如此，老袁撕破了脸皮，老段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
（三）
段祺瑞退隐西山以后没有多久，拥护帝制的积极分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张旗鼓地行动了。鼓吹“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的杨度在1912年8月14日联合严复、孙毓筠、刘师培、李樊和、胡瑛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对杨度倍加赞赏，亲自赐匾题字，称之为“旷世逸才”。时任财政部次长的梁士诒也不甘落后，除大力筹措经费支持袁世凯称帝外，还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杨度等人鼓吹帝制的行径遭到全国上下的声讨，曾与杨度“天下之至好也”的梁启超也站出来痛斥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读书人喷脏话，这算是重的了。
放到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也是个丑态百出的人物，他所做的最大功绩逼清帝退位，也被定义为卖主求荣、忘恩负义。其实在袁世凯早年的履历里，到处都有段祺瑞的影子，从小站练兵开始，作为“虎”的段祺瑞就一直跟在袁世凯身边。北洋军东征西讨，也正是段祺瑞东奔西走的戎马生涯，甚至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过程中，段祺瑞也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说到底，段祺瑞终归是个旧式军人，这不是减掉辫子、在德国上两天洋课、会说几句鸟语就能够改变的，传统的等级观念根植在他的脑海里，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够拔除的。对段祺瑞来说，袁世凯对他至少是有“知遇之恩”的，不能说是情同父子，至少也有师生之谊。段祺瑞感激袁世凯，哪怕是民国建立之后，段祺瑞去拜望袁世凯时，依然行的是传统的跪拜之礼。即便是后来两人罅隙渐深，段祺瑞见袁世凯时，也从不会失了礼数。至于两人交恶的原因，说来说去也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袁氏的疑心；二是周边力量的推动。
袁世凯要做皇帝，自然就要效仿前朝的经验，历朝历代的皇帝开国，首要事情就是回收权力。汉高祖刘邦杀掉韩信，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清世祖顺治贬黜多尔衮，无不是恐惧重臣作乱。袁世凯称段祺瑞为“重将”，一个“重”字突显出段祺瑞在袁世凯心中的位置，乱世的时候是砍向他人的刀，治世的时候就可能成为砍向自己的刀，所以，开国皇帝袁世凯必须要让段祺瑞刀枪入库，否则就算他登基成功，他的子子孙孙也难以维持帝业，难免会像秦朝、隋朝那样落得二世而亡。除了袁世凯排斥段祺瑞，袁世凯身边的人也排斥段祺瑞。头一个就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自然希图继承袁世凯的权力，但他并无战功，在北洋系中根本没有威望。再者袁克定性格傲慢，甚至连自己的智囊团也没有。杨度、梁士诒等人都只是趋附于袁世凯，在这一点上，袁克定还不如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袁克文，袁家二少爷因为反对父亲复辟帝制被逐出家门，结果跑到天津花钱买了个青帮大佬，整日拜香堂收徒弟，俨然成了北方青帮的头面人物。不管怎样，对袁克定来说，段祺瑞就是他最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
当然，造成袁世凯和段祺瑞之间矛盾激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随在段祺瑞身边的人，也就是逐渐成型的皖系军阀。袁氏父子不仅对段祺瑞缺乏信任，对整个北洋系都不再信任，即便是对最为忠心的将领也不再坦诚相待，因此，段祺瑞与袁氏父子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演化成了皖系与袁氏父子的矛盾，到复辟帝制前后，也就逐渐演变成了北洋系与袁氏父子的矛盾。对皖系将领来说，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因段祺瑞而崛起，也就与段祺瑞休戚与共，就算段祺瑞对袁世凯念着旧情，他们却不一定会念着袁氏父子的好，尤其是袁克定，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扶不起的阿斗”。正是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袁世凯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而时移世易，两个人也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坐下来掏心挖肺地交流。袁世凯信不过段祺瑞，段祺瑞也不再相信袁世凯，随着轰轰烈烈的帝制复辟到来，他们两个人，一个走向自己政治生涯的穷途末路，一个却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像是一条岔路口，两个人再无法回到共同的路上来。而袁世凯与段祺瑞两个人的合作关系结束以后，袁世凯固然逐渐走向末路，段祺瑞的皖系也始终没有能够完成“武力统一”，反而促成了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真正乱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