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北洋军阀的体系中，主要的将领，大都有着高学历的背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自不必说，还有孙传芳、唐继尧、赵恒惕这样的留学生，即便冯玉祥也进过新军的学兵连。文人们组成的北洋军阀史温吞地向前行进着，到处飘荡着乱世情怀的悲壮军歌，军阀们对着天空放几响炮，在棋盘下面用烟土和银元决定着成王败寇。偏就是这个时节，忽然打辽东闯进来一伙蛮人，高喊着“哥儿俩好啊五魁首”砸了文人博弈的棋盘，这伙人就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军阀。
序篇：“梁山泊”的新版本
“落草为寇”这件事往大了说就是揭竿而起，往小了说就叫劫富济贫，就看这个人是想当个土皇帝，还是想当个山大王。但无论如何，“为寇”这种事情和传统的孔孟思想是有着直接冲突的，所以一直是辱没门风的事情。直到陈胜吴广和施耐庵的出现，前者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性口号，后者则给出了“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于是，“为寇”变得那么冠冕堂皇而又义正辞严，哪还用像周武王起兵的时候费尽心思搞出“凤鸣岐山”的行为艺术？
（一）
但凡乱世，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时局越是动荡，去山上当贼的人就越多。哪怕是到了近代的民国，军阀混战的时代老百姓找活路的方法还是上山去当土匪，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山东的响马山西的贼，河南尽出溜光锤”，中原地区都已经民不聊生，更不要说别的地方了。不过，这句话虽然流传很广，但当时土匪最为猖獗的并不是这些地方，而是东北。少帅张学良在回忆录里讲道：“那时的东北，当土匪好像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往往有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
而且在东北的土匪里，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的，当时的人只要过得揭不开锅盖了，去院子里提溜起一把耙子就上山投了匪。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它走着走着，就倒了个，老百姓动辄就要上山去当土皇帝，而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反倒是过得憋屈。清朝末年的世道就是这样，生逢乱世，上面当官的横征暴敛，下面当匪的打家劫舍，老百姓当不了官自然只能去当匪。
清政府对匪患非常恼火，责令辽东官员进行整治，可是这些天天抽着鸦片的官老爷，哪对付得了林海雪原里的土匪啊？当时最流行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洋人的玩意儿对付洋人，官老爷们就寻思着为什么不来个用土匪对付土匪呢？那就得找个靠得住的，还干过土匪这营生的，当然，这个人的能力还得出色。官老爷们拧着眉毛想了会儿，就把目光落在了张作霖的身上。于是，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就和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商定，提拔张作霖成为统带，让他负责剿灭辽东匪患的具体事宜。
赵尔巽和沈金鉴并不知道，他们就此开启了张作霖乱世枭雄的传奇一生，这个光头东北佬从此就要开始纵横辽东、定鼎中原的征途，直到走进紫禁城抵达人生的顶峰。张作霖生在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和北洋系的其他军阀不同，他没有文人背景，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张作霖的家庭是多么渴望摆脱平庸。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早先靠着开小杂货铺赚了点儿钱，但是赚的没有花销的多，入不敷出久了杂货铺也就倒闭了。杂货铺倒闭以后，张有财又不愿意去干繁重的活儿，就开始在街上晃荡，后来就迷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烟。
当时的张作霖还没有在社会上历练过，非常羡慕那些能够识文断字的同龄孩子，所以他经常跑到附近的私塾去听课。私塾先生名叫杨景镇，有一天他发现了偷偷伏在窗外听课的张作霖，好奇之下，就叫进来询问缘由。张作霖就把家里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杨景镇，杨景镇觉得张作霖这么喜欢读书识字很难得，就免费让他到私塾听课，还赠送给他纸笔。这一段私塾经历对张作霖来说意义非凡，后来张作霖当上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还专门请杨景镇到奉天自己家里开设了私塾。不过可惜的是，张作霖的私塾只念了三个月，因为三个月后，张作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他的父亲张有财死了。
和大部分的赌徒一样，张有财赌博有个特点：逢赌必输。杂货铺关闭以后，张有财的收入就微乎其微，单是靠名字里美好的期望是不能换来钱的，所以在赌场里欠下的债就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张有财再到赌场去推牌九的时候，老板带着几个平头壮汉拦在了他的面前，打开账簿告诉他已经欠下了多少银元。张有财也干脆，反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债主一看张有财这么穷，钱是要不回来了，那就要他的命吧！于是，张有财就让债主给活活打死了。
张作霖的个子不高，又不会什么手艺，初入社会的他，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做，于是就开始靠卖烧饼为生。虽然卖烧饼赚不到几个钱，但手里多少有了点儿余钱，加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张作霖沾上了他父亲的恶习：赌博。其实在小的时候，张作霖就经常跟着他父亲张有财出入赌场，耳濡目染，也开始流连在赌桌上。这一上赌桌，张作霖就很难下来，卖烧饼赚到的几个钱经常一眨眼就输掉了。
张有财死的那一年，张作霖只有十三岁，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父亲一死，张家的家境就更是雪上加霜。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要照顾四个孩子谈何容易，于是她只好带着孩子投奔镇安县（现辽宁省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但是王氏的娘家也不富裕，平白添出五张嘴来，家里的日子也很快就揭不开锅了。张作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指望家里了，他决定到社会上去混口饭吃。
（二）
十四五岁的张作霖正处于人生里最叛逆的时期，尤其在接触过社会以后，开始变得游手好闲。王氏发现他总是出入赌场以后非常生气，但是她也知道赌博这种东西，一旦沾上，要戒掉并不容易。既然张作霖不想卖烧饼，王氏就想着让他学点儿手艺，于是介绍他去学木匠。张作霖去跟着木匠学了没有两天，就跑了回来，死活也不去了，他嫌拉大锯太累，不愿意干木匠活儿。王氏顿时对张作霖灰心丧气了，她在张作霖的身上看到了张有财的影子，干脆对张作霖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此后的张作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生活，他当过货郎、卖过包子，但是赚下的钱都挥霍在了赌场上，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债台高筑的张作霖没有什么正当工作，无力偿还赌债，整日在债主们的追讨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张作霖知道自己在小黑山混不下去了，走投无路的张作霖选择离开家，他不愿意像父亲张有财一样暴尸街头。
张作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沿街乞讨想要活下去，这对于张作霖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他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地寻找着生存的机会。从镇安出来，他一路流浪到了高坎镇（今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才停下来，当地大车店的人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就留他在大车店里打杂。
大车店又叫“骡马店”或者“骆驼店”，主要开在交通要道和城关附近，因为这些行贩常用的交通工具是大车而得名。早期的大车店主要是为过往行贩提供简单食宿，费用低廉，房子三五间不等，都是通敞的大间，南北大炕，一铺炕通常能睡下二十来人。大车店里的陈设也较为简单，一般就在地上放张木桌和几条长板凳，预备两个洗脸盆、胰子和毛巾，胰子一般都是用猪胰子、羊胰子掺加火碱做成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因为世道混乱，大车店居住的人员就变得鱼龙混杂起来，除了过往的行贩和江湖艺人外，寻医讨药的人、打官司告状的人以及黑白两道的人都开始出现在大车店。
所以，不是谁都能开得了大车店的，开店的人除了要具备一定的财力，还必须跟黑白两道有关系，要么是在官府里有人，要么就是和当地的山贼土匪有瓜葛。三教九流的人都往大车店里住，有的土匪甚至还会选择在入冬后到大车店里“猫冬”，如果店家不是八面玲珑的角色，或者有足够硬的关系，如何能把这大车店经营下去？除了财力和势力，开店的人还得精于算计、工于心计，要能周旋得当、左右逢源，面对任何突发状况都要有处乱不惊的承受力。凡是能开大车店的人，必定是在当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正是在大车店的这段生活，让张作霖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大车店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比外面的社会更加错综复杂，人情冷暖，钩心斗角，张作霖在其间摸爬滚打，算是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实践课。而日后官居显赫的张大帅，也得以把他从大车店里学来的招数学以致用，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与直系军阀之间若即若离，一介草莽的他与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这些高材生斗起法来完全不落下风。对于那些只懂得用烟土和银元来谋求胜利的军阀来说，大车店里的波谲云诡是真正刀尖上行走的日子，对张作霖来说，这远比政坛上的明争暗斗来得刺激。
不过，让张作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大车店还学会了一门手艺。既然是大车店，那大车自然是少不了的，所谓大车就是由牲口拉的车，拉车的牲口一般是马、牛、骡子或是驴子。牲口要是生了病，那大车就瘫了，没法继续赶路，所以大车店里通常都有兽医。张作霖喜欢看兽医给牲口瞧病，一来二去，他居然记下了一些方子。有一次，一个商贩的骡马病了，偏巧兽医不在，急得那个商贩直跳脚，这时候张作霖站出来，给那匹骡马弄了点儿草药，谁知竟然真的治好了。
最开始的时候，张作霖只是觉得给牲口看病有趣、好玩，于是他就开始跟着店里的兽医学着当兽医、相马。张作霖这个人虽然贪玩，但是很聪明，善于观察，加上幼年时在杨景镇的私塾了认了几个字，算勉勉强强能开个方子，后来居然真的成了一个兽医。他娘当初想让他掌握一门手艺当木匠没有成功，哪里能想到他竟然误打误撞地当上了兽医，而且张作霖的医术越来越好，后来成了高坎镇远近闻名的兽医，甚至连山上的土匪也闻名来找张作霖给牲口看病。
（三）
兽医张作霖似乎真的喜欢上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准备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下去，在“张兽医”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以后，加上存下一些钱，他终于开了自己的兽医桩。到这个时候，连张作霖的母亲王氏都认为，自己的儿子找到了一个还算稳妥的差事，要在兽医这一行里继续深造，靠着兽医这碗饭在乱世里苟活下去了。
而借由自己的手艺，张作霖的小日子也算是过得有声有色，虽然身材不高，长得也不算俊俏，但是已经有媒婆上门来给他提亲了，美好的生活似乎真的对张作霖打开了门。
可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突遭变故，不仅兽医桩被迫关闭，他自己也险些遭遇不测。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张作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间故事坊间流传得很多，有勾结土匪替人出头招致横祸，有私奔未遂招人陷害，但不管怎样，张作霖这一次遭难算是九死一生，从而也让他的兽医梦彻底破灭了。此时的张作霖不得不面对走进了死胡同的人生，苦苦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时间到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毅军统领宋庆受命帮办北洋军务，率部抵达九连城，节制各军，声称“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在抵达九连城后，宋庆随即指派手下将领四处招募兵勇，毅军将领马玉峎随即到镇安县征兵。当时处于人生低谷的张作霖从高坎镇回到了镇安，整日里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听闻征兵的消息以后，意志消沉的张作霖像是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决定加入毅军。虽然是九死一生的沙场生活，但对张作霖来说，却可以完全帮他走出人生的阴霾，未尝不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路。
加入毅军之后，张作霖成为一名骑兵。这一年的张作霖刚二十岁，因为当过兽医，他对马匹有一种亲切感，并且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随后，张作霖跟随着毅军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先是参加了辽东、辽南的战役，随后又参加了太平山（今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山）之战，虽然在战斗中毅军将士“迎炮以上，呼声动地，无不以一当十”，但仍然屡战屡败。在田庄台（今辽宁省大洼县）兵败之后，宋庆决定整顿军务，收复失地，并且反对清廷与日方签订合约，他甚至给督办军务处发去电报，表示“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还被革职留任。
其实要说这位宋庆将军，相当不容易，他的部队称为“毅军”，是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时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巴图鲁”。宋庆的毅军，素来以治军严苛著称，清光绪八年，即公元1882年，他奉命率军驻守旅顺口，据说其所部兵马“军容整肃，设防不怠，为诸军之首”，但偏偏是这样一支“军容整肃”的部队，对内镇压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所向披靡，与外国军队作战却十战九败。可见，部队的军容军纪固然重要，但如果国家落后，只靠军人去奋不顾身，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这位宋老将军戎马一身，最后病逝军中，享年八十三岁，死后清廷照尚书衔赐恤，封三等男爵，入祀贤良祠。
话说回来，宋庆被革职留任之后，部队就清闲下来。该赔款的赔款，该割地的割地，该开放口岸的开放口岸。仗没得打了，士兵们就过起了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可偏偏张作霖过不惯这样的生活，天天对着一堆稻草人喊杀突刺有啥意思？张作霖觉得待下去没有什么盼头，加上几年军旅生涯自己也存下了一些军饷，就拾掇好家当逃回了辽西。当逃兵是很危险的，一旦被抓轻则打得皮开肉绽，重则有杀头的危险，但清朝末年的“勇营”将士早已经腐化到了极点，军官们只顾着贪图享乐，哪还顾得了抓逃兵，不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于是，张作霖脱去戎装，打马回到了镇安县。回到家以后的张作霖，虽然个头没有怎么长，但身体比之前结实了很多，也长成个小伙子了，加上又有点儿钱，总算能够在当地找个不错的媳妇了。经人介绍，二十一岁的张作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这位赵二小姐后来给张作霖生了三个孩子，长女张首芳和两个儿子张学良、张学铭。成家以后，张作霖又操持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兽医。王氏原本以自己的儿子就此过上了安安稳稳的日子，哪知道消停日子没有过几天，张作霖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体会过戎马生活的张作霖已经很难忍受平常百姓的单调生活，他已经深深迷恋上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江湖日子，这回他想干的是土匪。
一、投身绿林：刺激的日子刺激地过
张作霖这个人，不管放到哪个年代，都属于“没事瞎折腾”的典型。史书上讲到那些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大多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没有几个人在家里过得好好的，然后出去当土匪的。哪怕是在民初的东北，土匪成患，大多也是因为穷困潦倒，不得不铤而走险。但是落草之前的张作霖呢？有一份正当职业、有一技之长，上有老下有小，怎么看过的都应该算是小康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位不愁吃穿的人，居然要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当土匪。
（一）
张作霖当时所在的辽西，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成了三不管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土匪。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匪”或者是“胡子”，称土匪头子为“绺子”。关于这个称呼的由来，有两个传说：一是说土匪多是啸聚山林，因为要躲避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围剿，所以经常躲藏起来，也就顾不上打理形象，所以就长出了乱糟糟的胡子，一看长相就是土匪；二是说当初东北土匪的祖师爷抢劫的时候，为了起到恐吓作用，也怕被其他人认出来，就会身穿奇装异服，并且在脸上挂着假胡须。不管是其中哪种解释，都说明“胡子”意味着一种凶神恶煞的形象特征。
每到冬天，土匪都会躲起来“猫冬”，春天冰雪融化之后再出来打家劫舍。土匪管抢劫叫“砸窑”，抢劫大户人家就叫“砸响窑”。土匪人多，又需要马匹又需要枪支，单去抢劫贫苦老百姓是不行的，因此隔三岔五就会砸一次“响窑”。于是，害怕被土匪侵扰的大户人家就联合起来出钱，资助当地的一些勇武的青年组成自保的地方武装，当地称之为“大团”。所以，后来有人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多少有点儿冤枉他，因为张作霖最早做的其实是维护地方安全的事务，到后来才客串了两天土匪，但也是因为生计所迫打两天临时工，但说张作霖是绿林出身却是没有错的。
在赵家庙附近经常有土匪出没，张作霖的岳父赵占元就与当地其他几户地主合计着建立一个大团。张作霖闻讯之后，就亲自跑去见岳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起维护地方安全的责任。赵占元自然很高兴，张作霖毕竟是在毅军里当过兵、打过仗的，由他率兵可以保证训练规范，战斗力多强不好说，有模有样至少是没有问题的。于是，赵占元就联合赵家庙的几个地主，凑了些钱，交给张作霖，让他去招募乡勇。因为做兽医的缘故，张作霖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也认识不少当地的乡勇，所以拉起队伍来不是问题。加上他平素就仗义疏财，很多人也愿意跟着他。
没有几天，张作霖就拉起了自己的大团，一共有二十余人，当上了小头目，陆续将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都负责起来。关于张作霖这支大团的战斗力，看起来是不错的，因为据说在张作霖拉起队伍之后，附近的土匪都鲜少到赵家庙来，偶尔流窜过来的几伙土匪也很快被击退。张作霖将自己所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并要求自己的队伍在“保险区”内必须遵章守纪，积极维持治安。张作霖的这支队伍，完全是按照正规部队的训练方式训练出来的，战斗素养虽然比正规部队还要差很多，但是对付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土匪还是绰绰有余的。加之张作霖对这些乡勇要求严格，受到地方乡绅的支持和欢迎，大团得到的经费支持也日渐充足，从而保证了战斗力。
不过，虽然在自己的“保险区”里奉公守法，但出了自己的地盘可就不好说了。碰到手头紧张的时候，张作霖也会带着自己的大团出去抢点儿。关于东北土匪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之处，古代有“官匪一家”之说，因为大团这种组织，是有匪才有团，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匪了，大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大团之间也互相串串门，你来我这里砸窑，我把你打跑了，显示我在地方上的价值，当然，也不让你白来，顺手拿走点儿鸡零狗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等到你那边长时间没有土匪滋扰，我就过去放两枪，也自你那边提点儿鸡零狗碎回来，这样土匪不断，大团也就不会绝。
但是自张作霖的大团拉起来以后，远处的土匪就不敢越界来滋扰了，而邻近的村子也都来找张作霖，出钱将自己的村子划入“保险区”，张作霖管辖的范围由此不断扩大，达到了二十多个村子。同时，张作霖的名声也越传越广，在东北的绿林道上算是一个有点儿名声的人物，江湖上的朋友说起来，也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在赵家庙拉大团，应该算是张作霖江湖生涯中的第一桶金。
也是在此间，张作霖结识了锦西红罗山的土匪头子汤玉麟。汤玉麟是辽宁阜新人，字阁臣，1871年7月生于四道桥子（今新民乡，也有说生于辽宁义县稍户营子霍家沟，即今太平沟），少年时因家贫无钱读书，遂给地主家放牛羊，后来赶车为雇主运送货物，习得一手好枪法。一次外出运货时被土匪抢劫，遂到大凌河投奔苑四、苑五兄弟落草。此后羽翼渐丰的汤玉麟离开大凌河，到锦西红罗山招兵买马，甲午战争后一帮溃败的清军投到汤玉麟的山寨入伙，使汤玉麟成为辽河流域有名的“大杆子”。
（二）
土匪也讲究个均衡，实力相当才能够共存，一旦有一伙土匪率先壮大起来，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了。张作霖在赵家庙本来待得好好的，但是在他管辖的“保险区”西北部，忽然崛起了一个大团，领导这个大团的人名叫金寿山。
金寿山的这个大团里，几乎都是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在张作霖的地盘上没有办法兴风作浪，就跑去投靠金寿山，于是，金寿山的大团很快就壮大到了一百多人，成为远近势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大团。金寿山的大团总部设在中安堡，人员比较复杂，大多是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所以到处烧杀劫掠。仗着自己的大团人多势众，金寿山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很快就开始涉足张作霖的“保险区”。
张作霖负责的就是维护地方安全，如今金寿山到他的地盘里来烧杀劫掠，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好在金寿山的大团虽然人多，但大都是地痞流氓，还有不少是大烟鬼，平时欺负老百姓还行，真打起来战斗力就差远了。所以张作霖虽然带的人不多，但是却很快打败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在占据中安堡之后，张作霖代替金寿山成为附近势力最大的大团，到这个时候，张作霖的事业就更上了一个台阶。在扩大了势力以后，张作霖多少有点儿放松了警惕，他并不知道，金寿山随时都在准备反攻。
1901年腊月三十的夜里，正当家家户户高兴地过除夕夜时，土匪金寿山带着人马趁着夜色来到赵家庙，对张作霖的大团进行了偷袭。完全没有防备的张作霖被金寿山的部队打得大败，带着妻子女儿慌忙逃出重围。但金寿山这一次不准备轻易放过张作霖，他被张作霖打败了会回来报仇，他相信张作霖虽然一时失败，但日后必然也会回来找他报仇，所以金寿山准备斩草除根。张作霖是慌忙出逃，又带着家眷，在行动上自然不如金寿山迅速，眼看着就要被金寿山的人追上。
借用评书里的一句话，只听得一棒铜锣声响，忽然自斜刺里杀出一队人马，救了张作霖的性命。来人正是张作霖的旧识汤玉麟。汤玉麟是辽西地区势力较大的一伙土匪，其耳目眼线众多，在获悉金寿山要偷袭张作霖的消息之后，因为交通工具不够发达，没有办法事先通知张作霖，于是就带着一帮人赶往赵家庙。虽然汤玉麟没有赶在金寿山之前抵达赵家庙，但总算是在半路上遇到了张作霖，于是立马招呼手下人前去搭救。金寿山虽然来势汹汹，但战斗力到底比不上汤玉麟的手下，不大工夫，金寿山的人就被打散了，汤玉麟护送张作霖抵达了姜家屯。
此时的张作霖是不能回赵家庙了，虽然汤玉麟愿意帮忙，但靠别人去夺回地盘毕竟不是老张的性格。加上当时赵春桂怀着身孕，张作霖还是想过了冬天再回去找金寿山算账，汤玉麟知道张作霖的脾气，也就没有强求，给他留下几支枪和粮食，就回转红罗山去了。而张作霖和自己的手下人经过商量，决定到辽阳境内的高家坨子投靠大土匪冯德麟。冯德麟是辽宁海城人，字麟阁，幼年家贫，长大后则投身绿林，此后得到黑山县齐家窝棚举人刘东闽的支持，在辽阳界内的高家坨子拉起大团。冯德麟的大团在当地势力最大，在牛庄、海城和黑山、广宁有大小队伍一百零八帮，号称一百单八将。
但是要抵达高家坨子就必须经过八角台，就在自姜家屯到八角台的路上，途经桑子林詹家窝铺（今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的时候，赵春桂在马车上给张作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张家的第一个儿子，让张作霖喜不自胜，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双喜”，一则是庆他们在金寿山枪下逃得性命，二则是庆老张家自此有后。后来，也有人称呼这个孩子为“小六子”，成人之后则称他为“少帅”，他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张学良。
但是这样一来，他们的行动就慢了下来，赵春桂需要坐月子，而且带着孩子毕竟不太方便。离开詹家窝铺以后，张作霖就决定在八角台多休整一段时间。在八角台，张作霖又结识了当地商会的会长张紫云，原来张紫云之前就听说过张作霖的名声，对张作霖非常敬佩。两个人把酒言欢之际，张紫云还告诉张作霖一个让他无所适从的消息：高家坨子的大土匪冯德麟前不久被俄国人抓走了。
（三）
冯德麟怎么会得罪俄国人呢？这里得说说冯德麟的大团成立的时代背景。话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廷战败之后，清廷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就伤害到了其他列强的利益，于是，俄国、德国和法国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1896年，俄国与清廷签订《中俄密约》，其中就包括修复中东铁路权。在签订之后，俄国乃出兵进入东北。辽西乡绅为了保护家产，于是纷纷组建堡防、乡团、联社会，一来是对抗土匪，二来则是阻止俄国人。
而且冯德麟阻击俄军，是得到清廷支持的，至少是默许的，据说资助冯德麟的刘东闽曾专门到奉天为冯氏请命。所以，冯德麟便大张旗鼓地对抗俄国人，加上政府的默许，他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1901年2月，俄国派出马队突袭小北河附近的冯德麟武装，冯德麟被捕，并被流放至库页岛。张紫云把这件事告诉张作霖以后，张作霖就有点儿傻了，因为自己这一路本意是要去投靠冯德麟的，冯德麟已经被打败，必须得调整自己的计划了。
说起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印象那是相当不错的，据书中讲，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所以就有意让张作霖留下一起维护地方安全。八角台（今属台安县）在当时是个大集镇，这里的商号大大小小有五十多家，如果在这里组建大团，靠张作霖的本事，肯定比以前在赵家庙时候的队伍更壮大。张紫云一片盛情，但张作霖却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因为就在张作霖抵达八角台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大团，领头的人名叫张景惠。
张景惠是八角台本地人，字叔五，青年时代跟随其父卖豆腐为生。张景惠的性格比较粗犷，喜欢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场，这一点跟张作霖倒是颇为相似。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张景惠在八角台商务会长张紫云的支持下，拉起了大团，命名为“自卫团”，并且亲任首领，为八角台当地的商号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张作霖虽然名动一方，毕竟是外来的人，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张景惠则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他自然不能抢张景惠的营生。
哪知道，张景惠也听说过张作霖，获悉张作霖到了八角台，也赶来见面。张作霖和张景惠二人性格相投，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张景惠虽然比张作霖长几岁，但却甘愿拥护张作霖担任八角台自卫团的首领，而自己当副手。张作霖自然要推让一番，但耐不住张景惠的劝说，遂决定留在八角台。于是，张作霖便担负起八角台的治安，并将自己带来的四十余人也编入自卫团，而张景惠则唯张作霖马首是瞻。
果不其然，张作霖担任自卫团的首领之后，自卫团的面貌焕然一新。首先，训练就不一样了，张景惠原来当头的时候，就是练练打枪，跟一班地方上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区别，张作霖接手之后，训练变得正规，强调军容军纪。其次，因为张作霖在绿林道上的名声，其他地方人数不多的大团也投奔而来，还有一些土匪，也慕名来投奔，加上八角台商户众多，钱不成问题，自卫团的规模很快就变得更为壮大。而在投奔张作霖的人中，有一个人颇得张作霖的赏识，他名叫张作相。
张作相生于锦州义县杂木林子村（即今辽宁省锦州凌海市班吉塔村），幼时读过三年私塾，因家贫辍学，后因族兄遭仇人杀害，他怕受牵连流落奉天。在奉天时，张作相帮人打短工，也做泥瓦匠，生活困苦，经常遭人欺凌，于是生出落草为寇的念头。随后，张作相潜回杂木林子，与本村的另一人联手杀死害他族兄的仇人，率领几个人逃出，自此拉杆子做了土匪。张作相的队伍人数一直不多，所以当了土匪也属于到处遭人驱赶的那种，他听说张作霖在新民府八角台拉大团，就带着自己的人投奔了张作霖。
在张作相入伙之后，张作霖的队伍就比之前在赵家庙时还要壮大，自此辽西地区的绿林好汉都知道了张作霖的名声。但是对张作霖来说，拉大团的日子虽然风光，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而且随着社会趋于稳定，土匪一旦减少，大团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继续当民间武装无疑不是长久的出路，张作霖想要的是接受政府的“招安”，只有拿了官家的俸禄，才算是真正当上了终身军人。
二、接受点排：招安后改头换面
在绿林道上，并不是每一股土匪都想着被招安，很多大土匪头子本来就是把跟政府作对当成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被朝廷招安，往往就意味着你叛变了绿林道，忤逆了江湖规矩，成为为朝廷卖命的鹰犬，传到江湖上是要被笑话的。但张作霖并不这么认为，乱世出枭雄，时代乱了才有土匪生存的空间，一旦时局变化，土匪不过是乌合之众，要做一辈子土匪是不现实的。在张作霖看来，懂得适时调整职业规划的人才能步步高升，那些只看眼前而没有长远规划的人，往往会很快就被时代淘汰。
（一）
1901年前后是东北土匪的黄金年代，在这一年，无数的东北汉子离开家乡，跑进深山老林里拉杆子扯大旗投身绿林。因为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帝仓皇“西巡”，紫禁城里无人当政，最高权力机构相当于一时处于真空状态，加上列强哄抢地盘，俄国排兵南下，1901年的中国，几乎处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这个时候，太后老佛爷和皇上万岁爷都忙着逃命去了，哪里还顾得上万千黎民的死活？而政府的武装因为腐败严重，也已无法承担维护地方安全的责任，所以，各地的士绅和财阀都自己出钱，请当地的乡勇组织乡团，除了保护地方的安全、维护地方的秩序，更主要的是保护这些士绅和财阀的财产。所以，一时之间，土匪和大团相继出现，到后来，土匪也是大团，大团也是土匪，发展到最后，局势已经不受这些士绅和财阀控制了。
但是到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等到1902年1月8日，慈禧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城，混乱的局势便逐渐平稳下来。虽然之前人们形容清政府是如何摇摇欲坠，其实自八国联军进北京以后，清政府的新政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失败，诸多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庚子赔款）虽然涉及了大量赔款，但庚子年（即1900年）的混乱局势很快就得到控制，清政府并没有完全一蹶不振。庚子年后，清朝的经济快速恢复，外国投资逐年增加，中国人自己的工商业也发展势头良好。所以，东北的土匪武装自然就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
皇上还朝以后，虽然还是难逃被困瀛台的局面，但慈禧太后回来了。有了当家人，各地军政长官也不敢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开始着手改善地方事务。土匪虽然凶悍，但到底斗不过当兵的，再说有吃有喝有了热炕头，谁还总是跑出去做脑袋别在裤腰上的营生？没有了土匪，大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当地的清廷官员到处张贴榜文，要求解散大团，否则朝廷就要出兵来剿灭。但问题在于，组成大团的这些人以前都是无业游民，甚至是为祸乡里的地痞流氓，解散了大团，这些人就没有了正当工作，难免就会重操旧业，等于是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张作霖的这个大团尤其如此，这个大团里不仅有八角台当地的地痞流氓，有自别处慕名投奔而来的，还有一些是在绿林道上颇有名声的匪枭。别看他们组成大团的时候，在张作霖的指挥下保境安民，和当地绅商相处得极为融洽，但如果让这帮人在八角台就地一解散，他们从按月领俸禄的武装人员，恢复成没有经济来源的闲杂人等，那还不把八角台给折腾个底儿朝天？就算他们不再为非作歹，让这么一帮土匪、地痞待在八角台，总不是一件让人踏实的事情。
其中的利害关系，作为八角台商会会长的张紫云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就琢磨着给大团寻找一个出路。思来想去，最好的出路莫过于让政府将他们招安，当然，在决定之后，他得叫张作霖来探一探口风。如果张作霖不愿意，这件事情可就变得棘手了。哪知道张作霖心里恰好也在做这个打算，毕竟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张作霖也明白，土匪少了，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闲着也会生出事来。所以张作霖也在为自己想着去路，想来想去，只有投官这条路较为可行，当时他正为没有门路犯愁。张紫云跟张作霖一说，张作霖便欣然同意，二人遂一拍即合。
但问题在于，要向政府推荐张作霖，光靠张紫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张紫云就去找当地的乡绅们商量，主要是商量怎么处置大团：第一条方案是继续保留，大伙出钱养着；第二条方案是就地解散，出了啥事自己兜着；第三条是大家一起联名推荐给官府，争取收编。当时局势稳定，乡绅们也不愿意再出钱养着大团，就地解决又恐怕滋生祸患，于是就同意联名推荐给政府。
八角台当时隶属于新民府，于是，绅商们就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托人交给新民府的知府曾韫。曾韫是个蒙古族人，属于镶黄旗，镶黄旗在八旗里属于“上三旗”，多归皇帝亲自率领，所以在清廷中属于和皇家比较亲近的一支。这个曾韫在晚清的蒙满贵族里，还算是个没有堕落到底的，他是附生出身，虽然不免有宗亲照顾的因素，但多少还是有点儿墨水的。这里多提一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曾韫被新军俘虏，女佣张妈带着自己的养女逃离府衙，张妈的养女辗转到北京八大胡同里做起了青楼营生，艺名便唤作“小凤仙”。
（二）
在张紫云等人的推荐信上，八角台的士绅对张作霖极尽赞美之词。曾韫看过之后，便对张作霖有了些许好感，于是便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到知府衙门拜见曾韫时，好好拾掇了一番，并且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呼曾韫为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完全不似大多数武夫那般莽撞和粗鄙。前文提过，曾韫是个半吊子读书人，当时行伍之人都流行“文人之兵”，哪怕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也装出一副读书人的清高姿态。曾韫多半就是这种人，而张作霖恰巧也是个半吊子读书人，所以他的这副做派可以说是正对曾韫的路子，加上对曾韫毕恭毕敬，更是给曾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于是，曾韫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就将收编民团为政府所用的思路，整理成了一个折子，递给了自己的上级增祺。虽然曾韫和增祺的名字很像，但却不是本家，增祺是纯正的满人，属伊拉里氏，是镶白旗，曾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后出任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于1898年出任盛京将军。总体来说，增祺的能力可能还不如曾韫，但人家出身好，是满人，在清朝末年，八旗子弟严重腐化，但凡能够骑着马跑两圈，就算是栋梁之材了。增祺固然无法和清末的良弼、端方相比，但比起辛亥年间的瑞徵、荫昌来，还是多少有些见地和魄力的。
就在曾韫将改编张作霖的大团的折子递给增祺的时候，增祺其实也在考虑如何处置这些多如牛毛的大团，当时有人提出“化私团为公团”，但是地方官员里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的人认为，这些武装既然已经成形不如纳为己用；反对的人则认为，这些武装大多都没有经过正规军事化训练，人员混杂。但是在综合了这些意见以后，增祺本人则比较倾向于接收这些大团，与其放纵这些人为祸地方，不如召入政府中听用，遂决定“化盗为良”。于是，曾韫的折子正逢其时，增祺当即就给予了批准。
消息传回到新民府，曾韫再次召见了张作霖，要他回八角台去招兵买马，限时限日到知府衙门来报到。但这时候张作霖又碰到一件头疼事，之前他来见曾韫的时候，说话说溜了嘴，信口说自己的大团现在有一个营的人马，曾韫于是就按照营的规模给他定了建制。这就意味着张作霖回到八角台以后必须尽快招兵买马，好在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大团到处都是，很多首领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张作霖就派人四处联络这些大团，黑山县的薄振声还有附近的薄芳庭、叶景全等，纷纷赶来投靠，但这些大团，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个人，人数还是不够。
就在张作霖犯难的时候，他想起了在姜家屯曾搭救过自己的汤玉麟。汤玉麟当时已经是附近最大一伙土匪，手底下有一百余人，而且很多都是当过兵的，战斗力也最为强大。于是，张作霖带了几个人去红罗山找汤玉麟，哪知道汤玉麟也正在为将来的生路犯愁，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张作霖与汤玉麟是过命的交情，自然不用太多客套，二人见面了以后，张作霖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汤玉麟问过队伍里的三老四少，大家也都同意接受招安，于是，汤玉麟就率领自己的队伍跟随了张作霖。
汤玉麟入伙之后，张作霖终于凑足了人数，于是带着自己的部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在张作霖的突击训练下，这支队伍看起来还是非常整齐有序的，与平常所见的地方武装完全不同。曾韫遂将张作霖所部改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委任张作霖为帮办，所部仍然驻守在八角台。虽然驻防的地方没有改变，但队伍的性质却完全变了，成了清政府的武装，有了充足的粮饷供给，张作霖的队伍终于不必再依赖当地的士绅了。
在这期间，张作霖仍然没有放弃吸收更多的队伍入伙，使自己的游击马队不断壮大。到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的7月，张作霖的队伍更为壮大，随即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此时张作霖的手下已经有了500余人，其中有两哨骑兵和三哨步兵。哨是清朝的军队编制，一哨的人数不等，在100人左右。张作霖为管带，张景惠为帮办，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式。按照今天的军制来说，哨官也就相当于连长，管带则相当于营长，帮办也就是副营长。合并之后的巡防马步游击队也由八角台移驻新民府，主要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和剿灭土匪，张作霖终于从绿林踏入了官场。
（三）
对张作霖来说新民府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所以以前的好多策略都不能用了。官场和绿林毕竟是两回事，靠干几碗酒、啖几块肉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过去了，他将要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初入官场的张作霖显得小心翼翼，他首先极力讨好“引路人”曾韫，在曾韫面前始终毕恭毕敬，出入皆执弟子礼。张作霖在表面功夫上做足了文章，对曾韫言听计从，无条件服从曾韫的命令，并且“馈以金钱”，曾韫遂以张作霖为心腹之人，成为曾韫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另外，张作霖对所部要求严格，与当时清廷的满汉士兵完全不同，张作霖的兵纪律严明、作战骁勇。
在得到曾韫的信任之后，张作霖在新民府巩固了自己的势力，排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从而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掌握在了自己一个人的手中。张作霖对内排除异己，对外则笼络新民府当地的绅商，加上他有张紫云的这层关系，很快就与新民府的绅商打成一片，他的关系甚至已经慢慢伸向了奉天。此时的张作霖已经完全不是那个走投无路的兽医，也不是被金寿山逼得落荒而逃的败军之将，他踌躇满志，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可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了。
关于引发日俄战争的原因，还要从甲午中日战争说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中国，和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走了中国的辽东半岛。日本想要辽东半岛，俄国人也想要，而且俄国人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世时就开始着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借此将自己的势力版图逼近中国。因此日本要取走辽东半岛，俄国人就反对，并且联合德国、法国发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当时刚和清廷战罢，无力再战，被迫同意让清廷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随后，俄国便出动战舰闯入旅顺口，又出兵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海域，实际上占据了辽东半岛。
1900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由出兵，企图独霸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此举招致英国、日本等国的不满，同时遭到东北人民的反抗，于是在1902年决定撤兵。但是到了1903年8月，俄国又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接着又重新占据奉天。法国遂和俄国建立“法俄同盟”瓜分东北，这样其他列强就不干了，于是在英国、美国、德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904年决定派兵进入东北，和俄国争夺在东北的权利。
仅仅才安生两年的东北再次被裹入战争的硝烟中，战争爆发之后，清政府以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但是战争打响之后，哪里还有什么中立区，到处都是枪炮声。新民府处于辽西，乃是重镇，张作霖除了担负境内的治安，还必须要和俄国人、日本人周旋。刚开始，俄国人在战争中占据上风，张作霖便倒向俄国人，并且接受俄国军队提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国军队进攻日本军队。但是没有多久，日本军队逐渐开始掌握战局，张作霖在一次行动中被日方抓住，成了俘虏，还险些掉了脑袋。被释放之后，张作霖就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于是又接受了日本人提供的枪械和金钱。
日俄战争让东北的很多土匪都遭受重创，很多民团和土匪都在战争中被俄国和日本的军队重创或是剿灭，清廷的部队也不同程度受到损失。而反观张作霖的部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所部使用的枪械也焕然一新，这当然归功于张氏在日、俄之间左右逢源，不仅解决了很多复杂的问题，还利用日、俄双方增补了实力，从而在战争中牟利。虽然不是靠什么正大光明的手法，但比起那些损兵折将的人来说，还是显得颇为明智，这回，张作霖又要升官了。
等到日俄战争结束，曾韫已经升到奉天府府尹，官职从四品升到了二品。此时清政府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北洋系掌权的时代，而新民府知府则换成了亲北洋系的沈金鉴，盛京将军也换成了日后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嵩山四友”之一的赵尔巽。赵尔巽和沈金鉴都是初抵东北，所以也想要扶植拉拢一些地方的实力派，在日俄战争中政绩颇佳的张作霖自然被他们相中。1906年，赵尔巽和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就因此当上了5个营的统带，相当于团长的职务了。
三、智擒巨匪：剿除杜立三崛起东北
故事的开始，张作霖的人生轨迹几乎和《水浒传》中的宋江颇多相似：走投无路被迫入伙，入伙以后就鼓吹招安，终于等到上面招了安，就该着派张作霖回头去剿灭绿林里的大小土匪了。不过，和宋江不同，张作霖的脑子里想的可不尽是“忠义两全”，剿灭地方土匪势力，其一可以扫清周围的敌对势力，其二则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民初毕竟不同于北宋末年，随着张作霖的势力日甚一日，赵尔巽和沈金鉴对张作霖就愈加依赖，张作霖也不再是那个初入新民府的小民团头子了。
（一）
在张作霖接受招安之后，其实已经有很多大团陆续被招安，比如马龙潭、冯德麟，但是实力最强的土匪仍然啸聚山野。其实，自日俄战争中发家的不单是张作霖，也有很多土匪在日俄双方的夹缝中借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辽中的大土匪杜立三、田玉本等人，这些人的队伍动辄千余人，借助日俄战争又拥有了大量枪械和弹药，当地的官府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对张作霖来说，与其说是去替官府解决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如说是看中了他们手里的人马和武器。
在辽中的匪首里，最难对付的是杜立三。这个杜立三和一般的土匪不同，他们家是土匪世家，自上边几辈人就开始做土匪，属于这个行业的专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杜家已经不是区区一股土匪那么简单，他们占据一方，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幕僚，俨然已经是割据一方的小诸侯。据说在杜立三的地盘上，生杀权力均由他做主，甚至连官员的升迁也是他说了算，老百姓都称他为“杜大人”，与东北的其他土匪武装相比，杜立三俨然已经是一个号令一方的土皇帝。
盛京将军赵尔巽早已经对杜立三“严密访拿”，但多次派官兵前往缉拿，结果屡屡大败而归。杜立三不仅狡猾残暴，所率领的部队也是兵强马壮，平时训练严苛，作战时骁勇无比。杜立三本人则擅使双枪，据说弹无虚发，而且有一手绝伦的马上功夫，自诩为“马上皇帝”。杜立三所在的地方城池非常坚固，关卡林立，防备森严。赵尔巽派出的官兵对付一般的土匪也就罢了，对付杜立三的部队则毫无办法，接连损兵折将。张作霖出任统带之后，剿灭杜立三自然也是他的首要任务。
张作霖也并非三头六臂，其他的官兵不能击败杜立三，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而且张作霖最为担心的是，在剿灭杜立三时，如果其他大股土匪倒向杜立三，到时候腹背受敌，情势就更为凶险。于是在剿灭杜立三之前，张作霖决定先清除拦路虎田玉本。田玉本虽然不及杜立三的势力那么庞大，但也是东北匪枭中势力较为庞大的一股，其势力也远远超过了当初全盛时期的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等人。
田玉本不仅是巨匪，亦是张作霖眼前最可怕的对手，他是新民府辽中县人，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但因为家境贫寒遂放弃学业出外打短工。就在这个时候，田玉本的哥哥在辽阳县给一个地主当长工三年，到头来没有拿到一分钱，还被地主暴打了一顿。田玉本闻讯以后，气愤难平，就更名换姓到这个地主家也当了三年长工，等到三年期满，地主果然又重施故技，结果田玉本讲明身份，持刀挟住地主，要地主将田氏兄弟的工钱一并给齐。田玉本拿着钱回到本乡，与族中兄弟商议，与其受人欺凌，不如上山落草，于是将族人武装起来投身绿林，其势力最盛时，部下有千余人，势力范围更是曾遍布台安、辽中、海城、辽阳等地。
张作霖要杀掉田玉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来因为田氏就在辽中他的眼皮子底下，要远攻先得近伐，以免大战在前后院起火；二来田氏所部有千余人，征讨杜立三的时候，万一田氏与杜氏联手，事情就变得棘手，到时别说剿匪，自己的部队都处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三来杜立三为人骄纵，田玉本则为人谨慎，剿杀田玉本时杜立三未必会插手，而剿杀杜立三时田玉本却有可能来搅局。权衡再三，张作霖决定先清理掉这个烦人的“邻居”，再去解决杜立三那个大问题。
1906年，张作霖率部奇袭田玉本的匪巢，与田玉本部展开激战，最终，张作霖赢得胜利，田玉本部大败。在激战中，田玉本及其族人6人被击毙，其他的土匪都作鸟兽散。将辽中巨匪田玉本击败后，张作霖更是声名远播。在此之后，张作霖依然没有急于对杜立三下手，而是集中全力对付遍布辽西的大小土匪武装，将他们或是一一剿灭，或是招抚后纳为己用。在短短一两年间，张作霖的势力再次得到了扩张。
到这个时候，张作霖才决定对杜立三下手，但是，张作霖对杜立三采取的策略和对付其他匪首的策略完全不同。关于张作霖与杜立三的这次交手，有人认为是张作霖自忖实力不及杜立三，所以才选择智取而非强攻。其实，当时张作霖的实力已经在杜立三之上，以武力剿灭并不成问题。但彼时的东北派系林立，杜立三毕竟是大股土匪，张作霖和杜立三交战肯定会互有伤亡，不免为外人所渔利，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剿灭杜立三才是上策。
（二）
1907年，清廷在东北建立行省，并委任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可不是一般的清朝官员，他是晚清民初官场中有名的“碧眼狐狸”，论出兵打仗可能不行，但是若论政坛博弈、钩心斗角，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他。徐世昌除了颇具谋略，还精通黄老之术，在晚清堪与易学奇人张其锽并驾齐驱，所以在袁世凯的北洋系中，老徐是诸葛亮、刘伯温一般的人物，掐指一算就能洞若观火。当时的东北局势非常复杂，外有列强压境，内有胡匪祸乱，所以清廷虽然正处在“排汉”的高峰期，但仍然不得不起用身为汉人、袁世凯亲信的徐世昌去经营东北三省。
徐世昌到了东北以后，认为首要问题便是维护地方稳定，而关键之处即在于清除匪患。这样一来，辽西巨匪杜立三就被提了出来。关于这位辽西巨匪，徐世昌在进入东北之前便已经有所耳闻，但对老道的老徐来说，这种只是在地方称王称霸的草莽绿林，显然不放在他的眼里。于是，他指派颇具智谋的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其实早在殷鸿寿抵达新民府之前，张作霖就已经拟订了剿灭杜立三的方案，待到殷鸿寿抵达新民府，张作霖的计划更为完善了。张作霖先是派人送了一封贺信到辽中县交给杜立三，祝贺杜立三被任命为奉天省招抚，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请杜立三到新民府面谒奉天来的朝廷大员，然后再到奉天向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致谢。但是，这样破绽百出的计划并没有骗倒杜立三，杜立三就此事和二当家宋庆濂以及其母亲、兄弟进行了讨论，认为去新民府凶多吉少，就没有理会张作霖的这封来信。
张作霖的这封信只是他诸多方案中的一个，随后他便特地到黑山将杜泮林请到了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自省城来的朝廷大员殷鸿寿。杜泮林是个秀才，亦是张作霖的义父，当初张作霖在中安堡组织大团的时候，没少跟杜泮林来往，所以二人关系笃深。杜泮林还是杜立三的族叔，杜立三非常尊敬杜泮林。张作霖将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就是要让杜泮林“亲眼证实”，确实是省里派人来招抚杜立三，并不是他无端编造，同时又给杜泮林另外设招待所，让杜泮林在那里休息，等到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去省城。
杜立三的父辈都是东北有名的匪枭，其父杜宝增和杜立三的叔父杜宝兴、杜宝善、杜宝旺都是江洋大盗，杜宝善更是以劫“皇纲”出名，后来，杜宝增、杜宝善和杜宝旺都被官府抓捕后斩首。但是杜立三和他的父辈思想不同，他虽然不至于像《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样日日梦想着“忠义两全”，但也想学张作霖由山林步入庙堂。杜立三敬重杜泮林，或许是因为杜泮林的秀才出身，让他多少与官方有着某种联系；而杜泮林也认为杜立三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张作霖、冯德麟等人，如果接受招抚，地位也绝对不会在张作霖等人之下。
作为一介文人的杜泮林，只是想到杜立三在东北声威之盛，远远凌驾于张作霖、冯德麟等人之上，但并没有想到，越是有权威的人越容易为他人所忌惮。杜立三和张作霖、冯德麟等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张作霖等人都只是小股武装。而杜立三不同，他已经是东北的巨匪，仅他一个人的武装势力，就远远超过了张作霖等人的总和，清廷怎么可能像对待张作霖他们一样对待杜立三？
杜泮林也并不似传统的旧式文人，据说他“性慷慨，广交游，尝慕东汉杜季良之为人，轻财好义，抑强扶弱”，还亲书“忠义家风”的匾额送给杜立三。在新民府的招待所住下之后，杜泮林就亲自写了一封书信托人交给杜立三，这封信言辞恳切，在这封信里，杜泮林多次提到“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劝说杜立三及早到新民府投诚。
杜立三先后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张作霖的，一封是杜泮林的，但效果却截然不同。接到张作霖的信后杜立三的态度是置之不理，而接到杜泮林的信之后，杜立三就积极准备前往新民府接受招抚。关于这一幕，很多人都深感不解，杜立三既然知道张作霖心怀不轨，去新民府无异于自投罗网，即便是与杜泮林关系笃深，也不至于因为一封信就打消了所有的顾虑吧！
加上在杜立三的身边，还有两个老江湖。一个是杜立三的母亲，据说她经常周旋于各处土匪之间化解矛盾，威望极高，甚至被称为土匪的“干妈妈”；另一个则是二当家宋庆濂，宋庆濂在杜立三的身边，相当于打手兼军师的作用。按理说有这么两位老江湖傍护身边，杜立三不应贸然选择前往新民府，可他到底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三）
杜立三的选择主要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面。客观因素是日俄战争结束，清廷开始大肆清剿土匪及地方武装，更何况杜立三树大招风，他自然也知道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朝廷，接受招安也是早晚的事。至于主观原因，则是因为冯德麟、张作霖先行接受招抚，随后便得到清廷重用，尤其是张作霖官运亨通，不仅借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饷和资金。杜立三自认自己的实力绝对在冯德麟、张作霖之上，若是被朝廷招抚，理应比他们更为受到朝廷的重用。
综合主客观因素，杜立三纵然知道新民府中形势叵测，但只能选择冒险走这一遭。在出发之前，杜立三还是做了周密的安排。杜立三命令自己的兄弟杜老疙瘩率领200余名土匪留守待命，注意警戒，如遇意外发生则火速驰援。又在自己的老巢青麻坎到新民府沿途100公里内设置4个哨所，每个哨所派驻10人专门负责通风报信。杜立三则选择精明干练的宋庆濂以及13名身经百战的贴身侍卫同行。就在杜立三精心安排的同时，张作霖也在调兵遣将，他命令张景惠带领500余名骑兵驻扎在八角台，待杜立三动身之后即潜行到东距青麻坎7.5公里的新开河镇，直接杀入杜立三的老巢，让其布置的4个哨所形同虚设。
1907年6月6日，杜立三等人抵达新民府郊外，随即派宋庆濂入城先行拜会张作霖。关于宋庆濂进入新民府之后到底与张作霖发生了什么事无从得知，但事后宋庆濂在回忆时却表示：“我们一到新民府，便知道进入陷阱。”但既然已经知道进入了陷阱，为什么宋庆濂还是带着张作霖出现在了杜立三面前呢？宋庆濂又说了，“杜立三为人残暴，待人苛刻，不若张作霖为人善和，待人厚道，所以当即决定，弃暗投明。事实上在众寡悬殊之下，要抵抗也只有自己吃亏，毫无益处”。他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自己被张作霖收买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张作霖当时身着便衣，只带了两名护卫，邀请杜立三前往拜见殷鸿寿专使。因为张作霖只带了两个人，杜立三也就只带了两名护卫同行。但是杜立三等人甫一离开，就有一队官兵冲了进来，有人准备拔枪反抗，却被宋庆濂制止，于是，在里应外合之下，杜立三的贴身侍卫就已经被张作霖的人俘虏。
张作霖带杜立三会见殷鸿寿的地方是在一家当铺里，殷鸿寿专门派人将张作霖和杜立三迎到后院的北房。张作霖本意是在房间内便抓捕杜立三，但只身赴会的杜立三非常警觉，他始终坐在背靠墙壁、面对众人的位置，同时将双手插在兜里，摆出一副随时都会拔枪的架势，使得张作霖始终无法得手。而在此时，自门外传来交杂脚步声和低语，杜立三遂起疑心，于是便起身准备告辞。张作霖和殷鸿寿站起，殷鸿寿则高喊一声“送客”，杜立三走到门口，转身对殷鸿寿说“留步”的时候，忽然斜刺里扑过来一个人将杜立三拦腰抱住。杜立三待要拔枪，汤玉麟等几个壮汉已经扑过来下了他的枪，然后把他按倒在地捆了个结实。当晚，杜立三以及他的两个贴身侍卫就被处死在新民府西门外。
当杜立三伏法的消息传到张景惠处之后，张景惠立刻指挥部队包围了青麻坎。负责看守青麻坎的杜老疙瘩率众顽抗，很快就被张景惠部队的火力弹压下去。杜立三的母亲眼见大势已去，便打开大门让张景惠的部队进入。后来，杜老疙瘩被活捉，张景惠便命人将其砍了脑袋。张景惠又搜遍青麻坎，将杜立三平日囤积的衣物枪弹和金银财宝悉数装入大车，据说装了几十辆运往新民府巡防营。杜立三的田产则由辽中县衙没收，能找到原主的，即由原主以半价收回，找不到原主的则悉数变卖。据称，辽中县第一所高等小学堂就是由变卖杜立三田产的资金筹办的。
杜立三被张作霖清剿之后，杜泮林始知是上了张作霖的当，兴致索然地回到乡下，据说于1917年去世。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即上报朝廷，特地为张作霖请奖，表示“今兵不血刃，巨魁授首，不但辽西安抚，连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清廷遂对张作霖赏赐白银5000两，并提升张作霖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管辖马步五营，与左路统领冯德麟、右路统领马龙潭、后路统领吴俊升等成为东北旧军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
四、投身北洋：背靠大树好乘凉
要想真正完成蜕变，去掉自己身上的草莽气，张作霖知道仅靠剿除几个土匪是不够的，他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靠山。这个时候，赵尔巽、沈金鉴、曾韫都已经不能满足张作霖的胃口了，他这一次盯上的是徐世昌和他背后的北洋军阀，有了北洋军阀的支持，他才能够在东北发展壮大。但是张作霖没有进过北洋军校，也没有参与过小站练兵，以土匪的身份想要跻身北洋系之列，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成功往往需要一点儿运气，于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给了张作霖一次再合适不过的契机。
（一）
在接连剿灭了东北地区的几股巨匪之后，徐世昌就着手对付在蒙古及东北边界上出没的一些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则多是由蒙古族人组成。说起蒙古族人的地方武装，就不能不提到旗地。旗地，顾名思义，就是清廷及蒙古贵族的庄田以及骑兵所拥有的土地。在入关建国之后，清廷统治者就将明朝旧有的官田和民田，通过圈地强占的手法拨归皇室，然后再赐给有功勋的贵族或是旗人。拨归皇室内务府的土地被称为皇室庄田，被赐予亲王、郡王等宗亲的土地叫宗亲庄田，而赐给满蒙及汉军八旗子弟的土地则称为八旗官兵旗地。
在清军入关之前，清廷的统治者将其所占领的东北大片土地赐予满洲将士和民众，每丁给地6垧（1垧即15亩），被称为盛京旗地。在入关之后，清廷统治者又在直隶省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占有民田1666万余亩，设为京畿旗地。随着清廷不断开疆扩土，在各地驻防的八旗兵也纷纷圈占土地，设立驻防旗地，但其规模无法与盛京旗地、京畿旗地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旗地往往都掌握在八旗官员手中，一般的兵丁只能领到很小的一部分。
在清朝初年，领种旗地的人需要服兵役，但是可以优免赋税，但规定旗地不得买卖，买卖者则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到清乾隆帝统治后期，随着吏治败坏，旗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清政府虽一再下令禁止土地交易，并动用国库银两赎回被典卖的旗地，很多旗人还是不得不靠典卖土地度日，最终只好承认旗地买卖合法化。到清朝末年，很多旗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而内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者则和其他王公贵族一样，与汉族的地主、军阀勾结，大量买卖旗地，并招进大量费用低廉的垦荒移民，使得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无法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蒙古族牧民不得不选择揭竿而起，用骏马和枪械来争夺在草原上继续生活的权利。当时蒙古族的地方武装，经常出没于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尤其是洮南一带，尽是广袤的草原，便于骑兵来往穿行实施突击。蒙古族武装熟悉地形，加上他们精于骑射，在草原上神出鬼没，往往都采用突袭的方式，进攻之后即快速撤退，所以很难进行追剿。当时活跃在洮南一带的蒙古族武装包括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清廷认为他们“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清廷的部队战斗力此时已经相当孱弱，对付不了外国人的坚船巨炮，也应付不来地方武装的轻骑滋扰，徐世昌于是又找来张作霖，命他率部“剿匪”。但蒙古族人并不像汉人土匪那么好对付，骑兵对抗，张作霖的部队虽然占据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在作战上仍然完全处于劣势，开始的几次交手，蒙古族骑兵以一当十，张作霖则是接连被挫败。强攻没有成效，张作霖就派人打入蒙古族武装内部，从而取得了大量情报，得以掌握蒙古族武装的一些规律，逐渐扭转了劣势。
张作霖接连击败了几股小规模的蒙古族武装，但对付大股的武装时依然显现出兵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徐世昌又允许张作霖扩编以增强实力，并且将原本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指挥。张作霖遂将自己的五个营扩大为七个营，加上孙烈臣部，其人马已经增加到3500人。孙烈臣原名叫孙九功，字占鳌，后来改字赞尧，1872年6月生于辽宁黑山芳山镇老河深屯的染匠世家，其父在孙烈臣5岁时去世，孙烈臣幼年时进入私塾读书，父亲去世后因家境贫寒辍学，此后打过短工、贩过马、当过护院的炮手。1900年，沙俄强占辽宁，盛京将军增祺出逃时得到孙烈臣的保护，遂在督军堂出任戈什哈（即督军的侍从武弁），不久又命令他招募兵马，担任中营帮带（相当于副营长的职务），后跟随朱庆澜驻防洮南，在转投张作霖麾下后，出任奉天巡防前路马四营管带。
孙烈臣被划归到张作霖的麾下，让张作霖有了一位最值得信赖的将领，在以后的岁月里，孙烈臣将像他的名字一样，不断在紧要关头出现在张作霖的身边，多少次力挽狂澜，多少次雪中送炭，可以说是奉系中对张氏最忠心的将领之一。在得到孙烈臣这个有力的臂膀之后，张作霖率部先后生擒牙仟，击溃了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并一直追击到索伦山附近，重挫了蒙古族地方武装的力量。在索伦山，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合兵一处，以索伦山作为基地继续对抗张作霖部，双方一度陷入僵持。
（二）
在与白音大赉和陶克陶胡的作战中，张作霖身先士卒，颇受士兵爱戴。同时，张作霖也不忘提携他的徐世昌，除了日常极力讨好徐世昌，与徐世昌见面的时候也执弟子礼。对张作霖来说，除了极力以出色的表现取得徐世昌的信赖外，他更迫切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尽快傍上北洋系这棵业已枝繁叶茂的大树。不管是北洋系的嫡系还是边缘将领，大都是读过武备学堂或是自新军中磨炼出来的，而张作霖几乎没有什么背景，还有着“胡子”这样并不光彩的经历，想要跻身北洋系何其艰难？
幸运的是，张作霖遇到了徐世昌，有徐世昌的提携，他就得到了混入北洋系的捷径。前文已经讲过，徐世昌虽然手中没有实在的兵权，但在北洋系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北洋三杰”的冯国璋、王士珍和段祺瑞顶多就像是袁世凯的打手，而真正作为袁氏幕中亲信的，首推徐世昌和唐绍仪，其中徐世昌的地位更是远高于唐绍仪和“北洋三杰”，在北洋系中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作霖希望傍上北洋系这棵大树，所以对徐世昌俯首帖耳，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情况。随着张作霖不遗余力地为徐世昌剿灭东北祸乱，徐世昌对张作霖的信任也日甚一日，允许张作霖不断扩大自己。
张作霖在索伦山与白音大赉、陶克陶胡对峙日久，徐世昌又调遣奉天巡防营左路统领冯德麟、奉天巡防营右路统领马龙潭和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吴俊升率部驰援，四路人马合兵一处进攻索伦山，与白音大赉、陶克陶胡的部队展开激战，结果白音大赉受伤被捕，陶克陶胡则战败溃退。张作霖又率部追击陶克陶胡800余里，杀得陶克陶胡丢盔弃甲。同时，徐世昌又与蒙古旗王府“协同堵击”，采取“严禁蒙人通风接济”的策略，逼得陶克陶胡再无立身之地，只好经由外蒙古逃入沙俄境内。战败之后的陶克陶胡身染重病，没有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于1922年4月病逝于库伦（即乌兰巴托），风葬于达兰胡尔岩层之上，终年59岁。
索伦山一战让洮南一带的蒙古族地方武装势力遭到重创，之后再也不敢进入东北三省境内滋扰，而张作霖借此一战名声更盛。1910年10月11日，在班师的路上，张作霖携手在剿灭陶克陶胡之战中共患难的七个将领，于洮南的关帝庙内备妥金兰谱，在关老爷像前举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相扶相助，携手奋斗”。七个人中，以马龙潭为首，其次是吴俊升，老三是冯德麟，老四是汤玉麟，老五是张景惠，老六是孙烈臣，张作霖排在第七，老幺则是张作相。这次结拜最终促成了奉系军阀早期的基本框架，与张作霖结拜的这几个人最终帮助他雄霸东北。
马龙潭1857年生于直隶庆云县（今属山东省）中马庄，字腾溪，号灵源，其父马奇峰被封为振威将军，其兄马龙文在镇压捻军时战死，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特恤荫马家子孙世袭云骑尉。马龙潭少年时“文武通达”，于1877年（清光绪二年）承袭云骑尉一职，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他率部保护奉天皇陵及文物祭器有功，被光绪帝特赐四品花翎，委任为辽阳总巡、通化总巡。
吴俊升生于1863年，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字兴权、子琴，绰号“吴大舌头”，原籍山东历城。吴俊升家世代务农，闯关东时到昌图兴隆沟（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落户。吴俊升家里共有姐弟妹八人，幼年时因家境贫寒而去放马牧羊，13岁时在四平街庆丰当铺做小伙计，因为经常惹是生非被辞退，后跟随其父贩马。17岁时入辽源捕盗营，做过伙夫、马夫，20岁时被编入骑兵。此后因为作战骁勇得到提升，于1908年官至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候补总兵，与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并称为“奉天四大军事巨头”。
关于冯德麟前面已经介绍过，他曾经控制着辽河两岸地区，但后来被俄军逮捕流放库页岛。但是在一次转押途中，冯德麟在俄国轮船上遇到中国司炉刁玉亭，刁玉亭素闻冯氏大名，有意帮助他逃跑，遂将冯德麟暗藏于煤堆之中，冯德麟借轮船靠岸之机逃脱。1903年，冯德麟回到万里壕，准备伺机再起。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冯德麟招募乡勇参加日本人招募的“东亚义勇军”，成为日本的别动队，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战争结束后日本奖赏他“宝星勋章”，并将他的部队保举给清廷。1906年，冯德麟所部遂被清廷招抚。
（三）
1911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很多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对张作霖而言，亦是他一生霸业的真正开端。同年5月，清廷成立皇族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曾出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自四川调回东北，接任东三省总督一职。奉天属于东北，东北照理说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真正的大后方，但这里的革命力量却异常活跃。奉天的革命党人宁武、商震等早已经在暗地里进行革命活动，北洋第六镇和驻扎在当地的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的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也都是同盟会成员，甚至连赵尔巽信赖的总督府军事参赞张榕也是个实打实的革命党。
马龙潭、吴俊升、冯德麟和张作霖他们虽然名为“奉天巡防营”，但其实并不驻扎在奉天城里。辛亥革命前夕，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是省城的唯一一支驻军，时任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的蓝天蔚就和张榕秘密磋商，准备发动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正在外考察的赵尔巽闻讯急忙赶回奉天，连夜开会商讨对策。蓝天蔚正在和张榕等革命党人密谋起义的消息被一个营长密报给赵尔巽，顿时把赵尔巽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说到蓝天蔚等人预谋起义的事情，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蓝天蔚在新军里公然宣传革命，而且还跑去联络庄河、复州、凤凰城一带的农民武装“联庄会”，甚至还和辽北的绿林头领结拜。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辽北的绿林首领于春圃、刘单子，辽西的郑梅生、刘景双等就已经和蓝天蔚过从甚密。但凡起义，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密，起义就是要突然发难，但是让绿林道上的人保密可不容易。几杯酒下肚，拍着桌子就能把起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个明白，所以革命党人要起义的事情，早已经人尽皆知。让人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这场连路边的小孩子都知道的革命运动，直到武昌起义以后也没有发动。这次未竟的起义似乎始终都停留在革命党人的计划里，始终都停留在绿林好汉酒后的铿锵话语里，直到连作为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都知道了，它也没有爆发。
虽然蓝天蔚和张榕等人始终没有动手，但赵尔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还是给吓得异常慌乱，当时就表示要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命去了。时任奉天谘议局副议长的袁金铠急忙跪在赵尔巽的面前，劝他不要着急逃离，而是先要以大局为重，建议他立刻调巡防营旧军入奉天来护驾。袁金铠的这个主意让赵尔巽茅塞顿开，随即镇定下来，奉天巡防营的将领都是旧式军人，和革命党也没有太多联系，正好可以用他们来镇压革命党人。
这里提到的袁金铠，是奉天地方上的一个士绅，清朝的时候为贡生候补，后来担任过辽阳警务提调、辽阳巡警总局总董，奉天谘议局成立时担任副议长。袁金铠虽然比时任议长的吴景濂低一头，但其实在奉天当地的影响力极大，不仅和官吏之间过从甚密，和吴俊升、张作霖这样的胡子兵头也经常来往。但是，革命党人往往看不起这样的老油条，在和立宪派合谋独立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居然没有给袁金铠留一个位置。
像袁金铠和张作霖这样的清末地方豪强，其实原本是没有什么立场的，谁给他们利好，他们就会跟着谁。革命党人不拿袁金铠当回事，袁金铠自然就倾向于保皇派。于是，在赵尔巽惊慌失措之际，袁金铠站了出来，他一边拉住赵尔巽，一边帮助慌乱的赵尔巽出谋划策，稳定时局。而在随后的岁月里，没有立场的张作霖逐渐有了立场，而没有立场的袁金铠始终没有立场，在伪满洲国时期当了汉奸，没有留下太多好名声。
袁金铠和张作霖其实早有来往，但赵尔巽当时首先想到的却是吴俊升。当时吴俊升并不在奉天，而是驻扎在通辽，赵尔巽于是派人到通辽去联系吴俊升。然而，这个重要的消息却被另一个人探听到了，这个人就是张作霖派驻奉天办事处处长的张惠临。张惠临深知事关重大，随即以最快的速度将赵尔巽请吴俊升进奉天的消息密传给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还在洮南，洮南位于吉林的西北部，张作霖自然不甘心在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平淡度日。随着关内形势日益复杂，张作霖早已经秘密叮嘱在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奉天内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密信报告。张惠临的密信很快就抵达洮南，而赵尔巽还在奉天就此事进行讨论。
五、跨马奉天：袁金铠献计赵尔巽
在未经赵尔巽授意的情况下便擅自调兵奔赴奉天，是张作霖的一次赌博，但这一次张作霖却押对了：他得到了赵尔巽的信赖，从而得到了逐步掌握奉天城的契机。眼疾手快又遇事果敢的张作霖手握奉天，便得到了与北洋系大佬袁世凯直接对话的机会，从而远远抛开他的结义兄弟们，一步一步成长为东三省真正的当家人。在这一系列的夺权过程中，张作霖以他的能力征服了很多的奉系将领，吴俊升和孙烈臣便对张作霖钦佩有加，从而成为张氏最忠实的盟友和部下，亦成为奉系军阀中的主力干将。
（一）
张惠临字惠霖，名志良，别号惠临，祖籍山东，祖上闯关东逃荒到奉天，1878年5月生于奉天虎石台乡大古城村。张惠临幼年在私塾读书，成绩优异，尤其写得一手好字，在乡下经常帮人撰写牌匾，周围的人经常慕名向他求索字画。17岁时张惠临的父亲张玺山在满清道台衙门当传达，也就是文书，张惠临也就得到机会进奉天学习传达的业务，在奉天县衙当文书，后来又担任张作霖驻奉天办事处处长。
得到张惠临的密信之后，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正是他一展抱负的时候，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奔赴奉天。张作霖随即点齐所辖的步骑七个营的全部人马，在他的亲自率领下从洮南出发，日夜兼程地奔赴奉天。在经过辽源（即今郑家屯）的时候，驻守在辽源的吴俊升等亲自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吴俊升稍作寒暄，对自己去奉天的真实意图却三缄其口。自奉天到洮南，再从洮南到奉天想来也总是要有些时日，张惠临的消息送过去，张作霖率部自洮南开赴奉天，时间应该也不短，但这里却有两件事让人费解：一是这么长的时间，赵尔巽却始终没有联系吴俊升进城；二是张作霖既然已经挥师南下，蓝天蔚却依然没有发动起义。
在抵达奉天以后，张作霖立即前去面谒赵尔巽，做出诚惶诚恐的模样，对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张作霖明知自己是擅自行动，但仍然佯装恐慌，赵尔巽此时正是在急需用兵之际，张作霖来得正是时候，自然也就没有怪罪张作霖，反而对其赞许有加，还命令他兼任奉天中路巡防营的统领，这样一来，张作霖的所部兵马就增加到了15个营，成为奉天内现有部队中军事实力最强的魁首。张作霖于是又对赵尔巽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有了张作霖在身边护驾，赵尔巽自然就放心多了，而那厢的革命党人此时还在研究到底该用哪种方式来响应武昌起义。就是在赵尔巽迟疑是否该让吴俊升到奉天护驾，张作霖自洮南驱驰入奉天的时候，革命党人就究竟是该发动武装起义，还是采取和平手段而争执不下。就在革命党人还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作霖已经率部进入奉天，这下倒是帮了革命党人一个大忙，他们再也不用为采取哪种手法而头疼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一条路，那就是“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
当时在奉天的革命党人领袖是蓝天蔚和时任奉天谘议局局长的吴景濂。蓝天蔚本意是要以武力方式夺取奉天政权，这样一来他就获得了革命首功。吴景濂自然不愿促成蓝天蔚，于是坚决反对武力夺权。就是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率部进入奉天，蓝天蔚的武装力量立时就被比了下去，吴景濂趁机提出和平夺权主张，蓝天蔚此时只好就范。于是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立即出面，召集奉天各界名流开会，具体讨论如何以和平手段夺权。
经过开会，蓝天蔚、吴景濂等人最终制订出了一个方案，即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然后联合社会各界人士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待赵尔巽被逼走之后，即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从而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这样来完成东三省的革命。随后“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从而推翻清廷统治，最终促成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个方案可以说是完全有利于吴景濂的，因为所有的会议均是由吴景濂发起，所以革命一旦成功，吴景濂在东三省的名望将达到顶峰。
1911年11月12日，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奉天的绅商各界名流纷纷到会，前后有二百余人。除了革命党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抵达了会场，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跟着他的贴身保镖张作霖，会场上还有袁金铠等人支持着他。
而张作霖此次也不是单枪匹马就来了，他事先在会场内外布置了很多人，所有的人都荷枪实弹，随时待命。张作霖本人则挎着枪步入会场，而且面目严肃，不苟言笑，一脸的杀气。但是，张作霖施加的这些压力，并没有让革命党人退缩，吴景濂和蓝天蔚依然按照他们之前已经制订好的计划主持会议。
（二）
其实在会议开始之前，蓝天蔚就曾命令他的部队离开北大营进城，但等到张作霖带着人马气势汹汹抵达会场时，蓝天蔚的部队却根本没有出现。开会时间到了以后，蓝天蔚只是穿了一件和服带着几个卫兵赴会，跟孤家寡人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其实革命党人的计划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动，吴景濂和蓝天蔚都感觉到了形势不妙，但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得不妥，他们对这次会议依然抱着极大的信心。
会议开始以后，革命党人纷纷上台发言，他们慷慨陈词，历数晚清以来的种种弊政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主张东三省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对革命党人的发言非常不满，遂站起来表示反对独立，但赵尔巽的话还没有说完，革命党人便纷纷将其发言驳回，并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赵尔巽给革命党人逼得退至角落，张作霖就跳了起来，他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表示自己只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革命党人敢对赵尔巽不客气，他便不会对在场的革命党人客气。此时会场内外的张作霖士兵均掏出枪支，到这个时候会议已经很难开下去了。
吴景濂看到形势不妙，率先离开会场。蓝天蔚的参谋则告诉他，原来北京政府早已有了命令，暗地里撤了他的职，改由原第二十镇的一个标统伍祥祯接替了他的位置。蓝天蔚知道部队已经不受自己的指挥，于是也就悄悄离开了会场。张作霖虽然为赵尔巽充当打手，但是也不想得罪吴景濂和蓝天蔚，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他们离开会场。革命党人纷纷离去，使参会的人数迅速减少，会议一度陷入混乱而被迫中断。张作霖随即以威逼利诱的方式重新组织会议，复会以后由副议长袁金铠代替吴景濂主持会议，此时会议已经不在革命党人的掌握中，形势发展自然也不会如革命党人所愿。
由吴景濂和蓝天蔚主持召开的会议，最终被赵尔巽为首的保皇派控制。会议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会，但却与革命党人所期望的保安会完全不同，出任会长的不是吴景濂而是赵尔巽，伍祥祯、吴景濂只是担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则担任参议副长。正职几乎都掌握在保皇派手里，而革命党人只是拥有了徒有虚名、并无实权的副职。所以，所谓的国民保安会实际上还是一个保皇会，会长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的赵尔巽。在整件事中出力甚多的张作霖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当上了保安会军政部的副部长，终于取得了军事实权。
在控制了国民保安会以后，赵尔巽仍然不放心，虽说他的身边有张作霖护佑，但一想到卧榻之旁还鼾睡着手握兵权的蓝天蔚，他就感到如芒在背。于是在保安会召开的翌日，也就是1911年11月13日，赵尔巽就急忙给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在电文中表示“此军即令聂汝青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就是说撤去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的职务，而由该协的标统聂汝青来兼任。聂汝青和蓝天蔚不同，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对革命素来反对，可以说是坚定的保皇派。
解除了蓝天蔚的军权以后，赵尔巽仍然不放心，于是又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支到关内去，“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赵尔巽这一次是光明正大地驱逐蓝天蔚，蓝天蔚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于是要去找赵尔巽理论。蓝天蔚要想见到赵尔巽，自然要经过张作霖这一关，张作霖则持枪阻拦蓝天蔚，二人险些因此爆发冲突。张作霖自恃势力庞大，有兵力上的优势，要下掉蓝天蔚的枪，赵尔巽在旁阻止。
第二混成协内部本来就不尽是革命党人的势力，如今张作霖率领大军屯驻奉天，蓝天蔚心知举事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再留在奉天也于事无补，遂前往东南各省考察，不再过问东北军事。蓝天蔚一走，革命党人便失去了最强的实力派，其他的革命党人如吴景濂之辈，徒有些名望，脊梁骨一走，没有人撑腰，天大的名望也比不上军人的枪杆子硬。于是，吴景濂随后也离开奉天，由大连抵达上海，再到南京与孙中山会晤，以东北唯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举。
（三）
蓝天蔚和吴景濂先后离开东北，使得奉天城内各派的革命力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势态。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急忙邀请张榕到奉天处理事务，这个张榕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是革命党，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他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满人。张榕的祖上曾“从龙入关”，是八旗驻防的子弟兵。作为八旗子弟的张榕，于日俄战争爆发后放弃在北京译学馆的学业回到东北，组织乡团与沙俄军队作战，随后却被清政府勒令解散。乡团解散之后，张榕又潜至北京创办刊物宣传革命，并且与吴樾等人在北京前门车站密谋炸死出洋考察宪政的清廷五大臣，事败后被以叛逆罪监禁。哪知道张榕居然越狱成功，逃到日本东京后加入同盟会，于1910年返回大连。
蓝天蔚和吴景濂离开奉天之后，张榕首先做的就是尽快把松散的组织再捏合起来。于是，他与革命党人张根仁、柳大年等积极策划组织了“联合急进会”，以“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不敢独立”为宗旨，将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在奉天城内倾向革命的各界人士纷纷加入，随即推选张榕为会长，柳大年等为副会长。从“急进会”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张榕成立这个组织的意图，就是完全摒弃靠和平手段革命的方式，选择依靠武力方式来完成革命。
在急进会成立之后，张榕就派人到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地去运动军警、组织民军，据说参加革命武装的人有一万多，连当地的官吏也不敢擅加干涉，革命力量随即再度抬头。但是，虽然人数众多，但其战斗力尚存疑，更为关键的是，既然是搞革命，又是在保皇派眼皮子底下搞革命，张榕这样大张旗鼓地活动，等于是把所有底牌都亮在了赵尔巽和张作霖的面前，另外，张榕居然还和已经委身保皇派的袁金铠打得火热，这样来干革命未免有些儿戏。
对于张榕，赵尔巽可以说是“侦知其谋，惮之弥切”，让赵尔巽对张榕有点儿无所适从的，自然是张榕的满人背景。在当时，因为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清廷方面通常将之引导向“满汉之争”而不是“政体之争”，自清廷建国以来，满汉之间的争端就一直没有停过，老百姓也就习以为常。但对待张榕这样的满人，清廷就显得有些慌乱，连满人都对自己的朝廷不满意了，这就不能用“满汉之争”来搪塞老百姓了，所以不管是北京的清朝皇族，还是地方官吏，都对张榕有点儿没有办法。当初赵尔巽成立保安会的时候，专门给了张榕一个有名无实的参议副长的职位，就是为了迷惑拉拢张榕。
除了极力拉拢张榕，赵尔巽还命令张作霖派人监视张榕的举动，张作霖亦与张榕虚与委蛇。张榕对赵尔巽、张作霖并无好感，因为赵尔巽和张作霖一个是满脑子三纲五常的封建官宦，一个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旧式军人，对所谓的“共和”一窍不通，他们再想装得和张榕亲近，也装不出来。但袁金铠却不同，他对“共和”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与张榕关系笃深，张榕便引为同志，将组织内部的很多秘密都告诉给了袁金铠。其实张榕等人准备起义的事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张榕没有武装，手握重兵的蓝天蔚当初尚且要借助绿林人士，更何况是张榕呢？而绿林好汉们一旦掺和起来，所有的秘密也就很难成为秘密。本来事情就已经是半公开的，剩下的那么丁点儿秘密也给透露给了袁金铠，张榕等人几乎是在掩耳盗铃一般地筹划着武装起义。
这里要说到袁金铠和赵尔巽的关系，两个人其实走得很近，前面提到吴景濂主持开会，最终革命党人纷纷退出，最后站出来主持会议的就是袁金铠。当时在会场里，剩下的革命党人几乎寥寥无几，袁金铠帮着一群保皇派撑场面，等到会议散场，他又跑去见张榕，声明自己站在革命党人一边。这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笑，但张榕却相信了，并且还把袁金铠当成组织的核心成员。很多人听了或许不会相信，但早期革命党人天真简单的思维远不止如此，张榕的表现只是其中的缩影。
1912年1月23日的晚间，在袁金铠的再三怂恿下，张榕请张作霖到平康里得意楼赴宴。张榕此时已经准备要进行武装起义，而袁金铠的说法是，古人说“先礼后兵”，先尽量争取张作霖，如果不能兵不血刃就控制局势，则在万不得已下武装起义。在酒宴即将结束的时候，袁金铠借故先将张作霖支走，张作霖离开得意楼之后，便派两名心腹之人在张榕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埋伏。酒席散后，张榕便返回自己的住处，时值东北的冬日，寒风凛冽，天寒地冻，更比平日添了一份肃杀之气。就在回家的路上，早已在暗地里埋伏多时的凶徒掏出手枪，冲着张榕连开数枪，血流如注的张榕当场殒命，时年只有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