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易装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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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看，曾国藩集团是一群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的儒生。他们思想上忠于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政治上既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更仇视各式各样的反清起义。他们通过同乡、师生、亲友、同年等封建关系结为死党，并与战争相辅相成，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早就有过镇压反清起义的经历，或者就是起义军的叛徒。所以，大致可以说，从事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而同清政府及外国侵略者的合作，则不过是他们的政治选择。

第一节 主要成员

这个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130]。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是大大的松散了。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非没有差异。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有似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5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啥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者，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上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阙如，也无从加以统计。所以，本书对其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主要成员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出身 职务 隶属 官至 备注

丁义方 - 湖南益阳 - 营官 曾国藩 湖口镇总兵 -

丁日昌 雨生 广东丰顺 诸生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江苏巡抚总理衙门 大臣 -

丁汝昌 禹庭雨亭 安徽庐江 - - 李鸿章 北洋水师提督 -

丁寿昌 乐山 安徽合肥 文童 - 李鸿章 直隶按察使 -

丁宝桢 稚璜 贵州平远 翰林 岳常澧道 毛鸿宾 四川总督 -

丁泗滨 - 湖南长沙 - 营官 曾国藩 黄岩镇总兵 -

丁锐义 篁村 湖南长沙 - 分统 - 运同 -

万启琢 篪轩 - - 幕僚 曾国藩 江宁布政使 -

万国本 - - - - 李鸿章 台湾镇总兵 -

卫汝贵 达三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大同镇总兵 -

卫荣光 - 河南 翰林 幕僚 胡林翼 江苏巡抚 -

马德顺 - 河南 - - 李鸿章 处州镇总兵 -

戈鉴 - 湖南靖州 生员 分统 席宝田 道员 -

方大堤 - 湖南巴陵 秀才 幕僚 胡林翼 山西布政使 -

方友升 - 湖南长沙 - 分统 左宗棠 衢州镇总兵 -

方有才 竹亭 湖南湘潭 降将 - 李鸿章 处州镇总兵 -

方致祥 心斋 安徽桐城 团首 - 李鸿章 威宁镇总兵 -

毛有铭 竹丹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李续宜 道员 -

毛鸿宾 寄云 山东历城 进士 荆宜 施道 胡林翼 两广总督 -

王吉 - 湖南衡阳 行伍 营官 曾国藩 狼山镇总兵 -

王沐 湖南湘乡 诸生 分统 沈葆桢 道员 -

王鑫 璞山 湖南湘乡 生员 统领 左宗棠骆秉章 道员 -

王万友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汀州镇总兵 -

王万钊 - - - - 李鸿章 南阳镇总兵 -

王士珍 聘卿 直隶正定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 - 李鸿章 署江北提督 -

王大经 筱莲 浙江平湖 举人 幕僚 李鸿章 湖北布政使 -

王之春 芍棠 湖南清泉 - 幕僚 彭玉麟 安徽巡抚 -

王仁和 - 湖南湘乡 - 营官 曾国藩左宗棠 平故镇总兵 -

王开化 梅村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左宗棠 道员 -

王开来 - 湖南湘乡 - 分统 左宗棠 道员 -

王开琳 - 湖南湘乡 - 分统 左宗棠 总兵 -

王文瑞 铃峰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 吉赣南道 -

王占魁 梅村 安徽庐江 武举团首 - 李鸿章 刈秉璋 高州镇总兵 -

王可陞 - 湖南保靖 - 分统 胳秉章 - -

王平西 - 湖南湘阴 - - 李鸿章 北洋第六镇统制 -

王永胜 -荣春 江苏六合 行伍 - 李鸿章 南赣镇总兵 -

王永章 - 湖南宁乡 - 分统 骆秉章 - -

王孝祺 福臣 安徽合肥 团首 - 李鸿章 高州镇总兵 -

王凯泰 补帆 江苏宝应 进士 幕僚 李鸿章 福建巡抚 -

王国才 锦堂 云南昆明 武举游击 分统 胡林翼 安义镇总兵 -

王定安 鼎丞 湖北东湖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庐凤道 -

王承泽 - 湖南邵阳 举人 幕僚分统 刘长佑 道员 -

姓名 字号 籍贯 出身 职务 隶 属 官至 备注

王明山 桂堂 湖南湘潭 - 代统领 杨载福 彭玉麟 福建陆路提督 -

王钟华 - 湖南长沙 - - - 金门镇总兵 -

王载泗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王葆生 - 安徽 进士知县 分统 骆秉章 湖南粮道 -

王德固 子坚 河南鹿邑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四川布政使 -

王德榜 朗青 湖南江华 - 分统 左宗棠 福建布政使 -

邓万林 - 湖南长沙 - 营官 曾国藩 广东陆路提督 -

邓仁堃 厚甫 湖南武冈 拔贡 江西粮道 曾国藩 江西按察使 -

邓日胜 - 湖南宁乡 - - 周达武 昭通镇总兵 -

邓正峰 - 安徽怀远 - - 李鸿章 郧阳镇总兵 -

邓有德 - 湖南宁乡 - - 周达武 昭通镇总兵 -

邓维善 - 湖南东安 农民 分统 席宝田 记名提督 -

韦志俊 - 广西桂平 降将 分统 彭玉麟曾国荃 总兵 -

冯义和 - - - - 李鸿章 南昭连镇总兵 -

冯桂芬 景亭 江苏吴县 进士 幕僚 李鸿章 右中允 思想家

冯悛光 竹如 广东南海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李鸿章 苏松太道 -

厉云官 伯符 江苏仪征 清泉知县 幕僚 曾国藩 胡林翼 湖北布政使 -

史宏祖 -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院南镇总兵 -

史致谔 士良 江苏溧阳 翰林 幕僚宁绍台道 曾国藩左宗棠 宁绍台道 -

叶志超 曙青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刘秉璋 直隶提督 -

左宗棠 季高 湖南湘阴 举人 幕僚 统帅 曾国藩 骆秉章 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二等侯爵

帅远译 仲谦逸斋 湖北黄梅 翰林 营官 周凤山 - -

甘晋 子大 江西奉新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礼部主事 -

田兴奇 - 湖南镇箪 - 分统 田兴恕 副将 -

田兴恕 忠谱 湖南镇箪 行伍 统领 骆秉章 钦差大臣署巡抚 -

石清吉 祥端 直隶沙河 武进士、参将 分统 多隆阿 官文 记名总兵 -

闪殿魁 - 直隶昌平 行伍 - 李鸿章 建昌镇总兵 -

任永清 - - 降将 - 李鸿章 正定镇总兵 -

任星元 - 湖南长沙 - 分统 曾国藩彭玉麟 广东水路提督 -

伍维寿 - 湖南长沙 - 营官 曾国藩 汉中镇总兵 -

刘典 克庵 湖南宁乡 士人 幕僚统领 左宗棠 署陕西巡抚 -

刘蓉 孟容 霞仙 湖南湘乡 文童 幕僚 曾国藩 骆秉章 陕西巡抚 -

刘璈 - 湖南临湘 - 士人 分统 左宗棠 台湾道 -

刘鼒 湖南湘乡 - - 左宗棠 山西按察使 锦棠弟

刘义方 - 湖南溆浦 - - - 腾越镇总兵 -

刘于浔 养素 江西南昌 举人 分统 曾国藩 甘肃按察使 -

刘士奇 六如 湖南凤凰 游击 - 李鸿章 程学启 古州镇总兵 -

刘长佑 子默印渠 湖南新宁 拔贝 统领 江忠源 骆秉章 直隶总督 -

刘齐衔 冰如 福建闽县 进士 汉阳知府 胡林翼 河南布政使 -

刘启发 佩香 安徽霍山 行伍 - 李鸿章 院南镇总兵 -

刘寿曾 恭甫 江苏仪征 优贝 幕僚 曾国藩 - 汉学家

刘连捷 南云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曾国荃曾国藩 记名布政使 -

刘坤一 岘庄 湖南新丁 诸生 统领 刘长佑 两江总督 -

刘岳昭 荩臣 湖南湘乡 文里 统领 胳秉章 万贵总督 -

刘明镫 - 湖南永定 武举 分统 左宗棠 台湾镇总兵 -

刘松山 寿卿 湖南湘乡 - 统领 曾国藩左宗棠 广东陆路提督 -

刘秉璋 仲良 安徽庐江 翰林 统领 李鸿章曾国藩 四川总督 -

刘郇膏 松岩 河南太康 进士 幕僚 李鸿章 江苏布政使 -

刘厚基 - 湖南耒阳 - 分统 骆秉章 延绥镇总兵 -

刘胜祥 - 湖南道州 - 分统 刘坤一 记名提督 -

刘倬元 - 湖南宁乡 诸生 分统 左宗棠 - -

刘培元 - 湖南长沙 武生 分统 - 处州镇总兵 -

刘盛藻 子务 安徽合肥 生员塾师 统领 刘铭传 李鸿章 浙江按察使 -

刘铭传 省三 安徽合肥 盐贩团首 统领 李鸿章 台湾巡抚 -

刘朝盛 -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署绥靖镇总兵 -

刘瑞芬 芝田 安徽贵池 诸生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广东巡抚 -

刘腾鸿 峙衡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胡林翼 补用直隶州 -

刘锦棠 毅斋 湖南湘乡 监生 统领 左宗棠 健大臣、新疆巡抚 -

刘毓崧 伯山 江苏仪征 贡生 幕僚 曾国藩 - 汉学家

刘德谦 - 湖南浏阳 - 分统 骆秉章毛鸿宾 道员

刘鹤龄 - 湖南溆浦 - 分统 田兴恕骆秉章 - -

华蘅芳 若汀 江苏无锡 -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 科学家

向师棣 伯常 湖南溆浦 诸生 幕僚 曾国藩 - -

吕本元 道牛 安徽滁州 - - 李鸿章 直隶提督 -

多隆阿 礼堂 满洲正白旗 八旗营弁 统领 胡林翼 钦差大臣、西安将军 一等轻车都尉

孙开华 赓堂 湖南慈利 - 分统 鲍超 福建陆路提督 -

孙长绂 小山 湖北枣阳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江西布政使 -

孙衣言 琴西卲闻 浙江瑞安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湖北布政使 -

孙昌凯 - 湖南清泉 铁匠武里 营官 曾国藩 海门镇总兵 -

孙显寅 子扬 湖北黄陂 - - 李鸿章 川北镇总兵 -

庄受祺 卫生 江苏阳湖 翰林 幕僚 胡林翼 湖北布政使 -

成大吉 武臣 湖南湘乡 - 分统 李续宜、官文 记名提督 -

成名标 - 广东 水师守备 建造战船 曾国藩 - -

朱子恒 - 湖南新宁 生员 分统 刘长佑 道员 -

朱孙诒 石翘 江西清江 捐纳知县 统领（营务处） 曾国藩 浙江盐运使 -

朱希广 - 湖南道州 农民 分统 胡林翼、多隆阿 - -

朱明亮 - 湖南 士人 分统 左宗棠 道员 -

朱南桂 芳圃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荃、曾国藩 归德镇总兵 -

朱品隆 云岩云崖 湖南宁乡 - 分统 李续宾 衢州镇总兵 -

朱星槛 -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曾国藩 知府 -

朱洪章 焕文 贵州黎平 勇丁 分统 胡林置、曾固苍、曾国藩 永州镇总兵 -

朱桂秋 - - 勇丁 分统 骆秉章、刘蓉 总兵 -

毕金科 应侯 云南临沅 营兵 分统 塔齐布、曾国藩 游击 -

江忠义 味根 湖南新宁 士人 统领 江忠源、曾国藩 署广西提督 -

江忠信 诚夫 湖南新宁 - 分统 江忠源 副将 -

江忠济 汝舟 湖南新宁 - 分统 江忠源、骆秉章 道员 -

江忠濬 达川 湖南新宁 士人 统领幕僚 曾国藩、骆秉章 四川布政使 -

江忠淑 幼陶 湖南新宁 生员 分统 曾国藩、骆秉章 道员 -

江忠朝 荩臣 湖南新宁 - 分统 曾国藩、骆秉章 临沅镇总兵 -

江忠源 岷樵 湖南新宁 举人 统领 张亮基 安徽巡抚 -

汤寿铭 小秋 湖南益阳 - 幕僚 曾国藩 安徽布政使 -

汤詠仙 - 湖南宁乡 - - 左宗棠 肃州镇总兵 -

许振祎 仙屏 江西奉新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广东巡抚 -

严树森 渭春 四川新繁 举人知县 幕僚 胡林翼 湖北巡抚 -

何璟 小宋 广东香山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闽浙总督 -

何永胜 少甫 湖南湘乡 武童 分统 李鸿章 大名镇总兵 -

何绍彩 - 湖南道州 - 分统 多隆阿 宜昌镇总兵 -

何胜必 - 湖南湘乡 - 分统 路秉章、刘蓉 肃州镇总兵 -

何乘鳌 - - - - 李鸿章 川北镇总兵 -

余际昌 会亭 湖北谷城 武弁 分统 胡林翼 河北镇总兵 -

余明发 - 湖南澧陵 - 分统 左宗棠 - -

余虎恩 - 湖南平江 农民 - 分统 左宗棠 巴里坤提督 -

余思枢 子元 安徽合肥 附生团首 亲军统领 李鸿章 山东布政使 -

吴士迈 - 湖南巴陵 士人 分统 左宗棠 中书科中书 -

吴大廷 彤云 湖南沅陵 举人 幕僚 李续宜、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唐训方 台湾道 -

吴元凯 虞卿 江苏金坛 - - 李鸿章 署定海镇总兵 -

吴凤柱 仪堂 江苏徐州 - - 李鸿章 湖北提督 -

吴长庆 筱轩 安徽庐江 团首 分统 李鸿章、刘秉璋 浙江提督 -

吴长纯 - 安徽庐江 - - 吴长庆 北洋第二镇统制 -

吴廷华 干臣 安徽泾县 文童 幕僚分统 曾国藩 - -

吴汝纶 挚甫 安徽桐城 进士 幕僚曾 国藩、李鸿章 深州知州 古文学家

吴宏洛 瑞生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澎湖镇总兵 -

吴坤修 竹庄 江西新建 监生 幕僚分统 曾国藩、骆秉章 安徽布政使 -

吴宗国 - 湖南长沙 - 分统 曾国荃 记名提督 -

吴殿元 仑峰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天津镇总兵 -

宋国永 长庆 四川 - 分统 曾国藩、鲍超 云南鹤丽镇总兵 -

张文虎 啸山孟彪 江苏南汇 贡生 幕僚 曾国藩 - 学者

张由庚 - 四川 - 幕僚分统 骆秉章 陕安道 -

张声恒 - 湖南桂阳 - 分统 左宗棠 署杭嘉湖道 -

张志邦 彦侯 安徽巢县 团勇 - 李鸿章 署皖南镇总兵 -

张运兰 凯章 湖南湘乡 士人 统领 骆秉章、曾国藩 福建按察使 -

张运桂 樨园 湖南湘乡 - 分统 张运兰 记名总兵 -

张岳龄 - 湖南平江 士人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甘肃按察使 -

张建基 - 顺天永清 进士 幕僚 胡林翼 湖北布政使 -

张拔萃 - 湖南醴陵 - 分统 左宗棠 - -

张秉钧 小山 - - 幕僚曾国藩 - -

张诗日 田峻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荃、曾国藩 宣化镇总兵 -

张春发 兰陔 江西新喻 - 分统 左宗棠、刘锦棠 湖北提督 -

张栋材 - 安徽庐州 - - 李鸿章 狼山镇总兵 -

张树声 振轩 安徽合肥 廪生 统领幕僚 李鸿章、曾国藩 两广总督 -

张树屏 建侯 安徽合肥 团首 - 李鸿章 大同镇总兵 -

张树珊 海柯 安徽合肥 - 统领 李鸿章、曾国藩 右江镇总兵 -

张荣贵 - 湖南善化 - 分统 胡林翼 署建宁镇总兵 -

张景春 韶臣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苏松镇总兵 -

张富年 芑堂 - - 幕僚 曾国藩 江苏按察使 -

张裕钊 廉卿 湖北武昌 - 幕僚 曾国藩 莲花池书院山长 古文学家

张锡嵘 敬堂 安徽灵壁 翰林 幕僚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云南学政 -

张韶南 伴山 - - 幕僚 曾国藩 候补知府 -

李胜 -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绥靖镇总兵 -

李桓 黻堂 湖南湘阴 廪生 幕僚 曾国藩 江西布政使 -

李榕 申夫 四川剑州 进士 幕僚分统 曾国藩 湖南布政使 -

李云麟 雨苍 汉军正白旗 诸生 分统幕僚 官文、曾国藩 代伊犁将军 -

李元华 采臣 安徽六安 举人 幕僚 李鸿章 山东布政使署巡抚 -

李元度 次青 湖南平江 举人 幕僚分统 曾国藩湘抚 贵州布政使 -

李长乐 汉春 安徽盱眙 都司 - 李鸿章 湖北提督 -

李光久 伊斋 湖南湘乡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浙江按察使 男爵李续宾子

李光燎 - 湖南湘乡 - 分统 席宝田 - -

李兴锐 勉林 湖南浏阳 诸生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署两江总督 -

李安堂 - - - - 李鸿章 通永镇总兵 -

李成谋 与吾 湖南芷江 工匠 分统 杨载福 长江水师提督 -

李臣典 祥云 湖南邵阳 - 分统 曾国荃 归德镇总兵 子爵

李作士 少山 - - 幕僚 曾国藩 - -

李助发 - 湖南 - 分统 杨载福 河州镇总兵 -

李良平 - 湖南湘乡 - - 左宗棠 凉州镇总兵 -

李孟群 鹤人 河南固始 进士 分统 曾国藩、胡林翼 安徽布政使署安徽巡抚 -

李宗羲 雨亭 四川开县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两江总督 -

李明惠 - 湖南新宁 - 分统刘长佑 永州镇总兵 -

李明墀 玉楼 江西德化 - 幕僚 曾国藩 湖南巡抚 -

李金旸 - 湖南 降将 分统 曾国藩 - -

李昭庆 幼荃 安徽合肥 捐纳 幕僚分统 曾国藩、李鸿章 记名盐运使 -

李济清 - 湖南湘乡 - 营官 曾国藩 绥靖镇总兵 -

李原浚 - 湖南平江 贡生教谕 分统 曾国藩、骆秉章 候补知县 -

李家福 - 湖南湘乡 - 分统 刘岳昭 昭通镇总兵 -

李泰山 - - - - 曾国藩、左宗棠 肃州镇总兵 -

李祥和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荃、左宗棠 寿春镇总兵 -

李能通 - 湖南 郴州 降将 分统 刘长佑 - -

李续宜 希庵 湖南湘乡 文童 统领 胡林翼 钦差大臣、安徽巡抚 -

李续宾 迪庵 湖南湘乡 捐纳从九品衔 统领 胡林翼 浙江布政使 -

李续焘 - 湖南湘乡 - 分统 胡林翼、多隆阿 宜昌镇总兵 -

李鸿章 少荃 安徽合肥 翰林 幕僚统帅 曾国藩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 -

李鸿裔 眉生 四川中江 举人捐纳 幕僚淮徐道 胡林翼、曾国藩 江苏按察使 -

李善兰 壬叔 浙江海宁 诸生 幕僚 曾国藩 同文馆总教习 数学家

李朝斌 质堂 湖南善化 行伍 统领 杨载福、彭玉麟 江南提督 -

李辉武 - 湖南衡山 - 分统 左宗棠、周达武 甘肃提督 -

李鹤章 季荃 安徽合肥 廪贡 淮军总统 李鸿章 甘凉道 -

李瀚章 筱荃 安徽合肥 拔贡 幕僚 曾国藩 湖广总督 -

李耀南 - 湖南祁阳 士人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道员 -

杜文澜 小舫 浙江秀水 诸生捐纳 幕僚 曾国藩 候补道员 -

杨占鳌 - 湖南永顺 - 分统 曾国藩 - -

杨玉书 瑞生 湖南湘潭 - - 李鸿章 归德镇总兵 -

杨名声 - 湖南武陵 署守备 分统 曾国藩 总兵 -

杨在元 - 湖南宁乡 - 营官 左宗棠 署台湾镇总兵 -

杨岐珍 西园 安徽寿州 武童 - 李鸿章、刘秉璋 福建水路提督 -

杨芳桂 - 湖南宁乡 分统 左宗棠 南阳镇总兵 -

杨宗濂 艺芳 江苏金匮 监生 - 李鸿章 长芦盐运使 -

杨岩保 - 湖南 - 分统 田兴恕 古州镇总兵 -

杨昌濬 石泉 湖南湘乡 生员 幕僚分统 左宗棠 陕甘总督 -

杨明海 - 湖南长沙 - 营官 杨载福 兖州镇总兵 -

杨虎臣 - 湖南湘乡 武生 分统 - 副将 -

杨金龙 - 湖南邵阳 - 分统 左宗棠 江南提督 -

杨复东 - 湖南浏阳 - - 骆秉章 开化镇总兵 -

杨载福又名杨岳斌 厚庵 湖南善化 千总 统领 曾国藩、胡林翼 陕甘总督 -

杨梦岩 - 湖南凤凰 生员 幕僚分统 田兴恕 道员 -

杨朝林 - - - 分统 多隆阿 郧阳镇总兵 -

杨鼎勋 绍铭又少名 四川华阳 - 分统 李鸿章 湖南提督 -

杨慕时 - - - - 李鸿章 天津镇总兵 -

杨德胜 - 湖南 - 分统 刘蓉 记名提督 -

汪士铎 梅村 江苏江宁 举人 幕僚 胡林翼、曾国藩 - -

沈玉遂 - - - 分统 左宗棠 河州镇总兵 -

沈宏富 仙槎 湖南凤凰 - 分统幕僚 田兴恕、曾国藩、李鸿章 - 署贵州提督 -

沈葆桢 幼丹 福建侯官 翰林 幕僚 曾国藩、左宗棠 两江总督 -

沈葆靖 仲维 江苏江阴 举人 幕僚 李鸿章 福建布政使 -

苏元春 子熙 广西永安 - 分统 席宝田 广西提督 -

苏得胜 -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建宁镇总兵 -

邹汉勋 叔勣 湖南新化 举人 幕僚 江忠源 同知 -

邹汉章 叔名 湖南新化 诸生 营官幕僚 曾国藩 长沙府学教授 -

邹寿章 岳屏 湖南新化 监生 营官幕僚 曾国藩 同知 -

陈艾 虎臣 安徽石埭 贡生 幕僚 曾国藩 候补直隶州知州 -

陈湜 舫仙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幕僚 曾国荃、左宗棠 江西布政使 -

陈嘉 - 广西 - 分统 席宝田 安义镇总兵 -

陈鼐 作梅 江苏溧阳 进士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清河道 -

陈士杰 隽丞俊臣 湖南桂阳 拔贡 幕僚 曾国藩 浙江巡抚 -

陈飞熊 - 湖南宁远 游击 - 李鸿章 宣化镇总兵 -

陈凤楼 - 安徽怀远 - - 李鸿章 徐州镇总兵 -

陈方坦 筱浦 浙江海宁 - 幕僚 曾国藩 - -

陈东友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金门镇总兵 -

陈兰彬 荔秋 广东吴川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礼部侍郎 -

陈希祥 - 湖南新宁 分统 骆秉章 记名提督 -

陈宝箴 右铭 江西义宁 举人 幕僚 曾国藩、易佩绅、席玉田 湖南巡抚 -

陈金鳌 - 湖南 - 分统 曾国藩 南赣镇总兵 -

陈鸣志 - 湖南新宁 贡生 分统幕僚 江忠义、刘长佑 记名按察使 -

陈春万 - 安徽 - 分统 左宗棠 肃州镇总兵 -

陈济清（原名友胜） - 湖南湘乡 分统 曾国藩 浙江提督 -

周凤山 梧冈 湖南道州 千总 分统 骆秉章、曾国藩 罗定协副将 -

周开锡 寿珊 湖南益阳 举人 胡林翼、左宗棠 福建布政使 -

统领 -

周兰亭 - 湖南湘潭 - - 李鸿章 皖南镇总兵 -

周达武 梦熊 湖南宁乡 商贩 统领 骆秉章 贵州提督 -

周寿昌（钱桂仁） - 安徽桐城 降将 - 李鸿章 安义镇总兵 -

周绍濂 - 湖南宁乡 - 分统 左宗棠 肃州镇总兵 -

周洪印 - 湖南乾州 - 分统 骆秉章 记名提督 -

周荣耀 - 湖南邵阳 武弁 分统 骆秉章 记名副将 -

周宽世 厚斋 湖南湘乡 - 分统 胡林翼、曾国藩 湖南提督 -

周振南又名周振畹 - 湖南宁乡 - 分统 左宗棠 建宁镇总兵 -

周康录 - 湖南宁乡 - 分统 周达武 即用道 -

周盛传 薪如 安徽合肥 团首 分统 李鸿章 湖南提督 -

周盛波 海舲 安徽合肥 团首 统领 李鸿章 湖南提督 -

周惠堂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莱州镇总兵 -

周馥 玉山 安徽建德 监生 幕僚 李鸿章 两江总督两广总督 -

屈蟠 文珍见田 江西湖口 诸生 曾国藩 按察使衔候补道员 -

庞际云 省三 直隶宁津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湖南布政使署湖南巡抚 -

易开俊 紫桥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寿春镇总兵 -

易良干 临庄 湖南湘乡 士人 营官 骆秉章、曾国藩 从九品 -

易良虎 晴窗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曾国荃 - -

易佩绅 笏山 湖南龙阳 举人知县 分统 骆秉章 江苏布政使 -

易德麟 - 湖南湘乡 - 分统 左宗棠 记名提督 -

林源恩 秀三 四川达州或安县 举人 分统幕僚 曾国藩 候补同知 -

林肇元 贞伯 广西贺县 廪生 幕僚 刘岳昭 贵州巡抚 -

欧阳正镛 - 湖南湘乡 生员 分统 曾国藩、官文 湖北按察使 -

欧阳兆熊 晓岑 湖南湘潭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

欧阳利见 健飞赓堂 湖南祁阳 - 分统 曾国藩 浙江提督 -

武明良 - 湖南溆浦 农民 分统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罗萱 伯宜 湖南湘潭 - 幕僚分统 曾国藩、骆秉章 候补同知 -

罗启勇 - 湖南湘潭 -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湖州协副将 -

罗孝连 - 湖南郴州 - 分统 田兴恕 贵州提督 -

罗志珂 - 湖南宁乡 - - 周达武 威宁镇总兵 -

罗进贤 - 湖南衡山 农民 分统 曾国藩、杨载福 记名提督 -

罗泽南 仲岳罗山 湖南湘乡 孝廉 统领 曾国藩、骆秉韋胡林翼、 宁绍台道 -

罗荣光 - 湖南乾州 武童 分统 曾国藩、李鸿章 巴里坤提督 -

罗逢元 - 湖南湘潭 武生 分统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罗遵殿 有光淡村 安徽宿松 进士道员 幕僚 胡林翼 浙江巡抚 -

范泰亨 元吉 四川隆昌 - 幕僚 曾国藩 吉安知府 -

郑国俊 灼三 安徽合肥 盐枭 - 李鸿章 处州镇总兵 -

郑国魁 一峰 安徽合肥 监生、盐枭、团首 - 李鸿章 天津镇总兵 -

郑金华 - 湖南新宁 - 分统 刘长佑 肃州镇总兵 -

郑海鳌 立峰 安徽合肥 武举 - 李鸿章 崇明镇总兵 -

郑崇义 承斋 安徽合肥 武童 - 李鸿章 署南汉镇总兵 -

金国琛 逸亭 江苏阳湖或江阴 监生 幕僚统领 胡林翼、李续宜 广东按察使 -

娄云庆 峻山 湖南长沙 - 分统 鲍超 湖南提督 -

恽世临 季成次山 江苏阳湖 翰林 幕僚、岳常、澧道 曾国藩 湖南巡抚 -

段起 小湖 湖南清泉 监生捐纳 分统 沈葆桢 广东盐运使 -

洪汝奎 莲舫琴西 安徽泾县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两淮盐运使 -

洪定陞 - 湖南宁乡 行伍 分统 - - -

胡大任 莲舫 湖北监利 进士 幕僚 曾国藩、胡林翼 山西布政使 -

胡中和 元廷 湖南湘乡 - 统领 骆秉章 四川提督 -

胡光墉 雪岩 安徽绩溪 商人 幕僚 左宗棠 候补道员 -

胡良作 - 湖南郴州 - 分统 李鸿章 记名提督 -

胡林翼 贶生 湖南益阳 翰林捐纳 大帅 - 湖北巡抚 -

胡裕发 - 湖南湘乡 - - 曾国藩 镇箄镇总兵 -

胡嘉垣 - 湖南湘乡 商人 营官幕僚 曾国藩 - -

赵延训 - 安徽舒城 - - 李鸿章 楚雄镇总兵 -

赵克彰 - 湖南湘乡 - 分统 李续宾、多隆阿 记名总兵 -

-

赵启玉 - 浙江 士人知县 分统 骆秉章 候补知州 -

赵烈文 惠甫 江苏阳湖 监生 幕僚 曾国藩 磁州知州 -

赵焕联 玉班 湖南湘乡 举人 骆秉章、左宗棠 云南按察使 -

分统 -

钟开兰 - 湖南宁乡 - 分统 周达武 威宁镇总兵 -

钟谦均 - 湖南巴陵 巡检 幕僚 胡林翼 广东盐运使 -

饶应祺 - 湖北 举人小京官 幕僚 左宗棠 新疆巡抚 -

骆元泰 - 湖南 武弁 分统 刘长佑 记名总兵 -

骆秉章 吁门 广东花县 进士 湖南巡抚 - 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 一等轻车都尉 -

倪文蔚 豹臣豹岑 安徽望江 翰林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广东巡抚 -

唐义训 桂生 湖南湘乡 - 分统 李续宾、曾国藩 皖南镇总兵 -

唐仁廉 元圃 湖南东安 降将 分统 鲍超、李鸿章 广东陆路提督 湘改淮 -

唐立业 - 安徽庐江 - - 李鸿章 狼山镇总兵 -

唐训方 义渠 湖南常宁 举人教谕 分统 罗泽南、李续宜 安徽巡抚 -

唐协和 - 湖南祁阳 士人 分统 胡林翼 安襄鄙荆道 -

唐际盛 - 湖南善化 士人 幕僚 胡林翼 湖北按察使 -

唐定奎 俊侯 安徽合肥 团首 - 李鸿章 福建陆路提督 -

唐殿魁 荩臣 安徽合肥 团首 - 李鸿章 右江镇总兵 -

夏廷樾 憩亭 江西新建 - 幕僚 曾国藩 湖北布政使 -

容闳 达明纯甫 广东香山 留美生 幕僚 曾国藩 驻美副使 -

席大成 - 湖南桃源 - 分统 左宗棠 巴里坤总兵 -

席宝田 岘香 湖南东安 廪生 统领 湘抚刘长佑 云南按察使 -

徐寿 雪村 江苏无锡 诸生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县丞 科学家 -

徐文达 仁山 安徽南陵 文童 幕僚 李鸿章 福建按察使 -

徐邦道 剑农 四川涪州 武童 - 李鸿章 正定镇总兵 -

徐建寅 仲虎 江苏无锡 -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候补道员 科学家 -

徐得标 - - - - 李鸿章 天津镇总兵 -

徐道奎 传宗 安徽合肥 团勇 李鸿章 大名镇总兵 -

栗耀 仲然 山西浑源 举人知府 幕僚 胡林翼 湖北按察使 -

桂中行 履真 贵州镇远 诸生 幕僚 曾国藩 湖南按察使 -

殷锡茂 -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琼州镇总兵 -

涂宗瀛 朗仙 安徽六安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湖广总督 -

班广盛 福斋 安徽巢县 团勇 李鸿章 处州镇总兵 -

聂士成 功亭 安徽合肥 武童 统领 李鸿章 直隶提督 -

莫友芝 子思邵亭弭叟 贵州独山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候补知县 学者

贾起胜 制坛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永州镇总兵 -

郭崑焘 意城 湖南湘阴 举人 幕僚 骆秉章、曾国藩 内阁中书 -

郭松林 子美 湖南湘潭 -分统 李鸿章、曾国荃 福建陆路提督 -

郭柏荫 弥广远堂 福建侯官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 -

郭嵩焘 伯琛筠仙 湖南湘阴 翰林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 -

钱应溥 子密 浙江嘉兴 拔贡 幕僚 曾国藩 工部尚书 -

钱鼎铭 调甫 江苏太仓 举人 幕僚 李鸿章、曾国藩 河南巡抚 -

陶模 方之 浙江秀水 翰林 皋兰知县 左宗棠 陕甘总督 -

陶茂林 - 湖南长沙 武童 统领 多隆阿、左宗棠 甘肃提督 -

高连生 - 湖南宁乡 -分统 左宗棠 广东陆路提督 -

高德元 - 湖南宁乡 - - 周达武 普洱镇总兵 -

勒方锜 少仲 江西新建 贡生 幕僚 曾国藩 福建巡抚 -

康国器 友之 广东南海 巡检 分统 左宗棠 广西布政使 -

康景晖 - 湖南湘乡 士人 营官 曾国藩 直隶州知州 -

曹克忠 - 直隶天津 勇丁 分统 胡林翼、多隆阿 甘肃提督 -

曹志忠 - - - 分统 曾国藩、李鸿章 湖南提督 -

曹德庆 肯堂 安徽庐江 武童团首 - 李鸿章 狼山镇总兵 -

梁作楫 - 湖南邵阳 廪生 分统 胡林翼 道员 -

梁洪胜 - 湖南长沙 - 分统 胡林翼 记名提督 -

梁美材 - - - 分统 曾国藩 记名总兵 -

梅东益 - 安徽怀远 - - 李鸿章 贵州提督 -

梅启照 小岩 江西南昌 进士 幕僚 曾国藩 兵部侍郎 -

章合才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苏松镇总兵 -

章高元 -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登州镇总兵 -

萧升高 - 湖南湘潭 - 分统 左宗棠 署河州镇总兵 -

萧开印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萧庆衍 为则 湖南湘乡 - 分统 李续宜、曾国荃 记名提督 -

萧庆高 - 湖南湘乡 - 统领 骆秉章 汉中镇总兵 -

萧启江 浚川 湖南湘乡 - 统领 胳秉章 记名按察使 布政使衔

萧孚泗 杏卿信卿 湖南湘乡 分统 曾国荃 福建陆路提督 男爵

萧河清 - 湖南善化 - 分统 多隆阿 记名提督 -

萧捷三 敏南 湖南武陵 千总 分统 曾国藩 - -

萧德杨 - 湖南湘乡 - 统领 刘蓉 汉中镇总兵 -

萧德纲 - 湖南湘乡 - 分统 刘蓉 候补道员 -

萧翰庆 辅臣 湖南清泉 士人 分统 - 候补道员 -

阎敬铭 丹初 陕西朝邑 进士主事 幕僚 胡林翼 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 -

隋藏珠 龙渊 - - 幕僚 曾国藩 -

黄庆 - 湖南湘阴 拳师 营官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黄冕 南坡 湖南长沙 知府 幕僚 曾国藩 迤东道 -

黄鼎 彝封 四川崇庆 生员 分统 骆秉章、刘蓉 陕安道 -

黄万友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记名提督 -

黄万鹏 - 湖南宁乡 - 分统 曾国藩、左宗棠 - 男爵

黄中元 吉士 湖南长沙 - - 曾国藩、李鸿章 宜昌镇总兵 -

黄少春 - 湖南宁乡 - 分统 左宗棠 浙江提督 -

黄国尧 聪轩 湖南乾州 行伍 分统 曾国藩 -

黄虎臣 楚人 湖南宁远 武生 分统 曾国藩 都司 -

黄桂兰 惠亭 安徽合肥 团勇 - 李鸿章 广西提督 -

黄润昌 邵坤 湖南湘潭 廪生 统领 曾国藩、刘昆 记名按察使 -

黄淳熙 子春 江西波阳 进士知县 分统 骆秉章 候补道员 -

黄辅辰 琴隝 贵州贵筑 进士 幕僚 骆秉章、刘蓉 凤邠道 -

黄彭年 子寿 贵州贵筑 翰林 幕僚 骆秉章、刘蓉李鸿章 江苏布政使 -

黄赞汤 尹咸莘农 江西庐陵 翰林 主办劝捐饷盐 曾国藩好友 广东巡抚 -

黄翼升 昌岐 湖南湘乡 铁匠 统领 曾国藩 长江水师提督 -

龚继昌 - 湖南湘阴 - 分统 席宝田 郧阳镇总兵 -

储玫躬 石友 湖南靖州 廪生训导 营官 曾国藩 同知 -

储裕立 - 湖南靖州 士人 分统 席宝田 候补道员 -

喻吉三 - 湖南宁乡 裁缝 分统幕僚 曾国藩 记名总兵 -

喻俊名 - 湖南宁乡 船工 营官 曾国藩 -

塔齐布 智亭 满洲镶黄旗 游击 统领 曾国藩 湖南提督 -

彭三元 春浦 湖南善化 武进士守备 营官 塔齐布、罗泽南 游击 -

彭山屺 九峰 湖南衡阳 武举、分统幕僚、曾国藩、 - -

彭玉麟 雪琴 湖南衡阳 诸生 统领 曾国藩 兵部尚书 -

彭椿年 次卿 湖南湘乡 - 分统幕僚 曾国荃 候补道员 -

彭楚汉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藩 杨载福 福建水路提督 -

彭毓桔 杏南盛南 湖南湘乡 - 统领 曾国荃 记名布政使 男爵

普承尧 钦堂 云南新平 武进士、都司 分统幕僚 塔齐布 罗泽南 曾国藩 署九江镇总兵 战败革职

曾传理 - 湖南湘潭 生员 分统 骆秉章 知州 -

曾纪凤 挚民 湖南邵阳 诸生 分统 骆秉章 云南布政使 -

曾国华 温甫 湖南湘乡 生员 幕僚 李续宾 同知衔 -

曾国荃 況甫子植叔淳 湖南湘乡 贡生 统领 曾国藩 两江总督 伯爵

曾国葆又名曾贞干 季洪事恒 湖南湘乡 生员 分统 胡林翼 曾国荃 候补知府 -

曾国藩 伯涵涤生 湖南湘乡 翰林 湘军总帅 - 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 一等毅勇侯

游智开 子代 湖南新化 举人 幕僚 李续宜 曾国藩 广东布政使 -

裕麟 石卿 - - 幕僚 曾国藩 贵州布政使 -

程孔德 - 安徽合肥 - - 李鸿章 署徐州镇总兵 -

程学启 方忠 安徽桐城 降将 统领 曾贞干 李鸿章 记名总兵 -

程桓生 尚斋 安徽款县 贡生 幕僚 曾国藩 两淮盐运使 -

程鸿诏 伯婁 安徽黟县 举人 幕僚 曾国藩 候补知府 -

葛承霖 - 湖南湘乡 监生 分统 曾国荃 候补道员 -

董凤高 梧轩 安徽合肥 团勇 李鸿章 徐州镇总兵 -

董福祥 - 甘肃 降将 分统 左宗棠 甘肃提督 -

董履高 仰之 安徽合肥 团首 - 李鸿章 左江镇总兵 -

蒋志章 恪卿 江西铅山 翰林 幕僚 曾国藩 四川布政使 -

蒋益澧 芗泉 湖南湘乡 文童 统领 罗泽南、左宗棠 广东巡抚 -

蒋嘉械 莼卿 江苏长洲 - 幕僚 曾国藩 - -

蒋凝学 之纯 湖南湘乡 士人 分统 李续宜、左宗棠 陕西布政使 -

谢邦翰 春池 湖南湘乡 生员 营官 罗泽南 训导 -

韩晋昌 荩之 安徽寿州 行伍 - 李鸿章 寿春镇总兵 -

韩照扬 - 安徽合肥 武举团首 - 李鸿章 署郧阳镇总兵 -

窦如田 - - - 李鸿章 处州镇总兵 -

简敬临 - 湖南长沙 - 分统 左宗棠 衢州镇总兵 -

梁国桢 - 湖南湘阴 - - - 绥靖镇总兵 -

蒯德标 蔗农 安徽合肥 举人 幕僚 李鸿章 湖北、广东布政使 -

褚汝航 一帆 广东 知府 幕僚统领（营务处） 曾国藩 - -

雷正绾 伟堂 四川中江 武弁 统领 多隆阿、左宗棠 陕西提督 -

鲍超 春霆 四川奉节 行伍 统领 胡林翼、曾国藩 浙江提督 -

熊建益 - 湖南湘乡 - 分统 左宗棠 记名提督 -

熊焕章 - 湖南 - 分统 田兴恕 巴里坤总兵 -

熊登武 - 湖南湘乡 - 分统 曾国荃 福山镇总兵 -

翟国彦 - 湖南新宁 - 分统 刘长佑 广东水路提督 -

蔡金章 绶亭 安徽寿州 - - 李鸿章 右江镇总兵 -

谭上连 - 湖南衡阳 武童 分统 左宗棠 乌鲁木齐提督 -

谭仁芳 - 湖南湘阴 - 分统 多隆阿 实缺总兵 -

谭国泰 - 湖南湘乡 - 分统幕僚 曾国藩 记名提督 -

谭拔萃 - 湖南湘潭 武童 分统 左宗棠、曾国藩 宁夏镇总兵 -

谭胜达 - 湖南长沙或湘阴 - 分统 曾国藩 正定镇总兵 -

谭钟麟 云觐文卿 湖南茶陵 翰林 幕僚 左宗棠 两广总督 -

谭碧理 - 湖南湘潭 武童 - - 江南提督 -

潘万才 艺亭 安徽阜阳 降将 - 刘铭传 贵州提督 -

潘效苏 少泉 湖南湘乡 文童 幕僚 左宗棠 新疆巡抚 -

潘鼎立 豫轩 安徽庐江 团首 - 李鸿章 皖南镇总兵 -

潘鼎新 琴轩 安徽庐江 举人 统领 李鸿章 云南巡抚 -

黎庶昌 莼斋 贵州遵义 廪贡 幕僚 曾国藩 驻日公使川东道 -

薛允升 云阶 陕西长安 进士 幕僚 李鸿章 刑部尚书 -

薛福成 叔耘 江苏无锡 副贡 幕僚 曾国藩、李鸿章 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左副都御 -

魏光焘 午庄 湖南邵阳 监生 幕僚分统 左宗棠 两江总督 -

魏喻义 质卿 湖南桂阳 生员 分统 左宗棠 候补道员 -

藤嗣林 茂亭 湖南麻阳 - - 李鸿章 崇明镇总兵 -

藤嗣武 - 湖南麻阳 - - 李鸿章 郧阳镇总兵 -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沦为丧家之犬的缘故。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也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131]，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132]，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正处于上升之中。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133]，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曾国藩还把他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134]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此外，曾国藩家似还放过高利贷。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做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135]，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136]。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窭”“贫贱”，等等。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郭嵩焘称，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137]。曾国藩亦说：“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138]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因为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年十九岁即入赘陶家，在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也正因为这一点，胡林翼自幼养成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在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139]，入仕之后还间为狭斜游。徐宗亮亦称：“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140]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141]，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左宗棠的父、祖两代都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脩”度日，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又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还在“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142]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与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故在兄弟析产时，他与“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都没有分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二十五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143]。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在湘阴柳庄购田七十亩[144]，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李鸿章的家庭状况，与胡林翼颇为相近，都属于官僚地主家庭。在其祖父李殿华一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145]。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一个举人。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146]，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在六千两左右，一下子出得起如此一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与胡林翼相埒。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还与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与曾家差不多。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147]其家境似与江、胡相近。郭嵩焘则自称：“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与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148]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在曾家之下。胡大任在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149]之举，家境亦当在中资以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一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曰：‘然。’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150]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自给”，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孙昌凯初为铁工”[151]，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吃粮当兵，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田兴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152]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153]。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154]。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155]，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156]，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如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年十九，靠课徒自给”[157]，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年过三十始补县学生，四十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158]，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仍说不上富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称：“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159]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书为生。他中举前，其父曾向青阳司巡检求婚，本名士所不屑者，竟遭拒绝，遂与同乡同学刘秉章“担簦徒步入都”，至都，穷困不能入郡邸[160]。中举之后，巡检“反求焉”。潘璞要以重聘，“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潘鼎新便“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161]。可见，潘鼎新当时的家境，虽无饥寒之虞亦仍尚不富裕，大约与左宗棠差不多。李续宾之父李登胜（字振庭、南轩）原为岁贡生，未出求官，筑家塾以教子弟。因生计日艰，家用不给，“货其田且强半”。又以家庭开销太繁命李续宾“兄弟析爨（cuàn，指分家），债负亦共任之”[162]。李续宾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因家道中落，长、次、三兄皆外出经商，自己亦于二十岁那年中途退学，操持家务，间或进山打猎，从事贩运[163]。他与王錱的胞兄王勋为挚友，二人志同道合，对讲学里中的罗泽南心仪已久，曾“相约执贽其门，而皆以家事纠缠未克竟学”[164]。其后家境逐渐富裕，不仅将早年卖出的四十亩田重新购回，还于咸丰元年出资“捐纳从九品衔”。这时，李续宾在家经营土地，年“得谷百六十余石”，“诸兄懋迁益丰，丁口蕃庶”。咸丰二年他在乡里办团练，“招募二百人”，“官中又不名一钱，皆公（指李续宾）取于私家以食之”[165]。其经济地位大约已上升到中小地主的水平。

将领与幕僚中出身名门贵族者亦为数甚少，只有钱鼎铭、栗燿、帅远 数人。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曾先后担任湖南、江西、湖北巡抚，故于咸丰十一年被麇集上海的苏南官绅选中，派赴安庆向湘军乞援。钱鼎铭先效申包胥秦廷之哭，继带洋轮迎接湘淮军赴沪，后又为李鸿章参谋军事，为湘淮军主办粮运，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栗燿为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之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赴任时汉阳已被太平军占领，遂受委综理营务，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所赏识。复受命管理厘税、粮台，积官至道员。咸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十一年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病卒。帅远 的祖父帅承瀛，自嘉庆十五年起曾先后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工、吏、刑部侍郎，浙江巡抚，道光四年丁忧免职。帅远 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系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同年，极受曾国藩的赞许，称“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166]咸丰七年在江西投军，自募千人独成一军，依湘军老将周凤山对太平军作战。不料，初经战阵即遇翼王石达开来攻，周凤山部率先逃溃，帅远 随之败死。帅远 自视甚高，贵族习气甚重，求功甚切，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京服官时，即忿于清军屡败，“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167]。而初到江西时，又与湘军军营风气格格不入。“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帅远“雍容文儒，舆服都丽”，放不下贵族架子，完全不适于带兵打仗。当时有人劝他“宜居幕府”，帅远“奋欲自将”[168]，又依屡将屡溃的周凤山为靠山，皆由其年轻气盛、不懂世事所致。在湘军史上，像帅远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原因不外二端。一则就一般而论，家境富有的子弟多不愿从军犯险。咸丰五年曾国荃曾推荐一个名唤曾和六的人入营，曾国藩复函称：“其人有才，但兵凶战危，渠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若慷慨投笔则可，余以札调则不宜也。”[169]其后不见下文，大概尚未下定投笔从戎的最后决心。一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本来是投奔曾国藩的，而曾国藩恰好丁忧在籍，不在军营，否则，这件事或许不会发生。

就个人学历或文化程度而言，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则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幕僚高于统兵将领，一是任文职者高于任武职者。清朝有关任命制度规定，以军功保奏文职官员者，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历，否则，不能保奏文职，只能就任武职。当时的学历，也称“出身”或“功名”，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种官学的生员，如国学的贡生、监生，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等；一是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如举人、进士、庶吉士。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监生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全部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入学考试分为院试与府、州、县试两级。府、州、县试由府、州、县官主持，取中者称文童，或儒童、童生。它是科举时代最低一级学历，有了它即可担任文官。这个集团官至督抚大员者，如刘蓉、刘岳昭、李续宜、蒋益澧，都是文童出身。而战功远在其上的鲍超，因没有这个资格，官职最高只能升到提督，一再要求转任文职而不可得。院试由学院大人，即各省学政主持，轮回在各府举行，取中者为秀才，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庶吉士通过朝考选取，由皇帝亲自主持，俗称点翰林。

清代科举除开文科外，还开武科，其情形与文科略相仿佛，有县试、院试、乡试、殿试名目，取中者分别称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所以，在武职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出身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者。自咸丰末年以来，洋务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新式海军，开办技术、外语学校和武备学堂。从此，在这些学校毕业也成为一种学历。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共有475人，其中武职及当任武职者264人，文职及当任文职者211人。除汉军正白旗李云麟（以四品京堂改任武职，系秀才出身）和另一军校毕业生外，武职人员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即使其中有读书数载、粗通文墨者，也没有获得犹如文童那样的学历。不过，有些人参加过武科考试，获得一定资历，也算是一种功名。据不完全统计，在264名武职人员中，获得武童以上功名者计有27人，其中武进士3人，武举6人，武生4人，武童13人。另有秀才1名，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1名，共计29名。占武职人员总人数的11%。不过，除李云麟外，这些人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同其他武职人员没有多大差别。只有其中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近代教育，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多半还会外语，同文职人员较为接近，而与靠弓、马、刀、石挣得功名者大不相同。

在211名文职人员中，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属武职改授文职者。杨载福由福建水路提督升授陕甘总督，刘铭传由前任直隶提督改授福建巡抚，田兴恕以贵州提督署贵州巡抚。此三人虽就任文职，但既无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文职人员具有文童以上学历者实际上只有208人。在这208名文职人员中，已确切查明其学历者计有142名，其中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文童8名，贡生17名，监生11名，孝廉方正1名，留美学生1名。此外，确知其具有一定学历、但不知其具体名称者36人。其中标明为“士人”者25名，标明为“生员”者11名。在这36人中，除1人官职不明外，其余则或实任，或署理，或实缺，或候补，或实官，或虚衔，自总督至从九，官职高低不等，但皆有官品或名称。其中（含实缺、候补、即用、记名等名目）总督1名，巡抚1名，布政使4名，按察使4名，道员15名，知府2名，知州、直隶州知州、运同5名，训导1名，从九品官员2名。另外，还有未注明学历者33名，连士人、生员的字样也没有，但确实具有一定官职和文化程度。其中查明其所任官职（含实缺、候补、署理等名目）者26名，自四品以下中、下级官员11名，自三品以上高级官员15名，计署理总督1名，巡抚2名，布政使7名，按察使4名，盐运使1名。其余未任官职或职衔不明者10名，则包括著名科学家2名，著名学者1名，著名古文学家1名，办理函、奏的幕僚1名，担任贴身秘书的幕僚1名，主办粮台的幕僚4名。最后还有10名如商人胡嘉垣等，既无法归入武职，只好算作文职人员，因资料缺乏无从查明或推测其文化程度，也只好作罢。

即使不讲什么学问与科学知识，仅就学历而言，幕僚也普遍高于统兵将领。在这个集团的475名主要成员中，幕僚人员计有156名，占总人数的32.8%。非幕僚人员计有319名，占总人数的67.2%。在确知其学历的142人中，幕僚人员为103人，占72.5%，非幕僚人员为39人，占27.5%。在确知其学历的103名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17名，进士18名，举人29名，秀才15名，文童4名，贡生13名，监生6名，留美学生1名。在39名非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7名，进士6名，举人4名，秀才9名，文童4名，贡生4名，监生4名，孝廉方正1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级别较低的三种学历，如监生、秀才、文童的总人数41人中，幕僚人员为24人，非幕僚人员为17人，双方的人数相差不远，其比例大约接近于4︰3。而在较高级别的四种学历，如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的总人数97人中，幕僚人员为76人，非幕僚人员为21人，双方人数的差别极为悬殊。这就是说，两者相较，非幕僚人员具有学历者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所处级别低。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籍贯，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则南方多于北方，江、淮流域多于黄河淮流；就其行政区划而言，则两湖、三江多于其他省份，其中尤以湖南、安徽最为突出。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有籍可稽者，计有445人，占总人数的93.7%。其中，湖南257人，安徽84人，江苏24人，江西15人，四川13人，广东9人，浙江、湖北各8人，贵州7人，直隶、河南各5人，广西、河南各4人，福建、云南各3人，陕西2人，山东、山西、甘肃及顺天府各1人，满洲镶黄旗、蒙古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各1人。值得注意的是，籍隶两湖、三江五省者即有388人，占总人数的81.7%。其中湖南占54.1%，安徽占17.7%，两省合占71.8%，其余各省（包括顺天府与旗人）所占比例只有28.2%。就湖南、安徽而言，湘乡县79人，人数与安徽全省差不太多，合肥县40人，占安徽总人数的将近一半。其次如宁乡22人、湘潭17人、新宁15人、长沙14人、湘阴10人，也超过湘、皖、苏、赣、川以外的所有省份。究其原因，则不外湘、淮军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创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也都是湖南人，他们在自己的本省、本县募勇最多，保奏升迁者最多，所出的统兵将领也就最多。虽然招聘幕僚的人数也会多于外省、外县，但究竟不会这样悬殊。因为这个集团毕竟靠军队和战争起家，统兵将领占了主要成员的大多数，仅在大帅手下充任幕僚或属员、从未带兵打仗的人不多，能够处于重要地位、保奏三品以上实缺官职或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成就者人数更少。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带兵经历而又有籍可考者只有100人，计湖南19人，江苏19人，安徽15人，江西9人，浙江7人，广东6人，贵州5人，四川、河南各4人，湖北3人，陕西、福建各2人，山东、山西、直隶、广西及顺天府各1人。如果拿这个统计数字同前面的统计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全在统兵将领身上。正是由于统兵将领所隶省份的相对集中，造成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省份之间，人数上的悬殊差别。

第二节 思想与政治基础

这个集团的首脑与核心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儒生，其学历自文童至翰林不等。他们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将儒学中的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学科，后人称它为“义理经世之学”[170]，而把这派人物称为理学经世派。而这一学科与学派的形成，则既有其特定的社会、地理环境，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就无形中不断提醒汉族官绅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无时不感到自己在遭受着异族的统治。这个统治者高高在上，指挥一切，而自己面对着一些民族间的不平等、不公平，则只能服从，只能忍耐。这样，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再者，满洲贵族虽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但人数既少，文化程度又低，若打破民族界线，用人唯贤、科考取士，他们很快就会淹没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就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他们几经审慎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清代野史称，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威甚盛，亦知汉族不可以武治之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策有六”，而尤以“崇祀孔子”为上上之选，不仅“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讲习，刻苦钻研理学典籍。据昭梿说，康熙帝“夙好程朱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至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祀十哲之列”[171]，将朱熹的塑像塞进孔庙大成殿，与孔子最著名的弟子并列排放，从而将他的地位抬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企图借助于朱熹的伦理说教，将满汉间的民族关系变为君臣政治关系，使汉人自觉接受满洲贵族的统治，服服帖帖地称臣、真心实意地效忠，而忘记满汉间的民族界线。同时，对一批热衷于“君君臣臣”的伦理说教理学家，大加提拔重用，一时汉员显官如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皆理学耆儒”[172]。不过，这些人只会重复前人的说教，学术上没有创新，虽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名利双收，煊赫一时，但除方苞以文学名世外，余者在学术发展史上都没有什么名气，更很少为后人所知。

然而，这只是清代政治与学术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清军入关之后，虽将汉族各阶级、阶层的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却无法征服民心。这不仅表现在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经久不息地反清复明活动，即在汉族士人之中，也仍有一部分人不满满洲贵族的统治。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天下几乎大定，明季遗臣义士犹多树独立之帜，挥鲁阳之戈，舍生殉义，力图恢复者。视他代鼎革之际尤为惨烈。康熙削平三藩，中原驯伏，然士大夫犹多以逸民自居，慨然存故国之思”[173]。这样，他们的这种情绪，必然通过他们的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采取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有些人通过一些文字游戏，有意无意地表达对前明的怀念或对清朝的藐视，但很快遭到清政府“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且使亲朋好友受到株连。于是，另一部分人便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更隐蔽、更高级，但却完全合法的斗争方式，以名物考据打击清朝统治者所刻意扶植的程朱理学，以汉宋门派之争的形式，曲折地表达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者更深层次的反抗情绪。他们不仅在政治高压下表现出高尚的独立人格，而且在学术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一时硕果累累，名儒迭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创造出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清代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致命一击，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通过有理有据的考证，否定了理学家赖以立论的学术基础，从而推翻了它的整个学说。例如，阎若璩积三十年之功力，撰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从篇数、篇名、字数、书法、文例等方面，列举一百二十八条确凿证据，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而据丁晏所著《尚书馀论》的考证，该伪书出于魏人王肃之手。这部《古文尚书》是宋代理学家尊奉的经典和赖以立论的根据，否定了它的经典性，也就推翻了理学家据以著论的根基，使理学变成以讹传讹的伪道学，从而失去信用。再如另一汉学家胡渭著成《易图明辨》一书，经考证指出，宋代的“河图”“洛书”之说，同唐以前完全不相符合，是陈抟、邵雍编造的。而朱熹所著《周易本义》一书，正是采用了宋初道士陈抟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并进而推衍出理、气、性、命诸说。这样，对陈抟学说的否定，也就否定了程朱理学关于理、气、性、命诸说的理论基础，从而推翻了宋代理学的哲学根据，使之威信扫地，沦至人人喊打的惨境。学兼汉宋的曾国藩在追述嘉道士风时称：“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174]于是，在这种风气的压力之下，尽管统治者大力倡导，官绅士人中却很少有人讲习理学。有人描述这种怪现象说：“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无以理学著者。转于八旗得二人：一为松尚书筠，蒙古人”；“一为唐水部嵩龄，满洲人”[175]。这就愈加使人相信，在汉、宋学术之争与满、汉政治关系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打击是致命的，其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同它争宠，而是从根本上摧毁这一学说，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以为不足复存”[176]。这就不能不使汉、宋两派结下深仇大恨，以致晚清、民国年间还有人大张挞伐[177]，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统统归罪于汉学。亦属横加罪名，力图铲除之。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因素包含其中，仅只出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何致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说他们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追求，并不想同理学家为难，作为个人或许难料，但若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就很难做出这样的解释。孔子及其学说曾被冷落多年，直到西汉初年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致《尚书》失传，仅据年老齿稀的伏生的口授成书，而仍被尊为经典，谁也不去追究其中的真伪和可信程度。直到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用古蝌蚪文写成的《古文尚书》，似乎才算找到了真凭实据，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尚书》的今古文之争，从此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学术派别。不幸的是，西晋永嘉年间，汉武帝时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因战乱遗失，直到东晋元帝时才由梅赜奏献一部《古文尚书》。唐代时由孔子后人孔颖达作疏，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不只理学家，古文经学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所能看到的《古文尚书》只有这一本。该书比孔宅《古文尚书》多九篇，显然不是原来那一本。然而，一千多年来读过此书的人何止千万，怀疑此书的人也大有人在，却很少有人揭露此事。其原因无他，无论王朝的统治者还是理学家、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家，他们需要的只是孔子学说，至于书本、史实、具体材料，则只看其有用无用，不看其是真是假。为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需要，儒家曾对中国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实，诸如尧舜禅让、周公圣贤、西周井田等，进行了歪曲和捏造。所以，人们虽知其伪，仍当作真，更不会去揭露。因为伪书也比无书好，揭露之后还要用它，就不如不去揭露。时至今日，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仍被视为儒学经典，大量翻印，广为传布，就是最好的明证。因而，清代汉学家拼一生精力去论证它为伪书，不能不令人认为他们在学术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通过考证揭伪，直接打击的是理学，间接打击的是对其倍加推崇的清朝统治者。而这种学术风气的盛行，广大知识分子热心考据而冷淡理学，则表明当时确实曾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不愿同满洲贵族合作，有时甚至隐隐相抗，不顾政治上的高压，利用一切机会继续在思想上进行合法的、隐蔽的斗争。

然而，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仇恨的淡忘，尤其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拉拢政策的加紧实施，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亦逐步发生分化。有些人逐渐转变立场，由反清转而拥清，由对清廷不合作转为效忠。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方苞，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方苞字凤九，又字灵皋，安徽桐城人。晚年自号望溪，诸门生、学者称他为望溪先生。他出身于官绅名士之家，其父“民族意识甚强”[178]，清代初年仍经常书写一些怀念亡明的诗词，以抒发内心的感慨。与之友善、过从较密者，亦多为前明遗老。父辈的这种思想感情，对青年时代的方苞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因此，二十年未尝涉宋儒书。”[179]正是这种思想基础，导致他与怀有反清情绪的同乡学者戴名世结为密友，并为其《南山集》作序。康熙四十九年戴名世的《南山集》为御史所劾，本人被收狱处死，方苞亦因为该书作序而株连入狱。解至京师后，先判死刑，后经多方营救免死，而将本人与整个家族改隶汉军旗籍充当奴婢。康熙五十一年以其为天下名士，奉旨转隶武英殿总管和素名下为奴。嗣后，连日奉命撰写为清王朝歌功颂德的文章，受到皇帝的赏识，旋即以白衣入值南书房，教诸王子读书。如此度过了长达十年半是人犯、半是王子师的生活。雍正元年新君继位，将方苞及其家族赦免放归原籍。从此，方苞对清朝统治者又是恐惧又是感激，完全放弃了原来不合作甚或反对的立场，彻底归顺新王朝，不断用自己的作品向清王朝效忠。这样，他也就愈益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又十年，即雍正十一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四年，即乾隆二年擢礼部侍郎。这时，方苞年已七十，不仅身跻卿贰，且成为皇帝的亲信。雍正遇有大政方针，往往咨询于方苞。方苞遇咨多密陈己见，“于是盈廷侧目矣”[180]。只是原因不明，不知究竟是出于嫉妒还是对其人格的鄙视。服刑反而成为接近皇帝的机缘，钦犯变成了亲信，人们的惊讶总是不可免的。

不过，这究竟是个别的例子，虽较为典型，但却不能代表大多数。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根本转变，当在嘉庆年间，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应是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成为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它无情地揭去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将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使清朝统治者与广大士人受到巨大的震惊。面对共同的敌人，汉族知识分子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保住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这样，阶级利益压倒了民族利益，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矛盾，往日的一切“复明”梦想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况且，经过一百数十年的时间，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下来，他们也看不到有如元朝统治者那样的迅速败亡的迹象。于是，广大汉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也就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反对或不合作转而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效忠清王朝。他们逐渐将自身的利益同清王朝联为一体，其政治希望不再是清的灭亡和明的复兴，而是寄托于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渐渐开始转移，不再集中于学术上的一些旧案，不再向故纸堆中寻慰藉，更不再借打击归顺清朝的理学家来发泄自己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把自己的眼光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求得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于是，广大汉族士人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变化，带来学术风气的转变，盛极一时的考据学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的发展，终于在道光年间衰落下来，其在学术上左右潮流的领袖地位，渐为方兴未艾的经世致用之学所取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

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不是今天的经济学，而是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项内容的综合学科。咸丰元年曾国藩曾把它的内容概括为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十四大项，实际上是当时的政治学。故他在谈到儒学的分科时称，经世致用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81]。这一学派倡导学以致用，着眼于当前急需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也恰是一个国家官吏的应尽之责。故常常被那些坐而论道的理学家和发掘故纸的考据学家目为“做官术”，摒之于学术研究之外。姚鼐、唐鉴论为学之道，皆称义理、考据、词章三门，而不及经世致用之学。唐鉴甚至将它归入理学，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182]。道光年间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鸦片战争前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内政方面，诸如兴修水利，清理财政，整顿漕务、盐务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治理，成效尤为突出，其所行淮南纲盐之法、淮北票盐之法遂成定制。同治年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政，乃不过恢复陶澍的旧制，亦取得很大成效。两淮盐政由两江总督专任，亦自陶澍始。

鸦片战争的发生，则给当时的士人以极大的震动。堂堂天朝大国，竟惨败于“岛夷”小国手下，惨败之余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使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为半独立国。于是，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光转而对外，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求强国御侮之策。他们一面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了解外国的长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面要求对照外国，改造中国自身，提出学习西方某些制度，对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行改革的主张。与鸦片战争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作为地方大吏的陶澍，既手握重权，又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所以，思想上的认识可以立刻化为行动，并取得成效。而鸦片战争后的魏源等人，只是一些幕僚与学者，因而，他们的认识和主张十几年间一直停留在思想上，保存在著作中。虽然如此，但却使风气大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开始讲学习外国，开始讲中国制度的改革。在学术风气上，广大士人渐以经世致用为尚，不再以闭门治学为荣。这种习尚风靡全国，而魏源的故乡尤为称盛。有人形容当时的士风说，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183]。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之学的复兴与学术风气的改变，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曾国藩军政集团的首脑人物与骨干分子大多集中于湖南，其学术派别的称号复于“经世致用”之前加上“义理”二字，以示其与魏源等今文经学派的不同，则又有其深刻原因。

首先，湖南地处南国，域近边陲，境内多种民族杂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都较为尖锐复杂，遇有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使清政府调兵转饷，倾动七省，卒成为震惊全国、持续九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进入道光朝以来，各地各族起义更加频繁，三十年间较大规模的起义有三四次，而较小规模的反抗、冲突、起义则接连不断，几乎年年都有。其中以新宁农民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最为著名。正是这种频繁的动乱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培养出湖南地主阶级敏感的政治嗅觉与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争强斗狠的习性。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所昼思夜想的就不再是什么朱明王朝的复兴，而是如何对付眼前的敌人。而要将这些农民或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也就只有依靠清政府的支持与援助。正是这共同的敌人——农民与少数民族起义，使满、汉间的民族对立情绪较早地淡化下来。所以，这里的封建士人基本没有或很少有同满洲贵族相对抗的情绪。这样，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普遍发展的政治思想基础。再者，这里地瘠民贫，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大约也没有江浙文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另外，因有大湖阻隔，湖南在学术上的对外联系不多，同江浙学人来往更少。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乾嘉学派难以在湖南得到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义理之学在湖南学术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溯其源流可追至宋代。宋代理学分濂、洛、关、闽四大派，其代表人物则分别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而濂学创始人周敦颐就是湖南道州人，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则师承周敦颐，而理学大师朱熹又师承二程。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张栻曾长期居住湖南，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书院，并请朱熹赴长沙讲学。时至今日，长沙城郊的湘江岸边，仍留有名唤“朱张渡”的一处古迹，据说是朱熹、张栻赴岳麓书院讲学时的渡江之处。其时，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合称“东南三贤”。降至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理学家唐鉴亦籍隶湖南，曾国藩讲习理学就是从向唐鉴问学开始。这样，自宋至清连绵七八百年，湖南士人就形成了讲习理学的传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门户偏见甚深，对汉学往往采取排斥态度。乾隆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184]这就是说，当“汉学风靡一时”、普天下皆以考据为尚之际，“湖湘学子大都专己守残，与湖外风气若不相涉”[185]，在文化学术上形成一个闭塞、落后的孤岛。而一旦乾坤倒转、首尾易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在白莲教起义后对满洲贵族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开始冷淡考据、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之时，湖南士人也就处于全国知识分子的前列，成为同满洲贵族通力合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先锋和主力。

其次，湖南士人一直保有一种务实精神，崇尚学以致用。倡导此风者有清以来首推王夫之，道光以来则以陶澍为第一。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无论治宋学抑或治汉学者，都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注重经世济用之学。例如魏源，本师从刘逢禄治今文经学，而贺长龄则讲习理学，二人皆致力于经世济用之学，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合作编印《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一时风行海内，对湖南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亦尊崇程朱，致力经世济用之学，曾长期担任城南书院山长，从事讲学多年。其余学者如王文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等人，或任岳麓书院山长，或长期在此讲学，尽皆宗尚宋儒，注重经世致用。曾国藩军政集团的首脑与骨干成员，不仅自幼耳闻目染，受到他们多方面的影响，且多曾在这里问业受教，直接受到他们的教育、训练和熏陶。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和别具特色的学派，后人称这一学科为“义理经世之学”[186]，称曾、胡、左等人为义理经世派，或理学经世派。显然，这一学科是由义理之学和经世济用之学，即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结合而成的，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固然不能忽视朱熹与理学的作用，但相对而言，陶澍的作用则似乎更大一些。故张佩纶在论及此事时称：“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则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187]这一派人数甚多，虽在总体上兼习义理、经世两科，但不同的人不仅于理学的习染程度存在一定差别，即在经世济用方面，对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尤其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态度与对策，也有所不同。

他们对于理学的习染程度，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其一，既讲习有年又具理学家之名，如罗泽南、曾国藩。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开始向唐鉴请教读书之法、检身之要，并每天写修身日记。次年十月，又向另一理学家倭仁请教修身方法，并每天静坐反省，检查自己的言行，发现有不符圣道者，即严加自责，写进日记。同时，还将自己的日记交唐鉴、倭仁批阅，接受指导。有时也同二三好友一起交流心得，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总之是完全按照理学家的方式，严格地进行有关修身养性的训练。他如此坚持了九个多月，即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因搞得过于紧张而突然病倒，痊愈后即停止书写修身日记、静坐反省等活动，认为这套办法不适合自己的情况。此后，曾国藩虽然放弃了理学家这套修身方法，但从未放松过对自己道德修养的要求，终生自刻自砺，奋斗不息，基本做到为清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外，他在治国、治军、用人、外交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亦无不受到理学的影响。故其虽无著述问世，仍无愧于理学家之名。罗泽南则不仅按照理学家的方式修身、讲学，且有理学方面的著述，如《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西铭讲义》等刊行于世。所以，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比曾国藩更像一位理学家。曾国藩也对之极表赞赏：“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泣为吾乡豪杰之士。”[188]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理学上的正统又往往流为政治上的邪僻。他们以道学家自居，仁义道德经常挂在嘴上、流于笔下，而为了捍卫他们的所谓“天理”，不仅可以“灭人欲”，有时甚至可以灭绝人性，一点人道都不讲。曾国藩、罗泽南就曾做过这等违反人道之事。咸丰五年罗泽南率师回援湖北途中打了败仗，彭三元、李杏春战死。罗泽南为鼓舞士气，竟于反攻取胜后以全部战俘血祭阵亡弁勇，还让湘军士兵生食其肉。其残忍野蛮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事后，曾国藩又根据罗泽南的禀报上奏清廷，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大加赞扬：“日暮收队，各路共杀毙九百余名”，“生擒七十余名，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并信誓旦旦地宣称，此乃“实在情形也”[189]。曾国藩有时也用权术，只是技不如人，适得其反，只好弃而不用。咸丰八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己学坏了。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190]其二，既无理学家之名，亦无卓然可称之行，仅取理学之“忠孝”二字付诸实践，同一般儒生无异者。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文职人员（包括其后就任文职官员的统兵将领）恐怕都属于这种情况。其中有些人则是第二代、学生一辈的人物。例如李鸿章，中举后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到曾国藩的门下而“师事之”，“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191]。其三，接受理学关于忠、孝、仁、义的说教，但拒绝按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既有惊世骇俗之壮举，亦间有丑陋邪僻之行者。仅从他们的言行看，不但很难同理学联系起来，且为一般儒生所不齿。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人物是胡林翼和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多年来的唯一举人，其“少时游于博，屡负，至褫衣质钱为博资，间亦为狭斜游，一时礼法之士皆远之”。他曾屡次赴京应礼部试而不中。“其下第回南时，三次为友人负柩归葬，为人所难为。”曾国藩“以此赏之，令阅儒先语录，约束其身心。”江忠源表面唯唯，“谨受教”，实际则依然故我，“冶游自若”[192]，终生不改其恶习。胡林翼年轻时纨绔习气甚重，在其岳父陶澍幕中充任幕僚时，时常饮酒游乐。在京服官时，还间或外出逛妓院。有一次恰逢御史巡查，同伴被捉去，他因机警灵便，侥幸逃脱。出任地方官员之后则多用权术，曾国藩说他“本可移入霸术一路”[193]，左宗棠称其“喜任术，善牢笼”[194]。赵烈文亦说：“胡咏芝颇得古人家数。”[195]而胡林翼本人亦直言宣告：“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并解释说：“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杰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196]薛福成称其善于驾驭和调护诸将，“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197]，实则善用权术，杨载福、彭玉麟、金国琛、鲍超、罗泽南、刘蓉以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都曾令他煞费苦心。例如，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时，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与彭玉麟不和，甚有碍于战事，他为其跪酒而和解之。一日，邀请杨载福与彭玉麟入室就座，“胡设酒三斗，自捧一斗跪地，陈利害，责大义，二人和解”[198]。又如“金国琛以贫乞返，立馈千金；鲍超母病，时致参药。”再如，“先恶刘霞仙，继折节事之。”而对罗泽南则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虽与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谘而后行”，还“以女弟妻罗公长子”[199]，“以疆臣而为统将晚辈。”[200]此外，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人至孝，“父母皆笃老，方事之殷，以不能归省为憾。”胡“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慰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由于做得太过，以致引起李续宜的怀疑，私下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曾国藩答道：“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李续宜“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201]就是说，胡林翼犹类汉初的陈平，因过用权术，虽获成功仍不免德薄之讥。致令曾国藩引为教训，不敢轻使此着，并以此告诫李鸿章：“闻渠（指刘铭传）于阁下不满处在‘权术’二字，昔年希庵不满于胡文忠，亦在此二字。”[202]至于胡林翼处理同官文的关系，更全靠权术二字，其详情则有待后言。

如此说来，胡林翼同理学之间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吗？实则也不尽然。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只是胡林翼“负才不羁”[203]，不肯接受理学教条的约束，故从言行上看不出理学的影响，别人也不把他归入理学家之列，唯曾国藩赞其“进德之猛”，出人意表。曾国藩在给李续宾的信中说：“润公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204]有人认为，胡林翼治学甚勤，军中课读不辍，亦极为注意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惟“其学问则掩于勋烈，世庸有不尽知者。”称其“在军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以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讲肆不少休，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所著《读史兵略》四十六卷、《论语衍义》十卷，“皆自抒其所心得，而非捃扯以成书者。宜曾文正疏陈劳勩（yì），尤服其进德之猛与！”[205]胡林翼本人有时也效仿理学家的样子，强调“诚”之可贵，谓“唯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206]而欧阳兆熊则认为，胡林翼这样做不过是赶时髦，对其事业的成功了无作用。他在《英雄必无理学气》一文中列举江忠源的例子之后说：“他如胡文忠公，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亦不能舍此时趋，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207]这与赵烈文称其行权为“英雄举动”[208]，曾国藩谓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209]，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就是说，胡林翼将儒家的“修齐治平”拦腰裁为两段，以理学、权术分任之：修身、齐家奉理学为本，治国、平天下靠权术收功，故亦不失为义理经世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理学经世派人物与理学的关系，除上述习染程度的差别外，其门户之见的深浅亦有所不同。有的门户之见甚深，有的门户之见不大，有的则全无门户之见。就其著名人物而论，左宗棠应归第一类人，而曾国藩则属于最后面一种人。

曾国藩学宗宋儒，兼治汉学，尊周敦颐、张载为理学正宗、孔孟传人，认为程、朱、许、郑各有偏颇，不过是儒学的支流旁系。他早在青年时期，就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治学志向说：“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曰博也。”“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见道“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而“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能雷同而苟随。”[210]其好友刘蓉亦治理学，但不仅对王阳明心学攻之甚力，且于“崇道贬文之说”持之甚坚。他对曾国藩醉心古文一事，多有批评，认为“文也者载道之器”，“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而欲探“治乱之本源”、以求“济治之方”，则应按照理学家“即物穷理”的办法向社会寻求，“静其心以察天下之变，精其心以穷天下之理，息其心以验消长之机”，而“非特记诵词章”[211]所能济事。实际上是批评曾国藩舍本逐末，不务正业。曾国藩不同意这种看法，上面那段引文就是在二人往返辩论时讲的。

还有一些人对汉学成见甚深，不仅从学术上贬斥该学“素少研求”，而且在政治上“痛诋汉学，谓其致粤寇之乱。”曾国藩有个名叫孙鼎臣的好友，“尝作《畚塘刍论》”[212]一书，函请曾国藩为其作序。“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213]其后左宗棠作《重刊〈吾学录〉序》，持论较孙鼎臣更加偏激，不仅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甚至将西方列强的入侵亦归罪于汉学。他说：“出于礼即入于刑，其翼教持世者不可忽也。礼坏慝作，讼狱繁而干戈起矣。盗起岭峤，祸延下国，中原糜沸，夷戎凭之。三朝忧于上，公卿将吏瘁于下，阅廿余稘乃有止戈之望。推原祸始，厥有由来。”[214]显然，该文作于光绪年间收复新疆之时，实际上是将咸、同年间的内忧外患归因为“礼坏”，而又将“礼坏”归咎于乾嘉考据之学。其见解之荒谬、褊狭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215]。而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则是清朝政治的腐败。咸丰元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也。”[216]同左宗棠相比，曾国藩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有较为符合实际的认识，当然不是由于他更接近基层，了解下情，而是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也就不会像一般学者那样，轻易为世俗偏见所惑。当时士林中怀有左、孙之见者大有人在，不仅治理学者，即如今文经学一派也“力诋乾隆诸大儒”。“谓海夷之祸，粤寇之乱，酿成于汉学”[217]。直到民国年间，湖南仍有人持此成见，认为左、孙之说虽“为通儒所訾”，但对“破碎害道”的汉学，“殆非厚诬之言也”[218]。此亦可见门户偏见为害之大，流毒之远。也正出于这同一原因，作为一代通儒的曾国藩，被后世治理学者摒出理学家之列，称其“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罗罗山之所讲论者”[219]。

与其思想上宗尚理学、尊奉三纲五常相联系，曾国藩集团最基本的政治特点就是拥护封建制度，极力维持封建秩序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尤其君主专制政体与土地剥削制度。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就产生出相互矛盾的政治态度：既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反对各式各样的反清起义。他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吏治败坏，官吏、胥役贪赃枉法，敲诈勒索，严重侵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并造成官逼民反的动荡局面，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一是当这种局势愈演愈烈、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些平日如狼似虎的人物又一下子变得昏庸无能、摇摆不定，甚或胆小如鼠、望风逃遁。曾国藩在咸丰元年接连呈上的一折三疏，即《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和《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以及这一时期或稍前稍后所写的书信、诗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情绪[220]。而其中《备陈民间疾苦疏》所列“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大苦情和《里胥》一诗所描绘的生动画面，无疑是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发出的呼喊。而他的这种情绪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乡友人刘蓉、罗泽南等人，基本上代表了这个集团。左宗棠对清廷的不满似乎比曾国藩更甚。他三试礼部而落第，其后绝意仕进，宁充幕僚而不肯为官，恐怕不能不与此有关。道光二十年，他在给贺熙龄的信中说：“洋事日浸不佳，江东复作败局。”“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百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然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则正未可知耳。”又说：“山农勤瘁，终年不及一饱，释耒而叹，诅怨侯兴，而百里之君尟有省之者。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午夜独思，百忧攒集，茫茫世宇将焉厝此身矣。”万般无奈，只好“营一险僻之处，为他日保全宗族亲党计。”[221]咸丰二年，洪秀全围攻长沙期间，“相传有人微服往诣之，说以勿弃孔孟而事天父，秀全不纳”。此事传播甚广，不少人测猜此人为左宗棠，而尤以郭崑焘言之最切：“此必左宗棠也。幸不合，合则不可收拾。”“宗棠以意诚有意陷己，与断绝往来。”事过多年还有人旧话重提，当面询问曾纪泽：“左帅于洪杨围省时，传曾微服由柳庄走长沙，谋谒洪杨于天心阁畔，上万言书，确否？”[222]而这种测猜无论确与不确，都足可说明，左宗棠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行将造反的程度。否则，人们为什么会测猜是他，而不是别人？郭崑焘与左为姻亲，其兄郭嵩焘与左为至友，他说得那么肯定，则因其对左了解最深，绝非有意陷害。此外，王錱的经历也可说明这一问题。王錱初为县学生员，在本县坐馆任教。道光二十九年“夏间大旱”，湘乡饥民“啸聚数百人，于县南掠食，居民惶惧”，社会上出现即将发生大动乱的某些征兆。而当时的湘乡知县“为政贪虐”，与胥吏朋比为奸，漕折、地丁银两的征收，“浮收倍取”，“县民苦之”。他与“县人士”屡次到省城告状，“大吏不省”，乃公推王錱为代表，“赴都控告”。王錱“乃赍粮走京师，行千里，疾作，不得已罢归”[223]，其内心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显然，王錱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全县大多数士绅。只是问题解决得很快，才未造成严重后果。朱孙诒由酃县调任湘乡知县之后，主动向他征求意见，并接受他的建议，将“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的旧例，“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券”，遂使“百年积弊”尽消，官绅双方和解。否则，湘乡县难以成为湘军的发源地。不过，这只是一县的情况，而就全国而言，这个集团同清政府的矛盾可没有这样容易解决。

曾国藩集团同各式反清起义的矛盾和斗争则完全是另一性质的，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用胡林翼的话说，这些起义“非叛国叛藩可比”，“非我杀贼，即贼杀我”[224]，绝无退避之地。按曾国藩的说法，对于这些反叛之人，“虽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225]他们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亦并非尽出于“忠君”的理念，主要还是由自身利害及本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他们所以联络同志，筹兵筹饷，起而同起义军拼命，少半为清廷，多半为身家。清廷是封建制度的象征、地主阶级的代表，当然要保卫它。这正是曾国藩集团与苗霈霖的不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保卫桑梓，保卫身家。像曾国藩、左宗棠这样一批不习武事的文人，所以会甘冒种种风险，起而舞枪弄棒，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无能，绿营兵腐败，不能恪尽职守，迫使他们不得不越俎代庖，易装自救，从而创造出这一历史奇迹[226]，多年来一直为文人所乐道。所以，这个集团的不少人，或者本人，或者至亲好友，早在这个集团形成之先，或加入这个集团之前，就已经投入这场战争，参加镇压起义军的活动，其后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这场斗争在规格上的升级和规模上的发展。

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个个都有组织团练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经历，而动手最早者应数江忠源。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中举，二十四年大挑得教职，分发湖南补用。他的家乡新宁县地接广西，汉瑶杂处，官贪民穷，关系比较紧张。瑶民雷再浩等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组织青莲教，广结会众，酝酿起义。江忠源“察天下将乱，倡行团练，以兵法部勒乡人子弟，湖南团练自此始。”道光二十七年雷再浩发动起义，“道府议征兵”，江称“无庸”，“自率乡练捣其巢，擒再浩”[227]，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并因功得知县，分发浙江，署秀水知县，补授丽水知县。道光二十九年雷再浩旧部李沅发再次发动起义，攻占新宁县城，亦很快被镇压下去。他虽远在浙江未参与此事，但在他的影响下，其胞弟江忠济和同县好友刘长佑、刘坤一都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江忠济“倡募乡勇，有复城功”[228]，刘长佑与刘坤一则徒步赴宝庆府衙门“告变”于先，“请开地道”以攻陷城池于后，及起义军撤走，又“率乡勇追之，一日驰百里”，杀伤“百余人”[229]。道光三十年，刘长佑赴京应试，所部乡勇交堂弟刘长伟管带。李沅发逃至广西兴安，无法立足，返回湖南后被刘长伟擒获，起义宣告失败。彭玉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其时他正在衡阳“协标充书识”[230]，亦奉命随军追杀起义军残部，同刘长佑“一见如故交然”[231]。

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咸丰元年江忠源应调赴广西，在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帐下参谋军事，于募勇一营令其弟江忠濬带赴广西之后，咸丰二年又“出私财增募千人”，命其弟江忠济和刘长佑带赴桂林前线，“合新旧所部千七百人，名楚勇”[232]，为湖南勇营出省作战之始。后闻太平军将撤围北上，进入湖南。江忠源遂先期率勇返湘，在蓑衣渡伐树塞河，设伏阻击，迫使顺流而下的太平军弃船登陆，改道道州，不仅失去袭取长沙的最好战机，还造成南王冯云山的牺牲。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期间，江忠源又率勇积极助守，并与太平军各自占据天心阁外一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制高点，造成太平军攻城的失败和西王萧朝贵的牺牲。太平军的这两次失败，尤其南王和西王的牺牲，不仅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简直可以说改写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致人们在谈论促成其由盛转衰的关键性政治事件天京事变时，都不能不追溯到南王和西王的过早去世。而这又直接、间接地同江忠源有关。可以说这是江忠源为湖南官绅和清王朝立下的两大功绩。这年冬天，江忠源率勇镇压了浏阳忠义堂起义，因功超擢署理湖北按察使。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又伙同罗泽南、郭嵩焘等人率勇助守江西省城南昌，使太平军始终未能攻克该城。这是他为清政府建立的第三大功。为此，虽然他在田家镇阻挡太平军西征失败，所部新宁勇溃散，仍被清政府任命为安徽巡抚，从而成为曾国藩集团第一个担任地方督抚的人。不料，上任未及两月，新改省城庐州被太平军攻占，江忠源丧命。此时，曾国藩正在加紧编练湘军，本拟先练成水、陆万人统交江忠源指挥，自己仅做些后勤与谋划工作。江忠源的过早去世，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对这个尚在形成中的军政集团和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都是一个巨大损失。

胡林翼也是办团练较早的人物。道光二十七年胡林翼署理贵州安顺府知府。该地靠近越南与滇、桂边界，山高林密，汉苗杂处，自然地形与社会环境都比较复杂，有的地区则往往成为积年盗匪或小股起事农民的聚集之所。而鸦片战争以来，道光帝“尤畏疆臣生事，各省大吏承风旨，唯务安静”，致使“官吏重发难，益相与粉饰颟顸，无敢擒治”[233]。胡林翼一反成例，力主以重法治乱世，认为“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故“居今日而为政”，“治将乱之国，用重刑”，“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234]。他上任后，“延访士绅，寄以耳目，尽得盗匪姓名、状貌及道里远近状，乃躬往缉捕。”“故任事一年，前后擒巨盗二百余名，一郡肃然，盗贼衰息。”为了一举成功，他还选择大年除夕之夜，采取秘密行动。“一日，侦知盗党当以腊尽醵饮某所。除夕，方会燕僚佐，忽起更衣，疾率健捕，夤夜驰至某处，掩获渠魁黄老广、佘饶贵等，其党无一脱者”[235]。道光二十九年胡林翼移署镇远府知府。这里是苗族、瑶族的聚居地，其黄平、台拱、清江、施秉、天柱等厅、县，已是“寇盗充斥”，而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苗民则据险起事，对抗官府。贵州巡抚乔用迁“思募兵进剿”，故调胡林翼署理此府。他上任伊始即“添卡哨、购眼线、信赏必罚”[236]，待其一切准备就绪，便调兵进剿苗寨。他先带兵攻占高山寨，又集中苗、汉兵勇近二万人剿平革夷、山丙、沙邦三寨，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因功升即用道，补授黎平府知府。黎平地接广西，形势更为紧张。因为那里不仅有业已在金田起义的太平军，还有遍布全省的天地会起义部队，随时都可能冲入贵州，黎平则首当其冲。故胡林翼既要靖“内匪”，又要备“外寇”。他认为，“欲清内匪，莫如保甲；欲御外寇，莫如团练”，遂于力行保甲连坐的同时，“又以差役营兵窳惰不可用，乃自练壮勇百名，仿明参将沈希仪、嘉庆时傅鼐因间雕剿之法，分巡游徼。”[237]行之数载，取得显著成效。在此期间，“办团练千五百余寨，建碉楼四百五十余座，连屯相望。”又“劝富民捐谷置仓，以备城守”[238]。是以黎平叠被攻击而未破，瓮安聚众抗粮亦被平息，胡林翼遂成远近闻名的能吏。其“杀人如麻”[239]之说及“胡屠户”的徽号，皆由此而起。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似有杀人之癖，每到一处，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杀人。他担任湖北巡抚之后，于咸丰六年十二月上一奏疏，其架势和办法，恰是其贵州屠户勾当的继续。疏称：“湖北莠民之从贼者，以兴国、崇阳、通城、通山、大冶、广济、黄梅为最多。臣于臬司任内，由岳州驻崇阳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户捆斩三千人，未及毕事而驰往九江矣。”又说：“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及今不治，终必为乱。治之之法”，“唯有保甲清查，户族捆献，分别斩释之法。”[240]

在曾国藩集团中，李鸿章是在籍办团练时间最久的一个。李鸿章在京为官时，其父李文安也在京为官，任刑部督捕司郎中。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军势尚未及于安徽，李文安即“寄信回里，劝谕乡人先为思患预防之计”[241]。在他的影响下，合肥一带很快办起地主团练武装，其著名团首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以及刘铭传、解光亮、潘鼎新之父潘璞、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等，在安徽以至全国都成为团练武装较为集中的地区。李鸿章也力主以地主团练武装镇压当地的捻军起义，对抗太平军。他在京任职翰林院编修时，颇“以文字自喜”，常为安徽同乡吕贤基“草疏言事”。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出身翰林，官至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是个尊崇程朱理学，既贪生怕死又希图美名的封建官僚。太平军声势浩大，方兴未艾，前线不断传来清军失败的消息。在一般官员看来，以草草组建的乡勇迎击太平军，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吕贤基自己亦持这种看法。但其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接连上疏倡办团练，仅后来出版的《吕文节公奏议》中即有“数疏谈论团练事宜”[242]。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攻克安徽省城安庆，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闻讯惊慌，急忙跑到吕贤基家，怂恿其上奏请求派京中官员回籍办团练，吕“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本来，他们并不打算力践奏折中的做法，而是要别人去送死。而军机大臣祁寯藻却看透了吕贤基的用心，偏偏就建议派他回籍办团练。咸丰皇帝允准，当天便发布谕旨，命其即刻启程。于是，由此引出一场闹剧，同时也改变了李鸿章一生的道路与命运。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曾对此作过生动的描写。次日下午，李鸿章“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谐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243]。咸丰二、三年间，清政府先后任命四十三名团练大臣，除吕贤基外皆属因故在籍的官员，只有这位在京任职的工部侍郎算是一个例外。

当时安徽是太、清双方激烈斗争、反复争夺的地区，地方官员更换频繁，先后有几位巡抚丧命或革职，吕贤基也很快命丧黄泉。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攻克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战死。二月清政府命周天爵署理皖抚，旋实授。旋又改任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办理防剿事宜。九月李嘉端革职，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安徽新改省府庐州，江忠源兵溃自杀，清政府又任命福济为安徽巡抚。吕贤基也于这年十月率六百乡勇防守舒城时城破被杀。一年之内四易巡抚，又有周天爵、吕贤基穿插其间，皖北半省之地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动多掣肘。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办事，又处于太平军的军事重压之下，其艰难竭蹶可想而知。由于福济是李鸿章的座师（丁未科会试副考官），与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对李鸿章甚为扶持和护佑，一抵任即将他收入幕府，使其处境大为改善。刘体智甚至说，连他那套“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的“治军之法”，即“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的驾驭部将之术，亦“似传中丞（指福济）衣钵”[244]。

咸丰三年秋冬，李文安经户部左侍郎王茂荫奏保，回籍督带练勇，但很快死去。临终仍不忘以镇压太平军、捻军为己任，手书训谕诸子说：“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245]李鸿章对此牢记在心，誓与造反农民为敌。怎奈太平军声势浩大，自己所带练勇又不堪一击，若要想保命，也就只有争先逃跑之一法。李鸿章回籍带勇作战，前后五年有余，总的看是胜时少而败时多，且胜亦小胜，败则大败。有人统计，他曾先后五次从死亡之地逃脱性命，其中三次属于临阵脱逃[246]。第一次咸丰三年十月与吕贤基共守舒城，城破吕死，他先事逃走得免。第二次同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江忠源及守城官绅丧命，李鸿章因没有率勇入城助守而幸免。第三次咸丰四年李鸿章奉命助守巢县，太平军发动突袭，清军惊溃，营盘被毁，他因奔丧离营幸免。第四次咸丰六、七年间李鸿章驻守巢县，太平军为进军庐州途经该城，所部团勇惊溃，他因奔逃迅速保住了性命。第五次约在咸丰八年，李鸿章在合肥东南的葛洲新茔为其父服丧守庐。太平军大军云集，志在夺取庐州。他闻讯奉母北逃，远走盱眙县明光镇。太平军攻克庐州，将李家祖宅“焚毁一空”，却未能伤着李鸿章的一根毫毛。刘体智曾就李鸿章如何溜出危在旦夕的舒城，亦即第一次临阵脱逃的经过，作过生动具体的描述：“文忠从文节至皖，等于徒手。官军见寇即走，屡败不振；乡勇乌合，不堪一试。文节以客官，更无能力应敌，驻守舒城，闻寇将至，议守御，文忠与焉。封翁（指李文安）在庐州办团练，老仆刘斗斋久役于封翁京寓中，时随至舒城。见事急，密引文忠至僻处告之曰：‘若辈死耳无可避免，公子何为者？独不念老人倚闾而望乎？’文忠悚然问计：刘斗斋曰：‘马已备。急驰去而免。’”刘体智还说：“其后，文忠有田百顷在英、霍之间，命刘斗斋之子某甲为收私租，十年无所得，召往问之。某甲呈簿，入不敷出，须益以三千余金，出入乃能相抵。文忠怒以足蹴之，亦不之罪也。”[247]此事经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讲出，已使人觉得有几分可信，复证以李鸿章不忘刘斗斋旧恩的事例，更令人感到绝非无中生有。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仿佛由此悟出“临危先逃”这一临阵应敌的诀窍，只是在屡试不爽之下，名声愈形不佳，成为全省有名的长腿将军。据当时正在和春幕中的一位幕僚记载：一次，太平军攻打巢县附近的柘皋，李鸿章闻风先遁，“以致官军营垒数十座均被破入，兵勇死者不可胜计，仅存河州镇总兵吉顺一营”，太平军日夜环攻，形势岌岌可危。和春闻讯带兵赶至，“吉营重围立解”。“次日李鸿章来见，称誉‘声威大震，以军门（和春时任江南提督）为最’，而军门答以‘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李鸿章“赧颜而退，大江南北至今传为笑谈。”[248]由于李鸿章所带勇营一溃再溃，本人也屡屡临阵先逃，在安徽官绅中遂渐渐失去信任，不再为人们所看重。咸丰七年秋李鸿章丁忧服阕，本应复出带勇，而安徽巡抚福济却上奏清廷，“李鸿章丁父忧服阕，俟经手事件料理完竣，给咨回京供职。”[249]这就是说，让他“京来京去”，不要再在安徽带勇了。清廷批准这一奏请，以李鸿章叠次“剿匪”出力，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这样，李鸿章既无法在安徽立足，又不想马上回京，便一时游荡不定，成了孤苦无依的闲人。

总结其时近五年的统带乡勇的经历，虽谓逆多顺少，处境不佳，但亦并非一无所获。第一，于翰林院编修之上，又得到一个按察使衔记名道员的官阶，以致成为曾国藩幕僚中，入幕之初官阶最高者之一。第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受到锻炼，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不仅具备“久历戎行，文武兼资”[250]的资历，而且学会驾驭部将之术。这个集团中善弄权术者，胡林翼之外，恐怕就数李鸿章了。第三，数年之中经常统带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作战，遂与合肥数县的团练头子，如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吴长庆等，形成较为牢固的上下级关系。这些人也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成为李鸿章的组织班底。所有这一切，都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左宗棠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是从咸丰二年开始的，只是长期充当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幕僚，主要在背后出谋划策，尚未直接带兵作战。咸丰二年八月正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期间，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抵任，经胡林翼的推荐和张的一再派人诚聘敦请，尤其左宗植、郭嵩焘的大力劝导、推动，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左宗棠方离开其避难之所，入湖南抚衙充任幕僚，张亮基“一以兵事任之。”[251]他感其知遇之恩，一入幕府就“日夕区画守具”，积极出谋划策，长沙得以保全，有左宗棠的一份功劳。据称，当太平军开挖地道、攻城甚急之际，是左宗棠“请调邓绍良、瞿腾龙率八百人入（城）助守”的，其后“地雷”炸塌城墙，“邓绍良所部力捍之”[252]，以是省城未被攻破。太平军撤围北上之后，左宗棠又“助张公一意以整饬吏治、捕治会匪为务”。“江忠源讨平忠义堂，实受方略于左宗棠，发谋决策皆宗棠任之，张亮基受成而已。”[253]这年十二月，湘抚张亮基奏请在省城设一大团，专任守卫，妥“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俟奉旨帮办团防的丁忧在籍侍郎曾国藩到省，“当面相商榷，妥为办理”[254]。此奏不仅出自左宗棠之手，亦恐出自左宗棠之谋，同曾国藩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编练湘军之议即始发于此。咸丰三年正月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至武昌。九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辞归。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充任幕僚。左宗棠刚回湖南旧居，骆秉章即接连派遣专人，携带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三位大员的亲笔书信和优厚聘礼，热诚邀其入幕，左宗棠辞而不受。曾国藩东征之前贻书邀其入幕，也被他拒绝。这时，太平军已占领湘阴，扬言要活捉左宗棠，距其避难之所梓木洞仅五十里，他只好携带女婿陶桄以“捐输”为名逃往长沙，随即带勇接出眷属，全家移居省城。这样，左宗棠再也无法拒绝骆秉章等人的盛请婉劝，只得答应“入署襄办”，但“仍不受关聘”[255]。

左宗棠居骆秉章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256]。以致“唯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于是，左宗棠“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很快把湖南建成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基地，不仅屡却强敌、“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牢牢控制这一首要之区，而且分兵四出，“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卒使骆秉章“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257]。其时，左宗棠已因功保奏官职，咸丰七年清政府还有意令其“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258]，皆不愿俯就。且曾私下向人表示：“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唯知县一官。”“此上唯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259]这就更使人认为，他在实际上已是有实无名的巡抚，隐操一省大权。若非樊燮控案引来的一场政治风波，迫使其于咸丰九年十二月“辞骆公，荐刘公蓉自代，请咨赴京会试”，离开湘抚幕府，此事尚不知如何终了。然而，在这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他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已与曾、胡相近，隐成三足鼎立之势，虽未投到曾国藩的麾下，却已为清政府和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军政集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鸿宾称其在骆秉章幕，“血诚自矢，思虑精专”，“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宜”[260]。左宗棠自己也说：“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大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261]所谓“骆秉章之功实则左宗棠之功”，“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绝非虚语。

曾国藩办理团练的时间，虽较江忠源、胡林翼为晚，较李鸿章为短，但其父曾麟书和二弟曾国潢，却早在道光二十九年就在家乡组织“安良会”，对付“吃排饭”的饥民。咸丰元年在湖广总督程矞采、湘乡知县朱孙诒的支持下，曾麟书、曾国潢父子又和刘东屏、刘蓉父子组织团练武装，镇压湘乡县境内的民众抗粮斗争。他们亲自购置眼线，率勇捕人，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放过，很快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咸丰二年湘乡全县普遍办起团练，县城设立总团，下设三个分局，曾麟书以湘乡首户充任总团长。

咸丰二年曾国藩奔丧回籍之后，尽管丧服在身，亦仍不甘寂寞，特写《保守太平歌》一首，意在动员地主士绅，积极组织起来，对抗农民起义军。出任团练大臣之后，又别出心裁地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于积极募练勇营的同时，在全省推行团练保甲制度，设立审案局，残酷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声言只要“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262]。他办案不经有司，定罪不要证据，废除一切司法制度和办理程序，仅根据团绅的言词与要求即可置人死地：或者就地正法，或者杖毙堂下，或者瘐死狱中。按照湖南司法惯例，一切送省审理的案件，都应先交首府首县善化县衙讯办。故在曾国藩的审案局设立之后，仍有人将疑犯送到那里。而曾国藩则嫌他们杀人太少太慢，竟不顾别人脸面，强行将人从善化县衙提走，施以重刑。曾国藩这种既违人道、又属越俎代庖的做法，在官绅民众中引起极大不满，不仅被冠以“曾剃头”“曾屠户”的徽号，还暗中鼓动提标兵哗变，群起围攻团练大臣公馆，枪伤曾国藩贴身警卫，迫使他灰溜溜地离开长沙，实际上是被赶出了湖南省城。曾国藩移驻偏居湘南的衡州之后，全力编练湘军，无暇顾及团练保甲事项，虽仍保有审案局名目，亦不再过问民间案件。

除上述首脑人物外，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中，也有不少人具有在籍办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经历，而湘淮军的早期将领则大部分如此。湘军早期将领主要由八旗、绿营弁兵和士绅组成，旗、绿营弁兵主要是多隆阿、塔齐布、杨载福、鲍超、田兴恕等人，士绅则主要是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刘长佑、刘坤一、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等人。彭玉麟、刘长佑、刘坤一三人都曾参加过镇压李沅发起义的军事行动，前面已经述及。刘长佑、刘坤一曾长期追随江忠源办团练，参加过包括蓑衣渡伏击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当咸丰三年十一二月间江忠源被围于庐之时，刘长佑曾带勇援救，因中途受阻未能到达。江忠源死后，刘长佑和江氏兄弟便投到湖南巡抚骆秉章，实际上是左宗棠的门下。其余如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等人皆籍隶湘乡，而王、李、李、蒋、刘、杨数人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湘军始源于湘乡练勇，要弄清他们湘军创建之前的情况，还须从湘乡团练说起。而湘乡团练所以优于他县，则又同知县朱孙诒的积极活动分不开。

朱孙诒字石翘，江西清江人，捐纳出身。始为刑部主事，旋改知县，分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知县，道光三十年移署湘乡知县。其时，由于漕务积弊和前任知县贪渎，官绅严重对立，饥民成群，会党活跃，呈现出动乱在即的种种征兆。朱孙诒上任后，首先逮捕“陈胜祥、刘福田等置之法”，严厉镇压了会党、饥民的反抗活动，随后即动手解决官绅之间的矛盾。他通过王錱了解到士绅的基本情况和要求，便于改变漕粮征收办法、消除官绅之间对立情绪的同时，着意对湘乡士绅的中坚分子加以拉拢，“举罗泽南孝廉方正，县试拔刘蓉冠其曹，延王錱襄幕，于康景晖、李续宾、李续宜皆奖勖之”[263]。咸丰二年春太平军久攻桂林不下，有北上入湘迹象，广西巡抚邹鸣鹤急移咨湖广总督程矞采，促湖南早做准备。消息传出后，湖南各县纷纷举办团练，湘乡县尤为积极。朱孙诒亲自召集全县巨绅，议定团练章程，并决定在湘乡县城设团练总局，下设三个团练分局，地点分别在县城和永丰、娄底两镇。太平军进入湘南后，湖广总督与湖南巡抚命各县团练武装沿途阻截。朱孙诒“集团丁分三营，以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干副之；王錱领左营，杨虎臣、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罗信南综粮糈，谢邦翰治军械。”[264]开始分发号衣，集中训练。为报知县朱孙诒的知遇之恩，王錱在营伍编练过程中表现最为积极。“始分给号衣，群然耻为异服，不肯服。公（指王錱）则取一号补自著之布袍，乃定。”于是，王錱“以意创为营制、号令，日夜与罗忠节公编束队伍，令友人弟子分领之，亲教之步伐、技击。每教一人讫，则以一算珠令衔之，牵使就列，乃复进一人，教之如前”[265]。其办法虽然较为原始，态度却相当认真。太平军围攻长沙期间，清政府大军云集，将太平军四面包围，湘乡团练也积极参加防堵活动，“王錱、康景晖、赵焕联分驻要隘，罗泽南、易良干防县城，伏莽蠢动，即时捕灭，县境肃然”[266]。湘乡团练遂名响全省，为巡抚所知。

因地处偏远，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其始未参与总团的活动，而在乡里另建有团练组织。李氏家住湘乡县崇信都岩溪里，临近宝庆府界。早在道光二十九年李续宾就在彭洋中的函请和其次兄的敦促下，纠集“二百余人，教之击刺”[267]，准备开赴新宁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后因李沅发败走，取消此行。咸丰元年三月李续宾在参加县试时“受知于”湘乡知县朱孙诒。十月王錱之兄王勋探访李续宾，大约带来王錱等人举办团练保甲的信息。从此，李续宾“益讲求团练事”。咸丰二年四月“邑宰朱公孙诒檄公（指李续宾）领团丁捕搜土匪”。“公乃招募二百人以行。官中又不名一钱，皆公取于私家以食之。”途中“闻铳声，以为贼至，而逃者过半。”“乃又增募数十人以补之。初相从最有名者：胡中和、周宽世、蒋益澧、萧庆衍、李登辟、李续焘诸君；增募有名者：周达武、朱品隆、胡裕发、刘神山、李存汉等。”[268]太平军围攻长沙期间，李续宾先“领团丁驻宁乡”，八月“率团丁还县”，与罗泽南、王錱合编。其时，“合邑团丁不满三百人，无所统属，闻警则逃。又民家往往不欲团丁驻宿，他们只得买河干屋为治事之所”，“而屯团丁于涟滨书院，日教以坐作进退，少长有礼。”又请湘乡知县朱孙诒“节制之，严为法令”。朱孙诒遂以湘乡县衙的名义“出告示曰：‘如有不遵号令约束，造谣惑众，奸淫掳掠，泄漏军情，损坏人民房屋、坟墓及身体，犯此者死。如有聚众赌博，吸食鸦片，遗失器械，喧呼斗殴，犯此者杖革。如有点名无故不到，操练不勤，出入不告，吹弹歌唱，争先落后，犯此者责罚。”[269]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湘乡团练的纪律稍有改观，这群投笔从戎的书生，也积累了一点治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经此历练之后，他们已由思想上的卫道者，变为农民起义军政治上的对头，封建制度与清政府的自觉捍卫者。’

此外，原为清朝基层官员的李孟群，曾历署桂平知县、浔州知府，积极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和追堵围剿太平军的活动，并因此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咸丰四年将之调至湖南统带水师。“时武昌陷，闻父殉节，日夜泣血，誓灭贼。”[270]亦属与太平军不共戴天的人物。

淮军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淮军骨干分子主要由湘军军官和庐州团练的团首组成。由于官绅未尽融为一体，庐州团练一开始即有官团与民团之分，且相互之间嫌隙甚深。刘秉璋的儿子刘体智对此曾有专门叙述：“英果敏[271]任合肥县时，倚乡绅解某，混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方伯[272]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叶曙青军门[273]时为解家将，每战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羡甚。解慰之曰：‘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乃夺而与之。既而知女与张靖达[274]昆仲为中表妹，公然不惧，唯不通往来而已。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铭、盛、树、鼎四军之首领，分别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张靖达与弟勇烈居于乡，粤寇过境，乡人咸筑圩练兵自卫。寇众大至，悉众入堡，以死坚守。贼不能久留于小邑，往往为所拒退。寇去追杀，每获辎重、俘殿兵以论功邀赏，有名于时。同时有周刚敏、武壮昆仲及刘壮肃之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轩中丞[275]为赘婿于青阳司巡检署，随至庐州府，行无所归，因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所谓吃大锅饭者也。”[276]在此期间，潘鼎新之父潘璞亦在家乡庐江县办理团练。咸丰十一年湘军“围怀宁、桐城甚急”，太平军驻庐江部队速往援救。潘璞“督乡团自后袭之，战庐江东门外，军败，被执至三河镇，骂贼死。”潘鼎新“乃号哭，请于大府，率乡团及诸子侄疾攻三河镇，克之，擒斩剧贼数百，负父骸归，哭而誓曰：‘不尽杀诸贼，非人子也！’曾文正督师安庆，闻而壮之，檄为淮军将。”[277]当李鸿章回籍招兵之时，“解部（即英翰所办之官团）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洎先文庄[278]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搢、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279]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州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280]

除带兵将领外，文幕人员也有不少人曾在家乡举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及其他农民起义武装。例如，咸丰四年广东“海阳县三合会吴忠恕等围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绅身份治乡团，率汤坑乡勇三百人援救”[281]。潮州府城解围，“选琼州府学训导，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282]。李兴锐湖南浏阳人，以诸生在本县教书度日。咸丰二年浏阳忠义堂起事。李兴锐举办团练，协助江忠源将之镇压下去。以是受到浏阳教谕李竹浯的赏识，将他荐入曾国藩幕。咸丰十年太平军踏破清军江南大营，顺势席卷苏、常，籍隶常州的赵烈文即伙同当地士绅，率领团练武装顽强抵抗，受到曾国藩的高度赞扬。同年，陈金刚发动起义，占据高州、信宜等地，据有两广十余州县。丁忧回籍、主讲高州书院的前刑部主事陈兰彬，督练乡兵，积极参加镇压陈金刚起义的军事活动，前后达三年之久。并主动献计，诱陈部将郑金叛变，配合清军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叙功加四品衔，赏戴花翎[283]。陈士杰早在咸丰二年就在家乡湖南桂阳州办团练，防堵太平军入湘，并因此受到曾国藩的赏识，于咸丰四年调入幕府。咸丰五年回籍专治团练，并将当地乡团编练提高为勇营武装，称广武军。此后数调不出，曾国藩令其赴援上海，且已授江苏按察使，亦辞不受命，一意在籍办团练，以严防石达开再入湘境为己任。胡大任湖北监利人，在礼部主事任内奉旨回籍帮办团练。自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率湘军攻入湖北起，即在新堤一带随军办理沿江团练。曾国藩称其：“辛勤督劝，颇著成效。”[284]再如，黄彭年“咸丰初随父在籍治团练”[285]。陈宝箴“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御粤寇”[286]。萧世本四川富顺人，初为直隶知县。因“先在籍治团练有声，曾国藩莅直隶，辟为幕僚”[287]。冯桂芬初为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丁忧期间，亦在原籍苏州举办团练，并受到官升右中允的奖励。他如沈葆桢、潘鸿焘、郭用中也皆有在籍举办团练的经历。即如著名科学家华蘅芳亦曾在籍治团练，对抗太平军。其父华翼纶曾在家乡无锡、金匮一带办理团练多年，是苏南地区的著名绅士。他和徐寿都是在华翼纶的带领下，方才进入曾国藩幕府的。

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除绝大多数来自军营弁兵和士绅、团练首领外，还有一部分出身于太平军及其他起义军降将。其主要人物有韦俊、程学启、李能通、方有才、任永清、周寿昌、唐仁廉、董福祥、潘万才。他们也是革命人民的死敌。韦俊又名韦志俊，系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胞弟，韦昌辉被杀后，弃武昌退往安徽，经人说情天王洪秀全仍封他为右军主将。咸丰九年在安徽池州叛变，与湘军约期攻打芜湖，其部将黄文金等反戈一击，夺回池州，韦俊逃入水师彭玉麟部。彭玉麟依照曾国藩的指示，将其军大部遣散，仅留数营令其统带，充分统。他曾在争夺咽喉要地枞阳之战中，为湘军立下大功，使安庆失去唯一的对外通道，陷入绝境。又曾奉派随萧翰庆赴援杭州，中途与太平军遭遇，所部溃散，使萧翰庆白白送掉性命。后调属曾国荃部，随同攻打天京，天京陷后首批裁撤。据说，韦俊其后又重返降清之地，安徽韦氏即其后人。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咸丰三年参加太平军，隶叶云来部。咸丰十年湘军围安庆，奉命守城外堡垒。咸丰十一年曾国荃诱降，约降有日，未行而事发，程学启急奔湘军军营，投降曾贞干，而曾国荃却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诚意。“初，公（指程学启）气傲诸将，诸将谗公”，曾国荃“犹虑公为变”，对其严加防范。当时，湘军掘长濠困安庆，“曾公（指曾国荃）军濠内，公军濠外”当敌锋，“令无召不得入濠内，濠内置炮对公军。”其日用薪米由濠内接济，每当运送之时，“濠上为梁”，“既济，撤濠梁。苦战数月，克安庆，公功为多。”“至是，曾公深信之”[288]。曾国藩自东流大营至安庆，程学启“进谒”，曾国藩“奇之，使将千人”，命其营名为开字营，“而未大用也”[289]。“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程学启战功虽著，“客籍混其中，颇难出人头地”。恰李鸿章“率淮军东下，求将才于”曾国藩。程学启“为桐城籍，乃以其军隶焉，且勖之曰：‘江南人爱张国梁不置，汝往，又一张国梁也。’”[290]所部增至四营二千人，遂成淮军初战上海时最为强悍的一支。

周寿昌原名钱桂仁，又名百顺、得胜，安徽桐城人。同其兄百春一起参加太平军，具体时间不详。咸丰十年已晋封慷天燕，充任镇守常熟的太平军主将的副手。钱百春先投降清军，咸丰九年已升至守备。钱桂仁一直与之保持秘密联系，早有降清之心，并于咸丰十一年通过徐少蘧获得江苏巡抚薛焕的“谕单”。随后同熊万全、李炳文、徐少蘧串通，先后数次阴谋献苏州、太仓、昆山降清，但皆未得逞。同治元年他的部将骆国忠在常熟叛变，使苏南太平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只因当时他正在苏州而未被揭露，还一再晋爵，升至比王。后调往杭州，复与清军约降献城，未行而事发，大批叛徒被捕、被杀，他却安然无恙，再次逃脱惩罚。直至同治三年杭州失陷，大批太平军撤走，他才有机会投降湘军，后辗转加入淮军。董福祥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年乘西北回民起义之机，在安化起义，聚众十余万，据花马池为基地，势力波及陕、甘十数州县。后被刘松山所败，其父先降，他亦率众降。简其精壮编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统之，并自带中营。其余如李能通、方有才、任永清、唐仁廉、潘万才等事迹不详，皆属降将，李、方、任官至实缺总兵，唐、潘官至实缺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