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是一条悠悠的小河，时间的帆船在上面漂过；当爱的春风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阵阵清波……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情不自禁思念起她——我的贤妻。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先生当年写的这首诗，正是我俩近二十年来同甘共苦、相亲相爱的真实写照。
我妻子是黄岩城关镇人，和我家一样是一个大家庭，她父亲在解放前开碾米厂，她1954年毕业于台州卫校。6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俩相识、相知。几年中我俩曾多次鸿雁传书，她的古典文学比我有功底，二十多年前她寄给我的一首劝戒诗，至今记忆犹新。
为有云鬓无限娇，孤凤寒尽怕春晓。
几载一觉扬州梦，赢得玉楼薄幸名。
我曾学习鲁迅先生，将我俩几年中的书信，抄录编写成一册《两地书》。可惜多次搬家，这册弥足珍贵的《两地书》遗失了。
没想到，当我最潦倒时，她竟来到我的身旁，她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我相信你能重新振作起来。”
我已年过半百，我已不再年轻，点点白霜已开始降落在我的双鬓，但，爱情的翅膀却没有飞离我的心灵！
我是这样地爱她，她是这样的贤慧，然而魔鬼缠身、失去良知的我，背叛了她，悔恨、自责、悲痛！此时此刻我对她的思念像波涛般汹涌。
记得那是1976年秋天，母亲因生活所迫而改嫁的那年，我那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才3个月，正当我与我女儿挣扎在死亡线上时，她毅然来到我家。
新婚之夜，没有欢闹的喜庆场面，没有亲朋好友的祝贺，只有婴儿断断续续的哭号声……
也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寒酸的新房了。生产队分给我的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破旧泥屋，由于原来的破木板床太窄了，妻子就设法在过去我拉过的平板车的架子上修修补补钉上几根竹片。这样，加工后的床变宽了，我俩也开心地笑了。那时候，面对爱妻，我总是无比幸福但又万分愧疚。
对这一切她丝毫没有怨言。她说：“我理解你的困苦，让我们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担吧！”
在爱情的滋润下，我决心改掉过去好逸恶劳的恶习。记得生平第一次劈柴时，我的手打起了血泡，但还是干得很起劲，她笑了，笑得很甜。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家庭生活是如此温馨。
虽然我的家是破旧不堪的泥屋，但这里是我的天堂。我常常感叹着对妻子说：“每当离开你一个人到上海去做小生意时，我年轻时代最熟悉的大上海已与我无缘，我总怀着最急切的心情尽快飞回到我的小泥屋中，那里才是我的天堂。”
我每天在生产队干活的收入仅为可怜的3角钱，为了生存下去，我开始偷偷地做小生意，夫妻俩曾多次到上海贩卖鸡蛋、生姜。
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青少年时代，我曾在上海生活20年，我家住在繁华的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公益坊8号，那是一幢日本式的三层小楼房。由于我父亲在上海开办绸厂和药材公司，家庭富裕，在学校中我是有名的阔少，经常邀同学们去郊游，逛游艺场，进沙龙和四姐妹、大光明等舞厅，那时我的生活开支每月在200元以上，要知道50年代初的上海一般职工工资每月仅30元左右。有一次在乡下务农的一位表舅何昌俊对我母亲惊呼：“不得了，爱源一个月的开支，我们做农民的一年也挣不回来呀！”
年轻时我很爱漂亮，好出风头，我的发型是电烫的，衣服是英国名牌的，手表更是顶级的劳力士，18岁那年我还在上海虹口区武进路著名整容医师杨树荫那里做开双眼皮、整鼻梁的手术（请看我16岁时的照片是小眼睛单眼皮），我的行为对于50多年前的都市阔少来说也是相当“时尚”的。
当年，在四川路一带我是有点名气的阔少，与上海最有名的小阿飞马年（化名）是好朋友。我很崇拜他，他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父亲是大资本家，住的是虹口区最漂亮的花园别墅。我家与他家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因此虽然当时全国报刊连篇报道马的堕落经历，我还是崇拜他，特别是他的伦巴舞跳得出神入化，棒极了！可以说我的许多恶习，都是在那时形成的。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人，如今我竟来上海做小贩。由于当年在虹口区生活二十多年，所以认识我的人不少，万一碰到熟人怎么办？不少小贩都在四川路桥的人行道上做小生意，但我不敢去四川路桥，而是到闸北区的老闸桥上，我在桥的人行道上摊一张报纸，上面摆放一小堆、一小堆的生姜，1角钱一堆，卖掉一堆，我可赚5分钱。我不敢抬头看人，手拿一本杂志，装着看书……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也是我最害怕的事。
那天中午我席地而坐，看着书。有人问：“生姜多少钱一堆？”
“1角，请自己拿。”
当我收钱时，买主惊叫：“你是——汪爱源？”
“吴志雄！”我脱口而出，真想钻到地底下去！
……
“你的生姜我全部买下。走，到我家去！”
老同学吴志雄硬拉着我去他家。
他西装笔挺，而我衣衫不整，要不是他硬拉我“打的”去他家，我是绝不会去的。
一跨进西藏中路他家的大门，吴就高喊：“老婆，你看谁来了？”
吴志雄与他老婆都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哟！汪爱源，老同学们都想念你呀，这些年你……”吴妻笑道。
晚上，老同学施嘉诚也来了，餐桌上，从不喝酒的我也干了一小杯。我坦率地讲了这二十年的心酸经历——被南京华东化工设计研究分院开除，强制性遣送到故乡，“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两年，如今又当了农民。因生活所迫，母亲65岁改嫁，所幸的是我如今有一位共患难的贤妻……
施嘉诚感叹地说：“想当年，你是班级中能歌善舞的文艺委员，各方面多才多艺，没想到……命运太残酷了……”
这次上海的“奇遇”使我再也不敢去做生姜生意了。由于在大学时代我热爱摄影，我想做拍照的生意。
当时一架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要180元钱，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妻子果断地将家中唯一值钱的又是她心爱的缝纫机卖掉，又拿出她多年积蓄的私房钱。
记得在1976年，一个严冬的凌晨，她陪同我去冯村车站上车，半路上，我突然号啕大哭，我不愿意去上海了，怕拍照是非法经营，万一被罚款没收照相机怎么办？……在妻的鼓励下，我从此踏上了摄影艺术之路。
在当年贩卖明星照片时，我在上海认识了延安照相馆的高级摄影师姜书良，他的妻子邢梅珍是上海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的着彩师。
当时为了学习照片修整技术及暗房技术，妻特地赶到上海。她白天在静安区做保姆，晚上又赶到闸北区永兴路姜书良家学技术。
记得当我俩第一次冲出黑白胶卷时，是多么激动啊。“成功了！成功了！”我手舞足蹈，快活得像个孩子！
为了印好第一批黑白相片，仅仅两个胶卷底片，竟花了足足一个通宵。每当我俩回味那可笑的、难忘的“印相之夜”，就会发出甜蜜的串串笑声。为了创业，妻陪着我踏遍了嵊县的山山水水。记得当时我们在长乐镇租房，每天下乡拍照。有一天下着大雪，妻单人往大昆山区送照片，返回时，由于山路太滑，跌倒，一下子溜出路外4米远，幸亏有一棵树挡住，否则滑下悬崖可没命了。回家时，妻子已成了一个雪人。我俩就这样迈步在坎坷的人生之路上，终于在奋斗、挣扎中路渐渐宽广了，光明的未来向我俩敞开双臂，命运对我们开始欢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了人生旅程中的巨大转机，1978年我们又回到城关，“春天”终于盼到了。
很快在城里我创办了全县第一家个体照相馆。我开始雄心勃勃建造小楼房。我这个败家子，能造楼房，惊动了亲友，更使社会上过去对我怀有偏见的人刮目相看。
人们都说我人到中年福星高照，讨了个好老婆。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然而，我又渐渐地开始变了。有一次妻子突然对我说：“你变了！”
我变了？我还是我，变在哪里？笑话！
丈夫是什么人，妻子最了解。她的判断是对的，我最终走向监狱之门，这就是铁证。
难怪，妻子在来信中悲愤地写道：
天不老，恨难消，
心有千千结，谁也解不了。
每当深夜，回顾这一切的一切，我悔恨、痛心疾首，我太可耻！太对不起我的贤妻了！真是——
失去了爱情，断了弦的琴；
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
我该怎么办？陆游的词涌向心间——
“错，错，错，莫，莫，莫……”
我决心誓死挽救我的爱情，祈求她的宽恕。
泪水湿透了衣衫……
啊，想到此我万箭穿心！今年夏天我的心是如此寒冷！
1984年8月8日
写于浙江省第五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