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原则
嘉靖算是消停了，但是大臣们的斗争游戏却刚刚进入高潮，夏言除掉了他的最大对手，夺取了全部的权力，所有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但他不会想到，崩溃将在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到来。
毁灭他美好前景的人，叫作严嵩。
严嵩，字惟中，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江西袁州府分宜人。
说起此人，实在是大大地有名，从明代开始，他就被人以各种形式（写入书中、编入戏里）不停地骂，反复地骂，并最终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明代第一奸臣。
事实上，在走上那条不归路之前，他曾经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而那时，他是夏言的朋友。
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严嵩的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
应该说严嵩的运气是不错的，他出生时，家里虽不很富，却也算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严淮多次参加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最后实在战斗不动了，就改行当了教书先生。
老子的未竟事业自然是要儿子完成的，刚出生不久的严嵩就此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严嵩的幼年教育是可以写成启蒙类教科书的。据说他三岁就学会了写字，到六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两年之后发生的那件事情才真正引起了轰动。
在这一年，八岁的严嵩因为成绩好，作为优秀童生考入了县学。
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我们来列举另外两位仁兄进行类比，你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了：
海瑞，身份：童生，时年二十八岁。
范进，身份：童生，时年五十余岁。
其实，这两位兄弟还算是年轻有为的，六七十岁考不上县学的童生大有人在，相比之下，严嵩实在是神童中的神童。
就这样，严嵩一直神童了八年，到了弘治八年（1495），十六岁的严嵩准备参加乡试，包袱都打好了，刚要出发，爹死了。
这实在是件让人悲痛的事情，一般这种时候都会有固定剧本：跳出来一大帮亲戚朋友，说些什么不要悲伤、要正常发挥水平、告慰先人之类的话，然后主人公擦干眼泪，抬头望天，握拳做苦大仇深状，毅然踏上前进的道路。
严嵩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去考试。不是他过于悲痛不想考，而是不能考——根据明代规定，死了爹的，要在家守制三年。
国家政策是没法违反的，严嵩只好在家待业了三年。三年后，他带着父亲的遗愿和满腔的抱负前往南昌，一举中第，金榜题名。
严嵩的乡试成绩很好，所以对第二年的会试，他本人十分自信，可事实证明，地方经验放到中央，往往都是不灵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名落孙山的严嵩叹着气踏上了回家路。
不要紧，下次一定能够考上！
过了三年，他进京参加第二次考试。几天后，他拿着京城同乡送的慰问品回了家。
神童也好，天才也好，考不上就是考不上，说啥也没有用。
失望的严嵩没有放弃，他确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去考了第三次，这次他不再有任何幻想，考上就好，只要考上就好。
但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玩笑。
老天爷可能觉得严嵩先生才学深厚，非要消遣一下他，所以在两次落榜之后，严嵩意外地得知了自己的考试成绩——二甲第二名。
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二甲第二，就是全国第五。
这个成绩实在太好了，严嵩惊讶之余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就此彻底改变。
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被选为翰林，成为了一名庶吉士，这一年他二十五岁，年少才高，前程远大而光明——光明时间合计三年。
正德四年（1509），严嵩迎来了一个噩耗，他的母亲去世了。
严嵩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父亲死后，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他，供他读书考试，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实在是一场人生悲剧。
但凡是个人，遇到这种事都会悲伤，但严嵩却似乎有点儿过了头，他日夜痛哭，伤心过度，差点儿送了命，经过紧急抢救才活过来。
这还没完，悲痛至极的严嵩又做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决定，他要辞官回家隐居。
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抉择，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放弃荣华富贵，避开俗世红尘，只为纪念自己未能报恩的母亲。二十九岁的严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严嵩回到了老家隐居，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朝廷多次下旨，希望他回朝中为国效力。
可严嵩拒绝了，他已经过了守制期，却仍拒不入朝，只出于另一个理由：
“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
他口中的奸人，就是当年红得发紫的钱宁和江彬，严嵩有他自己的骨气：宁可不当官，也决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那时的严嵩，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
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
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杨先生真可算得上是个有眼力的人，因为十八年后（嘉靖二年，1523年）的殿试中，他还夸奖过另一位新科进士，断定此人必成大器，之后还大力提拔。
看来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这位幸运者的名字叫作徐阶。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再次出山。
论资排辈是官场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严嵩的境遇并不太好，所谓“任你通天大才，只有推倒重来”，他先进了翰林院，却只干了个编修（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一年多啥也没混出来。
但人生总是充满变数的，正德十三年（1518），严嵩得到了一份差事——传旨。
这就是传说中的钦差，虽说是个体力活，不过能到地方上摆摆威风，混吃混喝，也算不错，于是严嵩乐颠颠地上路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趟所谓的钦差，实际上是个苦差。
严嵩十分尽责地完成了使命，然后一路往回赶，但上天似乎还没玩够，它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将严嵩送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具体说来，当时严嵩所处的环境如下：
时间：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
具体方位：江西省临江府
如果感觉比较眼熟，那说明你的记性还不错，此时此地，除了严嵩外，还有一位仁兄正在闹腾一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王守仁先生。
严嵩的运气实在不好，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不去，偏偏赶上了宁王叛乱，要是他赶得巧，没准儿还能和刚刚坐船上岸的王巡抚打个照面。
不过，他既没有王巡抚的胆略，也没有旗牌令箭，于是只好躲了起来。
但凡是躲避战乱，都有个时间限制，仗打完了该干吗就干吗去了，但严嵩可能是在战乱中受了什么刺激，他躲得比较彻底，京城也不去了，托人请了个假，直接回了老家。
严嵩的行为放到今天，往小了说是怕事，往大了讲是玩忽职守，这事儿要放在朱元璋手里，估计严嵩的人皮被都晾干了。
可当时的朱厚照先生是没有时间管的，他正忙着玩，严嵩何许人也？哪能劳他老人家大驾。
就这样，严嵩又开始了休养生活，但上天注定要让他出场。两年之后，又一个机会来临了，朱厚照先生驾崩，杨廷和开始代理朝政。在严嵩看来，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
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严嵩正式进京，他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变。
可刚一进京，严嵩就发现情况不对，他去拜会老师杨廷和，杨廷和还认识他，也打了招呼，却不怎么理会他，搞得他十分尴尬。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严嵩纳闷了。
其实，杨廷和还是比较够意思的，他之所以不管严嵩，实在是因为他正忙着一件大事——和皇帝斗争。
严嵩算是倒霉到家了，复出混得不好，传旨遇到了宁王之乱，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又撞上了大礼议事件。
这一年严嵩已四十一岁，前辈上级退休了，同辈的都升了官，晚辈又不买他的账，他成了个没人理也没人管的累赘。
吏部的官员考虑了很久，觉得这人实在没啥用，又榨不出油水，就安排他去了南京翰林院。
在当年，南京翰林院有个外号叫“鬼都不理”，既无权又无钱，穷得叮当响，可是严嵩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了南京。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缺德的工作安排救了他的命，带来了光辉远大的前途。
因为就在他出发去南京之后不久，两个人就急匆匆地以相反的方向从南京赶来，在京城掀起了一场无比凌厉的风暴。
这两个人就是张璁和桂萼，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就此进入最高峰。
斗争的结果人尽皆知，在这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无数官员落马折腰，内阁被全部清洗，新一代的权贵登上舞台。
严嵩运气实在不错，出事的时候他在南京，无门无派，无牵无挂，每天喝喝茶，谈谈京城八卦新闻，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话虽如此，但这件事情对他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毕竟他的老师杨廷和是斗争的失败者，他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
但严嵩自己却很清楚，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到了，因为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除了老师杨廷和外，他还有一个十分要好的老乡兼朋友——桂萼。
果然，不久之后，京城传来消息，严嵩由南京调回北京，连升三级，担任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
坎坷的人生，诡谲的官场改变了严嵩，他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领悟了成功的秘诀——左右逢源。
无论何时何地，在最终胜负显现之前，绝不能押上所有的筹码。
——洛克菲勒
这之后，严嵩的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嘉靖七年（1528）四月，他升任礼部右侍郎（副部长），嘉靖十一年（1532）九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严嵩向现实妥协了，他改变了自己，开始逢迎皇帝，阿谀奉承，但这似乎也很正常。
因为在朝廷中，拍马屁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生存。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严嵩仍然是个比较正派的人，虽然他要求进步的手段并不光彩，却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在朝廷上仍然直言不讳，毫无顾忌。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嘉靖十七年（1538），这个原则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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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七月，最麻烦的事情来了。
此时距离大礼议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该认的认了，该给的也给了，应该说嘉靖先生也该满意了。
可这位仁兄却是个得寸进尺的主，他突发奇想，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这个要求，是绝对不会得到大臣支持的。
嘉靖不但要追认他爹为皇帝，还打算把他爹搬进太庙，成为以后历代皇帝朝拜的对象，最后，他还打算给自己的父亲一个封号——明睿宗。
此要求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宗祔庙。
这是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怎么能够进太庙，称睿宗呢？先前给自己争个爹，多少还算是人之常情，现在干这种出格的事，就是贪得无厌了。
所有的朝廷大臣都听说了这件事，却并不出声，因为他们要等待一个人的反应。
这个人就是专门负责礼仪的礼部尚书。
很不幸，当时的礼部尚书就是严嵩，这下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如果赞成会被众人唾骂，如果反对会被皇帝处罚。
但老江湖就是老江湖，严嵩开动脑筋，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疏给皇帝。
这是一份质量很高的奏疏，全篇计洋洋千余字，好像什么都说了，仔细一看，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严嵩又耍了一次两面派，如果换了别人，这篇文章或许能蒙混过关，但这次他遇到了嘉靖先生。
刚看完奏疏，嘉靖就召见了严嵩，并用几个词概括了对他的印象——骑墙、滑头、两头讨好。
满头冷汗的严嵩狼狈地逃离了那个可怕的人，他终于意识到，在这个人面前，天下人无非两种而已——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
于是两个选项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原则，还是利益？
严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他已经五十八岁，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
原则？多少钱一斤？
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三十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
嘉靖终于满意了，他已经确定，这个叫严嵩的人将会对他言听计从，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
很快，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声、骂声铺天盖地而来，余音绕梁，三十日也没绝。
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
“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夏言。
相对而言，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他会经常反驳上级的意见，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让皇帝难堪，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有原则的人。
不要脸的严嵩准备除掉要脸的夏言，这似乎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中，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撒手锏”。
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必须说明的是，青词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谁都能用的，这玩意儿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
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
顺便说一句，这一招并非嘉靖的专利，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要知道神仙都是很牛的，懂个七八种外语也很正常，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
在当时的朝廷中，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但能让嘉靖满意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夏言，另一个不是严嵩。
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于是转来转去，严嵩依然没有机会。
但天无绝人之路，经过苦苦思索，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
聪明人自有聪明人的主意，蠢人也有蠢办法，严嵩不蠢，但要对付夏言，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方法——拼命干活。
写得不好不要紧，多写就行，从此严嵩起早贪黑，六十岁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也从不气馁，以极其热忱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嘉靖先生。
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相对而言，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
有一次，嘉靖起得晚了点儿，推迟了上朝，回头一清点人数，发现夏言不在，他便问下边的大臣：夏首辅去哪儿了？
出乎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
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夏言之前来过，听说还没上朝，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
嘉靖发毛了，我迟到你就早退，还反了你了！
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冠”事件。
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和他谈。
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
这实在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搭不理的，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
拖皇帝的稿也算够胆大了，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
嘉靖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班时都不戴皇帝金冠，而是改戴道士的香叶冠，此外，他还特意亲手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
夏言得到了其中一顶，却从来不戴。
嘉靖开始还不在意，可他左等右等，始终没看到夏言换帽子，才忍不住发问：
“我上次给你的帽子呢？”
“尚在家中。”
“为何不戴？”
“我是朝廷大臣，怎么能戴那种东西？！”
嘉靖的脸都发白了，他尴尬地盯着夏言。
可夏先生似乎并不肯就此甘休：
“以臣所见，希望陛下今后也不要戴这种东西，君临天下者，应有天子之威仪，以正视听。”
伤自尊了，真的伤自尊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虽然不中看，却是嘉靖先生自己亲手做的，是他的劳动成果和汗水结晶。夏言不但不要，还把他训了一顿，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他发火了：
“这里不需要你，马上滚出宫去！”
夏言这样回答：
“要我出宫离开，您必须亲自下旨（有旨方可行）！”
然后他冷笑着大步离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皇帝陛下。
闹到这个地步，不翻脸也不可能了，而在这君臣矛盾的关键时刻，严嵩出现了。
在五顶香叶冠中，还有一顶是给严嵩的，但他的表现却与夏言完全不同。由于严先生没有原则，所以自然也不要老脸，他不但戴上了香叶冠，还特意罩了一层青纱，以表示自己时刻不忘领导的恩惠。
嘉靖十分高兴，他特别表扬了严嵩。
严嵩是夏言的同乡，两人关系一向不错，夏言发达之后，出于同乡情谊，他对严嵩十分关照。
然而慢慢地他才发现，严嵩是一个偏好投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此人就会不择手段，任意胡来。
刚强正直的夏言十分反感这种行为，虽然严嵩对他十分尊敬，早敬礼、晚鞠躬，他却越来越瞧不起这个人。
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无论如何逢迎下作、厚颜无耻，最终即使得到信任，也绝对无法获得尊重。
夏言看透了严嵩，对他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只希望这个人滚得越远越好。
然而，严嵩似乎并不在意，他很清楚，自己是夏言的下级，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翻脸，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决定请夏言吃饭。
夏言接到了请柬，他想了一下，答应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菜也上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筷子——因为夏言还没有到。
眼看要吃隔夜饭了，严嵩说，我亲自去请。
他来到了夏言的府邸，门卫告诉他，夏言不在。
这摆明了是耍人，故意不给面子，严嵩的随从开始大声嚷嚷，发泄不满，然而严嵩十分平静，他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家。
面对着发冷的酒席，和满堂宾朋嘲弄的眼神，严嵩拿起了酒宴的请柬。
他跪了下来，口中念出夏言的名字，将请柬的原文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最后大呼一声：
“未能尽宾主之谊，在下有愧于心！”
表演结束了，他站了起来，不顾众人惊异的目光，径自走到酒席前，开始吃饭。
今日我受到的羞辱，将来一定要你加倍奉还！
黑状
在夏言看来，严嵩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小丑，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
事实确实如此，那次晚宴之后，严嵩依然故我，一味地溜须拍马、左右逢迎，而夏言也是一如既往地看不起他。
但夏言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小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告状。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的一天，夏言退朝之后，严嵩觐见了嘉靖。
在皇帝面前，他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六十三岁之高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理着装、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动作舒缓、紧凑，造诣甚高。
然后他泪流满面，大声哀号道：
“老臣受尽夏言欺辱，望陛下做主！”
虽然看似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但难能可贵的是，严嵩的思维仍然十分清晰，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逐条逐点痛斥老油条夏言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声泪俱下。
可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上面的皇帝陛下却并未同仇敌忾，只是微笑着看着他的表演，并不动怒。
嘉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对于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一直都是当笑话看的，想要把他当枪使，那是不容易的。
但严嵩并不慌乱，他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坐在上面的这个人十分聪明，极难对付，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说出那件事，他一定会乖乖就范！
“夏言藐视陛下，鄙弃御赐之物，罪大恶极！”
这是严嵩黑状的结尾部分，虽然短小，却极其精悍。因为所谓的御赐之物，就是那顶香叶冠。
于是嘉靖愤怒了，欺负严嵩无所谓，不听自己的话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立即写下了斥责夏言的敕书。
当然了，痛斥的根据不是拒戴香叶冠，而是“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
整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
嘉靖被自己的木偶操纵了，这是自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大臣们已经熟悉了他的出牌套路，不久之后，几位比他更聪明的重量级人物即将登场，事情的发展就此彻底失去控制。
受到皇帝斥责的夏言害怕了，他连忙上书请罪，但无济于事，半个月后，他被削职，严嵩进入了内阁。
客观地讲，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能力，却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两项远远高于常人的技能——拍马屁、整人。
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入阁起，他天天泡在大臣值班室（西苑），据说曾创下一星期不洗澡、不回家的纪录，但奇怪的是，属下们似乎从没看见他干过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那您老人家一天到晚待在那里干吗呢？
答案很简单，下级看不到不要紧，领导看到就行（嘉靖住西苑），磨洋工也好，喝茶打牌也罢，只要天天在办公室坐着，让皇帝看见混个脸熟，不愁没前途。
这一招十分奏效，皇帝被严嵩同志把茶水喝干、板凳坐穿的毅力所感动，特意附送印章一枚，上书“忠勤敏达”四字，并授予太子太傅（从一品）以示表彰。
除了尊重领导外，严嵩同志在打压同事，开展整人工作上也不遗余力，当时的内阁中共有四人，除了严嵩外，还有比他早来的老同志翟銮（首辅），和他同期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严嵩一个人说了不算。
但严嵩同志是有办法的，他先指使言官骂走了翟銮，然后干净利落地独揽大权，许赞和张璧入阁一年多，连票拟的笔都没摸过，一气之下索性不管了。
对于严嵩而言，这无异于如鱼得水，但他偏偏还要立个牌坊，曾几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内阁现在人少，希望多找几个人入阁，臣绝对不能独断专行。
嘉靖十分感动，他立刻下诏表扬了严嵩，任命他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并且明确表示：你一个人就行了，信得过你！
情况大抵如此。
应该说，夏言把弄权术，掌握朝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治理国家、整顿朝政，而严嵩的目的就单纯得多了，他玩这么多花样，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贪污受贿。
严嵩从来不相信什么他好、我也好，别人过得如何他无所谓，只要自己舒坦就行，怀着这一崇高理想，他在贪污战线上干出了卓越的成绩。
当时的纪检官员们（都察院御史）每年有一个固定任务——评选年度贪污人物排行榜，凡上榜者都有具体数据支持，且公之于众。
而严嵩同志自从进入内阁以来，每年必上榜，上榜必头名，更为难得的是，连南京的都察院也把他评为贪污第一人，每年上报朝廷。
虽获此殊荣，但严嵩却并不慌张，因为他十分清楚，嘉靖从不在意他贪了没有或是贪了多少，只关心他是否听话。
事实确实如此，虽然弹劾奏章接连不断，严嵩始终稳如泰山。
可是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
严嵩终于犯了他的前任犯过的错误——专断。
当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时，无比的威势和尊崇便扑面而来，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无法适应了，每当他看见西苑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想起那个不理国政、一心修道的皇帝，一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掌握这个帝国的人，就是我。
当这种感觉反映到行为上时，他开始变得专横，不可一世，遇事也不再向领导汇报，而在大臣们的眼中，这个老人已经取代了那个道士，成为了国家真正的领导者。
但是他过于低估了那个道士的实力，在满耳的诵经声里，炼丹炉的重重烟雾中，那双眼睛仍然牢牢地盯着严嵩的背影，从未松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嘉靖突然在西苑召见严嵩，当严首辅大摇大摆地来到殿中时，皇帝陛下却微笑着将另一个人引见给他，并且告诉严嵩：这个人将取代你的位置，成为首辅，希望你继续坚持干好工作，因为从此以后你的身份是内阁次辅，是他的助手，要注意搞好班子的团结。
嘉靖一如既往地笑了，笑得十分灿烂，但严嵩没有笑，而那位本该欢呼雀跃的幸运儿也没有笑，因为他就是夏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来夏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只用了三年五个月。
如果说之前的夏言只是蔑视严嵩，那他现在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敌人。
从此以后，内阁次辅严嵩再也看不到任何文件，因为首辅夏言拿走了他所有的权力，任何票拟、签批无权过问，短短一个月之间，他就变成了机关闲置人员。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展开。
不久之后，中央各部的官员们接到通知，为合理搭配人事结构，要根据平时表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变动，一时间人心惶惶。
等到调整完毕，该撤的撤了，该升的升了，大家也就明白了——上面换人了。
夏言痛快了、解气了，他换掉了严嵩的爪牙，换上了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
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是我们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脚是也。
夏言相信他的做法是对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执行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做得太绝了。
他整治所有与严嵩有关系的人，一个也不放过，这种滥施淫威的做法使他逐渐陷入孤立，而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罪了一群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太监。
嘉靖把太监当奴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夏言也把太监当奴才，那就真是搞错了码头，每次有太监来府上办事，别说递烟递酒，连口水都不给人家喝，有时还要训几句话，让他们端正言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
要知道，虽说太监在嘉靖朝不吃香，但人家毕竟还是皇帝身边的人，久而久之，夏言在太监中的名声越来越差。
相对而言，严嵩就聪明多了，他十分清楚，领导不能得罪，领导身边的秘书更不能得罪，所以每次太监到家里，这位六十多岁的高干竟然会主动让座，而且走之前必给红包，见者有份儿。
在七嘴八舌的太监舆论导向下，骂夏言和夸严嵩的人不断增长，嘉靖心中的倾向逐渐偏移。而对于这一切，处于权力顶峰的夏言并不知道。
综合来看，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致命的缺点——孤傲。
越接近权力中心，朋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要摆脱这一规则，唯一的方法是装孙子。很遗憾，夏言为人刚毅正直，实在装不了孙子，自从嘉靖十五年（1536）进入内阁之后，他的缺点越来越明显，脾气越来越大，犯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到三年后那个致命的失误。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几年里，他还做过一件正确的小事。
说是小事，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很小，很难引人注意，但就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但使他最终反败为胜，还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自立，准备发展自己的小团体，为将来接班做准备，而选定东宫人员的工作照例由内阁负责，具体说来是由夏言负责。
这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无论高矮胖瘦，只要能够搭上太子这班车，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有很多人争相向夏言说人情、行贿，只求他笔下留情。
可是夏言兄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以上手段对他全然无效，他只选择那些确有才能的人。
而当他扫视候选名单的时候，却在一个名字前停留了很久，这是一个他九年前已经熟悉的名字，就在几个月前，他在江西的家人还专程写信给他，在信中大骂此人，说这人在任时，明知是夏学士的亲戚，却从不帮忙办事，实在是不识抬举。
对于这个不给面子的官员，夏言也十分恼火，所以当不久前礼部缺员，有人向他推荐此人的时候，正在气头上的他当时就拒绝了。
要想公报私仇，这实在是天赐良机，但在这关键时刻，他犹豫了，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他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
因为他始终相信，秉持正直、不偏不倚是正确的。
夏言郑重地提起笔，在正选名录上写下了这个人的名字：
徐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