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的实与虚（四） 文\刘庆邦
我所说的小说创作的三个层面，是步步登高的三个层面。但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后通过完成的小说，浑然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从实再到虚，是一个比较高的层面，要达到这个层面是有一定难度的。有的作家点灯熬油，苦苦追求，都很难说达到了这个层面。在我的有限的阅读经历中，能让我记起的达到“太虚”境界的小说不是很多。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外国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契诃夫的《草原》。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我愿意推荐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而我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呢，我觉得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虚证》、还有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在虚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特别是沈从文的《边城》，我看了不知多少遍。每看一遍，都能激起新的想象，并得到灵魂放飞般的高级艺术享受。《边城》是经典性的诗意化小说，可以说整部小说都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堪称一部不分行的诗。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我所推荐的以上几篇小说，之所以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高境界，是它们都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小说是道法自然的，与大自然的结合非常紧密，都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借喻了不少东西，从而使小说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雨雪之润泽，实现了和谐的自然之美。第二，小说从大面积的生活中抽象，抽出一个新的、深刻的理念，然后再回到生活中去，集中诠释这个理念，完成了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第三，这些小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细节都很丰富。它们不是靠情节的复杂多变取胜，而是靠细节的韵味引人入胜。沈从文在自我评价《边城》时就曾经说过：用料少，占地少，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第四，这些小说都在刻画人物上下足了工夫，人物不但情感饱满，而且有人性深度。
我自己的小说，不敢与上面的小说相提并论。但当我逐步确定了虚写的意识之后，在虚写方面也下了一番工夫，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果让我举例的话，我愿意举一些自己的短篇小说，如《梅妞放羊》《响器》《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红围巾》《夜色》《黄花绣》等等，大约能举出十多篇吧。我所列举的这些篇目，都是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我自己觉得，在小说的务虚方面，我写短篇小说做得稍好一些。还有，我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农村题材，没有煤矿题材和城市题材。这是因为，我离开农村已经多年，已与农村生活拉开了距离。我所写的农村生活的小说，多是出于对农村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里有对田园的怀念，有诗意的想象，也有乡愁的成分。近处的生活总是实的，而远方的生活才容易虚化，才有可能写出让人神思渺远的心灵景观。
我们对小说的虚写有了理性的、清醒的认识，是不是说以后每写一篇小说都能达到虚写的效果呢？我的体会是，不一定。因为现实像地球的引力一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纠缠力，现实像是一再拦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写它吧，写它吧，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现实牵着鼻子走，并有可能掉进实写的泥潭。反正我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的诱惑和纠缠，加上抽象能力有限，不能超越现实，有些小说仍然写得比较实。为了给自己留点儿面子，这里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那么，在《神木》这篇小说里，从实又到虚做得怎么样呢？这个层面体现在哪里呢？是否做到了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从实又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中，我还是做出了自觉的、积极的努力，给小说揉进了一些虚的东西，使虚的东西成为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主导了这篇小说。在这篇小说当中，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理想，是我的理想，也是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想主义。我一直认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包括个人的前途，都离不开理想的引导和推动。理想好比是黑暗中的灯火，黎明前的曙光，一直照耀着人类前行的足迹。作家作为人类精神和灵魂的工作者，工作的本质主要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他有时会揭露一些丑恶的东西，其出发点仍是善意的，是希望能够消除丑恶，弘扬善良。所以作家应始终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史铁生曾经说过：现实注定是残缺的，理想注定是趋向完美。现实是常数，理想是变数。
在现实生活中，那两个拿人命换钱的家伙，直到东窗事发，才停止了罪恶行径。我不能照实写来，那样的话，就显得太黑暗了，太沉闷了，也太让人感到绝望。我必须用理想之光照亮这篇小说，必须给人心一点希望。从全人类目前的现状来看，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人类能上天，能入地，能潜海，还能克隆牛，克隆羊，克隆人等。可以说人类在科技层面是大大进步了，甚至每天都有发明创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仿佛整个地球都容不下人类了。可是人的心灵呢？人的灵魂呢？是不是也在随着进步呢？大量事实表明，人心进步一点非常艰难。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时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恶的潜能激发出来，导致资源争夺不断，局部战争不断，汽车炸弹爆炸不断。这时作家的责任就是坚持美好的理想，提醒人们，不要只满足于肉身的盛宴，还要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让灵魂得到一定关照，不致使灵魂太堕落。我给小说起名《神木》，除了早期有些地方不知煤为何物，把煤称为神的木头，也是想说明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愚昧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生物本能的泥潭，逐渐得到升华。
在《神木》这篇小说中，我的理想体现在有限制、有节制地写了其中一个人的良心发现和人性复苏。一个人急于把骗来的孩子打死，另一个人却迟迟下不了手。这个人也有孩子，他的孩子也在读书。由自己的孩子联想到被骗来的这个孩子，他对这个孩子有些同情。他想，他们已经把这个孩子的爹打死了，如果再把这个无辜的孩子打死，这家人不是绝后了嘛，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所以他找多种借口，一次又一次把打死孩子的时间推迟。他说，哪怕是枪毙一个犯了死罪的死刑犯，在枪毙之前，还要给犯人喝一顿酒呢，他建议让这个孩子也喝一顿酒。酒喝过了，他又说，这个孩子长这么大，连女人是什么味都不知道，带他去按摩一次，让他尝尝女人的味吧。于是，他们又带孩子去了矿区街边的按摩店做了按摩。至此，这个人可以把孩子打死了吧。按照这次分工，这个人负责把骗来的人打死，另外一个人负责和窑主交涉，要钱。可是，他还是不忍心把这么一个纯真的孩子活活打死。后来，他在井下做了一个假顶，也就是用木头支柱支起一块悬空的大石头，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石头掉下来，把这个孩子砸死。这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个孩子是被冒顶砸死的，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他心里会好受一些。在他冒着危险做假顶时，另一个人不但不帮忙，还站在一旁看他的笑话，讽刺他，说他是六个指头挠痒，多这一道。他把假顶做好后，另一个人来到假顶下面，说要试一试假顶做得怎样。他说可不敢试，弄不好，他们两个就会被砸在下面。说着，他用镐头对另一个人甩了一下。这一甩，尖利的镐尖打在了另一个人的耳门上，耳门那里顿时出了血。另一个人以为对方要把他打死，换钱，两个人在假顶下扭打起来。扭打中碰倒了支石头的柱子，石头轰然而下，反而把两个害人的家伙都砸死了。临死前，做假顶的人对孩子喊，让孩子跟窑主要两万块钱，回家好好上学，哪儿都不要去了。结果是，孩子上井后对窑主说了实话，窑主只给孩子很少的一点路费，就把孩子打发了。直到最后，我都让孩子保持着纯洁的心灵，没让孩子的心灵受到污染和荼毒。这也是我的理想所在。
导演李杨在把《神木》拍成《盲井》的过程中，下了不少矿井，付出了不少艰辛，我应该感谢他。但我对电影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他让两个家伙嫖娼之后，在歌厅里大唱“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这在小说里是没有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比如：电影收尾处，他让孩子说了假话，得到了两万元赔偿，这也有悖于我的初衷，我的理想（待续）。
[ 作者系北京作协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