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一说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此说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其研究的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既是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回视一下中国上千年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是历代王朝为选拔人才而法定的考核办法，也是所有知识分子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路线。没有仕的保障，再高的才华也难以施展，再好的文章也会埋没，或者流落到柳永那浅斟低唱的无奈。科举制成了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一代知识人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彀中”。当然这样的入围是有代价的。其一就是耗费大量的人生精力，哪怕时至暮年仍苦苦挣扎。“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受老丈人多年奚落的范进年过四十考得个举人，一向郁郁寡欢的精神状态突然被升到生命的巅峰。范进受不了，骤然发生了精神错乱。这样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不少见。科举制度剥夺个性，使为官者变成封建官场一体性的产物。历代官僚体制犹如一个口径严格的筛子，只有适应这种规范才能官运亨通，反之就会处处受制乃至被贬。一旦踏上这架运转的机器，正直、个性和才华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反而会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苏东坡遭贬的原因今天看来已见可笑。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的寒碜，能把同代人比得有些狼狈。范仲淹在1046年倡导改革被贬，他的挚友欧阳修为人耿直，敢于直谏并支持范仲淹开明派的政治革新，其命运也是屡丢乌纱帽。韩愈因不忍百姓受累劝阻皇帝不要上泰山迎佛骨而触犯龙颜，一脚被踢到了广东的潮州……我们几乎可以开列出中国历代所有文人名士的名单佐证这一命题。然而有趣的是，正因为遭贬，他们居然成就了名垂青史的佳作。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景观，甚至可以说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屈原的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对今天人来说既模糊又遥远，但他在汨罗江边徘徊，吟诵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整整漂荡在中华大地数千年之久。范仲淹开明改革对今人也没什么指导意义，而他登岳阳楼大笔一挥，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竟成为后代有作为人的座右铭。苏东坡被贬黄州似乎并非一身尘土，满脸污垢，相反他放达的步履将一道神秘的天光引向了那里，将一曲千古绝唱鸣响，于是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些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遗产全都来自文化大师的身处逆境之时。他们的遭遇于个人而言是不幸的，而对历史却是大大的幸事。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文学巨人在逆境中产生出对生命真谛的感悟，胸怀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哪有今天这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诗作。
纵观贬官文化，似乎很难发现其内容消极悲观。并没有因为当事人身处逆境而表现出生命力的漫射，情绪上的孤影自怜。我们恰恰看到的只有遭变故后生命的更加强健，看到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是真情的花开，人性的自醒，生命的大彻大悟。中国有名老话“患难之交”。在贬官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受贬者之间建立起的友情文化。由于被剥夺了荣誉、地位、资产等等，只剩下一个无须掩饰的自我。那么官场中虚与委蛇见风使舵的假面具可以完全揭下，人与人可以放下架子赤诚相见，于是友谊便产生了。白居易被贬江西，一夜送走前来探望的友人，在分手的浔阳江口偶遇京都漂泊至此的琵琶女。在听完琵琶女的演奏后作了千古佳作《琵琶行》。《琵琶行》的精华之处绝不是白对琵琶声那细腻入微的感受，而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感慨。这种内心深处的触动引发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不尽痛楚。至少在这里白居易把自己放在了与歌妓同等的地位上，把琵琶女当作与自己相同的遭遇的对象关照。如果没有被贬，这种真情实感恐怕难以产生和流露。通过那夜的邂逅，白居易和琵琶女真的建立了一定的友情。结果元代人硬把这场情演绎成爱情。说白居易后来带那女子私奔弄得茶商要和白打婚姻官司。这当然是后人认为男女之间不可能有友情的观念决定的。他们其实忘了，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友情会比爱情来得更加珍贵。
也许这种友情还是建立在偶发性的环境中，缺少相互依存的牢固土壤。而另一种友情的建立则是心灵的互射，生命的对接。
历代王朝对流放地的定位一般在自然环境险恶，人迹罕至的地方，向北走今天东北一带，向南则是海南岛。《三国志》一段史料曾记载东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唯独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地，隔绝障海，水土之气，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返，所获可多？”意气昂扬的孙权当然听不进全琮的意见，派兵向海南进军。结果呢，一年多的行军，士兵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开始后悔了，此时方才明白全琮所言不假。可能就是因为海南的水土气毒，唐宋朝的统治者为惩罚逆臣先后在这块土地上流放了五位大官。他们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后者也是一位宰相）、宋朝宰相李纲、宋高宗宰相赵鼎、副宰相李光和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后来海南人为纪念五位发配者特建造了“五公祠”。就是在这样瘴疠环境中，他们对海南产生了认同，与当地人结下了友谊。且看李光，其居留岛上十余年直至八十岁。他的案子曾波及五十余家，到海南长子又死在自己面前，可算祸不单行了，然而他的心志却愈加强健。原因是他与海南的一切已融为一体。虽然生活艰苦，但只要听到市场上有猪肉卖，他就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当地的朋友来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可以说，李光与当地人的友谊已深深地扎入海南这块奇特的土壤中。
尽管海南水土气毒，但在今天人看来那儿还是旅游的好去处，毕竟那里气候怡人，自然物产也相对丰饶，也许清代皇帝觉得海南的气候、风光太好了点，于是他们把流放的视线转向了北方，东北边境的宁古塔一处就是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只要这三个字潜入他们的梦中，都会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旦被流放那里就很难有生还的希望，不是成为野兽的腹中之食，就是难以抵御冬季那可怕的寒流，而且很多人在尚未到达之前就已熬不过一路艰辛而毙命了。
流放官员文人能熬过一路生死的最初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一些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吟诗的内容多半也关于友情。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驿站的墙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其一块流放的家人十分不解，忙问是否朝廷下诏让他回去，丁澎回答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友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设想的一点不错，在那严酷的环境中，只有友情才能构筑生命的链条、信心的堤坝，抵御死亡的冲击。然而广袤的东北大地和散落四方的流放者很难能并肩的生活、劳动，于是诗成了精神沟的桥梁，心是交流的旗幡。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后张缙彦也遭流放，发配极远。他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一阵唏嘘之后，互相能赠勉的东西仍然只有诗。“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此时诗岂止是交流，简直是价值连城的馈赠。
有了友情，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友情，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甚至哪怕从前互为仇敌的也可化干戈为玉帛。在东北流放地居然有这样的事，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之交的地步。
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他们还结成了“冰天诗社”留下了不少记述友谊的诗作。“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这无疑道出了生死之交，相依为命为感情。原本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里，消解在友情丝丝缕缕的温暖中。
在贬官文化中，也许最感人的友谊莫过于清康熙年间顾贞观和自己被流放的老友吴兆骞之间的书信往来。顾贞观知道吴在边荒的时间很长，吃尽不少苦头，因此想把他赎回来安度晚年。他花了不少钱来叩拜座座侯门都未奏效，然而他并不气馁，想尽一切办法来搭救老友。他哪里料到，最后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金钱，而是与吴兆骞相互思念之作打动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那么这两首词究竟登载了多少友情使得纳兰容若能够动心动容呢，先看吴兆骞之作：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顾贞观是这样回的：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添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成恨，为君剖。兄生辛未吾生丑，此共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诗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戌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纳兰容若当时读完这两首诗声泪俱下地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说：“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最终，吴兆骞被赎回来了。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作诗道：廿年词赋穷边志，万里冰霜匹马还。的确，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归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的是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吴兆骞更没有想到，是他老友的那两首友情挚深的词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友情虽然在贬官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它还不是这一文化内容的核心。友情是在困难环境中的一种心理求助。如果缺少外界的精神援助，很多贬官就会一蹶不振，根本熬不过恶劣环境的煎熬。所以尽管许多诗词感人肺腑，但是它们缺少一种强健的张力，缺少深刻的人生体验。因此，在贬官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莫过于丢了乌纱帽的政治弃儿居然获得一种心灵自由的抒发。流放地总远离甚嚣尘上的朝廷。那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挤榨的笑容，无须玩见风使舵的技巧，也不必有揣摩政治玄机的烦恼。那里有的只是山和水，尽管它们有时表现得有些狰狞恐惧。当一个人置身于山水之间时，悲剧意识很自然地爬上了心头。于是就有了人生的大彻大悟，就有了人性的还原与复苏，就有了更加的成熟与强健。吟啸于山水之间，那些诗，那些文居然超越了成百上千年，万世为尊永不漫漶，堪称古代文化弥足珍贵的遗产。
范仲淹倡导改革被贬后，恰逢另一位贬官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新修好了岳阳楼，要他写一篇楼记。范仲淹来到洞庭，拾级上了岳阳楼，凭湖眺望而去，满腔顿生浩荡之气。此时再把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于是就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文章前面是常规性的写景抒情，到后面，范仲淹从自然观照了自身，进而又把自己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引出主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其这最后的两句为全文的亮点。这一忧一乐的豪言曾激励了后世多少有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成为他们奋斗终生的不懈目标。就以平常人而言，能记住《岳阳楼记》的也首先是这两句鞠躬尽瘁的名言。
尽管身处逆境，范仲淹并没有自哀自怜。那洞庭湖浩荡的气势反倒激发他更加高昂的人生态度。当然他的这种思想并非具有一惯性，作为一名看多官场倾轧的知识分子，他的骨头里还有几分出世的念头。在《严先生祠堂》中，他就对严光耿介不屈的高风亮节、勇于隐退的大家风范表示深深的仰慕之情。但是这种出世的思想始终未占据主导人生，特别是在遭受打击时他们没有选择隐退的线路，这就足以证明范仲淹积极的生命状态，他们感悟对后人的砥砺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也许这两句太响亮，太耀眼，它遮盖了全文的其他部分。其实在所引述的这段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值得回味的。这一悲一喜也道出了人生的某种心态。宠辱不惊，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乃上乘境界。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是为官者最高境界，那么这两句话则是为人的最高境界。可惜后人更多地关注了范仲淹把握命运的成熟而忽略了他体验人生的成熟。其实后一点在贬官文化中更具有普遍地意义。
苏轼就潇洒豁达多了。他的潇洒豁达使范仲淹的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显得有几分孤忠可怜。当身处其境时，他的格言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这种心境在比简单的入仕，保存更为合理的人生态度。
乌台诗案，一伙文化群小围攻苏东坡，以穿凿附会的手法硬把苏东坡推向深渊。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曾去看钱塘江的大潮，回来写了首咏弄潮儿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吴儿生长狎涛渊”，结果被几个妒忌他的人从字里行间硬生造出了“影射皇帝兴修水利”的罪名。这种大胆的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的诗人也无法跳跃过去。他弟弟苏辙倒是一言中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好在皇帝母亲高太后极欣赏苏东坡的才华，竭力保护，苏东坡才免于一死。但还是被贬谪到黄州，而黄州对苏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境况可以从他写给朋友李端的一封信了解得十分清楚。
获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谁都知道，苏东坡有许多朋友，日复一日的吟诵，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活着的。但是出事以后，朋友们不仅不来信，就连信也不回。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冤枉的，却在他最需要安慰时把友情收藏起来。无奈的苏东坡只好顾影自怜，薄酒浇愁。
正是在这样寂寞的环境中，苏东坡开始自省。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他认为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别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们的毛病所在。那么在他人生三十多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自己的弱点所在，现在终于明白了。于是，到黄州的苏东坡是一个觉悟了的与以前不同的苏东坡。
应该指出，苏东坡的这种反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和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这在以前喧闹的官场、忙碌的文坛上是无法做到的。他开始逐渐地回归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的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宁静。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验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一切让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惊人的升华。他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刻。“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诉求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于是在黄州期间，苏东坡成就了他的千古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无情的自然面前，谁又能驻足不去，永霸风流呢？曹操、周瑜、诸葛亮这些盖世雄才都一一而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代历史枭雄。而那随之而去的功名霸业都成了今天人们谈论的话题，文人抒写的素材。如此说来，追名逐利又有什么意义，惋惜感伤又能换来怎样的人生价值？于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还不如举一杯酒去祭奠那江上一轮永不灭寂的明月，用生命去体验自然的永恒。
比之《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更明确地表达了生命与自然的对应关系：“……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于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在这生命与自然的对接中，无须忧谗畏讥，不必曲意逢迎，不要察言观色，甚至那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也可弃之不顾。极目自然，心胸开阔，灵魂净化。何以而忧呢？范仲淹流放时还跳不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群藩篱，所以苏轼比范仲淹更为豁达潇洒。这当然不是消极的隐退出仕，而是把生命置之于大自然中进行终极性的感悟与思索，如果说范仲淹的一忧一乐还散发着功利主义色彩，那苏轼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生命哲学的财富，而这恰恰是贬官文化中最为精华的东西，也只有像苏轼这样大智大慧的人才可能参悟得到。
由于贬官的作品大都成就于山水之间，客观上又为我国的名山大川增添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旅游资源。今天当人们游览这些胜地佳景时，恐怕都会去感受当初先人们是如何在这里感慨唏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