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参加过朋友朱安的一次午餐会，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结束后，我们在酒店前面的小花园里散步，朱安问我他的报告怎么样。坦白地说，我认为报告还过得去，但是并不是很好。考虑到不伤害他，我指出了一些他讲得好的地方，然后也提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方面。但是，我尽力将这一缺点说得不那么重要，仅仅只是提及一下，并为改正提供了一些建议。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站在阳光下，似乎在欣赏着面前的玫瑰园。过一会儿，他说：“玛德莲，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月将为更多人作一场同样的演讲，希望能讲得比今天更好一些。你能坦诚地跟我说说怎样改进吗？”你应该能想象，当时回答那个问题时我是多么胆怯。
“他人主动给予的反馈虽然很难接受，但还是客观而真实的。”
在为女儿卡莉恩庆祝 14岁生日时，孩子们主动向我作出了反馈。当时，餐桌上的黄油已经搅拌好了，用一个精美的瓷杯子盛着，看起来不像是黄油。我觉得很容易会和酸奶油或某种奶酪混淆，所以我将它拿起来，指着卡莉恩和她弟弟说（毫无疑问，我使用的是教师口气）：“卡莉恩，戴维，这是黄油。”他们觉察到了我的语气，觉得很滑稽，所以整个生日会上，他们一直都借此开我的玩笑，只因为我善意地想教育他们学会用餐礼仪。当服务员端来面包卷时，卡莉恩拖长声调说：“哦，戴维，这个漂亮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面包，你认为呢？”11岁的戴维马上领会了姐姐的意思，同样也拖长声调说：“这是面包卷，卡莉恩，面——包——卷，你可以吃。”他们的嘲弄让我看到了自己，意识到我真是一个过度保护的母亲。很多年后，每当我表现出这种“过度保护”时，他们都一直用“这是黄油”的故事来回应我。
有时候，别人提出的很有价值的反馈往往因为表达方式的生硬让我们很难接受。孩子们说“妈妈总是这样”，说完瞟了瞟眼睛。这个态度就会让大人难以接受，也许是傻笑，也许是责备。同样，即使别人提供的视角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他们仅仅只是指出我们的缺点有多么大，这也很难开放地去接受。然而，既然逆耳的往往都是忠言，我们就必须抱有开放的心态。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而应该问下面这个问题。
“他的观点有多正确？”
在获得他人的反馈后，我们还要思考很多。一旦我们知道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艺术作品、我们打曲棍球的好坏或安排会议的风格，紧接着要做的就是评价他们的反馈有多正确。我们可能最终会完全拒绝他人的观点，认为他们提供的反馈只是对自己扭曲的认识；我们也可能仔细筛查别人的看法，从中挑选一两个合乎自己的认识，而将其他的看法抛弃；或者，我们也可能将这些反馈意见留存起来，等待以后再做思考。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获得不同人对自己的反馈，然后尽可能将所有人的意见整合到一起，获得一个比较贴近自己的认识。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们都清楚自己在自我认知方面总是很盲目。当他人提供的反馈存在不同时，我们要思考到底哪个反馈更接近自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当我们倾向于拒绝他人的反馈时，要辨别到底是因为反馈不准确还是反馈令我们感到不愉快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策略3：核查自我信念
除了要更清楚地认识“外在我”外，如果我们想加强自我意识，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就应该弄清我们秉承的自我信念，即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有人都拥有很多关于自己的信念，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有养花的天赋，却完全看不懂地图，可能认为自己漂亮或长相平凡，滑稽或严肃等。有时，我们的自我信念理由充足，而有时当我们说出自己的某个特点时，朋友、老师或同事都会惊讶地扬起眉毛，并且异口同声地否认。
在这些自我信念中，最关键的就是有关自我力量、自己是否会影响生活中各种事件发展的能力的信念。我的一个朋友遇到了困难，我们为她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法，但是她却说：“哦，我做不到。”遇到某个问题时，有些人求助家人，或直接跟邻居交涉，但是我的朋友却做不到。她的“我做不到”信念已经深深扎根，而这一信念严重限制了她的行动选择。
真正限制自己的并非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念缺乏意识，我们对此不存在盲点，相反，大多数时间里都非常清醒。限制我们的是：我们不能考虑多种可能性。比如，我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认识不是十分清晰或者如果我们改变行为方式，事情的结果就会不同。但是，很遗憾，这些其他的可能性我们都看不到。我们会认为自己没法改变，只是因为“那就不是我了”，或者因为如果我们做出改变，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从而引发一连串的灾难。所以我们根本就无法利用不同的可能选项，这是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选项根本不存在。对这些选项的自动屏蔽让我们变得更盲目，这样就变成了井底之蛙。
马丁 塞里格曼在他经典的“习得性无助实验”中，将狗关在一个笼子中，每当蜂鸣器一响起，就通过格子地板给狗轻微的电击，狗无处可逃。反复在这一环境下实验多次后，塞里格曼将狗放在一个不同的笼子中。笼子的一边非常低，只要蜂音器一响，狗就能轻易跨过障碍逃避电击。但是狗却没这么做！正因为之前已经学习到了“无处可逃”，所以在改变实验条件后，它们由于习惯只是无助地站在那里忍受电击。
这一研究解答了如下这一问题：为什么旁观者能看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而当局者却一团迷雾？当我们是当局者时，又怎样能看到那些旁观者认为非常明显的方法呢？
“如果去做自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哪些糟糕的情况会发生？”
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揭示我们拒绝其他可行的方法的原因。有时，它可以帮我们做这样一个练习：你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描述因害怕而回避的行为，如：
◆“如果我跟妈妈对抗……”
◆“如果我努力亲近儿子……”
◆“如果我辞去工作……”
◆“如果我在老板面前更坚定……”
◆“如果我当面指责同事……”
◆“如果我承认在婚姻中感到不快乐……”
在做这个练习时，粗略记下那些进入你头脑中的场景或词汇。通常，我们的这些反应就会揭示出心理学家常说的“灾难性想象”，也就是假如采取不同的行动时，我们担心随之而来的可怕结果。如果你的答案揭露了某种恐惧，你可以给自己提第二个问题。
“我必须一步到位，还是能够循序渐进？”
20世纪 70年代，一些心理治疗师鼓励来访者去做他们最恐惧的事情，以此来确认他们的灾难性想象是否会真正变成现实。当然，这些治疗师的假设基础是人们对未来有不现实的恐惧，而事实证明，这一假设常常是正确的。然而，这一试验的结果也偶尔会和他们想象的一样糟糕，甚至更可怕。即使这种情况不出现，对很多人来说，要去做最恐惧的事情也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就像一下扎到水池的底部一样，让人感到很恐怖，因此，人们根本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当你要去做最害怕的事情时，你可以问问自己是否可以先做到一小步，这样来确认自己的信念是否正确。如果你担心质疑老板的指示会导致他解雇你，那么，明智且不会引发太多焦虑的做法就是找出一些小办法来试探是否真的会有不良后果。你可以选择老板不会太计较的事情或项目来提意见；也可以从有经验的员工那里获得更好地跟老板沟通的建议。
“自我意象阻碍了我们？”
有时，我们在做上述练习时，可能会发现，令我们感到危险，或者如果我们做出改变就会丢失的，就是长期以来自己喜欢的自我意象。回想一下前面提到的玛茜，那个总是先考虑他人的女人，她完成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再努力以特蕾莎修女为榜样……”如果让别人看到了自己在面临他人请求时内心偶尔翻腾起的不满，她将失去圣洁的名誉。像玛茜一样，我们也会意识到这种圣洁的自我意象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有价值。玛茜认为，她所努力维护的就是做一个友好、慷慨和考虑周到的人的价值。事实上，她已经实现了这一价值，并且英雄般高标准地实现了。但是她却将自己的动机简单化了，只看到积极、令人尊敬的动机，然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她没有看到自己其实也需要他人赞美，需要避免他人的不赞同，而这种动机其实不那么令人尊敬。
一旦她看清楚了那些不值得称赞的动机的作用，玛茜就能看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可能性。她会承认，即使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请求帮助，她也会主动提供；她能够慢慢地学会减少这种自动提供帮助的倾向。当她觉得自己对他人过分热情时能控制自己，也会让自己的行为和内心感受更一致。有时，她甚至可以对别人的请求说“不”。
同样，你也可能发现“自己”和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努力维持的自我形象不一致。那个自我形象也许和玛茜的特蕾莎修女形象有些相似。有可能你的自我意象是个独立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或者是个绝不灰心的领导，永远充满自信。不论它是什么，你都可以对之进行评价，看看是否符合实际。对任何人来说，每时每刻都能做到“完美”吗？如果发现并不是那样，你就可以探索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相比于那些为了满足不可能的标准而否认自身本性的人来说，你的意象显然会更复杂。然而，意识到自己努力追寻和维持的理想自我意象，是质疑这种意象的起点，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现实地看待自己。
◎策略4：检查你的“是的，但是……”
每当我们自己说出“是的，但是……”时，这可能就是自己无能为力的表现。我们可能会说“是，但是我根本做不了”，或者“我不喜欢做那种事，我不是那种（自信、向他人寻求帮助、自食其力、降低标准、在工作中放松）的人”。你可以自己填写这个空白。当我们越是拒绝考虑他人认为非常可行的选择，也就越可能低估了自己在那个情境中的能力。
也许有人说，我们没法减轻工作压力，因为“少做”就意味着降低自己的标准。“我不可能那么做，”我们总是这么认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那样做根本就不是我的风格。”然而，如果有人这么问：“难道你不曾根据任务的重要性、时间的压力或其他优先条件调整自己的标准？”我们会怎样回答？如果仔细回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自己曾做过这种调整。如果我们能承认曾经根据不同的环境而修正过自己的标准，哪怕是一丁点儿修正，那么就有了一个支点来撬动自己的顽固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