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中含有许多致癌物以及能够降低肌体排出异物能力的纤毛毒物质。这些毒物附在香烟烟雾的微小颗粒上，到达肺泡并在那里沉积，彼此强化，结果又大大加强了致癌作用。每天吸烟10支以上的人，肺癌死亡率要比不吸烟者高2．5倍。肺癌患者的90％以及各种病症的1/3是吸烟引起的。此外，吸烟还能引起喉癌、鼻咽癌、食道癌、胰腺癌、膀胱癌等。吸烟会使心血管病加重，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和生成血栓，造成心律不齐，甚至突然死亡。有研究者发现，吸烟者由冠心病引起的碎死率比不吸烟者高4倍以上。吸烟会损害神经系统，使人记忆力衰退，过早衰老。吸烟会损害呼吸系统，经常吸烟的人长年咳嗽、咳痰，易患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吸烟者容易患胃溃疡病，因为烟雾中的烟碱能破坏消化道中的酸碱平衡。1995年5月31日，第8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表文告。文告说，目前全世界有11亿烟民，每年消耗6万亿支香烟。现在世界上每年有300万人因烟毒而死亡，即每10秒钟有一人死于吸烟引起的疾病。据专家分析，吸香烟时产生的烟气，可分为主流烟（即吸烟者吸入口内的烟）和副流烟（烟草燃烧后外冒的烟，也就是对被动吸烟者直接有危害的烟）。被动吸烟者要接受由直接吸烟者喷出的主流烟，还要接受混合烟和副流烟（其毒性比主流烟大2～5倍），据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报道，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内，即使是不吸烟者，其血液与尿液中也能检测出尼古丁，这就是被动吸烟的结果。被动吸烟对人体最大危害是尼古丁对心脏的作用所引起的缺血性心脏病。1974年美国医生统计，由被动吸烟所发生的心绞痛病人并不少于直接吸烟者。不吸烟者的被动吸烟，其受害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医学调查表明，每天吸烟20支的成年男性的妻子（她本人不吸烟）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男性的妻子（她本人也不吸烟）的2倍以上。家长每天吸烟10支以上，其家庭中的儿童比不吸烟家庭中的儿童身高平均矮0．65厘米；而家长每天吸烟10支以下，比不吸烟家庭的儿童平均矮0．45厘米。
世界反对吸烟运动逐年高涨并掀起一股多方面的法律攻击浪潮，直接威胁到烟草商们的生存。越来越多的原告向烟草公司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因吸烟造成的损失。1986年实行戒烟法的国家仅有46个，到1993年已超过100个了。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吸烟者仍有“蒸蒸日上”之势，令世人担忧。烟草带来的危害健康、污染环境和导致火灾等恶果，使有识之上、社会团体、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参与并组织“反烟”运动。“世界无烟日”每年都有一个确定的主题，这个主题体现了纲领性、延续性、针对性和现实操作性的统一，循序渐进，逐步深化。
八、人口转变的几种模式
由于发展背景不同，各国的人口转变虽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演变过程却各有特点，一般可以划分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人口转变模式：
1．西北欧模式。代表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它们最早进行了工业化，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世界上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向海外移民也得到了化解。因此人口转变完全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过程，即经济增长促成了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改变，家庭结构及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切均导致死亡率和出生率自然、平稳、缓慢的下降，整个转变过程历时1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基本上一直保持和谐。
2．日本模式。与西北欧国家相比，日本产业革命进行得较晚，人口转变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生育高峰。再加上600多万人从海外遣散回国，致使人口急剧膨胀，而战后这几年正是日本百业凋敝之际，新增的大量人口给全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于1948年在世界上率先颁布了“优生法”，随即开始大规模推进计划生育，由此造成出生率急速下降。在世界人口史上，人为控制生育取得如此迅速而明显的成效，过去还没有先例。与西北欧模式相比，日本的显著区别是采取了人为干预生育的措施，故人口转变速度快，在几十年内走完了西北欧国家一两百年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剧烈的人口转变并未出现人们生育意愿上的明显抵触，原因主要是日本战前工业化已有相当基础，50至60年代又以世界罕见的高速度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从而为人口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当然，日本由于快速推进人口转变，近年来老龄化的压力日趋沉重，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这也说明人口数量控制和自然结构优化，是人口转变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3．中国模式。旧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一直属于或近似于原始型或传统型。解放后死亡率剧降，人口开始高速增长，此时如能借鉴日本模式，国家的现代化将获益良多，但中国却失去了这一次不可再得的历史机遇。到70年代初，一方面人口压力日趋沉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低迷。二者之间的不相适应越来越表面化、严重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实行大规模、高强度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转变势头之强劲快速堪称举世无双，不久前还是典型的“高低高”，而现在“低低低”已清晰在望。
与前两个模式相比。中国的特点是发展水平较低，人为控制因素的作用更强。当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规模推进计划生育时，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政策导向之间，以及人们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确有某种程度的不和谐，事实表明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坎”，如果无所作为地静候人口转变自发地进行，中国人口总量将不知膨胀到何等程度。80至90年代中国生产力高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述不和谐已明显地趋于减弱。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在16亿左右实现相对静止。
4．印度模式。印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口转变，但速度很慢，到90年代中期出生率下降幅度仍然不大。印中两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质的区别，人口转变进程出现悬殊差异，主要是印度生育控制因素较弱，政府和有识之士虽然早就认识到促进人口转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不少计划，但多属纸上谈兵，或遇难而退，实效都不大，这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里是有代表性的。
九、从拥挤效应看人口与环境问题
科学家曾以一些小种群的老鼠进行实验，他们将几十只老鼠放在面积约9平方米的栏圈内，不限制它们的食物、饮水和空气，研究长达两年。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虽然食物、饮水和筑巢材料很丰富，但动物的行为发生了异常。过分的拥挤使鼠群的生存竞争出现了反常，它们体内的生物化学平衡系统遭到破坏，血糖急剧下降，甚至出现休克。这说明生物不仅需要物质，还需要空间和领地。生态学家把这种由于生物种群密度过大而产生的结果，称之为“拥挤效应”。拥挤效应在人类社会中已有体现，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可与老鼠相提并论。下面从拥挤效应的角度分析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
（一）全球人口迅速增长，使人类社会越来越拥挤
观察世界人口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愈近愈速的态势。世界人口在1650年只有5亿，经过180年，到183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突破10亿大关，世界人口从第一个10亿增加到第二个10亿，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1830年—1930年）。之后，只用了30年时间（1930年—1960年），世界人口就跃到30亿。接着经过15年时间（1960年—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又经过12年时间（1975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根据美国人口咨询社预测，到202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2046年，世界人口将突破100亿大关。
但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地球生态系统能够养育人口的数量因此也是有限的。许多生态学家从生物圈所能提供的食物量出发，计算出地球只能养活80亿人口。据此，再过20多年，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就会达到“饱和状态”，下个世纪中叶，就会达到“超饱和状态”。到那时，地球上人满为患的现象更加严重，更加普遍，人类社会将拥挤不堪。
事实上，由于地球上的人口、资源的分布很不平衡，财富分配极不合理，世界各地区人口与环境的状况非常不均衡。有些地区人口与环境的矛盾非常尖锐，有些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协调。如拥有998万平方千米的加拿大仅有人口2800万，而在中国，仅有15．67万平方千米的山东省却有人口近9000万，是加拿大的3倍有余，而面积却仅是加拿大的1／64，这是一组多么不相称的人口与土地面积数字啊！由于世界各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状况很不平衡，所以，尽管整个世界的人口尚未超过其容量，但相当多人口与环境矛盾异常尖锐的地区，其人口数量无疑已超过了环境容量，人满为患现象已相当突出，拥挤效应已经显现。很多地区现有人口规模已超过其环境容量，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口规模超过环境容量的基本表现是整个环境内生态系统的退化，如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短缺等，现在，这些现象已经在很多地区以较大规模发生，并有加重趋势。其二，即使现有人口规模不再增长，但人均消费水平还会继续以相当快的速度上升，资源的耗用量仍会不断扩大。更何况人口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加上人均消费量的扩大，资源的枯竭指日可待。其三，人类只是地球上所有成员中的一种，人类在生物界所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不能只是用来保证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和幸福，还应该为保留和创造适合于其他生物生存和维持某种程度繁荣的条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物种灭绝速度在不断加快。
（二）中国人口已严重超载，人口与环境的矛盾非常尖锐
关于我国远景理想人口规模以多少为宜，有研究结果认为，100年后我国平均食品生产量将达到目前的2．5倍左右，届时我国居民的饮食水平按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计算，适宜人口数量应控制在6．8亿以下。根据我国淡水资源的状况，若按年人均用水量890立方米推算，100年后最多只能养活6．5亿人口。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对我国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是7亿至10亿人。虽然上述各种分析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肯定地说，我国目前实际人口数量已严重超载。1998年底，我国人口已达12．48亿，人口密度已达到130人／平方千米，为世界人口平均密度的3．3倍，人口生存空间越来越拥挤。
从人口与耕地的关系看，我国属于人均耕地最低的国家之列，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顷。我国的耕地面积只占世界总耕地的7％，但生产的粮食和养育的人口却分别占到世界的21％和22％。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的22％的人口，一方面确能反映我们的成绩，另一方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看，说明我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负荷太高，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异常尖锐。而且，我国人口对土地的高负荷又是低水平的高负荷。首先，我国投入农田的工业能量虽然已经相当大，但利用效率仍然较低。其次，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仅及美国的1/10左右，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只能供养5个维持人均占有粮食不到400千克温饱水平的人。目前我国的高人口负荷量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作为巨大代价的，诸如水土流失、盐碱化、风蚀水蚀、土壤污染和水污染等现象十分严重。我国人口与环境承载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拥挤效应在城市表现得最为突出
20世纪中叶以来，城市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空间扩大，反映在城市形态上，就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持续迅速增长。截止1989年，全世界共有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94座，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3座，并且出现了像东京-横滨、墨西哥城、圣保罗、汉城、纽约等5座超过14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毫无疑问，地位重要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量涌现，这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人口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拥挤效应愈益明显。数以亿计的人群源源不断地从广阔的乡村汇集到空间远为狭小的城市中来。目前，世界所有城镇居民点（指建城区）的总面积合计只有50余万平方千米，占地球陆地面积尚不足0．4％，却集中了世界人口总数的将近半数，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城市这个“点”上（从几何学角度看）。人口与空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拥挤效应愈益明显。大城市化则使拥挤效应日趋严重。一般认为，城市化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城市人口过多，经济活动量过大，超过城市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城市的作用就会走向反面，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失调。不仅有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物质、能量的生产、消费，它们的输入、输出和环境质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环境污染、水源不足、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城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拥挤效应还会派生其他效应，其他派生效应反过来又强化了城市的拥挤效应。例如：城市的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工厂、汽车、家庭炉灶大量地消耗化石燃料，不仅大量地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质，破坏大气层的结构，产生“温室效应”，而且还释放出大量的废热进入大气，直接增暖了大气，这种人为释放的热量，使城市的年平均气温比郊区可高出0．5℃～3℃，或者更多一些。在人口密度大、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尤为明显。这就使得城市在温度的空间分布上，犹如一个温暖的岛屿，称之为“热岛效应”。由此可见，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地表大气温度不仅受“温室效应”的作用，而且还受“热岛效应”的影响。城市拥有的绿地面积一般较少，如我国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尚不足4平方米，自然的土地面又被人工的水泥地面所替代，这就必然加剧了以上两种效应的影响，致使城市气候恶化的现象更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