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把问题说清楚，一定悔改！”刘文焕放声痛哭起来。
汪精卫吩咐桂连轩拿来一套崭新的灰色棉衣棉裤，给刘文焕换去被泼湿的衣服，又叫人给他擦洗脸上的血污，搽上红药水，还让他服了止痛消炎药片，然后示意桂连轩和卫士离开卫队室。
“刘文焕！你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到汪先生身边，到今年四月十六日离开汪先生，将近五个月中，我们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陈璧君抑制着愤怒的感情，语气平和地说，“今年三月初，你四川老家遭到雹灾，我们拿出二十块大洋让你寄回老家，三月底，你小孩病了，又送你二十块大洋；四月初，你害病住医院，汪先生在百忙中去医院看望过你三次，你离开我们时，又送了一丈五尺毛哔叽给你。请问，究竟哪一点对不起你？”
“汪主席夫妇处处待我好，是我对不起你们！”刘文焕懊悔地用拳头捶着脑袋，“我，我是狼心狗肺，我是畜生！”
“你在我身边的所作所为，我十分清楚。但我一直没有说破你，因为我感到责任不在你身上，你只是被人利用而已。”汪精卫冷冷地说，“你在我身边近五个月，以卫队长之名，行间谍之实！”
刘文焕脸色吓得惨白，浑身簌簌发抖，额头沁出汗水。这时，一个声音从神经系统发出来：“这还了得！赶快否定！”他惶恐地望着汪精卫叫道：“汪主席！我，我不是间谍，我没有行间谍之实！”
“没有行间谍之实？”汪精卫道貌岸然地望着刘文焕，“那你为什么要偷偷地拍摄夫人的笔迹？又为什么将唐小姐来我家做客的情况密告别人？看来，你是不愿意把问题说清楚，也不想得到我的谅解！”
刘文焕感到无法辩解了，失魂丧魄地又一次跪在汪精卫跟前，哭哭啼啼地说：“我现在说实话，我的确是康泽派来监视汪先生的。康泽，唉！他疑神疑鬼，说汪主席会投靠日本鬼子。”他又一次用拳头捶着脑袋，“我有罪，我死有余辜！就是千刀万剐我也应该！”
“你这回深更半夜闯到我官邸里来，也是受康泽的派遣吗？”汪精卫问。“是的，是康泽派我来的。”刘文焕啜泣着说。
“请站起来，坐着说。”汪精卫又俯身将刘文焕扶起来。
原来，昨天下午四点，康泽收到蒋介石从衡山寄给他的信，信中暗示他秘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康泽想到刘文焕熟悉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又从小练就一身翻越高墙的本领，就将任务文给他。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刘文焕来到汪精卫官邸东西墙根，见里面静悄悄的，就纵身一跳，不声不响地跃上两米高的墙头。他见前门和后门的哨亭里各有一名哨兵走出来，就默默地伏在墙头上，等到那两个哨兵将院内巡逻一遍，走进各自的哨亭，再来个飞燕展翅，又毫无声响地落入院内，然后偷偷地来到汪精卫卧室外的窗户前，把左耳朵贴在玻璃窗户上偷听着。这时，汪精卫夫妇正在商量怎样秘密逃离重庆的事。但声音很低，听来听去，只从陈璧君的嘴里听到“飞机票”三个字。他心里一喜，正想听清楚汪精卫乘飞机到哪里去，脑袋上就挨了那么一拳头。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汪精卫半信半疑地问。
“如果我说半句假话，遭红炮子穿心！”刘文焕赌咒说。
“你今后打算怎样进一步监视我？”汪精卫虽然轻言细语，但眼睛里却射出一道可怕的寒光。
“我绝不敢再胡作非为，继续干对不起汪主席的事了！”刘文焕语意诚恳，“为了感谢汪主席的宽宏大量，我将尽力维护你，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他想了想，怯生生地问道：“我可以给汪主席写信，或打电话吗？”
汪精卫见刘文焕确有悔改之意，为了今后利用他，用十分热情的语气说：“不必写信打电话，欢迎你随时来面谈。”
刘文焕心想，汪精卫不用“报告”而用“面谈”，竟把他看成大人物而平等相待，十分感动，高兴地说：“感谢汪主席对我的信任，今后遇到有重要情况，我就及时来向您报告。”“你回去怎么向康泽交差？”陈璧君心中仍有几分狐疑。“我自有办法对付，请夫人放心。”刘文焕显得很自信。
汪精卫把无声手枪、匕首和微型照相机退还给刘文焕，又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三十块大洋递给刘文焕，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微笑着说：“你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不宽裕，拿去用吧！”这更加使刘文焕感到内疚和羞愧，怎么也不肯接受，再三表白：“我实在受之有愧！”“这是汪先生和我的一片心意，你不必推辞，快接受吧！”陈璧君从丈夫手中接过大洋，用片牛皮纸包好，往刘文焕口袋里一塞。
刘文焕又一次流下眼泪，面对汪精卫夫妇深深鞠一躬，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眼泪堵塞着喉咙，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好又深深鞠一躬。
汪精卫夫妇虽然与刘文焕相处近五个月，但不知道他有翻越高墙的本领，想看个究竟，就送他来到围墙边，只见他纵身一跃，就稳稳当当站在围墙上了，轻声说了句：“耽误了汪主席夫妇的休息，很抱歉！”就飞到墙外去了。
第二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汪精卫夫妇领着刚从香港回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香港《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专门委员李圣五来到地下室，先让他们看了重光堂协议，然后研究汪精卫离开重庆后的去向问题。
“依愚见，汪主席去香港好。”李圣五沉浸在判断的思维中，用浓重的山东泰安口音说，“香港是个自由世界，只要有护照，很容易入境。这是一；其次，我与孟余、柏生二兄在香港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容易应付；第三，香港英国政府的秘书长麦思利先生，与我是英国牛津大学很要好的同窗，至少在安全方面，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因此，我认为香港比河内好。”
李圣五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曾经由汪精卫一手提升为外交部总务司长、行政院参事和《中央日报》主编。因此，凡是关系到汪精卫的问题，李圣五都会慎重考虑。同样的原因，凡是李圣五的主张，都会引起汪精卫的重视。
“圣五兄的意见值得考虑。”汪精卫沉思一会，“孟余、柏生二兄的意见呢？”
“我说点个人浅见。”林柏生欠了欠身子说，“我与孟余、圣五二兄对香港的情况很熟悉，又有麦思利先生的帮助，这两条当然不可忽视。但是，正由于香港是个自由世界，情况相当复杂，可以说，三教九流什么人物都有，尤其是老蒋派有一大批间谋长期潜伏在那里，这一条更不可忽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一提起军统特务，他就惶恐不安。
“我与圣五兄的意见恰恰相反。”顾孟余两手放在膝盖上，用平静的声音述说着，“我认为汪主席去河内好，理由也有三条：第一，那里的情况没有香港复杂；第二，那里有朱培德先生的别墅，可供汪主席居住，他家有保镖，比较安全；第三，汪主席曾多次出访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特别是与法国前任驻安南总督迪高士先生有深交，而现任河内保安局长亚士力克是迪高士的表弟，他必然会为汪主席的安全出力。”
“我同意柏生、孟余二兄的分析。”李圣五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河内与我国云南相距很近，行走比较方便。”
“感谢三位对我真心实意的关心。”汪精卫心里感到踏实，“那我决定去河内。”他扭过脸望着陈璧君，“你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