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缺少针对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特定法律职业群体的专门的人权教育。这些群体担负着适用和执行国家法律的职责，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他们的人权教育应成为我国人权教育的优先事项。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以与人权保障有直接关系的法官为例，针对法官的人权教育只是零星的存在于一些培训项目中，还远没有实现常态化、经常化和制度化。其他如检察官和警察的人权教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再次，面向大众的人权教育尚不完善。公众是意义深远的人权宣传努力的对象，我国面向公众开展的人权教育是与普法活动结合在一起的。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从1986年至今，我国政府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普法活动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普法教育毕竟不是人权教育，我国的普法活动主要着眼于对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没有对人权价值和人权知识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宣传，这种以提高民众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为目的的普法教育远远无法使民众形成全面的人权观。要想使普法活动真正成为宣传人权理念的渠道，就必须对普法活动进行重新定位，在普法教育中突出人权教育的重要性，并增加人权方面的内容。
（二）人权教育资料短缺
除了覆盖面窄外，我国人权教育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料短缺。人权教育资料是人权知识的主要载体，是教育者从事人权教育和学习者学习人权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同时，人权教育资料的质量、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首先，我国人权教育资料数量少。到目前为止，只有几部适用于高校人权法教学的教材。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人权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学者们不但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介绍西方人权学说，也开始在分析中国人权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人权在中国的实施问题。在人权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和专着，但是这些成果和专着大部分都是理论和学院式的，只有少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能够理解，并不适合直接作为教材使用。“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精英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断裂，并且愈是晚近，思想学术愈是专业化，精英与民众思想观念的断裂就愈大。”
因此，在人权教育中，尤其是在面向普通民众的人权教育中应当编制通俗易懂的人权教育手册，而这类手册在我国几乎是空白。此外，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是我国人权教育的重中之重，但是相关的教育资料却只有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人权知识干部读本》，虽然内容全面，却不具有针对性，在教育实践中更需要针对不同对象的人权教材和教育资料。
其次，人权教育资料的质量不高。以人权法教材为例，在现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教材中，基本上都包括了人权的基本理论、国内人权和国际人权几个主要部分，大部分开设人权法课程的院系也主要采用了这几部教材。但是这几部人权法教材也并不是十分适合人权法教学的需要。教材的根本作用是用于教学，虽然也强调学术性，但更重要的是要适合教学使用。而现有的几部人权法教材普遍存在专着性有余而教材性不足的问题，它们“比较多地强调怎样抒发作者的学术思想，却比较少地考虑学生的感受；比较多地顾及如何体现材料，而比较少地设计引起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理念的途径”。
除了人权法教材外，其他与人权有关的教育资料主要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材中对宪法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介绍。这些介绍更多的是宪法条文的罗列，内容单一、缺少针对性、脱离学生生活，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对于与学生息息相关的校园人权问题，在教材中却难觅其踪。而且，以列举宪法条文的方式介绍人权，不仅容易忽略人权入宪的重要意义，也会导致对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人权的忽视，如农民人权、被羁押者的人权等。此外，由于思想政治课教材的编者中较少有人权方面的专家，教材中存在的一些表述不准确的情况可能会对学习者产生误导。以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教材在对人权进行定义时，表述为“人权是指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这个定义不仅将人权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而且忽略了人权作为应然权利的道德价值，对学习者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三）人权教育内容脱离本土现实
我国人权教育普遍存在脱离本土现实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其一，因过于关注人权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了人权的实际状况。在我国学者关于人权的研究中，涉及人权的定义、分类、性质、特征、哲学基础和历史源流等人权理论的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对于具体人权和人权的具体实施和保障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种“重理论轻实际”的人权研究方法体现在相关的人权教育教材中，并对人权教育实践产生了不利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国，人权问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并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西方的人权斗争成了人权问题的代名词，人权研究和人权教育被迫停留在对人权理论的探讨上。其二，因专注于人权条款的列举，而忽视了现实中的人权。我国的人权教育内容，尤其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人权内容，主要是宪法人权条款的列举。学习者通过学习了解的只是我们有哪些法定权利，却无法了解人权保障的现状。其三，因过于依赖国外人权学说，而忽视了本土人权。由于我国人权教育发展较晚，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内容体系，因此教育内容更多是以国际人权和外国人权为主。如关于人权发展史，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以英国、美国、法国的人权发展史为主，国际人权的发展过程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对中国人权发展历程则常常避而不谈。又如在谈到某一项具体人权时，常会不遗余力地将国际和各国的法律规定和保障机制进行一一介绍，却与本国现实过于脱节。这样脱离本土实际空泛地谈论人权理论或他国人权，不仅无法在学习者中产生共鸣，甚至会使人权离他们越来越远，不利于人权教育的开展和人权观念的孕育。
（四）人权教育目的局限于人权知识的传授
我国当前的人权教育主要以人权知识，尤其是国际和国内人权法条文的传授为主，很少关注人权价值和人权态度的培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人权教育被等同于人权法律教育，这是各国在开展人权教育之初存在的普遍现象。将人权法律条文作为人权教育的入口，与人权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权法律知识确实是人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权教育绝不仅仅是知识的讲述。人权教育的目的除了要使学习者具备基础的人权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者的思考和批判能力，使学习者逐渐建立起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真正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只有养成身处法治社会中应有的生活态度，人权教育才能发挥其改造社会的功能。为此，人权教育必须与人权实践相结合，让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人权。否则，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学生可能表面上熟记世界人权宣言，内心却无法由衷地信服真实的人权观念，这样的人权教育注定失败。”
（五）人权教育途径单一
我国当前的人权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和社区教育在人权教育中的作用十分薄弱，共同教育的合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学校无疑是人权教育的主渠道，但为了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人权教育，还必须动员社会上其他的力量，以弥补学校教育在覆盖面、资源和实践机会等方面的不足。而目前大量潜在的人权教育主体的积极性还没有被调动起来，一些人权教育渠道尚不畅通。
第三节制约我国人权教育发展的因素
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目标，人权教育的重要性也已经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认同，但是，人权教育并没有得到迅猛发展。从上一节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人权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上仍很薄弱。人权教育发展缓慢，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权教育的需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节主要从以下几个关系入手加以分析。
一、国家教育政策与人权教育
国家教育政策是国家为实现其整体发展而制定的、确保教育发展优先的综合决策，既包括综合性、战略性的方针政策，即宏观教育政策；也包括涉及教育教学过程的中微观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人权教育与国家教育政策之间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人权教育只有落实到各项具体的教育政策中才能得到真正发展。但是，我国的国家教育政策并没有对人权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人权教育在国家教育政策中的缺位，使人权教育发展中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具体落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教育管理问题和教育途径问题。
（一）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人权教育重视不够
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我国教育政策的集中体现。为了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在2010年制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对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发展任务、体制改革和保障措施都做出了全面系统的安排。可惜的是，《纲要》对人权教育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战略主题”部分提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纲要》的发布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颁布一年以后，在《行动计划》已经承诺大力开展人权教育的背景下，《纲要》对人权教育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对人权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纲要》是我国未来十年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总纲，《纲要》对人权教育的忽视可能会使人权教育失去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经过学者们近十年不懈的倡导和努力，人权教育终于在我国人权事业中取得了一席之地，2009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颁布为人权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经过一年多的大力宣传，人权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未来十年正是人权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机，不仅会前功尽弃，也会对人权事业的整体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次，《纲要》没有对人权教育做出特别安排，影响了人权教育在具体教育政策中的落实。如前所述，我国的人权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从教育管理到课程设置，从实施机制到监督机制，人权教育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具体的教育政策。《纲要》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纲，对各项具体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权教育没有被明确列入发展规划中，就不会引起政策制定者的特别关注。以课程政策为例，由于课时的有限性，在课程改革时，《纲要》中明确提到的课程可能会得到优先发展的机会，而人权课程或者不会受到关注，或者即使受到关注也只是被置于次要位置。又如在教师政策的制定中，人权教师的编制、培训等都不会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足够重视。而课时、师资等问题的解决恰恰是人权教育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