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民众不同，公职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既可能是人权的有力保障，也可能是人权的最大威胁。为此，针对公职人员的人权教育应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使他们了解在其自身工作领域实施人权的基本信息和实际指导；二是使他们牢固树立起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权保障的人权观念。“公务员人权教育的重心是培养公务员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理念。对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的公务员而言，‘尊重和保障人权’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有着更为切实的实际要求，这种实际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对于公务员而言，尊重人权就是尊重法律，保护人权就是扞卫法律。”
具体而言，公职人员人权教育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加强有关人的尊严的教育，使公职人员了解为什么要保障人权，并进而形成平等、尊重、宽容的人权意识；②加强人权渊源、制度和标准的教育，使公职人员了解国际人权标准和国家法律为他们公权力的行使做出了哪些明确规定；③总结公权力行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的侵害人权的情形，找出侵犯人权的原因并探讨解决的方法；④使公职人员对需要特殊保护和对待的群体及相关人权标准形成基本认识，帮助他们认识到在公权力行使过程中保护这些群体人权的重要性。
二、人权教育内容的时代性
人权教育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应体现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差别，还应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一）人权教育内容应回应人权研究的最新成果
人权研究为人权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人权教育应对国际和国内人权研究的最新成果做出积极的回应。近年来，我国的人权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研究的范围从传统人权扩展到新兴人权，如环境权；研究的视角在原有权利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义务的视角；研究的深度从对国际人权法的泛泛介绍发展到对具体人权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人权教育的内容。
1.关于新兴人权的研究
除了传统的自由权和社会权外，一些新兴人权，如环境权和发展权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环境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项新兴人权。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我国学者关于环境权的研究在2000年以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中国知网”上以“环境权”为篇名，对1979年到2010年间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共有期刊、学位论文713篇，其中2000年以后的期刊论文574篇，2000年以前的期刊论文63篇，全部76篇学位论文都是2000年以后的成果。
环境权方面的专着主要有周训芳着：《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徐祥民、田其云着：《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震着：《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吴卫星着：《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研究的范围涉及环境权的性质、环境权的内涵和外延、环境权的保护和救济等方面。与环境权一样，发展权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项新兴权利。发展权从提出伊始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发展权是不是一项人权？如果承认发展权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是经济权利还是政治权利？是人民的权利还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利？作为人权的发展权，其义务主体是谁？是本国政府还是其他国家或政府？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思考，并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汪习根的专着《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发展权的概念、主体、内涵和保障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发展权是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而且是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权应当成为宪法权利并通过立法、司法等方式获得保护。）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也扩展了我国人权教育的内容体系。
2.关于国家义务的研究
“几乎每一项权利都蕴含着相应的政府义务……没有法律上可实施的义务，就没有法律上可实施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兴起和人权实践性的强化，义务的视角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出现了从国家义务视角探讨人权保障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是对现有人权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它摆脱了单纯从权利本身来研究权利的传统方法，为人权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方法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学者亨利·舒，他把基本权利分为安全权和生存权两类，但他认为传统上把安全权视为“消极权利”、把生存权视为“积极权利”的两分法过于简单。他虽然承认两类基本权利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区别不应建立在权利分类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权利产生的义务的基础上，“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能被区分为避免、帮助和保护。”具体而言，与每种权利相对应的政府义务有三个层面，即避免剥夺的义务、保护个人不受剥夺的义务和帮助被剥夺者的义务。亨利·舒的三层义务理论奠定了政府义务类型化的基础。此后，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前主席、挪威着名的国际人权法学者A.埃德进一步将国家对人权的义务分为四个层次：尊重、保护、促进和提供。无论是三层义务理论还是四层义务理论，从关注权利内容转为关注政府的义务，这一转变本身在人权领域就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由于义务视角关注的是政府为实现权利而被要求履行的义务，而不只是权利要素本身。因此必然导向对权利保护的现实的、制度上的策略分析，也就是分析在实践中如何能使人们依据这些标准，免受那些可预测的对权利的威胁的办法。换言之，与权利内容的研究相比，关于政府义务的研究服务于更实际、更具体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定义务的内容比宣示权利更为重要。一是因为没有义务相对应的基本权利只是纲领性的道德宣教，中看不中用；二是基本权利在司法中的适用需要以明确的义务作为前提和基础。”
其次，国家义务的研究视角将国家义务作为人权的根本保障手段，是对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超越。与国家权力对人权的间接保障相比，国家义务是对人权的直接和根本保障。而且，虽然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但是如果权力运用不当则极易造成对权利的侵害。相比之下，从国家义务的视角看公民权利的保障，能更加突出国家的任务和目的，能迫使国家权力更多地服务于人权保障。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家义务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既有对国家义务的内涵、性质、基础的理论论证，也有对特定人权的国家义务的具体分析。（前者如邓成明、蒋银华：《论国家义务的人本基础》，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蒋银华：《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现代公共性理论》，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郭道晖：《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8期。后者如杨成铭：《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林志强：《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载《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4期；尹文强、张卫国：《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分类浅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陈征：《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我国人权研究的发展，也丰富了我国人权教育的内容，有利于学习者进一步思考人权、国家权力和国家义务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权的国家义务为他们提供了免于政府威胁和侵犯的标准，对这些标准的了解是他们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的前提；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强调国家义务可以使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人权保障中的责任，减少权力行使的任意性。
3.关于国际人权法的深入研究
我国政府不仅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而且非常重视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我国人权事业方面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了25个国际人权公约。随着我国加入和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增多，学者们对国际人权法的研究也从单纯地对国际人权法律制度的介绍，转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首先，在具体人权制度方面，研究成果几乎涉及人权制度的所有方面，既有全球层面人权制度的研究，也有对区域层面人权制度的研究；既有对实体人权制度的研究，也有对人权保障程序的研究。其次，关于国际人权法对我国人权和法治制度的影响的研究增多。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我国现有立法和实践对公约权利的保护；二是我国现有立法和实践与国际人权标准的差距；三是为了实现国际人权标准，我国立法和实践的改革建议。（如谭世贵主编：《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法制建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邓成明、杨松才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若干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研究将我国的人权建设和发展放在了国际人权发展的大背景下，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人权教育的内容中，可以拓宽学习者的国际视野，使学习者在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比较中找出我国人权实践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二）人权教育内容应体现国家人权政策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权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一些文件中并没有直接使用人权的提法，但是其中包含的人权保障的理念是显而易见的。人权教育者有义务从政策文件中捕捉、提炼出人权政策，并将它们作为人权教育的重要内容。毕竟，党和国家的人权政策为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总的方向，是我国人权发展的风向标。
首先，人权教育应包含科学发展观的教育。随着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的执政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并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也就是说，要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权信息、广博的人权内涵和深刻的人权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指针，而且是照耀中国人权进步道路的灯塔；不但指明了中国人权进步的性质、目标、任务、主体、动力、价值导向、成果分配，而且提出了推动人权进步的根本要求、根本方法、实施重点。”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和学习实际上也是人权观的教育和学习，科学发展观是人权教育中不容忽视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