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才赤忠难补天：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悲剧
清朝咸同年间太平天国和湘淮军之间的战争，总体而言，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战之一，有上千万人为之丧生。战死的双方士兵，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儿子，还有更多无辜平民死在战火之中。主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文化因之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对双方重要人物和这场战争原因做评价，我以为不能简单的褒贬，更不能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做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的判断。陈寅恪所言“同情之理解”和钱穆所言“温情的敬意”，或许应是我们看待这场大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合适的态度。
首先要肯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在统治阶层腐化堕落，中华大地民不聊生的情形下，老百姓揭竿而起就是“造反有理”。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对广大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至于后来太平天国高层腐化，出现了残酷的内讧，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杨秀清以“拜上帝教”作为整合、动员的工具，亦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以神秘宗教来动员，如“五斗米道”“天师道”“明教”“白莲教”，等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大沿海城市被迫开放门户，基督教大肆侵入，这个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洪秀全取外来宗教之鳞爪和中国底层社会的神巫传统结合，改造出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合一的动员武器，岂非正常之事？
从另一方来说，湘、淮军的领导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士人精英，而曾、胡、李三人还是翰林出身。他们忠于清廷，挺身而出保卫名教，亦是尽他们的本分而已。在曾国藩出生时，清朝统治中国已近二百年，大清皇帝已经续接了中国帝制时代的道统，所以曾、左、李他们已经没有必须反抗异族统治的历史包袱了。如果他们忠于大清王朝是民族败类的话，那么此前所有出仕为官的汉族士人是不是都要被否定？那后来梁启超等人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又何以立足？
因此，曾、左、李他们忠于清朝、保卫道统也具有正当性。
因缘际会，李鸿章独领一军去支援上海，从此一飞冲天。淮军因此而起，李鸿章的功业甚至超过了老师曾国藩。
对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可以说做到了投桃报李。虽然羽翼丰满的李鸿章和曾国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分歧，但李鸿章能在事理层面上向老师作解释和说服，在姿态上对老师维持着尊重。在关系到曾氏兄弟核心利益的大事上，李鸿章很知趣。譬如，在曾国荃围困金陵城数年却迟迟不能攻克时，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收复了金陵东面的苏州、常州，清廷命令李鸿章率军西进和曾国荃的湘军吉字营合攻金陵。但李鸿章知道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脔，如果他来合攻是公然抢功，会成为曾氏兄弟的仇敌，于是便想各种托辞向朝廷敷衍，终于成就了曾九帅的军队独自攻陷天京（今南京）城的首功。金陵攻占后，曾氏兄弟分别获得侯、伯爵位。为此，曾国藩对李鸿章说：“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3]
对比另一个出自曾国藩幕府的封疆大吏沈葆桢，李鸿章对曾国藩可谓十分仁义了。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办事能力很强，经曾国藩大力保举，一路平步青云。后来，沈葆桢做到了江西省巡抚，于是“屁股决定脑袋”，马上和管辖江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闹翻，原因是扣留江西应解给湘军的银两，而且绕过曾国藩直接疏通户部。由此，湘军上下说如果朝廷开“绝无良心科”的考试，沈葆桢肯定是状元。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两人无论是才能还是对清廷的忠诚，应该算得上十分突出的。然而在那样的体制中，大才赤忠难补天，这又是曾、李师生二人的共同悲剧。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事功放在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长轴中衡量，亦做到了人臣的顶峰，能与郭子仪、李光弼、王阳明等人相埒甚至过之。曾国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曾、李二公早年中进士，入翰苑，达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等级；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对清廷来说，此二人领导的湘、淮军延长了五十多年的国祚。
与古代中国那些“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相比，曾国藩、李鸿章面临的情势很不一样。此前的历朝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到清道光年间陶澍这代名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的问题，是帝国内部的问题，可以史为鉴，有经验可循。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时势大变，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转型，国力大增，进而雄心勃勃向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面对如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4]，超出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还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应对都是失败的。
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一点点适应的。曾、李师生二人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开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更进一步，淮军很早就开始学习西方军队的操练和管理模式。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曾国藩生前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闳关于选拔幼童去美国学习的建议。可以说，从产业、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师生二人是中国近代化最早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并不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对他们服务的朝廷和皇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在曾、李所处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尽管“行道”与“忠君”有矛盾，但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尽己所能，必须以“忠君”为前提。
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
曾国藩受命去处理天津教案时，正当其声誉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差事太难了，既不能不负责任地硬怼法国引起战争；又不能把仇外的爱国士民的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同治九年（1870）六月，曾国藩刚到天津着手处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之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5]可见，他对办理教案将影响自己的清誉已经料到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记载了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时两人的对话，其向太后讲到当年其父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负重，替国家保全大局。兹节选如下：
慈禧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6]
作为手握重兵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尽心尽力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可见，在大清官场那个酱缸里，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艰难。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7]也就是说，曾国藩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与造反的太平军、捻军斗争，而是与体制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斗争。对此，曾国藩有过愤怒，有过想撂挑子的想法，但最终都能坦然承受，以“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态度待之。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自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8]对此，他在日记中解释道：“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9]意即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如同春天一样保持生机盎然，努力向上；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都要坚守自己的骨气。
尽管李鸿章处理事情比曾国藩更加圆通，但大体上说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计毁誉做事是延续师门一脉的。与前述曾国藩那副对联对应的是，李鸿章也写过一副对联自勉：“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10]李鸿章显然是得了老师曾国藩的心法，只是牢骚表达得尤为明显，不如曾国藩那样含蓄。
经过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国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骂名满天下，旧疾常常复发，不时头晕、失眠，一只眼睛失明。他拖着病体强打精神做事，很快油尽灯枯，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午后在两江总督衙署突发疾病而逝。曾国藩去世这天早晨，他起床后写了一段日记，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文字：
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11]
这段文字流露出曾国藩有些许的厌世情绪，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千钧重担终于卸肩交给了弟子李鸿章。李鸿章面临的局势比曾国藩更为险恶和复杂，他活了七十九岁，寿则多辱，所受到的非议和背的黑锅也远比老师多、比老师重。
李鸿章一生背的最大的黑锅是对日“甲午战争”战败，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作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但我以为不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清朝还是“前现代”国家，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动员能力以及具体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无法和经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所以此战必败。李鸿章的畏葸避战，尽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当时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为现实的应对方式。可在志大才疏、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和他那位善于弄巧、对湘淮军成见很深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战争能力差距、善于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员强力推动下，李鸿章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战败后，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去马关签约，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差点被日本刺客杀死。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讨价还价，尽最大能力在赔款、割地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损失，后来还运作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可这样换来的是“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天下诟詈，而促成浪战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称颂为不畏强敌的爱国者。
背着甲午战败的黑锅，千夫所指的李鸿章不得不以“谢罪”的姿态，卸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去广州做两广总督。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双核心”的清廷不断作死，一个昏招接着一个昏招：先是“戊戌变法”失败，太后、皇帝母子彻底闹翻；然后是太后重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宫仓皇西狩。这时候，他们又把大清第一“背锅侠”李中堂请出来了。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鸿章北上京师，呕心沥血和列强谈判，从列强要求的十亿两白银赔款减少到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总算保住了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不久后在屈辱中去世。
据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周馥回忆，他得到李鸿章病危的电报后，急忙从保定赶往京师贤良寺李鸿章的病榻前，当时李已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嘴巴却不能说话。周馥在其耳边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12]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听了这话，李鸿章流出两行清泪，闭上了双眼。周馥后来写诗《感怀生平师友三十五律》挽悼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乡前辈李鸿章：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
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
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13]
同为曾国藩门生的大学者俞樾，写给李鸿章的挽联上联曰“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14]。这当然只是俞曲园先生一厢情愿，认为如果继续让李鸿章留在京畿当直隶总督，就不会发生庚子事变。老太后发起疯来，连她信任的满族大臣荣禄都挡不住，何况李中堂？李鸿章幸亏去了广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测，也有机会和刘坤一、张之洞联手促成“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宁。
李鸿章死后多年，流传出一首据称是其签订《辛丑条约》后所写的“绝命诗”，诗云：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据史家考证，这首诗应该是当时的士人伪托李鸿章所作。诗的内容和口气很是切合李鸿章的身份，而且刻意呼应李鸿章早年进京参加乡试所作的诗——“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根据这首“绝命诗”的内容推测，模拟地更近似于《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心态。不过，虽系伪作，但我认为不妨视为李鸿章真实的情感。“临事方知一死难”，与曾纪泽所言“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是一样的意思。一死倒是干脆，可是对大臣来说，有时候轻易地死也是不负责任，但更艰难的是苟活下来替君主受过并收拾残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补补，为清廷延续一些寿年而已。这是师生二人共同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能使后人动容。
虽然如此，但曾、李二公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历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应。洋务运动给“东南互保”打下了基础，也催生了立宪派。
李鸿章为何成为“门生长”？
李鸿章并没有协助曾国藩参与湘军早期的操练、作战，他直到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十一日，才进曾国藩在建昌的湘军大营谒见老师并留下来当幕僚，其入曾氏之幕的资历远不如其大哥李瀚章。李瀚章在咸丰三年（1853）时就在长沙协助老师曾国藩募勇练兵。李鸿章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门生长”，可从三方面探求原委：1.人生机缘；2.个人能力；3.历史机遇。
曾国藩喜欢安徽人
在人生机缘这个方面，我以为有曾国藩对安徽人的亲近感因素，也有李鸿章一家与曾国藩交往的因素。
人是很复杂的，故乡之外，对某一个地方的好感和偏见，除了受并没有统计数据支持的社会流行观点（如某地人讲义气，某地人鸡贼，等等）影响外，对某一地区的人是否有亲近感，与个人青年时期的经历大有关系。
曾国藩一生“文宗姬传，书尊完白”。姬传先生乃清代大古文家姚鼐，安徽桐城人，他开创了流行两百年的文派——“桐城派”。完白先生即邓石如，安徽怀宁人，清代大篆刻家、大书法家。
曾国藩是“桐城派”的传人，“桐城派”的支系“湘乡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文正公。他一生推崇姚鼐的文章，姚鼐主编的《古文辞类纂》一直是他的案头书。他对姚鼐的崇拜达到什么程度呢？例如，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他在日记中记载：“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15]当时，曾国藩已攻占了金陵城，封为一等侯，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但在他心目中姚鼐是他永远的文化偶像，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
对邓石如的书法，曾国藩非常推崇。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占安庆城后，曾国藩将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此处。驻节安庆，有地利之便，他到处搜罗邓石如先生的书法拓片，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学习。邓石如的儿子邓传密、孙子邓解都成为曾国藩大营的幕僚，参与机务。邓解英年早逝，曾国藩深感痛心。邓传密将邓解的遗孤邓绳侯托付给曾国藩，曾国藩和湘军其他大佬以及后继的淮军领导李鸿章对邓石如这唯一的男性直系后人都照顾有加，从而保住了怀宁邓氏文脉。邓绳侯后来做过芜湖安徽公学监督；宣统时，任安徽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武昌起义后，出任省维持统一机关处议长，并奔走于南京、上海，完成了全省统一局面，后任教育司司长。邓绳侯的孙子中，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邓稼先。
曾国藩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后，在京师最尊重、过往最密切的朋友吴廷栋（字彦甫，号竹如）是安徽霍山人。吴廷栋生于1793年，大曾国藩十八岁，拔贡出身。吴廷栋在刑部做小官时，和刚入仕途的曾国藩一见如故，成为终身好友。对曾国藩而言，吴廷栋一直是老大哥、畏友、诤友的角色。
曾国藩与吴廷栋的结交，缘由是吴精通医术。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曾国藩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是年七月，曾国藩患重病，非常凶险，经其湖南同乡好友欧阳兆熊和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可见，吴廷栋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没有他的救治，曾哪有后来的功业。
在曾国藩官京师时的日记中，多数有向吴廷栋请教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曾国藩在给四位胞弟的家书中说：“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16]在同年十月的家信中，曾国藩又向几位弟弟说起吴廷栋：“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17]
吴廷栋后官至山东布政使、刑部右侍郎。同治五年（1866），吴廷栋以衰病乞请退休，朝廷许可。但吴廷栋并没有回到老家霍山养老，而是寓居金陵（今南京）度过余生，这大概和他的好友曾国藩在金陵城做两江总督有关。
吴廷栋晚年寓居金陵的岁月里，只要曾国藩没有出城，他俩几乎每天都见面，相互串门、聊天，宛若一家人。曾国藩的家人患病，首先想到的是请吴廷栋前来号脉诊治，或请他推荐当地的名医。
曾国藩殁于同治十一年（1872），次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八十一岁高寿的吴廷栋也辞世了。两人从青壮年订交，相伴到白头，并先后而逝。这样能善始善终的友谊是不多见的。
年家子的优势
李鸿章能够得到曾国藩的提携，第一个原因是他投胎投得好，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父亲李文安不仅仅是位进士出身的官员，更关键的是和曾国藩会试同年。
李文安（1801—1855），字式和，号玉川，又号玉泉，别号愚荃。如果说曾国藩少年时并不显露聪颖，那么李文安更是如此。李文安到八岁才读书，到了十三岁才读完“四书”和《毛诗》。——一些聪明的读书种子这个年龄已经进学成为秀才了。
道光十八年（1838），三十八岁的李文安会试登第，殿试名列三甲，和曾国藩同榜。李文安整整大曾国藩十岁，算是不折不扣的大器晚成了。殿试后，李文安的运气不如曾国藩，被分发到刑部做一名主事，而曾国藩则小概率地以“三甲”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朝廷“重点中青年官员培训中心”。果然，曾国藩仕途比年兄李文安顺得多，在三十八岁那年晋升为二品侍郎。
李文安进入刑部后，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办案子、熬资历，远不如翰林院的官员风光与轻松。李文安先后督理提牢厅兼行秋审处，做过四川司主事、云南司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到死也就是一个知府级别的官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
李文安为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刑部是清代朝廷六部中专业性最强的衙门，提牢厅是管理刑部直属监狱的（也关押未判决的嫌疑犯）。那时候的监狱没什么“人权”可言，人犯在里面的生存条件非常差——看过方苞的《狱中杂记》便可知——非正常死亡者很多。秋审处是刑部专门进行死刑复核的办事机构，如果能在各省上报的死刑犯案卷中发现冤情或认为量刑过重者，可以改判，刀下留人。据《合肥李氏宗谱》记载：
文安居官忠厚正直，以孝友为政，明治狱，尽心职事，政声卓著。在管理提牢厅时，束吏安囚，严禁狱卒虐囚，时例各囚每饭一勺，文安散饭务必满勺，生熟亲尝之。捐米煮粥，以济晚间后到之囚。狱中易发疾病，文安制药备之。夏则赠蒲扇，秋冬各司捐散棉衣，又在各所添置棉被，以备病囚发汗养病。狱无瘐死者。总办秋审，亦多所平反，人无冤抑，世称长者。
俗话说“公门之中好修行”，尤其是在操纵人犯生死的刑部，更是如此。李文安善待犯人，复核死刑审慎。后来，李文安的六个儿子个个是人中龙凤，官场便说是李文安为官时积的阴德所致。
李鸿章生于1823年，比曾国藩小十二岁，即整整一轮。道光二十年（1840），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被选为庐州府的优贡生（各府州县的优秀生员选出来贡献于京师的国子监）。入了国子监的生员，可以到北京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因此李鸿章在道光二十三年赴京参加第二年的乡试，避开了在家乡去金陵参加竞争最为惨烈的江南乡试。——这个路径是否有其父亲的安排，存疑。
李鸿章在入京赶考路上写就了《入都》这首诗：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18]
自信满满的他，以为蟾宫折桂，指日可待。第二年的乡试他很顺利地中举，但接下来一年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恩科会试，李鸿章落第。不过，这算不得什么挫折，乡试、会试连捷的士子是很少的。
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应该是在他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李文安请自己的同年曾国藩给李鸿章做辅导老师。——翰林出身的官员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的六部官员更懂得科考的套路和为文的窍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19]
由于曾国藩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至咸丰元年（1851）七月间的日记业已散佚，无从知道当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但可以知道，曾国藩不愧是文章高手，又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对李鸿章的辅导效果很好。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会试及第，殿试列二甲第十三名，科考成绩超过父亲李文安和老师曾国藩，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李鸿章继续跟随曾国藩学习。道光三十年（1850）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跟着曾国藩学习的，大约不仅仅是李鸿章，还应该有他的大哥李瀚章。比起李鸿章，早期李瀚章受曾国藩的恩惠更重。
李瀚章才气不如弟弟李鸿章，气质禀赋、办事风格更接近父亲李文安。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拔贡（贡生的一种）参加朝考——大约相当于公务员扩招考试，贡生通过朝考为官者，和进士、举人一样，算正途出身。这次朝考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曾国藩，李瀚章朝考通过，并分发到湖南做官。按照科举的规矩，曾国藩是李瀚章的座师。
咸丰元年（1851），李瀚章署永定县（今张家界市区）知县。咸丰二年（1852），调任署益阳县（今益阳市）知县，照当时规章要进省城汇报，但正好碰上太平军进犯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命其驻守南门天心阁。李瀚章力战保全天心阁，长沙解围，奖六品衔。咸丰三年（1853），再署长沙县首县之一的善化县知县。
李瀚章参加了咸丰二年的“长沙保卫战”并立下战功，这个资历非常重要。在李瀚章署善化县知县时，他的老师曾国藩恰好因丁忧回籍，奉圣旨任团练大臣，到长沙操练团勇，湘军由此而起。作为门生，李瀚章成为曾国藩练兵最重要的助手。——这就是缘分。
曾国藩带湘军出省作战后，即奏调李瀚章至江西南昌综理粮秣（粮草）。咸丰四年（1854），李瀚章因功任补湖南直隶州知州。咸丰五年（1855），李瀚章总理湘军后路粮草——相当于任湘军后方基地的“后勤部长”。湘军攻克义宁州，保知府，赏戴花翎。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奔父丧回籍，李瀚章因父亲李文安去世也回合肥守制。次年，曾国藩奉旨复出督师，仍召李瀚章回南昌总核粮台报销。
当时，安徽是清军和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州县残破，皖省两大名城安庆、庐州相继失陷。李瀚章带着母亲、弟辈移家于南昌，逃出战火连绵的家乡。
在李瀚章辅佐曾国藩那几年，李鸿章很不顺。咸丰三年，李鸿章怂恿安徽旌德籍的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写奏章，表示要为国分忧。吕大人太相信这位同乡才俊的文才了，奏章看也不看就递上去了。咸丰帝看完后对吕的忠诚大为感动，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大惊失色，知道被李鸿章代写的奏折坑了，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20]于是，李鸿章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
安徽办团练，远不如湖南有章法，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统一的规划。这样的乌合之众，哪能和气势方盛的太平军作战呢。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克舒城，吕贤基投水自杀，而失去“大哥”的李鸿章则投靠在安徽巡抚福济的麾下效力。
在老家安徽办团练时，李鸿章还是年轻气盛，“专以浪战为能”，即虽然勇敢，但作战轻率，被人讥笑为“翰林变绿林”。虽然李鸿章叙功赏加按察使衔，但在老家官场受人嫉妒，人际关系搞得很不好，处处受排挤。
咸丰七年，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一起回家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投靠大哥李瀚章。在大哥的建议下，李鸿章决心投靠当年的受业师曾国藩。举目四望，此时天下可以依靠的大树也只有曾国藩了。
咸丰八年十二月，李鸿章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可以说，李鸿章是走投无路时才跟着老师曾国藩混的，而他的大哥李瀚章，在老师刚刚练兵、前途未卜时就为老师筹办粮草。但李鸿章后来居上，很快在老师曾国藩心目中的位置就超过了大哥李瀚章。
李鸿章是全能冠军
有一位长者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这句话用在李鸿章身上很适合。“只要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所谓时势造英雄。长者谦逊地说出了历史进程对其的重要性，但“自我奋斗”还是第一位的。在历史机遇面前，有人抓住了，有人却失去了。能够抓住历史机遇而大有作为的人，既要有相应的才能，还要有相当的见识。
咸丰八年十二月才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成为曾国藩的政治接班人，除了前文所言的因素外，主要还是李鸿章的才与识超越同侪。
如果比入幕先后和亲近程度，李鸿章不如自己的大哥李瀚章，以及郭崑焘、郭嵩焘兄弟和李元度、陈世杰等人。郭嵩焘在曾国藩中进士前即结交，李元度、陈世杰与曾国藩还有同乡之谊，而江西人吴坤修早就独领一军“彪军”作战了。
李鸿章刚进曾国藩幕府时，也确实有一段适应期，而众位大哥把这位“见习生”李二并不放在眼里。在安徽办团练时，李鸿章性格疏阔，不拘小节，其中一件事就是起居无时，睡懒觉，不吃早饭。为此，曾国藩专门整治他一番，让他在即将天明时必须起来和众幕友一起陪着老师吃早饭，从而养成严格的军营生活习惯。这让后来的李鸿章受用无穷。
但过了不久，曾国藩和众幕僚对李鸿章则刮目相看。此人的综合素质超过幕府同僚，可从几方面加以分析：
一、出身。这个出身不是指家庭，而是指科场功名。李鸿章是以殿试二甲进士被选进翰林院的。这在当时的士子里面，最为清贵。在重视科第出身的清代，曾国藩幕僚中只有郭嵩焘等几个人可比，其他举人、秀才出身的对其必须甘拜下风。
二、文才。李鸿章早年跟随曾国藩学作文，深得其老辣笔法。幕府中，起草公牍特别是奏章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今也一样——机关里的公文高手总是被人高看一眼。李鸿章起草公文又快又好，很能打动阅读者。李鸿章替曾国藩拟稿参劾翁同龢之兄、安徽巡抚翁同书，其中“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21]一句，字字千钧，堵住了慈禧太后想对翁氏子弟网开一面的嘴。
三、带兵经验、办事能力和决断的气魄。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比起办后勤的李瀚章、郭崑焘和文才出众的郭嵩焘、李榕、李鸿裔等人，李鸿章最大的经验是带过兵。虽然他在安徽办团练和捻军、太平军作战时败多胜少，但打败仗也能积累宝贵的经验。李鸿章办事能力很强，手腕比他的老师曾国藩还高明，格局阔大，能当机立断。同为曾国藩幕僚的何栻曾写诗称颂李鸿章“一洗书生酸儒气”，是精到的评论。至于老家士绅笑话他“翰林变绿林”，在战乱时期可视为对其一种能力的肯定。大敌当前，书生气百害无一益，必须作风泼辣，有杀伐决断之气魄。
四、现实条件也使曾国藩不得不选择李鸿章。咸丰十一年（1861），钱鼎铭来到刚刚规复的安庆城，代表上海士绅向两江总督曾国藩乞师。上海是当时苏南唯一还由清廷掌握的重镇，洋人聚集，洋行林立，是最重要的财赋之地。作为两江的最高军政长官，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财经层面，曾国藩都必须保住上海，可当时他无兵可派。三河之战，李续宾及近六千湘军精锐战死了。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重病，已因丁忧回湘休养，不久后去世。鲍超等人显然不是独当一面的帅才。曾国藩也劝说过九弟曾国荃领军去支援上海，而倔强的曾老九把攻占南京立下首功看得更重要。至于能力超群的左宗棠，已带兵去另一个战略重点地区浙江。
曾国藩提出“以两江之才平两江之难”，那么两江的人才中没有比李鸿章更合适的了。上海在太平军的围攻下岌岌可危，沪上士绅望大兵若甘霖，不可能拖延太久再练一支新军；而皖省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有了团练基础，已经涌现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周盛传等将领和一批经过实战的兵士。李鸿章要做的工作，就是凭李家和他本人的威望，把这些活跃在江淮之间的家乡团练整合起来，迅速成军，挥师东下。
李鸿章的眼光比曾国荃长远，他看到了自领一军去上海的远大前景，便自告奋勇争取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在太平军围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时，李鸿章为保命离开了老师，且拒绝拟稿参劾好友李元度，与老师结下芥蒂，而导致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亦是“不能共患难”。但曾国藩毕竟是宰相肚量、大将胸怀，要做大事的他原谅了门生这些惹他不高兴的小事，最终拍板让李鸿章自领一军去援沪，并分拨所器重的韩正国带领亲兵营和战斗力强悍的程开启营等几个营作为“嫁妆”随李鸿章东下。自此，李鸿章一飞冲天。同治元年（1862）四月，署江苏巡抚，不久后实授，而淮军也因此而兴。
历史证明，曾国藩选择李鸿章是他一生最为正确的决定之一。李鸿章及淮军兴起，影响清朝政局三十年，也使得曾国藩避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李鸿章挽悼曾国藩所言“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22]，乃是写实之语。
1892年，李鸿章站在人生之巅
清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1892年2月3日，立春前一天），京师门户、直隶总督官邸所在地之一的天津城一片祥和的节庆气氛，各衙署大小官吏尚未开印上班，还在忙乎拜年、访亲、宴饮。这一天，津门的士民都在关注一件千载难逢的盛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七十大寿庆典。
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晚清，光绪十八年算是一个太平年份，甚至可以说大清帝国表面上看起来呈现了一些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同光中兴”，并非一味自吹自擂。如果从同治三年（1864）平定太平天国算起，大清以“洋务运动”为重心的革新事业颇有成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不殊的业绩：
一、内政、外交方面。敉平延续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紧接着平息了中原的捻军和西北、西南的回民起事，赶走了阿古柏收回了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行省，由湘军名将刘锦棠任第一任巡抚。开始放下天朝大国的身段，以“万国公法”为圭臬和洋人打交道：曾纪泽赴俄国要回了伊犁，南部和法国的战争以胜求和，划定了中越边境；东南在与日本交涉中虽然失去了琉球，但断然出兵抗击法国侵略保住了台湾，并在台湾建立行省，由淮军名将刘铭传任第一任巡抚；吴长庆率袁世凯驻扎朝鲜，袁世凯脱颖而出，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行监国之实，当机立断挫败了朝鲜倒向日本的图谋。
二、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方面。自江南制造局设立开始，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军工厂，建成一个还算完整的近代军工体系；冶炼、开矿等产业发展迅速，电线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京师和各大城市的通信已由电报代替驿马；纺织、制糖等近代化的民生企业也开始涌现；第一条铁路唐胥线在光绪十三年（1887）延续至天津，称“津沽铁路”。陆军装备有了很大的革新，军队开始告别了冷兵器时代，配备了近代的枪支和大炮；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成军，其舰队为亚洲第一，令近邻特别是日本颇为忌惮。在人才培养方面，马尾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海军、陆军军校设立，并自同治十一年（1872）官派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去欧美学习。——这样的成就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在帝国的中枢，即位十八年的光绪帝正值弱冠之年，他已亲政五载，年轻气盛，颇思作为。当国已三十年的慈禧太后虽退居幕后，但在重大问题上有最后的决策权，仍然是帝国的实际掌舵人。
大清能有“同光中兴”之成就，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涌现出来的湘淮系汉族大臣居功至伟。这些中兴名臣中，排第一的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距此时二十年矣；胡林翼死得更早，于咸丰十一年（1861）病殁，未能见到收复金陵；骆秉章死于同治六年（1867）；沈葆桢死于光绪五年（1879）；光绪初年与李鸿章在政坛上不分颉颃的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逝于福州；彭玉麟和曾国荃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的资历比李鸿章浅得多，并未指挥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平乱之战。
环视天下，中兴元老仅存的只有李鸿章了。李鸿章自同治元年（1862）任江苏巡抚算起，身膺封疆重寄逾三十年；从湖广总督任上晋协办大学士开始，居中堂相位二十四年；从同治九年（1870）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以拱卫京师达二十二年之久。淮军驻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塞，帝国防务几乎全仰仗淮系将士。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东乡。中国古人记年龄以虚岁计，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五正值李鸿章七十揽揆之辰，此时的李鸿章门生故吏遍天下，太后、皇上对其倚畀之重，无以复加。其权势、声望处在人生的顶峰，他的七十寿辰自然要大大地庆贺一番，太后、皇上以此表示对元勋之恩宠，而天下百官则要以此来表示对李中堂的爱戴之情。李中堂的七十大寿，是清光绪十八年开年第一件国家大事。
关于李鸿章的七十寿辰，2019年9月朋友赠送我的一套由合肥市图书馆编的《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一函六册，竖排线装）说得详细。这套书收录了慈禧太后、光绪帝赐给李鸿章贺寿的匾额、对联以及礼品的绘图，西苑门赐寿图、恭迎赐寿图以及李鸿章的谢恩折子，文武官员和外国使节参加的寿筵图。附录的五册收录了文武百官给李鸿章祝寿的寿序、寿诗和寿联。
这套书详细地再现了李鸿章在生前享受了为人臣者最高的荣耀，读者可一窥人生顶峰的李鸿章的煊赫威势，正如编者所言：“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祝寿庆典，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创下了清王朝之最。”[23]通过阅读这些官样文章，也能品味大清上层社会的世态人情，分析大清官场微妙复杂的关系，并看到当时大清帝国君臣因“洋务运动”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吹嘘为“海清河晏”的自我陶醉。
其中，慈禧太后御赐的物品有：御书“调鼎凝釐”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益寿”题字一幅，蟠桃图一轴，无量寿佛一尊，带愫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
光绪帝御赐的物品有：御书“钧衡笃祜”匾额一块，“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勚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尊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匹。
赐寿仪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衙门西苑门举行，文武百官聚集在此恭迎钦差大臣和护送两宫御赐礼品的官员、太监。据《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序言《晚清官场的一场盛宴》介绍：
恭迎仪式结束后，由九位官员骑马引导的仪仗队绕城进入总督府寿堂，御赐物品用二十二乘大轿抬着徐徐跟进，每轿由四名官兵抬杠，另有两名官员护轿。[24]
祝寿的官员太多，寿筵分三处摆设，分别是吴楚公所、大王庙和戈登堂，其中戈登堂专门招待外宾。
由此可见，太后和皇上对李鸿章恩宠之厚，远超对其师曾国藩。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如此风光者，李鸿章可谓满汉大臣第一人。
煌煌五册收录的寿序、祝寿诗、寿联，其作者上至亲王、贝子、军机大臣，下至知州、知县，当时大清多数总督、巡抚都有祝寿文字致意。若再细读这些文字，既能察觉出当时大清官场的重要官员和李中堂的亲疏远近关系，也能分析出大清官场的派系、门阀，还能看出在李鸿章处于荣耀之巅时以他为首领的淮军系势力也处在鼎盛时期，而湘军系已是明日黄花被边缘化了。
撰写寿序的大佬中，排第一人的是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他一人撰写了三篇寿序。三篇文章各有侧重：第一篇官方口吻最浓，大约是代表以军机处为首的百官，由礼部尚书李鸿藻书写；第二篇代表甲辰年（1844）乡试、丁未年（1847）会试的同年，亦由李鸿藻书写；第三篇侧重张之万的私人角度，且强调了李鸿章治理直隶的功德（张之万是直隶南皮人），由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书写。
张之万和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起会试登第的同年，那一科张之万是状元，李鸿章是二甲十三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同年之间关系是很亲密的，基本上都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利益同盟，且张之万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两人是儿女亲家。这样的关系是铁上加铁了，因此张之万在寿序上的落款是“年姻愚弟”。
清代会试历科有“响榜”“哑榜”之说。“响榜”也称“龙虎榜”，指的是那一科所取的进士日后做大官、有成就者甚多，而“哑榜”则是所取士后来没出几个大人物。道光二十七年的会试是不折不扣的“龙虎榜”，那一榜有大学士二（张之万、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沈桂芬，1892年时已经去世），尚书二（庞钟璐、徐树铭），侍郎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内阁学士三（许彭寿、袁希祖、伍忠阿），总督四（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马新贻），巡抚一（鲍源深），布政使五（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
李鸿章是甲辰科乡试举人、丁未科会试进士中成就最大的，因此张之万在寿序中赞美李中堂为这两届“毕业生”的骄傲，曰：“故一时受论功之爵位、蒙延世之赏者甚众，而要以公独膺五等封为荣。洎乎海内绥定，深宫加意吏治，则两科之出任方面者，殆以百数。”[25]张之万认为，丁未科诸同年官场亨通的好头，是由李鸿章开启的。
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这位探花出身的大官有经营八表之志，目无余子，但他是张之万的族弟，老家南皮县又在李鸿章的治下。这番张之洞恭恭敬敬地以晚辈的名义奉送寿序，并写有寿联曰：“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26]
军机大臣张之万对李鸿章都有如此高的评价，其他官员特别是淮军系或早年与李交情甚厚的官绅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在他们的笔下，李爵相庶几对大清有再造之功，是世界景仰的伟人。李鸿章的庐州府同乡、出身翰林、随他一起领淮军驰援上海的刘秉璋送寿联曰：“南平吴越北定燕齐二十年前人羡黑头宰相；西辑欧洲东绥瀛海三万里外共推黄发元勋。”[27]其他如孙家鼐、吴汝纶、吕佩芬、刘瑞芬等皖籍大佬也奉送了寿序或寿联，属于淮军系的后起之秀龚照瑗、丁汝昌、袁世凯等人更是不甘落后。那些当年随李鸿章创建淮军、已经故去的宿将，则是由儿侄辈送寿序寿联。例如，周盛波之子周家谦、周盛传之子周家驹兄弟，自称“小门生”（他们的父亲是李鸿章的门生）联合送寿序；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送了寿序。袁世凯亦以子侄辈身份撰写寿序祝寿，其在寿序中言“中外群僚，文武百官，竞为诗文，赞述勋德”之盛况，更申明他与李鸿章的关系：“世凯以通家年少，公府末吏，从事最晚，受知独深。”[28]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叔父袁保恒和李鸿章是同辈人，彼此在剿捻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淮军系元勋除李鸿章外，当时尚在世的有刘铭传，但在《合肥相国七十赐寿图（附寿言）》这套书中未能发现他送的文字，殊为不解。难道当时回到合肥养老的刘铭传对李鸿章这场风光寿典别有看法？
湘军系送寿序、寿联的有谭继洵、彭楚汉、陈湜、王之春和曾国藩家族专用写手王定安，而尚在人世的重要官员如陕甘总督杨昌濬、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在湘乡老家养伤的新疆巡抚刘锦棠无一字致意。曾国藩去世后，湘军系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和李鸿章多有冲突。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曾国藩家族竟然无一个重要代表以一字致敬，亦是值得玩味的事情。虽然在两年前（1890年）曾纪泽、曾国荃先后谢世，但曾国藩的孙辈已有成人出仕者，如其长孙曾广钧三年前（1889年）就入翰林院，且是京师有名的才子，其身份和才华完全可以写祝寿文字的呀。曾氏家族只有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指在庚子事变时做怀来知县并接待逃难的慈禧太后的那位）送了一副寿联曰：“茂德所绥中外禔福；长生无极饮食寿康。”[29]这还是因为曾纪泽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侄子李经馥（李鹤章之子），他得叫李鸿章为岳伯父，故自称“姻世愚侄”。
一些拍马屁的官员为了凸显李中堂的丰功伟业，甚至拿曾国藩出来做铺垫。例如，潮州镇总兵刘世俊在寿序中说：“并称之曾、李，而不知江宁未克，公决其策。江宁既克，公善其成。湘乡所赖于我公，较公之所得于湘乡者为更多。”[30]意思是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如曾国藩得力于李鸿章。如果曾氏子孙看到这些文字会作何感想？世态炎凉，一至于斯！
还有一个人的态度值得注意，他就是光绪帝的老师、李鸿章的老冤家、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翁、李两家，结怨日久。当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太后、皇帝都那么重视，善于弄巧的翁同龢自然不会没有一点表示。他写了副寿联曰“我国有大佬，是身得长生”[31]，落款“晚生翁同龢”。作为一位状元出身的帝师，这样的文字完全是官场的应付。
“乐极生悲，月满则亏”，古人所言不差。七秩寿庆的第二天即正月初六，李鸿章小妾所生的最幼子李经进突发疾病而亡。是月十三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云：
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32]
“颂阁”即徐郙，字寿蘅，嘉定人，时任左都御史，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翁同龢这段文字，读起来真使人不舒服。人家钟爱的幼子死了，他非要提及其庆寿的场面太大，连李鸿章相信西医也成为他讥讽之事。难道信中医就能救治其幼子的性命？
李鸿章的七十大寿能成为旷世盛典，原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一是对清廷而言，李鸿章确实是忠心耿耿、劳苦功高。从咸丰三年（1853）回合肥办团练以来，李鸿章为清廷呕心沥血四十年，平内乱，搞外交，办实业，都有相当的成绩。
二是如张之万寿序中言，李鸿章“曩时横戈跃马之场，指挥豪俊收拾山河，重扶日月，其文经武纬与公相颉颃者，今已如星辰落落，不可多得矣。其次者，名位声望又稍出公下。惟公以鲁国灵光，岿然独存”。咸丰年间因应对太平天国内乱而崛起的诸位元勋先后谢世，李鸿章是硕果仅存者，而人活得久有一个好处，最后的话语权属于他，所以此时清廷只能仰仗这根唯一的柱石。
三是李鸿章很喜欢这样的大排场。比起要做圣人的老师曾国藩，李鸿章是豪杰性格，做事手腕更圆通，也不那么忧谗畏讥，名利之心比乃师重得多，因此对皇恩浩荡和百官逢迎很是受用。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此时的清廷内外局势大体平静，国家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国库较为丰盈，可以为一位元勋办这样的庆祝典礼。甚至可以说，这次庆寿是清廷革新大业的一次巡礼。如果对照一下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一日六十岁生日的冷清，可见二十多年来情势之变和师生二人性格的差异。
当时，曾国藩办完了天津教案，委曲求全的他被士林唾骂，两江总督马新贻又被刺杀，舆论则指向湘军是幕后操纵者。曾国藩被钦命回金陵再做江督。回任前，曾国藩进京觐见太后和皇上，他的六十岁生日是在北京度过的。虽然太后也赐了曾国藩御书“勋高柱石”匾额，赏赐玉如意、蟒袍等物以示恩宠，但祝寿的规模很小，就是一些同乡聚在一起吃了个饭。据当天曾国藩的日记载：
黎明起，寓中拜寿者数起。是日为余六十生日。饭后少停，即出门。细雨泥泞，至长沙会馆一坐，全无一人在馆寓居。途次，拜客三家。自长沙会馆出，又至辰沅馆、宝庆馆、上湖南馆各一坐，三处皆有人陪谈。旋又回至西头麻线胡同，拜魏庚臣。未正始至湖广会馆，南北同乡，唱戏公请。一则督抚进京，同乡向有公饯之局，一则借此为余祝寿也。听戏至酉正，灯上时始归。夜饭后清理文件。刘省三（刘铭传）来，久谈。二更四点睡。[33]
平息太平天国起事第一功臣、膺一等侯爵之封的高官，同乡为其祝寿还是借督抚进京公饯的惯例，这动静还不如乡下一个有钱的土财主六十大寿，何等的低调！
在大清君臣为李中堂庆寿之时，东邻日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卧薪尝胆，从天皇开始节衣缩食，扩充军备，特别是向欧洲购买先进的军舰，时时以北洋水师为假想敌，冀图在未来的交锋中一举击溃大清的海军。1892年，日本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级别军舰的计划。
1893年，日本明治天皇向全国发出命令，决定在此后六年里，再从国库中每年拨出三十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上缴国库，专款专用来购造军舰。
李鸿章寿典的前半年即1891年6月26日，丁汝昌亲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主要军舰组成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此次访问历时四十余天，访问了马关、横滨、长崎等地，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此行给日本官民极大的刺激。
其后，日本法制局局长宫尾崎三郎记述了上清国军舰参观的感受：“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34]日本《时事新报》也报道称：“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35]
焉知这次晚清官场的集体盛宴过后才两年多（1894年）的甲午之战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樯橹灰飞烟灭；淮军则在陆战中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这时，清廷想起了边缘化日久的湘军，希望通过换将来挽回败局。于是，刘坤一临危受命任前敌总指挥，左宗棠和曾国荃的旧部魏光焘、陈湜、李光久应召，带领仓促成军的将士赴辽东作战，但于事无补。
其实，从官员给李鸿章的祝寿文字中，可以一窥甲午淮军战败的某些原因。张华奎盛赞李中堂大人待人宽厚、提携部属不遗余力，云：“公膺疆寄三十年，未尝轻劾一属吏。”[36]对官员来说，遇到这样的上司，是福气；但对国家来说，未必是好事。曾国藩善于培植人才，亦能量才而用之，不会因为和自己的关系亲密而将某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例如，曾国藩和郭嵩焘青年时即结为好友，但他知道郭不能独当一面，就告诫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不要重用同年郭嵩焘；其对下属赏罚分明，像李元度这样早年随他的同乡好友、姻亲，犯了大错照样参劾。但李鸿章不然，他更善于做人，对“自己人”过于宽厚仁慈。因此，做了三十年封疆大吏的李鸿章的幕府，涌现的人才远不如曾国藩的幕府。
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清廷政治腐败，高层相互倾轧，指挥体系混乱。但李鸿章用人讲亲疏、重乡谊甚于量才适用，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像叶志超、卫汝贵这样品行低劣、贪财怕死的庸才，却委任那么重要的职位，无非因为他俩都是合肥同乡。此二将统率军队在朝鲜与日军交战中，一战即溃，毫无斗志，贻羞中外。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父子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而李鸿章本人则承受了千古骂名。从荣耀之巅坠入人生低谷，竟是如此之快。“同光中兴”的气象也被雨打风吹去，国运从此一蹶不振。但在1892年那个早春时节，李鸿章乃至慈禧太后、光绪帝，恐怕料想不到这些吧？
1892年，李鸿章和他效忠的大清帝国都处在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幻象中。不过，这一切只是一抹回光返照。
李瀚章：宗族的规矩，大哥还是大哥
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送挽联曰：“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37]
这副挽联流传甚广，上联写李鸿章自己和老师曾国藩的关系，下联颂扬老师的功业，颇为贴切。不过，李鸿章自我表明是“门生长”，即曾国藩众多门生和幕僚中的第一人，未免让人议论。因为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入曾国藩的幕府更早，排座次怎么能屈居弟弟之下呢？
当然，无论从地位、事功，还是对老师事业的继承与光大，李鸿章确实是曾文正公众多门生和幕僚中的第一人。按官场的规矩来论，李鸿章说自己是“门生长”，不算托大，因为官场就是按职位排座次的。
1882年，李瀚章、李鸿章的母亲李太夫人以八十三岁高寿殁于湖北武昌衙署，皇帝下谕旨曰：
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钦此。[38]
可见，在皇帝的圣旨中，也是把老二李鸿章排在老大李瀚章的前面，这是朝廷的规矩。
在宗族中，排座次则与朝廷按级别高低的排序法不一样，而是严格按长幼尊卑。日前，吾友李超平兄赐我一篇他从《合肥李氏宗谱》中抄录的《合肥李氏家乘序》，为曾国藩所撰，未收录于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兹录如下：
古者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不通昏媾。小史奠系世，序昭穆，实掌其事。战国分争，封建之典废，氏族之学紊焉。汉晋迭兴，诸牒始盛。六朝迄唐，尤尚门第，士或投牒就试。唐初奉敕第甲乙，勒成书，欧阳修赖以成《宰相世系表》。然而，颜师古犹有近代谱牒妄将托附之讥。五季而后，私谱攀系，至污其祖，洵乎实事求是之难也。
合肥李氏本姓许，先世迁自江右。始迁之祖曰福三公，传十世，慎所公遵其父银溪许公命，为心庄李氏嗣，遂世为李氏。至于今浙江巡抚筱荃中丞，八世矣。惧源流之昧也，与子孙之繁而罔纪也，为谱以鸠之。奉慎所公为李氏一世祖，而以许氏始迁祖福三公至银溪公九世，冠于谱端。许与李百世不通昏媾，犹《周礼》小史义也。不标远胄，杜托附也。
筱荃尊人玉荃公，与余同登戊戌钮福保榜为进士，有子六，筱荃其冢嗣也。曩以拔萃生一试成均，余忝一日之长。筱荃弟少荃，今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又与余同官诸季。当粤寇炽时，麟腾凤翥，各以功名显。合肥自圣清御宇，历二百余年，称大族者，莫李氏比，当代以为荣。筱荃独兢兢业业，举葛庇其根，葵卫其足。聚族人而诰之，持盈保泰，唯筱荃尤贤韦平，事业鼎鼎未艾。然则是谱也，谓即他日宰相世系表也。可视五季私谱逷乎远矣。
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长芦盐课河道、提督军务紫荆密云等关隘、管巡抚事务、世袭一等毅勇侯、姻年通家生曾国藩顿首拜撰。
这篇文章分三层。第一层从远古开始，简述谱牒源流与变迁，强调“同姓不婚”之意，并讥讽世间修谱攀附古贤之病。这是入题，先述古来引发论今。
第二层讲述李瀚章家族之源流。李家原来姓许，先祖过继给李姓，于是改姓，犹遵循古礼不与许姓通婚，并赞扬李家实事求是，不攀附古代的牛人做祖先。为什么这一段特别要说李瀚章兄弟出自许姓呢？我以为含有为这个家族“辩诬白谤”的意思。李瀚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如果按照“同姓不婚”的古训，李家会被士林腾笑。既然李瀚章兄弟八世祖由“许”改姓“李”，实际上就不是“同姓而婚”了。
第三层述自己和李氏父子两代的交情，并赞扬李家门第之盛，为大清开国以来合肥第一家，称颂李氏兄弟的事功与品德，特别是慎终追远，庇护族人之举。
曾国藩与李氏兄弟父亲李文安为同榜进士。李瀚章（字筱荃）以拔贡生参加朝考，被曾国藩录取，所以曾自谦“忝为一日之长”。周朝称太学为“成均”，后世用来代指最高学府；清代称国子监，贡生乃州县生员贡于太学也。科考和朝考的主考官是被录取者的座师，这是由官场法则规定的师生关系。因此，曾国藩为李瀚章的老师，乃天经地义。李鸿章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问学于曾国藩，由曾教授作文之法，这是民间的师生关系。李鸿章当然要称曾国藩为老师，但曾国藩却不能大剌剌地自称为李的老师，所以他只能说和李鸿章（字少荃）是同朝为官之关系。这是大儒曾国藩的谦逊。
《合肥李氏宗谱》修撰的实际主持人是李家老三、早早归隐故里的李鹤章，因为他两位兄长在外做大官，公务繁忙，没修谱的时间。不过，名义上主事者却必须是大哥李瀚章，即曾国藩文中所说的“冢嗣”。“冢嗣”即冢子，嫡长子之意。《左传·闵公二年》：“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杜预注：“冢，大也。”
曾国藩在这一段称颂李家兄弟，其重点是李瀚章——因为李瀚章是宗族当然的“法定代表人”，如“唯筱荃尤贤韦平，事业鼎鼎未艾”。“韦平”，乃西汉时期韦贤、韦玄成与平当、平晏两对父子的并称。韦、平父子相继为相，世所推重。
在曾国藩的这篇序言里，大哥李瀚章是主角，而老二李鸿章只能是配角。这是宗族的规矩。
曾国华：牢骚满腹的人福薄
曾国藩最重要的一组诗《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诗十六首》，从风格、体例上看，我以为师法杜甫的《秋兴八首》。这十六首诗堪称史诗，叙事兼抒怀。
此组诗作于咸丰九年（1859）初，三河之变过去不久。咸丰八年（1858）十月，湘军第一将李续宾和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大排行第六）合湘军精锐五千余人战死在安徽三河镇。但清廷对曾国藩仍然不给予充分的信任，他只能以“前兵部侍郎”的尴尬身份督师于江西抚州。
曾国藩在京师就认识的老哥们、幕友何栻（字廉昉）写了一组十六首诗寄给曾国藩，曾氏读后有知己之感，遂次韵和之。其中，第九首、第十首是曾国藩伤悼手足同胞曾国华（字温甫）之死：
鸰原横第三人，鹤唳华亭不复春。
先轸归元何日是？虞翻相骨本来贫。
科名久滞青云路，身手难扶赤日轮。
十二万年香不灭，从渠捣麝作灰尘。[39]
江雪湖波路几千，壶头归葬事堪怜。
铸金叩叩终何益？理玉深深不计年。
夜月一钩凉蕙帐，春风十万散榆钱。
神灵甲马如相助，莫遣愁人叹逝川。[40]
上面第九首诗中，“鸰原”，典出《诗经·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一种鸟。这种鸟只要一离群孤飞，其余的就都鸣叫起来召唤它，以此比喻兄弟友爱。“横”，“”通“陨”，陨落、陨灭之意。意思是，相互帮助的兄弟中第三人横死。
“鹤唳华亭”，典出《晋书》。陆机在入首都洛阳之前，常常与弟弟陆云游于松江华亭别墅。陆机入仕后，曾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大败于七里涧，被人进谗言而处死。临行前，陆机叹息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意思是，感叹往昔和兄弟一起在故乡的幸福日子永不再来。
曾国华的尸体被找到后，头却不见了，只得用金属铸刻一个头放置于尸身上部下葬（唐浩明小说《曾国藩》中却有另一种解释，说曾国华并未死）。因此，曾国藩用了“先轸归元”的典故，且叹息“铸金叩叩终何益”。先轸，春秋时晋国的大将，因为国君晋襄公私自释放三名崤之战中被俘虏的秦国将领而唾骂国君。事后，先轸为自己冒犯主君而后悔。为了赎罪，在一次对狄人的战争中，先轸脱下头盔、铠甲，冲进敌军中战死。狄人将先轸的首级送还给了晋国，其面色如生。可见，曾国藩伤心自己弟弟的头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虞翻相骨”，典出《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三国时孙吴的大臣，博学洽闻，精通《易经》，性情疏直，说话不给人留面子。有一次，孙权与张昭论及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训斥：“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这等于把主君孙权一起骂为将要死的人。孙权大怒，将其贬斥到岭南。
曾国华在曾国藩诸弟中，被大哥教训得最多。曾国华少时聪明，天分不低，文字有奇诡之气。但曾国华做事为人不踏实，比较浮躁，爱发牢骚，遇事喜欢怨天尤人。自视甚高的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科考屡次失败，如其长兄曾国藩这首诗中所言“科名久滞青云路”，最终他不得不出钱捐了个监生功名。
曾国藩平生很不喜欢动辄发牢骚的人，哪怕此人很有才华。他认为牢骚满腹的人，“必多抑塞”，福气将离他而去，“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41]。因此，曾国藩常因曾国华这个毛病批评他，如他有一次看到曾国华写给他的信字迹潦草，很生气，评论说写字不认真的人命薄福浅。
曾国华这人虽然有这些毛病，但他一个很大的优点是讲义气、有胆略，帮助兄弟、朋友不计个人得失。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坐困江西，江西大部分州县被太平军“第一战神”石达开指挥军队攻占。“江楚道闭，文报不通凡数月”，曾国藩在瑞州的大营岌岌可危。曾国华请示父亲后，长途跋涉到武昌向胡林翼乞师。据《清史稿》记载：
胡林翼令刘腾鸿、吴坤修、普承尧率五千人往援，以国华领其军。攻克咸宁、蒲圻、通城、新昌、上高，以达瑞州。腾鸿战城南，国华偕承尧战城西北，屡破贼。国藩至，乃合围，掘堑周三十里，断贼接济。[42]
正是曾国华在万分凶险时引领大军救了大哥，而曾国藩此时可能更明白一个道理：还是亲兄弟靠得住。曾国华阵亡后，曾国藩在祭文中说：“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43]
曾国华和别人不对脾气，但和李续宾很投缘，两人还结为了儿女亲家。因此，曾国华后来跟随李续宾襄赞军务，事业渐有起色。谁料到，壮志未酬，惨死于三河。
对曾国华之死，曾国藩既悲伤又内疚，内疚的是他平时对曾国华过于严厉，言辞不好，伤了弟弟的自尊心。在确认了曾国华的凶讯后，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二十三日给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的信中说：
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知，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44]
爱发牢骚的人福薄，曾国藩此种看法在胞弟曾国华身上果然应验。对此，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通过唱和何廉昉的诗，这种沉痛而带有愧疚的情感得到悱恻而曲婉的表达。曾国藩希望“十二万年香不灭”（典出温庭筠《达摩支曲》：“捣麝成尘香不灭。”），死去的弟弟能在另外一个世界永远享受香火。
故园好风水，何必葬扬州：有感于曾公吐槽魏源迁坟
在清代，魏源的故乡邵阳县和曾国藩的故乡湘乡县相邻。这两个湘中大县在二十世纪中叶被拆分，魏、曾二公的故里分属隆回县和双峰县，就不再是邻县了。曾国藩比魏源小十七岁，按年齿，魏是曾的乡前辈。然而魏源中进士比曾国藩晚六年，以科第论，魏源又是晚辈。
曾国藩对魏源的见识与学问，颇为钦佩，魏的许多著作他都认真阅读过。可在曾国藩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初十的日记中，他对魏源很是吐槽了一番，字里行间不无嘲讽。其日记载：
与牧云鬯谈家事。沅弟改葬先考妣，本系买定夏家之地，而临开穴时，乃反在洪家地面。洪家之索重资，有由来矣。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惜，不容以丝毫诈力与于其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吾新友中，如长塘葛氏阮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45]
“牧云”即曾国藩的大舅哥欧阳牧云，郎舅之间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家事。这段话基本上说明白了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曾国藩并非不信风水，但反对刻意去谋求吉地。因此，长塘葛氏、金兰常氏和邵阳魏源做了他这番理论的反证。
长塘葛氏在今湖南双峰县荷叶镇长塘村，与曾家是近邻，蔡和森、蔡畅兄妹的母亲葛健豪出自这一族。长塘葛氏在嘉庆年间成为巨富，修建了规模浩大的宗祠，至今尚存。金兰常氏指与曾国藩家乡湘乡县荷叶塘毗邻的衡阳县金兰镇常大淳家族。常大淳是曾国藩的翰苑前辈，在京时过从甚密，后官至湖北巡抚。咸丰三年（1853）一月，太平军破武昌，常大淳举家自尽以殉国。葛、常两家是富贵后花大气力为祖上觅吉地，却没带来福荫。魏源（字默深）对风水更为痴迷，他竟然把祖上两代（应该是其祖父和父亲）的坟墓迁到扬州，觅一块吉壤改葬。
魏源虽然成名较早，但科场蹭蹬。嘉庆十八年（1813）选拔贡，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但此后多次会试落第。他长期在东南一带谋生，先后做过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全家便迁居扬州，同时在南京的龙蟠里亦购得住宅，号“小卷阿”。其子魏耆（字伯孺，号刚己）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言：“（道光）十五年，以陈太恭人（魏源之母）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养鱼饲鹤，名曰‘絜园’。”[46]
魏源举家迁到了当时的“一线城市”扬州，将老母亲迎来奉养，并把两代祖上的骨殖迁移到此处，这或许是为将来子孙扫墓方便。但在当时，历数千里路，不惜重金将祖上从湖南迁葬到江苏则很少见，常人难以理解。大概魏源确有风水的考量，认为在扬州找到吉地更能庇荫后人，因此这个故事在士林流传甚广。
魏默深先生数千里外到扬州为祖上找好风水，而他自己去世后葬在另一座美丽的城市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如今，坟堆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芳草萋萋，灌木丛生（几年前，在杭州的湘籍商人集资在其坟地旧址立碑）。有意思的是，魏源所舍弃的老家邵阳金潭的风水并不差。若干年后，魏源的族侄孙魏光焘以一乡间淘金工入湘军大营，因军功步步升迁，最终官至两江总督，品级远高于魏源的高邮州知州——这恐怕是魏源生前想不到的事。按照风水理论，魏源老家邵阳金潭一带的好风水让魏家另一支占了，这证实了曾国藩所言：“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曾国藩年轻时因其祖父星冈公的教导，自言不信风水、巫鬼和佛道。在生活中，对风水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曾国藩还是保持着必要的敬畏。例如，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曾国藩做京官不久，其父将护送其妻儿及弟弟来京，必须先租一处大一点的房子。曾国藩先到琉璃街看房子，其日记载：
因拜其屋侧蒋君，谈及知此屋曾住狄老辈听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族闾不得谓之非命，此房亦不得谓之不祥。然“忠、节”二字，事后仰慕芳徽，当时究非门庭之幸。加以此房太贵，屋太多，亦不愿住。[47]
据儒家的价值观，前辈的夫人在房里自杀殉节，此乃贞节之举，族人和邻居不能以死于非命待之，房屋也不是寻常的凶宅。可在曾国藩看来，毕竟不是件好事，住进去会感觉不舒服。曾国藩以租金太贵婉拒了，后来租住了棉花六条胡同的房子。不相信风水的人，往往亦会在住房、葬亲上图吉利，这大概是寻常人的心理，曾国藩亦不能免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曾国藩祖母王恭人去世，其不信风水的祖父尚在，便为老妻选择了木兜冲一块坟地安葬。几位孙辈认为此地风水不佳，百般劝阻，但祖父坚持己见。王恭人下葬后几年内，曾家运势很好。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给诸弟一封信中提及此事：
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我平日最不信风水，而于朱子所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二语，则笃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48]
这段文字说明曾国藩在早年对风水已形成稳定的态度，他对风水并非全不相信，但主张不要去强求，因为好风水可遇不可求，有福之人才可得之。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和九弟曾国荃率军在赣、皖等地与太平军作战，但曾国荃仍然放下重要的军旅大事，回湘乡主持为父母迁葬的事。
此前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在老家去世，其从战场回到故乡守制。曾氏兄弟当时并未将父亲和咸丰二年（1852）去世的母亲江太夫人合葬，而是单独葬在另一个地方。乡间有懂风水的人说这块地含“凶煞”，不是一块吉地。咸丰八年（1858）十月，曾国藩六弟曾国华随李续宾战死在安徽三河镇。大概在曾国藩、曾国荃等兄弟看来，父亲的葬地果然是有“凶煞”，故要找一块吉地将父母迁葬在一起。
也许是信息不对称，那么精明的曾老九却犯了错。曾国荃为迁葬父母看中的地方从夏家购得，可风水先生看完山向，用罗盘择定穴位，一开挖却挖到了洪家的地面上。但按湘中风俗，选定的墓穴一旦开挖，不可以填土废弃再选新址，如此对主家大不吉，因此洪家坐地起高价。这平添的麻烦让曾国藩觉得无奈而烦躁，大约在和大舅哥议论时其对曾国潢、曾国荃两位弟弟办事不甚牢靠有微词，也认为给父亲找一块吉地迁葬是有了机巧之心，用了“诈力”，因而不顺利。
后来，通过一番斡旋，曾家出了大价钱，将洪家这块地买下葬了父母。不久后，曾国藩被皇帝简任为两江总督，终于拥有了一块多年来求之不得的地盘；九弟曾国荃也乘势而起，直至两兄弟封为侯伯。若由风水先生来解释，曾国藩父母有福气、有阴德享受了那块吉地，从而带给了子孙绵绵福荫。
李续宾：湘军第一将被皇帝的瞎指挥逼进了绝路
收到湖南作家莫美先生惠寄的其新著《李续宾传》（岳麓书社，2019年版），我忆起了去年夏天莫美先生陪我参观湖南涟源市杨家滩一带（清代是湘乡县上里地区）湘军将领故居群的情形。
在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俩的故居“锡三堂”中，我大为感慨。这座宅邸规模不小，但与杨家滩湘军故居群其他院落相比，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用料、做工都是最不显眼的一处，风格略显俭朴。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是最早扬名立万的湘军将领，且官至巡抚（李续宾战殁前为巡抚衔布政使，李续宜实授安徽巡抚）。咸丰帝称赞李续宾“其有古名将之风”[49]，由此可见一斑。
莫美先生认为，李续宾当得起“湘军第一将”之称号。理由有三：一是首创团练，孕育湘军；二是攻占枢纽，奠定胜局；三是知人善任，广育人才。我同意莫美先生的论断。湘军早期诸大将中，李续宾兼具鲍超之强悍勇猛与塔齐布之忠诚纯良，而器具恢弘、识见高迈却超过鲍、塔二将。另外，胡林翼也多次在信札中称李续宾为“圣人”。[50]
李续宾的故居在老湘乡县最西南的边鄙乡村，与老邵阳县隔着一座龙山，其去邵阳县城（宝庆府城）的距离比去湘乡县城还要近。李续宾早年在家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涯，犁地耙田、栽种果蔬等诸般农艺无不精通。这样的环境下能生长出李续宾、李续宜这样攻守兼备、品行高洁的军事将领，真是很奇妙的事。
三河一役，在李秀成、陈玉成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天才将领合击下，李续宾战死，其麾下湘军精锐五千余人损失殆尽，湘乡县几乎家家戴孝，户户招魂。这一仗使太平天国从“天京事变”的阴影下走了出来，天国上游的军政中心安庆脱困，天京粮荒纾解，太平军后期军心、士气得到了恢复，天国的寿命延长了数年。
李续宾战殁于三河，后世读史者分析了诸多原因。有人分析曰因为湘军系领导人胡林翼守制回乡，湖广总督官文拖延推诿，不派援兵。亦有人分析曰李续宾在攻占九江、声威正盛时，有些轻敌，孤军深入，陷入陈玉成、李秀成的大军包围之中。
上述这些分析都有道理。看完莫美先生的《李续宾传》，我以为李续宾的三河之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清廷最高统治者咸丰帝瞎指挥，其他如无援军、轻敌、战场大雾弥漫都非关键。
按照李续宾及湘军诸位大佬的共识，打通湖口、攻下九江后，湘军的后方基地两湖得到了巩固，困于江西的曾国藩的军队亦与两湖及皖南声息相通。湘军下一个目标就是九江和金陵（天京）之间最重要的城池安庆，只要毕其力克安庆，那么金陵就是孤城一座。李续宾已经做好了围攻安庆的战略部署，并进攻安庆西边的门户太湖县。可就在此时，安徽另一座重要城池、安庆失陷后的省会庐州（今合肥）被太平军攻克。于是，咸丰帝下诏曰：
现在楚军水陆马步数万，悉由太湖、安庆进攻，贼必北窜。著官文即行知照李续宾、都兴阿等，先其所急，改道赴援庐州……[51]
李续宾很清楚关键时刻分兵驰援庐州是昏招，便上奏咸丰帝说：“现在攻剿太湖县城，正当吃紧，若遽行分兵庐州，该逆或分股窜越，不特顾此失彼，两无裨益，且恐因此偾事，贻祸将来。”[52]这道理说得很明白。同时，他还提出在庐州附近的滁州、全椒、巢县驻扎重兵，可以就近调遣去堵住庐州北路。
但是，咸丰帝不听李续宾的建议。对咸丰帝来说，南方再怎么战火连绵，毕竟距离京师尚远，而庐州一丢失，通往河南、山东的门户便大开。一旦太平军以此为据点挥师北上，咸丰帝可就睡不着觉了，大约林凤祥、李开芳的北伐军留给他的心理阴影太大了。
没有战略眼光与定力的一把手，往往会犯咸丰帝类似的错误：一遇到危机，就想起用最能干的部属当救火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做通盘考虑。咸丰帝不但才具平平，而且刚愎自用。自从咸丰帝登基后，太平军就开始纵横中华大地，战争延续了八年仍不见平息的迹象，使其很是焦虑浮躁，因此他过于干预地方督抚和带兵统帅的战略布局，处处插手兵力的调遣。李续宾是咸丰帝最为喜爱的战将，那么必须调他去庐州堵住中原的南边门户。
作为湘军名将的李续宾，其悲哀就在于明明知道北援庐州是“顾此失彼”，会“贻祸将来”，但君命不可违抗，他不得不分兵北上，钻进十万太平军布下的“口袋”。
李续宾死得很英勇，当身边只剩下几百亲兵时，他知道败局已定，决定战死在沙场。据《李忠武公年谱》记载：“立遗疏稿，写家书数行，授周宽世曰：‘持此达湖北，以授吾弟。’因取朱批奏疏，顿首焚之，曰：‘勿使辱于贼手！’”[53]然后，李续宾跃马冲入敌阵战死。不过，据李秀成在被俘后供述，李续宾在敌人攻进之前便在营中自缢而死；亦有投水而死一说。李续宾在遗疏最后一段言：
臣所难安者，朝廷信任恩深，未能报于万一；父母衰颓年老，何堪遭此惨伤？忠孝多亏，君亲两负，此则臣毕生大恨，所为椎心泣血、死不瞑目者也。伏愿皇上万机余暇，珍卫圣躬，优礼亲贤，推诚将帅。毋以臣军一覆，辄谓巨乱之难平；毋以臣命已终，或谓人才之可惜。君臣同德，文武和衷，则大难芟夷，复成郅治，直可计日而待。臣虽不获躬逢际会，然死而有知，当率从死弁勇咸为厉鬼以杀贼，借抒生前之诚愤也。[54]
这些文字，至今读来仍觉浩气长存，感人肺腑。
咸丰帝被李续宾的忠诚刚烈所感动，或许还有一点点因自己瞎指挥导致大将身死的内疚吧。于是，他在手诏中动了真情：
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55]
咸丰帝希望李续宾转世托生仍然是周代申伯、仲山甫那样的名臣，辅佐自己。他发上谕曰：“李续宾从军数载，所向成功。及其见危授命，麾下将士无一偷生，实为古名将之风，允宜垂诸信史，百世流芳。”[56]并予谥“忠武”。除翰林出身或做过大学士的文官谥号第一个字坐“文”，其余谥号中“忠武”最贵，而清代获此谥号者共八人。
李续宾战殁，令曾国藩、胡林翼十分伤心，深感痛失长城，况且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亦随李续宾死在三河。可后来的史实证明，李续宾过早阵亡，最大的受益者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
朝廷一直防止出现尾大不掉的地方军政集团，对其领头人物倍加防范与打压。曾国藩自率湘军出省作战后，处处被中枢为难，原因端的在此。太平军破武昌、占金陵后军威大振，后因为天国高层内讧出现双方实力对比之消长，而清廷这才扭转了战局。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依靠湘军水师肃清长江，控制水运通道；依靠湘军陆师守住湖北、湖南，规复江西、安徽，控制上游；由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困住金陵，收最后破城之全功。湘军水陆之师涌现了罗泽南、李续宾、塔齐布、王錱、彭玉麟、杨岳斌、黄翼升等一大批将领，这些将领率军队由朝廷直接指挥，与八旗、绿营协同作战，无须曾国藩这样处在朝廷和诸位带兵官之间的湘军统帅。于朝廷而言，这是最理想不过的。
这种盘算眼看就要成功，特别是旗人官文坐镇武昌，李续宾等新锐将领凯歌高奏，而这在咸丰帝看来，没有曾国藩，也能灭长毛。曾国藩在李续宾攻克九江前，事实上已经边缘化了，故而咸丰帝有底气下诏对曾国藩说：“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57]这就是要抛弃湘军的“精神领袖”曾国藩。在胡林翼、李续宾、左宗棠等人的运作下，虽然咸丰帝让曾国藩再次出山带兵，但看明白大势的曾国藩已无实力讨价还价了，不得不以“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这一尴尬的“临时工”身份出来做事。
李续宾及近六千精锐在三河覆没，天平立刻向曾氏兄弟倾斜了。等到重建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先后被太平军消灭，朝廷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故授其两江总督之职，尔后令其总揽皖、赣、苏、浙四省军务。曾国藩亦尽量争取作战的自主权，消极抵抗北京的胡乱指示。例如，英法联军威逼京师时，咸丰帝下旨让曾国藩带兵“北上勤王”——又如当年让李续宾分兵援庐州那样瞎指挥。曾国藩知道远水救不了近渴，反而会影响与太平军作战的大局。于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合计，一拖再拖，直到咸丰帝逃到热河，恭亲王与英法合议达成，“北上勤王”也毫无必要了。咸丰帝死在热河行宫后，经“辛酉政变”，联合执政的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一改咸丰帝处处插手的作风，放手让曾国藩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推进：攻占安庆，肃清皖南，由李鸿章带兵守住财赋重地——上海，最后由亲弟弟曾国荃围攻金陵。
如果不是咸丰帝出昏招让李续宾分兵北上收复庐州，而是按照事先的规划，李续宾挟克九江之威，破太湖，围安庆，那么安庆很可能由李续宾攻克，不是两年后才由曾国荃来完成，如此接下来收复金陵的首功或许也很难落在曾国荃头上。
曾国藩晚年说“不信书，信运气”[58]，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国家不幸个人幸：左宗棠诗中的桃源胜景只是幻境
2018年年末，我的故乡湖南普降大雪，三湘四水皆银装素裹。在家乡的朋友和亲人纷纷在朋友圈里发照片和视频，本来就山清水秀的湖湘大地在雪后更是妖娆。
遥看故乡的胜景，我想起了一百八十年前吾湘先贤左宗棠写的一首诗，题为《催杨紫卿画梅》[59]：
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写这首诗时左宗棠卜居湘阴柳庄，那是左氏和家人在一起度过最安宁平和的一段时光。
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积代寒素”的家庭，祖上好几代都是秀才。那时候，民间有“穷秀才，富举人”的俗语。秀才之所以穷，因为只是功名的起点，若一个人进学获得秀才的功名，虽有一定的特权如见官不跪，但是经济收益很有限。如果不能继续考举人、进士而出仕为官，又不事稼穑、不做买卖的话，只能靠做私塾老师为生，那是很清苦的。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就是一名秀才，但考运不好。左观澜和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是岳麓书院同窗，可胡达源日后高中了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而他只能以秀才终老。
不过，左观澜感到宽慰的是他有三个聪明而刻苦的儿子：左宗棫、左宗植、左宗棠。三个儿子跟着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读书，学业都很好。长兄左宗棫在二十四岁时病亡，左宗植和左宗棠两兄弟在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乡试中同时中举：左宗植为第一名（解元）；左宗棠中第十八名，时年二十岁，可谓相当年轻了。但那时候，大左宗棠一岁的曾国藩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直到第二年（1833年）参加第七次童子试才进学，成为一名生员。
可接下来，左氏兄弟的考运实在是太差，止步于举人。左宗棠分别于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十八年（1838）三次进京参加会试，皆落第。其中，第二次会试已经被录取了，后来考官发现湖南多录了一名，湖北少录了一名，便把左宗棠的名字划掉，补上了一名湖北举人。——人生，就是这般有许多偶然性，得失往往在某个大人物的一念之间。在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时，后来居上的曾国藩不但中了进士，且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落第后，左宗棠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会试。
不参加会试，就无法成为进士而做官，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左家没什么田土，大概比曾国藩家还要穷。左宗棠中举人后，被湘潭周家看上，将女儿周筠心嫁给了他。周夫人的长辈做过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在湘潭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穷家小子左宗棠只能入赘周家，做了好些年上门女婿。由于三次会试落第，周夫人娘家当地的人便瞧不上这个倒插门女婿，自尊心极强的左宗棠亦有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左宗棠多年后在给亡妻周夫人的墓志铭中曰：“逾年，长女生，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乞外姑西头屋别爨以居。”[60]“外姑”，即岳母。好在妻子和岳母对左宗棠很好，相信其非池中之物。
举人毕竟是地方精英，虽然不能直接出来做官，但竞聘教职远比秀才有优势，而且左宗棠的学问和才能远近闻名。于是，左宗棠得以主讲于醴陵的渌江书院。因为这段机缘，左宗棠结识了道光年间的名臣、湖湘人才的“推手”陶澍。
道光十七年（1837），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巡阅江西，顺道回湖南安化扫墓，经过醴陵，在当地要住一宿。醴陵的知县当然要好好招待这位湖湘第一大员，必须布置一下陶澍下榻的行馆。那时候，当官的读书人多，逢迎高官讲究一个“雅”字，于是知县找来左宗棠给行馆前新写一副楹联，专门欢迎陶澍。——如果搁在现在，一定是大红横幅，上面是电脑打印的大字：“热烈欢迎陶澍总督莅临醴陵视察工作”。
左宗棠大笔一挥，写就一副流传至今的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61]
这副对联写得太好了，奉承陶澍非常到位，用典很贴切。上联说的是道光帝接见陶澍，天语慰劳问及陶澍早年在家乡安化资江边的印心书屋读书的往事，并挥毫写下“印心书屋”几个字赐给陶澍——这是旷代殊荣。如今离家二十余年的陶澍回老家，资江中间的印心石仍在，等待着旧时的主人。下联既用旧典，又贴现实。陶澍的先祖是东晋名臣陶侃，而陶侃身兼荆州、江州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据长江上游，乃东晋最有实力的大臣，和王敦、王导兄弟分庭抗礼。“八州子弟”可指陶家先祖管辖荆湘八州军政大事，也指家乡各州的子弟翘首盼着陶澍回乡。
陶澍一看行馆前的楹联，很是高兴，要知县把写对联的先生找来一见。一见面，看到左宗棠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深谈下去，惊为奇才，于是两人结成了忘年交。第二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后，绕道南京去见陶澍，陶澍替自己七岁的小儿子陶桄向左宗棠的大女儿求婚。一位总督和一介布衣，两人年龄差了一辈，却结为儿女亲家，这在当时成为官场奇闻。陶澍此举，含有托孤之意。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死在南京，而陶澍的好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和左宗棠的好友、陶澍的女婿胡林翼皆写信给左宗棠，请左宗棠去陶澍的安化老家以给女婿陶桄做家庭教师的名义主持陶家大计。在陶桄之前，他的兄长夭折，其余的都是姐姐。陶桄成了陶家的一根独苗，又是小妾所生，而陶氏家族对宫保大人的遗产可是虎视眈眈。宗族夺孤儿寡母之产，在那个时代的湖南乡下是常事。左宗棠来替女婿做主，颇有威慑力。
左宗棠在安化陶家做了八年的家庭教师，将陶桄教养成人，并把女儿嫁了过去。在此期间，左宗棠举家离开湘潭岳母家，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建宅院名“柳庄”。其“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62]；他还把安化的茶树引进到湘阴，并栽培成功。
做一个隐居乡下的土地主了却终身，应该是左宗棠当时真实的想法。一个举人，如果没有特别的机遇，即便通过“大挑”出来做官，也就是一个县的教谕，而年龄已是一大把。左宗棠不乐意这样的仕进之道。咸丰元年（1851），左宗棠在给贺熙龄的次子贺仲肃的信中云：
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63]
回到左宗棠《催杨紫卿画梅》这首诗，其写于道光十八年（1838），描写的是一年冬天左公从安化归来，船行湘江，正是大雪漫天。回到柳庄，天色已晚，而庭院中十二棵蜡梅正吐蕊怒放，芳香扑鼻。然后，他想到了要让画家朋友杨紫卿把雪中蜡梅画下来，并给了个命题：“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如果那时候有智能手机，何必请画家？以左文襄公的性格，他一定会拍无数张“柳庄雪中蜡梅”照片，并发到朋友圈里嘚瑟。
但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只是幻境。就在左宗棠对贺仲肃说不想出山的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杨秀清于广西金田村起事，洪流滚滚，浩荡向北。湖南毗邻广西，太平军出广西后，攻打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便是长沙。湘阴距离长沙很近，又当北上岳阳的孔道，如果长沙被太平军占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了桑梓能够保全，在各方催促之下，左宗棠终于出山，入湖南巡抚张亮基之幕，参与筹划保卫长沙。
是年，左宗棠四十岁。从此，他永别了闲适的田园生活，而时刻处在危险的战争与繁忙的政务之中。直到他七十三岁督师东南，指挥与法国的战争，病逝于福州。
如果天下太平，没有洪、杨的起事，左宗棠终老于柳庄，至死也只是一位乡绅，恐怕是大概率事件，而他后来的不朽勋业也就无从谈起。但天下大乱，左宗棠的人生下半场才那样精彩。
国家不幸个人幸，于左公而言如此，对当时大多数湘淮军将领来说亦是如此。
精通一行就有饭吃：从大哥教导诸弟的家信说起
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廷失败告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天朝上国被夷人第一次重重地打脸，但那时中国的士大夫普遍只认为这是一次类似过去胡骑扰边的战争，天朝不过是以岁币换和平而已。
这一年，曾国藩虚岁三十二岁，在翰林院做一个清苦的京官，正致力于程朱之学，公事不多。这一时期，他给家人的信写得勤，而每封篇幅颇长。
是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已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64]
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其四弟曾国潢、六弟曾国华未考上秀才而言，恐两位弟弟心思浮躁、自暴自弃，不知道努力的目标。曾国藩和亲弟弟说话，力求平实，避免空洞的说教。在曾国藩看来，“谋食”即找到终身可依靠的职业是最重要的事。在农耕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是靠智力吃饭，其他三类是靠体力吃饭。可不管是劳心还是劳力，都是找一个饭碗。读书也一样，做官食俸禄，那是朝廷给的饭碗；当教师、当清客、当师爷，也都是为了吃饭。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饭碗，自己做不了主，得别人说了算；可自己的专业是否精通，就完全取决于本人了。读书人如果真能精其业，安能最终得不到功名？即使运气很差，没有获得功名，也能有其他的途径谋食。曾国藩认为，“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专业精通，不可能总是找不到饭吃的。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要让自己精通某一行，没有别的窍门，就是专心致志，而不能这山看到那山高，想法太多。曾国藩天资不高，能成就大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用“笨办法”——做一件事就认认真真、心无旁骛地做好，把事情做到极致。曾国藩有一句名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65]“莫问”之意，不是真的不需要收获了，而是说只要好好地耕耘，不需要太担心收获，因为土地不负勤劳人。
此中道理，至今不过时呀。我等驳杂不专，已历半生，惭愧！
佃户的权利：读曾文正公一则日记有感
道光十九年（1839），中了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曾国藩回到老家湖南湘乡，循例休假。
在休假日，曾国藩无非是访亲拜友，四处打秋风。他在农历二月二十日一则日记中云：
朱良二旧佃彭简贤阻新佃易朝宗耕，昨日有人和释，劝朱出钱三千。简贤已写退耕领信字，本日复强悍不服，辰后带上永丰分司处法禁。午饭后，由永丰起程，至走马街宿。[66]
这段话记载了当时湘中地区一起退佃纠纷。“朱良二”是湘乡县梓门桥人（今属双峰县），与杏子铺的朱尧阶同族。朱尧阶是曾国藩早年在故乡时最为尊重的兄长和同学，朱家比曾家富裕，常年资助曾家粮米，直到曾国藩做了京官依然。朱良二原来的田租给了一位叫彭简贤的佃户耕种，后来想换给新佃户易朝宗耕种，且事先已经给彭简贤说好了，并支付了三千钱（道光年间大约一两多银子）做补偿，而彭佃户已同意签字画押。可到新佃户来耕种时，这位姓彭的旧佃户又来阻止。作为新科翰林的曾国藩，帮助朱家将闹事的旧佃户带往永丰镇（今双峰县城）分司衙门办“学习班”。
湘乡当时是超级大县，县境包括今天的湘乡市、双峰县、娄底市娄星区和涟源市一部分，故派县丞（副县长）分驻永丰镇，处理湘乡中里一带乡村的事务。
这位姓彭的旧佃户，或许此前由于信息不对称受了骗，轻易交还了佃权，所以到了新佃户来耕种时又反悔并前来阻止；或许此人纯是耍无赖，出尔反尔，得了钱后又反悔。不管怎么样，一个佃户竟然敢和东家对抗，让东家不得不请出了新翰林曾老爷来打通官府。县丞看着新翰林曾老爷的面子，估计会对“闹事”的旧佃户严厉处置，以示震慑。——中国古代的穷人未必怕富人，但是怕官府。
这件事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受剥削、受压迫的佃户怎么敢这样呢？地主怎么这样窝囊？
下面以我小时候爷爷给我讲过的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为例，证明湘中佃户确实不是逆来顺受。
我爷爷年轻时租种了邻村王九老爷的几亩水田，每年交租足额而及时。在秋收的时候，地主一般会巡视其佃户种的田地——担心佃户偷藏稻谷。佃户对巡查的地主当然是很巴结，杀鸡杀鸭招待。可当王九老爷到了我家，我爷爷不当回事，吃饭时连个鸡蛋也没有，端上一碗咸菜和一碗米饭。无论王九老爷怎么暗示，我爷爷就是不当回事。最后，王九老爷发飙了，饭也不吃了，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明年，这田你别种了。”——意思是，强行退佃。
没成想，我那位硬气的爷爷回敬一句：“好吧，我看谁敢接着种。”
果然，退佃以后，没有新佃户敢接手我爷爷耕种的田地。原因很简单，我爷爷并没有违背按照收获的一半交租给地主的约定（地租比例，各地和各个时期可能不一样。我记得祖父和父亲说过当时东家和佃户对收获的稻谷是对半分），仅仅是因为佃户招待不好东家就被东家退佃，违反习惯法，所以没人敢接盘。开春时，眼看几亩好水田要荒芜的王九老爷不得不来找我爷爷，求他再耕种下去。——我爷爷很是牛气地拿糖了一把。
曾国藩日记所写的事和我爷爷与王九老爷的交锋大约相隔一百年，那一百年间湘中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基本稳定，地主对佃户并不是予取予夺，随便就能收回佃权的。由此可见，这个习惯法很是强大。
曾国藩日记所写的是道光年间的事。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即位后，下谕旨将这一习惯法变成了成文法：
佃不辞东，东不得辞佃。
意思是，佃户可以主动退佃，不种东家的地，而东家不能无正当理由收回佃权。这种对佃户权利的保护，实质上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所以我爷爷晚年还能给我吹牛说他赢了东家。
从一封家书可窥太平天国爆发的必然性
太平天国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大规模的一场农民起义，延续十四年，席卷大半个中国。其与清廷的战争亦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所造成的惨重后果，考诸史册，无可逾之。太平天国的重点活动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而战争过后昔日的富庶之地呈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境况，人口和财富呈现跳崖式下降。这场战争究竟使中国损失了多少人口？有不同的说法，最多的估算是1.6亿，较少的估算也超过5000万。
显然，如果只把这场大劫的原因归咎为领导起事的洪秀全、杨秀清等天国的高层，是不公平的。洪、杨起事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政治腐败导致官吏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困苦，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成燎原之火，即使没有洪秀全、杨秀清，也还会有其他人。洪秀全等人借用基督教的几本经书和一些名词、概念、组织形式，加上中国底层知识分子对其望文生义、生搬硬套的理解，搞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拜上帝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怀仇恨并进行毁灭式的摧残，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洪、杨后期的骄奢和残暴并不能否定“官逼民反”的必然性。
从太平天国起事前做京官的曾国藩给湖南老家几位弟弟的一封家书中，可窥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之穷苦已到了极点，而天下大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被委派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也是在这一年，洪秀全、冯云山创立了“拜上帝教”。乡试主考官是个肥差，曾公为此发了一笔财。据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中华书局，2015年版）考证，公款支付的程仪加上私人赠送的钱物，大约六千两白银。曾国藩给老家寄去一千两，其中六百两用于偿还积年的债务，四百两用来赠送给族人和亲戚。为此，几位弟弟啧有怨言，因为六百两不够还家里的欠账，弟弟们在家书中抱怨大哥给族戚馈赠的数目太大了，有“非有未经审量之处，即似稍有近名之心”[67]之语，认为老兄不顾自家的实际状况而穷大方来博取好名声。
接到家书后，曾国藩很是伤心，回了一封长信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信中叙述了族戚的穷苦之状，几两银子的接济便是雪中送炭。信云：
兄己亥年至外家，见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妇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谓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觖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
欧阳沧溟先生夙债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丧，不能稍隆厥礼。岳母送余时，亦涕泣而道。兄赠之独丰，则犹徇世俗之见也。
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二伯祖母尝为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儿夜来泪注，地湿围径五尺也。”而田货于我家，价既不昂，事又多磨。尝贻书于我，备陈吞声饮泣之状。此子植所亲见，兄弟尝欷歔久之。
丹阁叔与宝田表叔昔与同砚席十年，岂意今日云泥隔绝至此！知其窘迫难堪之时，必有饮恨于实命之不犹者矣。丹阁戊戌年曾以钱八千贺我。贤弟谅其景况，岂易办八千者乎？以为喜极，固可感也；以为钓饵，则亦可怜也。任尊叔见我得官，其欢喜出于至诚，亦可思也。
……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贫，见我辄泣。兹王姑已没，故赠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视王姑之意也。腾七则姑之子，与我同孩提长养。各舅祖则推祖母之爱而及也。彭舅曾祖则推祖父之爱而及也。陈本七、邓升六二先生，则因觉庵师而牵连及之者也。
其余馈赠之人，非实有不忍于心者，则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讨好沽名钓誉，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啬，为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68]
曾国藩要接济的人，要么是几位舅舅，要么是亲姊妹，要么是几位兄弟的岳家，要么是姑妈，要么是近支族人，皆为至亲，而他们都巴望着做官的曾国藩能够施以援手。曾家是个小地主，并不富裕，因此长年欠债。但他们这些族戚，则更为贫穷，几乎到了生活难以为继，随时可能饿毙的地步。
这是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生存的常态。在农耕时代，湖南湘乡尚属田土肥沃之地，广西、贵州等地更为贫瘠。洪、杨决心揭竿而起，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太正常不过了。但洪、杨起事后，曾国藩练湘军，在老家招兵，亦是得到热烈响应。因为湘军比起绿营待遇优厚，穷苦山民希望跟着曾大人出去挣饷银养家，运气好能博个富贵前程，运气不好无非战死沙场，也强似穷死在老家。这和跟随太平天国起事的农民几乎是一样的。
以命谋食，都是穷苦使然。
肃六爷拿胥吏也没办法：咸丰九年户部衙门的火灾
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值冬至，大清帝国的户部衙门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从午时开始，到亥时才熄灭，差不多烧了六个时辰，“存案息毁”。据史料记载：
户部灾发，自稿库延至大堂、二堂、二门、八旗俸饷处、司务厅、现审处、官票所、陕西、湖广、浙江、山东四司，凡三百馀楹，贵州司当火道独存。[69]
这场火起得实在是蹊跷，灾后胥吏们纷纷说这是天灾。时有诗人丁颐伯写别赋《跋扈将军行》，亦持此说：
上帝命祝融，扫荡无孑馀。
煌煌大农署，创建亦有初。
岿然数百载，一炬成空虚。
将军不悔祸，叱咤风云惧。[70]
“大农署”即户部。司农，在上古时代是负责教民稼穑的官。汉为九卿之一，明、清两朝以户部司漕粮田赋，故别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
“将军”指的是咸丰朝第一权臣肃顺。他是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其兄长端华承袭了王爵。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六，宗室中有“肃六爷”“肃老六”之称。此人见识远大，办事干练，对清廷也是忠心耿耿，深得咸丰帝倚重，因此不免飞扬跋扈。
肃六爷早看清楚满蒙亲贵子弟不堪重用，对旗人很是严苛，常说“旗人多混蛋”这类“政治不正确”的话。但他对汉族有名望、有能力的士大夫很客气，延聘王闿运、高心夔等名士为西席。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屡战屡败，而身处中枢的肃顺则大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军统帅。因此，旗人很讨厌这位胳膊肘往外拐的黄带子。
咸丰九年，肃顺被咸丰帝任命为户部尚书。此公一来就清查旧档案，察觉宝钞处所列“宇”字（古代许多档案编号用千字文，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下来）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也就是说，同一笔钱，两处的记录对不上，那肯定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做假账从中渔利。于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肃顺请示皇帝，要求彻查此事。
京城官员都知道肃顺老爷心狠手辣，对犯事的官吏毫无仁慈之心。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事发，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柏葰为主考官。其本可以不死，咸丰帝也想饶他一命，但肃顺向皇帝据理力争。这样，皇帝也没办法，下谕旨曰：
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於如是！柏葰身任大臣，且系科甲进士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即不为已甚，就所供各节，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71]
于是，柏葰成了清代科举史上唯一被斩杀（连赐自尽的待遇也不给）的一品大员。当然，有史家说因为肃顺和柏葰素有过节，所以肃顺挟私报复。
但在明清时期，科举舞弊实在是太大的把柄了，被政敌抓住，也没什么可喊冤的。
“阎王”六爷现在来主政户部了，上下官吏心惊胆战。对于“宝钞案”，肃顺委派自己器重的户部主事李寿蓉主持调查。李寿蓉乃湖南长沙人，生了个女儿李闰，后来嫁给了同乡俊杰谭嗣同，而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也多年在户部为官。
李寿蓉不想扩大查处范围，禀报时想办法替涉案的人开脱。肃顺大为失望，指责李寿蓉为“君欲从井底救人耶”。李寿蓉回答说：“某何能救人，但不忍下石耳。”[72]肃顺盛怒之下，将户部中与“宝钞案”诸多的人统统弹劾，株连达百数十人。李寿蓉也被打入刑部大狱，随之被抄家籍没。
清代六部和地方衙门，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老爷们干几年就走，而办事的胥吏往往父子、师徒相承，把持一个部门很长的时间，所以新来的官员只有和这些胥吏合作才能坐得安稳，然后大家一起发财。
案子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书办害怕继续查下去，便一把火毁了档案——很有可能有更高级别的人指使。
肃顺当然知道里面有鬼，决定彻查火灾。可很快洋人来了，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向京师进发。此时，御敌是第一要事，其他的事先搁下。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肃顺跟着咸丰帝仓皇北狩，逃到了承德。咸丰帝驾崩于此，临死前任命肃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辅政大臣，肃顺就此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再后来，慈禧太后和小叔子恭王奕?联手，做掉了肃顺。肃顺因为得罪旗人太甚，押到刑场处决时，两旁的观看者向其吐唾沫、扔果皮，大呼杀得好。肃顺的家亦被抄，可并没发现多少值钱的东西。——这是一个当时少有的清官。
肃顺被杀后，李寿蓉等人被放出，官复原职，而户部大火也无人再追查下去，结果不了了之。
话说在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中，乾隆皇帝派人清查通州粮仓亏空时，贪官潘世贵害怕罪证暴露，指使人放了一把火把通州西仓烧了个精光。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
君民末世自乖离：清代最后一位重臣的临终悲鸣
清宣统元年七月初六（公历1909年8月21日），大清最后一棵大树枯萎倒地——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在京师辞世。此前的元年正月，袁世凯以“足疾”开缺，回河南安阳养病。摄政王载沣本来想杀掉袁世凯，张之洞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73]为由劝谏，保住了袁项城之头颅。
自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督抚逐渐掌握了实权，先后涌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这些大臣对大清是实心实意的忠诚，与后来逼宫的袁世凯很不一样。可以说，张之洞的死是一个大时代的结束，从此大清的颟顸权贵们在自取灭亡的道路上狂奔，他们以为掌握了枪杆子，收回了汉臣的大权，重用大清的黄带子、红带子，江山就永固了。
张之洞是在忧心忡忡中死去的。时下，网上盛传一个故事：宣统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在张之洞病危时亲赴府邸探望，张之洞弥留之际仍不忘清廷的安危，对载沣说“舆情不洽”，担心“激出变故”，希望安抚民众，而载沣信心满满地说“有兵在”。
有野史说，张之洞受载沣此话刺激，吐血而死，但这未必可信。不过，张之洞几乎看到了大清快要覆亡的命运，则是确凿的，有其留世的最后一首诗《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为证：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74]
这是张之洞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七德舞》有感而发。张之洞号“香涛”，白居易号“香山”，“二香”可谓隔代知己。白香山《七德舞》的主旨是“美拨乱，陈王业也”，生在元和衰世的白居易怀念唐太宗李世民辅佐父亲李渊定鼎平乱的伟绩，所谓：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白居易认为唐太宗的成功不仅仅是靠武力，而是民心所归：
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
“人”当是“民”，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到了晚清末造，张之洞看到的是“君民末世自乖离”，上层骄横，民众怨愤，上下离心离德，动乱一触即发。然而大势已去，走到生命最后时刻的张之洞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当年的“清流派”骨干、心怀“经营八表”之志的重臣也只能“泪洒香山讽喻诗”了，并在死前对好友陈宝琛曾叹息“国运尽矣”[75]！
张之洞所感“君民末世自乖离”，不限于皇帝与臣子、黎民的“乖离”，也包括大臣之间的倾轧。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言：
光绪初叶，帝后两党交哄，而李高阳与翁常熟交恶，其终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战，所关于国运者甚大。……其后翁主战，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战而战，所失倍甚。[76]
“李高阳”指直隶高阳籍的李鸿藻，“翁常熟”则指帝师翁同龢。后世许多人同情光绪而憎恨慈禧太后，褒扬主战派翁同龢。但历史远非这么简单，翁因与湘淮系的私怨而刺激李鸿章所掌握的海、陆军与日军交战，是不争的史实。
张之洞是李鸿藻的同乡，又是李仰仗的“清流四谏”之一，因此翁同龢等“南党”对其常常使绊子。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言：
《广雅堂诗集》，《送同年翁仲渊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注：“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77]
张之洞的幕府曾劝其删去此段“自注”，以免影响高层团结和谐，但张执意不肯，可见其对翁同龢的恨意。“翁仲渊”是同治二年（1863）的状元翁曾源，这一科探花是张之洞。“翁叔平”即翁曾源的叔叔翁同龢。“药房先生”即翁曾源的父亲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时犯下大错被曾国藩所参（据传是其得意门生李鸿章拟稿），先被判处斩监候，后被流放。——张之洞是睚眦必报的人，他才不会为了面子在笔墨上饶过翁同龢。
在张之洞此首绝命诗之前还有一首《读宋史》，讽喻大清设满汉畛域，重用满蒙亲贵而压制汉族精英：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78]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认为南人奸猾，诏令不许南方人当宰相。据邵雍《邵氏闻见录》记载：“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到了北宋中后期，由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人为相已是寻常之事。张之洞在此诗中刺了一把宋太祖的遗训：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等南人宰相，伴随宋王朝自南渡中兴到崖山亡国。
张之洞去世两年后（1911年），武昌首义，引发大清政权坍塌。张之洞生前以孤臣之心担忧的结局终于发生了。不过，他大概没有料到，大宋毕竟还善待士大夫，但大清防范汉人到最后，至覆亡时竟然没有一个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人为这个王朝殉葬。
丁宝桢为什么敢杀慈禧的心腹安德海？
曾国藩颇为看重的幕僚赵烈文，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六正在曾的直隶总督衙门中。赵烈文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
下午，入谒涤师（曾国藩）久谈。闻太监小安儿假冒造办龙衣钦差，在山东招摇，为东抚丁宝桢揭参，奉廷寄沿途拿获，无庸问供，即行就地正法。本朝约束阉宦家法本严，自两宫垂帘，不得不假此辈传命令，遂成城社之恶，都门物议哗然。此旨一下，人心为之大快，朝政清明，可为额手。[79]
八月十一日，赵烈文又在日记中记载：
是日见丁抚来咨，安太监得海（青县人，年二十六岁）。已于八月初二在泰安截获，初六奉沿途正法之廷寄，初七斩之。闻丁抚入觐时，曾受当道意旨，故未奏奉上谕即下手擒拿，而安之出，实有人訹之也。[80]
这就是同治朝的大事件、让后人津津乐道至今的丁宝桢智除安德海。
安德海，何许人也？他是慈禧太后最宠幸的心腹太监，此人自幼净身入宫，长相俊俏，又聪明伶俐。咸丰帝驾崩后，他为慈禧“垂帘听政”立下大功。
咸丰帝死前任命肃顺等八大臣为顾命大臣——实际上是八位重臣联合摄政，而两位太后慈安和慈禧，以及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被冷落一旁。不甘心的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商量后，拟了一道密诏，盖了两位太后“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派安德海秘密进京，召奕?速来承德共商除肃顺大计。
奕?接到密诏后，以为兄长、皇帝奔丧为名，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来到承德行宫。其又在安德海的安排下，与两宫皇太后秘密见面商讨，最后叔嫂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褫夺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力，并将肃顺斩首于菜市口。
论功行赏，安德海很快成了太监总管。由于两宫太后是女流，不方便面见大臣，许多命令需要他去传达。于是，得意忘形的安德海开始干预朝政，开始了他“自作孽，不可活”的人生旅途。
同治七年（1868）冬，安德海上演了一幕“太监娶妻”的丑剧。他在北京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席，娶徽班名旦角、十九岁的美女马赛花为妻。慈禧太后特地赏赐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
据说，因为安德海伺候慈禧太后到了几乎形影不离的地步，这番娶妻便被老百姓添油加醋地传播，说他是个“假太监”，并没有完全丧失男人的性功能，所以才让三十余岁的慈禧太后那么喜欢。这简直是淫乱后宫呀！同时，这样的丑闻让法定地位高于慈禧太后的慈安太后很不安。
安德海得意忘形到什么地步呢？他不把年幼的同治帝和相当于内阁总理的恭亲王奕?放在眼里。慈禧太后对年幼的同治帝管教甚严——孤儿寡母多半如此，而安德海服侍慈禧太后很舒服，所以慈禧十分信任他，有时候他还承慈禧太后之意训斥小皇帝。但小皇帝也是有自尊的，同治帝幼小的心灵里对安德海已充满了恨意。
大清入关之后，鉴于明朝太监干政导致亡国，顺治帝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上谕，严禁太监干政：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
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
三、不许招引外人；
四、不许交接外官；
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
六、不许假弟侄名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81]
两年后（1655年），顺治帝又命工部将这道上谕铸成铁牌立于紫禁城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诫。
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的恭亲王奕?，对气焰熏天的安德海自然很是憎恶，便想尽一切办法来压制他。安德海自恃有慈禧太后做靠山，根本不把恭亲王放在眼里。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利用一位御史弹劾奕?的奏折，亲笔写诏书责奕?骄盈溺职，召对不检，罢直军机、议政。后经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公奏，“兹览王公、大学士等奏，佥以恭亲王咎由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82]。因为当时天下很不太平，慈禧太后还需要恭亲王，不久后就恢复了恭亲王领班军机的地位，但罢掉了他“议政王”的头衔。据说，这次慈禧太后向恭亲王发难，也是安德海挑拨而成。
安德海得罪了正是叛逆少年的皇帝和相当于内阁总理的首席军机大臣，等于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虽然有慈禧太后这座大靠山，但稍不留意，潜伏的杀机便可致命。
正如赵烈文日记中所言，这一次是有人引诱安德海，把他往火坑里推，因为在宫内乃至北京城内，没人杀得了安德海。骄横惯了的安德海上了套，想出京威风威风，以皇帝大婚采办龙衣为名下一趟江南。安德海几次请求慈禧太后，对其言听计从的慈禧太后答应了他。于是，一个太监成了奉太后之命的钦差，坐着龙船大摇大摆出京了。
可是，安德海这个钦差是没有法理上的支撑的，这也是丁宝桢能杀掉他的原因。
安德海并未携带钦差的凭证，一路张扬。到了山东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对此很是不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向沿途地方衙门发出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
安德海手下的护兵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的军人由兵部签发，途经各地可凭“勘合”由地方官府供应物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丁宝桢命令手下的州县见到安德海就立刻擒拿。
同治八年（1869）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拿到安德海的口供，丁宝桢即写好奏章让快马直接递交军机处。军机处当然是恭亲王奕?做主，马上给丁宝桢发出密谕，内称：
太监安德海，违背祖制，擅自出都，若不从严查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速派干员，严密拿捕，拿到即正法，毋庸再行请旨。[83]
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验明正身，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如果将安德海带回北京处理，只要慈禧太后说一句话，多半死不了，必须快刀斩之。
这其实是丁宝桢和恭亲王奕?主持的军机处上演的一出“双簧戏”，绕过了慈禧太后，拿违背祖制说事，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口。慈禧太后当然明白这是恭亲王奕?导演的戏，心里又给这位能干的小叔子记下了一笔。
至于丁宝桢，此后仕途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升至四川总督。有野史说，丁宝桢杀掉安德海后，命令手下人将安德海的下身赤裸示众，让围观的吃瓜群众眼见为实——这果然是个真太监。丁宝桢用这种方式替慈禧太后辟谣了。
丁宝桢是贵州人，翰林院庶吉士出身，丁忧后就在湖南做官，先后担任过岳州知府、长沙知府，与湘军大佬关系密切。在光绪元年（1875）慈禧太后拿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来打压湘军系、整顿吏治时，丁宝桢还大为不平，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糊涂，说这个案子如果翻过来，将来“外官难为”。杀安德海时，丁宝桢已经充分考虑了利弊，把风险降到了最低。——这真是一个官场老油条。
不过，安德海自取灭亡，还是他见识太浅了，以为有慈禧太后的庇护，就没人奈何得了他，可他成了那么多重量级人物的眼中钉，必死无疑。安德海只不过是老佛爷的一把夜壶，而老佛爷又何必为了这把夜壶将小叔子、儿子和天下督抚都得罪完呢？
郭嵩焘：已中洋毒的大臣，朝廷怎么可能给谥号
在中国明清两代，高官死后，最大的哀荣是皇帝赐予谥号。赐何种谥号，非常有讲究。
谥号，是以一个字或两个字（明清大臣多是两字）对某人一生做出评价，这是皇帝的恩典，要带进棺材，要留给子孙，是千秋万代荣耀所系，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历史上一些大臣被冤杀了，多年后平反昭雪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追谥，如明代的于谦先追谥为“肃愍”，万历年间又改为“忠肃”。“愍”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意指其悲惨遭遇，正能量不如“忠肃”。反之，一位大臣刚去世时备极哀荣，予一个很高的谥号，但过了些日子被皇帝清算，重要的惩罚就是“夺谥”，如张居正谥“文忠”，后被万历帝褫夺。直到崇祯帝即位，明白张居正这样的“救时宰相”太难得，又恢复了他的谥号。
曾国荃去世后，其长兄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俞樾（字曲园）所送的挽联下联是：“钟灵秀三湘七泽，予谥法者五，建专祠者四，晋赠太傅者二，数列代凌烟盛迹，玉璜金版，足冠千秋。”[84]俞曲园先生特意点出曾氏一门兄弟父子五人死后获得了谥号，其中曾国藩谥“文正”，曾国荃谥“忠襄”，曾国华谥“愍烈”，曾贞干谥“靖毅”，曾纪泽谥“惠敏”。
光绪十七年（1891），湘军系大佬、中国首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长沙逝世，但清廷没有赐予他谥号。许多人为之不平，而清廷不予谥的根本原因，恐怕是他在清朝官场的形象已经被定格了：已中洋毒，且不知悔过。
考查清代予谥大臣，大约有三条标准，我以为郭嵩焘都够得上。
第一条是级别。予谥的官职起点一般在朝廷为侍郎及以上，在地方为巡抚以上。这个标准也不是铁定的，更高级别的官员如果因为受过处分也可能不予谥，如当过云贵总督的刘岳昭因“马嘉理事件”被革职，死后没有得到谥号。不过，有战功的官员，这一标准就会放宽。郭嵩焘做过署理广东巡抚、兵部侍郎，职位的标准是够的。
第二条是政绩，尤重战功。在岗位和战场上殉职的，职位低于巡抚的予谥的很多，如罗泽南、王錱、曾国华、曾贞干，不过是道员甚至知府的职衔。但他们是在战场上或战死或病死，给这样的官员谥号是为了表彰忠节。郭嵩焘也是有战功的，虽然不是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那样指挥千军万马与敌军作战，但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僧格林沁亲王帮办军务，后来长期为湘军筹集粮饷。郭嵩焘还举荐过左宗棠，劝说曾国藩墨绖从军，关键时刻做李鸿章的工作，告诉他只有跟着老师曾国藩才有前途。郭嵩焘在晚年历风波万里出使英法，风险一点不亚于上战场。
第三条是科第出身。清代中后期不入翰林者很难谥“文”，当然也有例外，如左宗棠以举人出身谥“文襄”，那是因为他功劳太大了，且有大学士的身份。如果说中进士是一个门槛，那么入翰林院是更高的门槛，而入值南书房（做皇帝的“文字秘书”）的门槛还要更高，但这三个门槛郭嵩焘都跨过了。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充南书房行走，深得咸丰帝器重。
光绪元年（1875），在长沙闲居近十年的郭嵩焘奉旨进京，这是朝廷想起用他。陛见太后和小皇帝之前，据郭嵩焘日记记载：“内侍传恭邸（恭亲王）命，至军机处坐。佩蘅（军机大臣宝鋆）相国让座，予谢不敢。恭邸言：南书房旧人，何谦为！”[85]可见，那个时代入值南书房是多么耀眼的资本。
为此，郭嵩焘的会试同年、好友李鸿章专门上疏皇帝，恳请朝廷将郭嵩焘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赐予谥号。李鸿章重点指出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功绩：
（光绪）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遣使之初，人皆视为畏途，朝命特以充选。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英国于南洋开辟新嘉坡[新加坡]一岛，闽广人流寓贸易工作者，不啻十万，悉受制于英官。该侍郎据约力争于英外部，乃设中国领事官，英埠设华官自此始。自是华人得官保护，遇事不至见陵。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去任后犹称颂弗衰。[86]
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任公使期间向中国介绍西方，保护了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华人利益，赢得了外国政界的尊重，这哪一条都是硬邦邦的功绩，而且当时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之首，位高权重。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重臣出面，清廷亦不给面子，光绪帝下旨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87]
在出使英法时，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向朝廷打小报告，列举他的几大罪状：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88]
此类外交场合的常识，在清朝众多官员的眼里，竟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郭嵩焘若不向公众宣扬出洋的事，也就只是被调回中国，不会有太大的风波。可郭嵩焘将出使外国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使西纪程》，并抄录一份寄给了总理衙门（这是当时对出洋大臣的规定），而后欲在同文馆刻印出版，这一下便捅了马蜂窝了。
郭嵩焘若只夸赞洋人的器物比天朝上国先进，士林还能接受，毕竟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已经见识了西方人的枪炮和军舰。可士大夫们心中还有一份软实力方面的自信，即我华夏虽然器物不如泰西，但我乃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文教制度优于洋人。但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连这一点都否定了，他夸赞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89]，说西方也有悠久的文明，“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90]，并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且加以肯定：“都城有公会所（议会），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上院），一曰乡绅房（下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议员）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91]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让中国许多士大夫的心脏哪受得了？从军机大臣以下，士大夫群起攻之。李鸿藻对《使西纪程》非常不满；湖南大学者、与郭嵩焘多有诗词唱和的大学者王闿运说其“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92]；翰林编修何金寿上了一份奏折，参劾郭嵩焘崇洋媚外，“丧心失体，已堪骇异”，“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93]郭嵩焘被京师士大夫群体指责为“汉奸之人”[94]，近乎被西方思想洗脑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廷只能下诏将《使西纪程》列为禁书，毁版而不许印刷。
如果郭嵩焘在道光十年（1884）甲申易枢之前死去，军机处由通晓洋务的恭亲王奕?主持，朝廷还可能给他一个谥号。但甲申易枢后，恭亲王奕?被逐出权力中枢，军机处由一帮子保守而颟顸的人把持，怎么可能给郭嵩焘谥号呢？
从不给郭嵩焘谥号这件小事亦可看出，四年后（1894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九年后（1900年）而有庚子事变，二十年后（1911年）清廷覆亡，也是毫不意外的结局。
刘锦棠：身为封疆大吏，为何不能探望健在的母亲
光绪年间，曾国荃为新建成的湘乡试馆作《湘乡试馆记》，文中曰：
窃计三十年之间，乡人出而为士卒，历东、西、南、朔，更番迭代勤劳王事者，数不下二十余万人。兄战死于前，弟斗伤于后，在外则流为无定河边之骨，在里则时闻老父慈母及垂髫孤寡哭泣之声，几于比屋皆是。大约捐躯疆场及积劳病殁军次者，不止六七万人。[95]
清代的湘乡县包括今天湖南湘乡市（县级）、双峰县、娄底市城区以及涟源市（县级）的大部，是辖区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县。太平天国起事后曾国藩在家乡兴办湘军，一直到收复新疆的三十年间，这个县先后有二十万人从军，战死和病死的不下六七万人。
可以说，这个县的人为大清帝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外则流为无定河边之骨，在里则时闻老父慈母及垂髫孤寡哭泣之声，几于比屋皆是”，形容的就是父母和妻子闻说亲人战死的噩耗后的惨状，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家族即如此。
刘锦棠，字毅斋，湘乡县山枣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湘军成立之初，刘锦棠的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参加了湘军。咸丰四年（1854），成军不久的湘军和太平军战于岳州，刘厚荣战死。是年，刘锦棠才十岁，他的母亲彭氏因生活所迫而改嫁。在祖母陈氏的抚养下，长到十五岁的刘锦棠怀着为父亲刘厚荣报仇的心愿，投靠到当年父亲效力的老湘军中，成为叔父刘松山手下的一名少年兵。
刘锦棠跟随叔父转战安徽、江西诸省，逐渐成熟，成为一位杰出的青年将领。太平天国被湘淮军平定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负责剿灭华北地区的捻军。曾国藩奏请朝廷，调刘松山的老湘军北上作为对付捻军的主力。刘氏叔侄率军纵横华北，直至捻军头领张宗禹投水自杀，捻军平定。此时，陕甘两省又爆发了因民族纠纷导致的战争——清廷的官方史书称“同治回乱”，刘松山部又奉命“平乱”。
战乱中，刘松山在招抚诈降的马化龙部途中被对方杀死。为了稳定军心，左宗棠任命年仅二十七岁的刘锦棠代理老湘军的统领。刘锦棠统领这支哀兵对马化龙部据守的金积堡进行猛烈进攻，堡垒终于被攻破，而刘锦棠也一战成名，被清廷任命为老湘军的正式统领。
陕甘的战争虽然平息了，但陕西回军的重要首领白彦虎已率部下逃到新疆，投靠了占据天山南北、自立为汗的阿古柏。因此，刘锦棠自然成为左宗棠追剿白彦虎、消灭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最为倚重的将领。
光绪元年（1875），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帅从兰州移驻肃州，运筹帷幄，指挥入疆作战。左宗棠上书清廷，夸赞刘锦棠“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96]，推荐他总理行营事务，朝廷照准。此时，年仅三十一岁的刘锦棠实际上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不仅手下的老湘军，甚至新疆其他各路官军都受其节制。
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六日，刘锦棠率二十五营老湘军从肃州分批出发，出嘉峪关，经千里戈壁，向北疆进军。七月下旬，会合先期进疆驻扎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的金顺部，进占阜康。然后，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迷惑敌人，并亲自率精兵抄小路突袭，趁夜夺取黄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围的重要据点古牧地。当大军出现在迪化城下时，守城的白彦虎想不到湘军如此神速，而此时城内空虚，援兵未到。湘军将大炮架在郊外制高点六道湾水塔山上，一炮击中城门，城墙轰塌，守城的敌军立刻作鸟兽散，弃城而逃。
光绪二年（1876）大雪封山之前，刘锦棠的部队收复了北疆。光绪三年（1877）开春后，刘锦棠又运用了其擅长的“运动战”，率骑兵、步兵挺进南疆。是年四月，大军先后攻占了阿古柏重兵把守的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南疆门户洞开。
在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下，损兵折将的阿古柏伪政权起了内讧，先是阿古柏患病而死（也有其服毒自杀的说法），其长子伯克胡里杀死了挟父亲尸体而掌握政权的另一个儿子海克拉。刘锦棠看到机不可失，立刻率军千里奔袭，一个来月就光复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部四城。左宗棠大喜过望，写信夸赞他“未及三旬，连复四城，兵机神速，古近实罕其比。麾下威名震于海宇，自至收复西四城，俄、英诸族益知所惮”[97]。因此，刘锦棠被“敌人”称为“飞将军”。
战乱平息后，恢复新疆全疆的社会秩序、保障民生成为头等大事，而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便成了当务之急。继两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谭仲麟（湖南茶陵人、民国行政院长谭延闿之父）上奏在新疆建立行省制之后，刘锦棠以督办全疆军务的钦差大臣身份，再一次向朝廷提出新疆建立行省的奏请。光绪九年（1883），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立行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
由于多年征战，刚过不惑之年的刘锦棠伤病缠身，更由于抚养他成人的祖母思孙心切，于是刘锦棠多次上书请开缺回乡，但朝廷让他以新疆军政事务为重，一次次不予批准。
刘锦棠的祖母陈氏是一位伟大而坚韧的妇女，她的两个儿子战死在沙场，儿媳妇改嫁，自己将几个孙儿养大成人。光绪十五年（1889），已八十五岁的老祖母陈氏中风倒地，躺在病榻上念着孙儿刘锦棠的名字。刘锦棠上书引用李密的《陈情表》，诚恳地再次请求朝廷准假探亲，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
刘锦棠少小从军，中年衣锦荣归，自然在故乡引起极大的轰动，而他也成为刘氏家族的骄傲。刘锦棠的归来，给重病的老祖母陈氏以莫大的安慰。可是，刘锦棠却不能去探望还健在的母亲。因为根据湘中一带的礼法，“孝子不养下堂母”。“下堂”即改嫁，乡俗认为丈夫死后，妻子撇下儿女改嫁，是对丈夫的不忠，是对儿女的不负责任，所以儿女成人后哪怕再有出息，也不得供养改嫁的母亲。身为封疆大吏的大英雄儿子刘锦棠回故乡了，与刘锦棠故居隔一条小河的母亲不能过来看儿子，儿子碍于礼法也不能过去探望母亲，母子俩只能隔河相望。刘锦棠的父亲刘厚荣因为儿子的官位，被追赠“光禄大夫”，而母亲彭氏因为改嫁却不能得到任何诰封——儿子的富贵，刘家的显赫，已与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此后，刘锦棠一直隐居故乡。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事起，朝廷想要起用这位“飞将军”，传旨刘锦棠招募旧部火速赶赴辽东迎战。刘锦棠二话没说立刻启程，但在从老家山枣刚行进到湘乡县城时忽然中风，身体偏瘫，不久后在湘乡县城去世。临死前，刘锦棠将儿子和旧部召集床前，口授遗折，说：“死不瞑目，伏愿皇上圣谟坚定，激励将帅，扫荡夷氛……”[98]
不能供养生母，不能去辽东抗击倭寇，也许是刘锦棠人生最遗憾的两件事了。
湘军威名血染成：读《湘乡试馆记》有感
同治年间，湘乡人为清廷收复了半壁江山，迎来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其间，湘乡籍涌现了众多高官，他们在曾国藩的倡议下，集资在省城修建了“湘乡试馆”，并在试馆旁边建了配套设施“昭忠祠”。试馆竣工后不久，曾国藩逝世，那就只能请威望最高的九帅曾国荃写《湘乡试馆记》以志庆。
清代的湘乡县包括今天的湖南湘乡市、双峰县、娄底市城区以及涟源市大部分地区，为超级大县。曾九帅这篇《湘乡试馆记》文采飞扬，情真意切。先是叙述了湘乡的地理与人文历史，特别提到湘乡百姓和士人的风气以及性格特质：“其民多勤，执业读书习武而外，咸务农工，不愿弃本逐末”，“士皆特立独行，无论身之遇不遇，业之精不精，名之立不立，各抱百折不回之操”。[99]也就是说，湘乡人朴实、坚韧，甚至说有点一根筋的固执。曾国荃本人即如此。
《湘乡试馆记》用一大段文字讲述了湘乡人为效忠朝廷、维护领土完整而做出的巨大牺牲，至今读来不觉为之泪下：
洎乎曾文正公恪守乡先辈矩度，与同时忠义奋发之宿儒，率涟湘子弟数万人，上辅圣清，下荡十余行省稽诛之强寇，易乱为治，转危为安。南逾百粤五岭，东暨全楚、三吴、两浙、七闽，转战关陇、齐、豫、燕、晋，西迄三峡、滇、黔，又西北薄雪山戈壁、五戎百狄之域，固无一不仗湘人师武臣力，挈已失之疆土还之朝廷，而皆口不言功。吁！何其盛也！
窃计三十年之间，乡人出而为士卒，历东、西、南、朔，更番迭代勤劳王事者，数不下二十余万人。兄战死于前，弟斗伤于后，在外则流为无定河边之骨，在里则时闻老父慈母及垂髫孤寡哭泣之声，几于比屋皆是。大约捐躯疆场及积劳病殁军次者，不止六七万人，其存者虽饥饿无以自活，靡所告诉，而终不悔亲上死长之初心，固由于风俗尚义之所积。迄今追忆前徽，亦良苦矣。是宜为采风问俗者之所以矜悯，书之竹帛、纪之国史，以昭告来兹者也。[100]
从太平天国起事始，湘乡人以一县之武力，不但纵横内地十八省，而且进入沙漠戈壁收复了新疆。曾国荃殁于光绪十六年（1890），未能经历甲午中日之战，见证陈湜、李光久率领湘军赴辽东作战，否则此文还可加一笔——“出山海关抗击倭寇”。诚如《湘乡试馆记》中所言，湘乡人的辉煌，背后是斑斑血泪，“兄战死于前，弟斗伤于后，在外则流为无定河边之骨，在里则时闻老父慈母及垂髫孤寡哭泣之声，几于比屋皆是”。湘乡六七万人捐躯疆场和病死在军营，包括曾国荃的一位哥哥曾国华和弟弟曾国葆。率军在天山南北追击阿古柏部的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亦是如此，其父刘厚荣在湘军成军不久时战死在岳阳，他长到十五岁后又从军，跟随叔父刘松山征战南北。刘松山在平“陕甘回乱”中战死，刘锦棠接过叔父的帅旗，继续带兵打下去。
其实，湘乡试馆就是建在省城长沙的湘乡籍考生“招待所”兼“驻省办事处”，所附的昭忠祠则是湘乡籍“烈士纪念馆”。湘乡虽是人口大县，但《湘乡试馆记》中说“湘邑学额仅中县，科第之盛不如他邑”[101]亦是实情。“学额”是朝廷分配给该县的生员（秀才）名额，后来因为湘乡籍将士战功赫赫，湖南巡抚几次上疏朝廷要求增加湘乡的学额并获同意，但所增数额有限，且湘军军兴以后年轻子弟以当兵打仗立战功为博取富贵的捷径，读书应科举的反而少了。同治初年，整个湘乡县连有资格去北京参加会试的人都很少。当时，湘乡县属于长沙府，长沙对湘乡人而言，既是府城又是省城。因此，考生参加府试（文童需通过县、府、院试方能进学，成为一名秀才）、诸生参加乡试都要来长沙。《湘乡试馆记》中说：“自道（光）、咸（丰）以迄今兹，每岁应文童试者约三千人，应武童试者约八百人，大比之年，应乡试诸生五百余员。”[102]如此，这么多湘乡籍考生到了长沙，总得有个落脚、歇息之所吧。因此，曾国藩生前倡议建此试馆，既是为服务家乡的俊杰，更是要激励家乡子弟发奋读书——靠打仗改变命运总归不是常态。
湘乡试馆位于长沙城新安巷，此巷今已不存，成为五一广场的一部分。1905年，湘乡籍的禹之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动员了湘乡五十余名青年赴长沙读书。为了安置这批学子，在曾国藩长孙、翰林曾广钧支持下，遂将“湘乡试馆”改为“湘乡驻省中学”。这一年，科举废除，试馆改中学也是顺应潮流之举。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书所述：“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南纲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103]湘乡试馆成了青年毛润之落脚省城的第一站，不知他当时是否意识到其受惠于曾氏兄弟和无数湘乡先贤的遗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