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努尔哈赤的帝国设计
清兵老照片
偌大一个大明王朝为什么会被偏居东北一隅的后金所打败，这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又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上——“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客观地讲，时势和英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即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时势就好比客观环境，英雄就好比一个种群的优胜者。时势造英雄就是指在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出现动荡的时候，某种群的佼佼者（英雄）脱颖而出，成为顺应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英雄产生以后，对时势又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力倡改革开放的魏源也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在努尔哈赤时代，中国历史又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边缘。首先看一下国内，当时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初年，张居正时代还比较有作为；张居正去官之后，万历帝独掌政权，却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君臣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万历的儿子也就是泰昌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猝然而亡，号称“一月天子”。紧接着是天启皇帝，不务正业，倦怠国政，结果魏忠贤当道，明朝内忧外患，已经病入膏肓。
再看一下周边态势。当时的世界，俄国还未东越乌拉尔山，已到了澳门的葡萄牙对内地没有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遭遇兵败，朝鲜内乱外祸，衰落不堪，蒙古又四分五裂。而在女真内部，一方面因受到明朝的欺压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自己也打得不亦乐乎。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大朝式微＋内部纷争＝英雄出世”的公式，似乎上下通用。
时势有利于英雄的出现，英雄也要有顺应时势的能力才行，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自称：“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在明朝总兵那里又学会了汉文，并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一类小说，通过后天努力和自学成才，掌握了一整套军事战术思想和指挥技巧。纵观努尔哈赤起兵后的作为，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1．恩威并行，远交近攻。努尔哈赤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对待抗拒者，得后皆杀之，灭其国，“地成废墟”。如额赫库伦部女真部。对待归属者奖励，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因此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同时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为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一直对明朝称臣纳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2．创建八旗，兵民一体。
努尔哈赤的军队建制最初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为基本单位，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每五个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后称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就是旗），设固山额真（后称都统）。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首建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样，努尔哈赤就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之一；并以八旗体系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都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3．各守旧业，计丁授田。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佥派力役，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
为恢复生产，提高经济实力，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10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20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30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计丁授田”政策的推行，对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而且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4．创建基地，完善统治。
若要成大事，必先立根本；若要立根本，必先建基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模式建立后金，从此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以支持其天下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这个在赫图阿拉建立的金政权，为区别于过去的金国，史称后金。《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努尔哈赤创建、巩固并发展了满清基地。
在政治制度方面，努尔哈赤相对比较民主，大力推行“议会制”。他自立为大汗，下设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各旗旗主，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
5．创制满文，发展文化。
满洲一直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朝的女真文，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当时，建州与朝鲜、明朝的来往公文，系由高薪聘请来的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人用汉文或满文书写。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两人，借用蒙古字母创制满文，拼写满语，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若干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将其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10个特定字母。于是满文成了清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清定鼎北京后，满文又与汉文共同作为官方文。
由此，后金也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努尔哈赤便完成了由小生产者向大封建主的蜕变，“经始大业，造创帝基”，成为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后金也就这样在他手中一步步由矿石炼成了一块足赤的黄金。
§§§第二节 皇太极的帝国修订版
清朝后妃图
努尔哈赤所描绘的帝国蓝图为后来清朝的鼎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以一己之力来完成延续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帝国设计，是不可能的。在努尔哈赤的设计中仍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瑕疵。皇太极登基后，除了立足于武功立国外，还继续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不断地修补。正是在皇太极手中，后金（清）完成了巨大转型，从以往单纯强调武功到文武并治局面的形成。皇太极登基后从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地改革。
首先，要解决的是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的问题。努尔哈赤时代的八王共治制对于统治后期抑制八旗分权倾向，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进而顺利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巩固后金的统治，都起到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为皇太极继位后集中汗权，巩固统治，加速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变，以及对建国初期各种政策的顺利出台和快速反应造成很大障碍。整个后金社会处于“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如此三分四陆，如此十羊九牧……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
针对这种局面，皇太极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
对于三大贝勒“直月”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对付二贝勒阿敏，阿敏是皇太极叔叔舒尔哈齐的二儿子，因为曾经与其父亲企图搞分裂，被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求情，阿敏才逃脱一死。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战功不俗，终于获得了努尔哈赤的谅解，在后金立国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四大贝勒中的老二，重新赢得了权势与地位。但他羽翼丰满后，旧时的仇恨使他心怀不满，牢骚满腹。并常常口出狂言，公开提出要和皇太极分家，搞独立。甚至在出兵朝鲜时，他还企图屯居鸭绿江，另起小朝廷。于是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在兵败永平后，被判终身监禁，囚禁十年后，身死在狱中，终年55岁。
下一个目标是三贝勒莽古尔泰，这位贝勒爷人如其名，莽汉出身，有勇无谋，五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酒醉后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停薪降级，没收家产五牛录属员，并处罚款白银一万两，随后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极权。天聪六年标志着皇太极集权统治加强的革新措施是，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从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从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见了。崇德元年五月，又制定各王府守门制度，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礼，并规定凡不遵照者按“会典治罪”。皇太极对其臣下说：“初我国之人，未谙典礼，无论言语书词，不分上下尊卑。今阅古制，凡上下言对，各有分别。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别。”建立起较完善的封建等级制度。
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设立了文馆和内三院，建立了六部，把八旗的行政事务划归六部管理，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为了加强监督，防止腐败，专门成立了都察院；而随着地盘的扩大，民族事务的增多，又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主管民族事务，特别是蒙古和朝鲜事务。这样，皇太极在中央政权机构就建立了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标准模版，为行政事务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政权理顺后，皇太极又采取保护汉民、提高汉人的社会地位、重新调整生产关系等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扭转了后金社会的不利局面，巩固了后金政权。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止给壮丁8人，牛2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对投降的汉官加以优待，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以汉治汉。并要求在官员中配备一定比例的汉族成分。这些亲民措施，使得“民心大悦，仁声远播”，不仅为皇太极赢得了民心，也为入住关内后的民政作了政策上的预备和铺垫。
游牧民族向封建王朝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权的儒学化，在这方面，皇太极作了很多工作，皇太极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以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手段指导政治生活，崇德元年七月，他在册封五大福晋的册文中说：“天地授命而来，既有汗主一代之治，则必命匹配心腹亲近福晋赞襄朝政，坐立成双，同立功德，共享富贵，此乃亘古之制，信守三纲五常，系古圣汗等所定大典。今我正大位，当仿古圣汗所定之大典。”皇太极仿照明法典，颁行体现封建伦常的“十罪”之条，即“犯上，焚毁宗庙、陵寝、宫殿，叛逃，杀人，毒药、巫蛊，盗祭天及御用器物，殴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诬夫，内乱，纠党白昼劫人财”，此“十罪俱不赦”，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祭祀孔子。“十罪”之条的颁布及遣官祭孔，标志着清入关前政权已经在政治上表明要把自己纳入儒家伦理的体系中去。
